她9岁进外国人开办的工厂当童工，一干就是十几年；她是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被选为上海市人民委员；她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经过三年多的狱中斗争而被营救出来；为了保护党的文件和经费，她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王根英，1906年出生于上海郊区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庶心，自幼随母亲在田间劳动。8岁那年，她跟一个在纱厂做工的亲戚偷偷地学会了接纱头的手艺，9岁就和11岁的姐姐王根妹一起进日商开办的恒丰纱厂当童工。
外国人办的工厂规定：早晨6点钟必须准时上工，迟到就要扣工钱，迟到三次就要收去工牌，甚至开除出厂。所以每天天不亮小姐妹就得起床，在睡眼蒙陇中摸黑上路。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常常拖着疲劳的双腿摸黑回家。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常常闪出一个解不开的疑问：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为什么那么狠？工人为什么这么苦？
1921年，根英跟着姐姐顶替姨娘的名额转到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继续当童工。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居住区办起了平民夜校，根英克服重重困难进平民夜校学习。她一边学文化，一边学习革命道理。1924年根英经过学习，明白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罪恶，认识到工人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翻身做主人的道理。在她19岁那年，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又被选为厂的工会主席，用实际行动投人到工人斗争的行列。
1925年，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由此爆发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根英率领怡和纱厂7500名青年工人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又在党支部领导下发动纱厂1400名工人参加罢工。
根英在斗争中坚定、勇敢，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就在这一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她在赵世炎、汪寿华同志和区党委领导下，以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为名，发动怡和纱厂工人首先罢工，对资本家展开反击。罢工两个月，资方不理不睬。有一天，工人纠察队巡逻时，遇到厂方的走狗陈毛毛正带着一队新招来的工人往车间里走，纠察队一面上前阻拦，一面报告了根英。根英严肃地对陈毛毛说：“你们现在招收新工人上工，就是破坏罢工，就是有意和全厂工人为敌。”
陈毛毛狡辩说：“你们不干活，还不叫人家干，我也是为这些兄弟姐妹们找口饭吃。”随即煽动新工人说：“你们冲进去上工，看他们还敢打你们不成！”
根英耐心地和新招来的工人讲道理，讲他们罢工的原因，并列举了资本家虐待、残害工人的事实。厂里受害工人还当场哭诉资本家的剥削罪行，有的把伤痕给大家看。新来的工人也当场揭露陈毛毛搜刮每人两块大洋以“介绍工作”的事实。工人们愤怒已极，当场痛揍了陈毛毛。
一天，洋老板串通巡捕房，怕警车抓人太显眼，即开来两辆消防车抓人，妄图威吓和强令工人复工。当消防车开到厂门口时，根英带领工人上前阻拦，和车上的巡警辩理。警方声言“奉命抓人”，企图强行开车。工人包围了消防车，砸碎了驾驶室的玻璃；房顶上的工人还用梭子、筒管、砖头照准警察打，迫使消防车灰溜溜地撤走。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根英都积极参加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她当选为市人民委员。
陈赓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北伐军第三方面军某部特务营营长。在参加上海工人的斗争时，他看到王根英容貌端庄、亭亭玉立、思想进步，颇为倾心，决定向她坦诚地表示爱慕之情，就大胆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根英收到信后，出于维护少女的尊严，竟将此信贴到了墙上。陈赓能理解根英的这种反应，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应该先找一位大姐去做媒，不应该冒失地直接写情书。但陈赓毕竟是与众不同的青年，他不愿遵循旧俗，就又写了第二封情书送上门。
倔强的王根英被这位坚韧的追求者震动了，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她还是把这第二封求爱信又贴到了墙上。
有意思的是，陈赓从根英的“恶作剧”中看到了她的独特性格，颇为欣赏，于是又写了第三封求爱信。陈赓的专注和坚毅，终于征服了王根英的心。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根英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前往武汉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代表80人，陈赓也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5月，他俩在武汉结了婚。“五大”之后，王根英作为上海派出的工人代表又出席了6月在汉口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及太平洋劳动会议，7月，根英才回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担任党中央交通员。
武汉一别，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消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8月1日南昌起义的消息，不久又得到了起义部队南下洲汕失利的消息，牵挂和担心一天比一天强烈。
陈赓婚后就赴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继而随队打到广东汕头等地，不幸左腿中了三弹，胫骨、胖腓骨全被打断，经辗转流亡，艰苦奔波，伤势恶化，按照病情，医生决定截肢，陈赓坚决反对。
1928年初，陈赓被秘密转移到上海，住进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牛惠霖留学英国，其弟牛惠生留学美国，都是著名的骨科医生。他们也是宋庆龄的亲表兄弟，宋庆龄当时曾叮嘱牛氏兄弟，一定要对这位负伤的朋友精心医治。在治疗期间，李强曾前来医院探望，并告知他已经找到尹王根英。经过几次断骨再练陈赓总算保住了多处负伤的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陈赓化名王庸，以情报科长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当时工作异常艰苦和危险，需要陈赓有个家庭作掩护，于是根英便搬来和他一块住。
1929年，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敌特的追踪，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改名换姓。
陈赓为了掌握敌情，打击叛徒的猖狂气焰，他和先后在情报科工作过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陈养山等同志，经常与敌探、特务相周旋。
在这期间，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孩子慢慢长大了，已经能说会跑了，她按秘密工作的要求，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也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工作的事。她细心而巧妙地观察着房前屋后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思量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她工作很机敏，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都有一套应付的办法，况且她是一个老上海，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
陈赓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大概是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知非一个人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即英租界的印度巡捕）挎着一支枪。他好奇地跑过去看，嘴里说着：“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听后，便跟着知非到家门口，正遇着根英出来找知非。巡捕便问：“你们家有枪吗？”根英立即想到，前几天陈赓把枪藏在枕头下，曾被知非看到过，于是从容地答道：“有，有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几句话就把阿三支走了。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对陈赓工作的重要性心里是有数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他们一定要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同时，为了避开“包打听”的追踪，还必须经常搬家，改姓换名。仅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先后在霞飞路、勒非得路、保定路等地住过。
陈赓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后，党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找到王根英，说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要广泛发动工人、商人、学生、妇女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反帝大同盟；又指定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这时起，王根英积极地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几乎每天要到帅大姐那里去汇报。
1932年1月，上海形势更加紧张，党为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王根英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护士队，直接奔赴前线。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爱国将领蒋光鼎、蔡廷揩对抗蒋介石的旨意，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王根英组织工人，在炮火中抢救、运送伤病员。在这期间，王根英的工作非常紧张，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当时帅孟奇住在沪西大自鸣钟附近的一个亭子间里，每天晚上王根英和各分部的负责人到帅大姐处碰头。
这年春天，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任命为部长。刚从苏联回来到上海的夏之栩任该部秘书，两人带着知非一同住在英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这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因此，对日本人和民族资本家办的工厂是区别对待的。女工部一方面组织中国工厂的工人积极生产，支援抗战，另一方面从物质和精神上援助日资厂的工人罢工。王根英天天跑工厂，有时回来很晚，孩子就哭闹着要夏之栩带他找妈妈去。
秋天，王根英和夏之栩到全国总工会办训练班，培训工会干部如何在秘密情况下做工会工作。刘少奇同志去培训班讲过几次课，王根英和夏之栩既是工作人员，也参加听课。后来，王根英调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办的训练班工作。这时，陈赓又回到上海，他们又能一起生活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解往南京后，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当时王明推行“左”倾路线，不问客观条件，三天两头搞飞行集训，强令组织游行和发动罢工，致使许多党团员遭到逮捕和杀害。王根英同志眼看着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又受到陈赓被捕的精神刺激，竟和怀里抱着的知非从酒楼上摔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此后，她在妈妈家里和乡下的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
1934年，王根英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押解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和熊天荆同志一起关在8号牢房内。
女监里的政治犯有20多个，除一两个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群众或家属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3号牢房住的是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和何葆珍同志，隔壁2号里有钱瑛同志。这两个号子接触比较方便，自然形成了领导核心，而每个号子里也至少有一个骨干，王根英自然就是其中之一。她们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饭后洗碗的时候，抓紧机会传递消息，有时就分头通过骨干征求大家意见，最后由3号的同志和钱瑛一起研究，再把决定传给大家。狱中的几次绝食斗争，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当时，国际互济会东方支部的波兰人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这里一年多，他俩多次向当局提出抗议，国际舆论也大力声援，但是国民党仍不理睬，于是，他俩就宣布绝食。3号的同志和骨干闻讯后，经过酝酿，一致同意以绝食的行动支援他们。当时提出的斗争条件是：一、要求改善伙食；二、要求允许亲属送食物；三、牛兰夫妇应无罪释放。
开始，狱方不加理睬，到了第六天，狱方奉命把牛兰夫妇送到医院，同时不得不答应对政治犯每月增加三餐荤菜，并允许亲友送食物。此后不久，又取得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的胜利。
女牢里的普通犯人深受感动，对政治犯的坚强意志很佩服，有些看守也产生同情，私下里延长晚饭后洗碗的时间。女牢政治犯出出进进，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三十多人，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了。大约1935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乎把取得的胜利全部送掉。有个政治犯不识字，不是党员，她也参加过前几次的绝食斗争，认为胜利很容易取得。一天晚饭后洗完碗，别人都回号子了，她还在外面溜达，并且和看守吵起来。看守长报告了二科长，二科长不问青红皂白，便下命令：此后除放风外不准政治犯出号子门，一切生活上的事都由普通犯代做。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利用放风时间，党员和骨干们商定，准备开展一场绝食绝水的斗争，这是用同志们生命去进行一次大搏斗，党组织要求用这种办法，一定要争回失去的权利。工作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每一个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考虑清楚，做好思想工作和应付困难的措施。绝食要自愿参加，但参加后不允许中途退出。斗争开始后，年高体弱的同志头晕目眩，有的呕吐黄水。同志们相互鼓励，忍受着难耐的饥渴，面对着狱方送来的饭和水，同志们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没有一个动摇的。王根英在自己的号子里，带头绝食绝水，表现得坚决、勇敢，处处起带头作用，她强忍着头昏眼花，还暗中做鼓动工作。党员和骨干的模范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绝食人员的斗争意志，这种感人的场面，震动了整个女监。到了第四天，绝食绝水的人粒米滴水未进，使狱方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只好让步，由典狱长出面宣布：一切恢复原状，希望大家复水复食。这场绝水绝食的生死大搏斗胜利结束。
共产党员自动形成的领导核心，要求狱中的每一个党员；都要把监狱视为一种学校，要想方设法抓紧时间学习。文化水平低的要努力识字、学文化，文化水平高的主动当“教员”。王根英在狱中得到熊天荆、帅孟奇的帮助，学写文章和加减乘除，又向别的同志学刺绣、挑花等专门技术。根英还给知非绣了个小枕头留为纪念。
1936年秋天，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都转移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和帅大姐等同志都是工人出身，报的是文盲，都分在三班以学习文化为主。“反省院”规定每天要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课，三班的同志就故意叫喊听不懂，弄得教员没办法，只好教她们学文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答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周恩来代表我党在杭州和蒋介石谈判，提出党的四条要求，其中就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从庐山到南京，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回宁的学生，并作了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同志听了报告后，对周恩来说：“王根英同志仍在监狱中。”周恩来说：“我会设法把她接出来的。”
1937年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和童小鹏等同志来到晓庄“反省院”。他们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张琴秋、夏之栩的名字（其他同志被捕后改了姓名）对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答应了，并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人叫了出来。
当她们见到周恩来、叶剑英时，当时都被这意外的重逢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这时，她们才如梦初醒，一下子扑过来，抓住了他们的手。稍微镇静以后，她们将这里还关有的其他同志化名和原来的真实姓名一一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对“反省院”院长说：今天，我们要先把这三个人带走。经过一番交涉，对方表示同意。但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要出去，得经过顾祝同将军的批准。”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熊天荆同志有病，让她顶替张琴秋同志先出去。院长同意了。特务又提出：“要放这些政治犯，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保，可以吗？”敌人已无计可施，院长只好点头同意。
王根英等三人出狱后，又陆续出来了200多名难友，他们大部分陆续到了延安，而王根英先去西安，又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陈赓同志团聚。1937年9月16日，陈赓作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出师转战太行、太岳区的同时，王根英奔赴向往已久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王根英到延安后，先进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后到新中华报社工作。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根英为了搞好工作，深切地关怀着每一个同志，珍惜一点一滴的物资钱财。
1939年3月初，日寇又一次对冀南进行大扫荡，遭到我军的反击，损失惨重。3月11日的《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写着：“冀南‘反扫荡’胜利，南宫血战杀敌数千，日寇指挥官野口少将被击毙……”
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王根英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了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师供给部。在河北南宫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给伤员骑，伤员们知道她久受牢狱折磨身体不好，执意不要。但因情况危急，她硬将一名伤员扶上骡子命令他们先走，自己却徒步随同警卫部队一起突出了重围。
突围后，她忽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即刻潜返原地。当部队组织人员去接应营救时，王根英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