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威武雄壮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没有那么多巾帼英雄参加是不可想像的。那众多的红军女杰，她们或勇敢杀敌，壮烈战死在沙场上；或昂首挺胸，英勇就义在刑场上；或积劳成疾，默默倒在坚守着的工作岗位上，或因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去者已经去了，留者还有几人？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挑选，红一方面军被允许跟随中央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有32人，但有两位同志未走出中央苏区即因故调回，正式参加长征的是30人。各省选拔来的女干部有：
危秀英 江西瑞金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
吴富莲 福建上杭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粤赣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同年底随妇女先锋团编入西路军，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被俘后被敌人杀害；
李桂英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刘彩香 粤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邓六金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县妇女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长，曾庆红生母。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中的女红军有：
蔡畅 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李富春夫人；
邓颖超 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党和工农政府部门工作，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夫人；
李坚真 早年参加农民运动，被选为丰顺四区农民协县委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丰顺农民武装暴动，任丰顺县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后任中共汀东县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长，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贺子珍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同年冬上井冈山，是最早参加红四军的女战士，同毛泽东结婚后任中共湘赣边特委秘书、毛泽东秘书，参加创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斗争；
康克清 1928年春参加万安暴动，同年上井冈山参加红军，后同朱德结婚，参加中央革命根搪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先后任红军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委；
刘群先 1925年参加“五册”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无锡纺织工会副委员长，1928年同博古结婚，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工会联合会组织部长；
刘英 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张闻天结婚，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钱希钧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毛泽民结婚，任中共中央秘密交通、中央出版发行部发行科科长，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
李伯钊 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和杨尚昆结婚，1950年回国到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1932年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邱一涵 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参加创办《红军日报》，1932年春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员，三军团卫生部党总支书记；
金维映 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1年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零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1933年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与李维汉结婚，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李铁映生母；甘世英后名甘棠，毕业于重庆中法大学，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中央苏区交通总站、苏区中央局妇女部任交通员和秘书；
危拱之 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运动，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吴仲廉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红军总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中央党校教员，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曾日三的夫人；
谢飞 1927年加人共青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调到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做地下工作，1932年回国后被分配到江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机要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刘少奇结婚；
何莲芝 1933年入党，曾任游击队长和县委妇女部长，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董必武结婚；
萧月华 早年曾做童工，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埔县妇女部长、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巡视员，1933年夏与李德结婚，后任中央机关机要收发员；
王泉媛 曾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部长，湘赣省委妇女部委员，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193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谢小梅 中央党校干部；
廖似光 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钟月林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干事；
周越华 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李建华 中央机关机要报务员：
陈慧清 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杨厚珍 红军九军团干部。
这些女红军当时都很年轻，最小的钟月林只有19岁，最大的蔡畅也不过34岁。大家工作职务有高低，革命资历有长短，但是革命意志同样坚定，战斗情绪一样饱满。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康克清跟随总司令部、刘英随中央直属纵队、周越华跟随总卫生部、蔡畅跟随政治部行动之外，其他同志大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又分为两种情况，有病体弱的两位同志和怀孕的4位同志作为休养干部，其余女红军担负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及沿路筹粮、筹款等项工作，统称为政治战士。李坚真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
亘古未有的芳里长征，是在人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之中进行的，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上顽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要突破江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女战士们所作的奋斗和牺牲更是极其巨大的。
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的女同志，把扶助休养干部行军当成自己的天职，把保护休养干部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休养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管理三四副担架。行军时，她们要跑前跑后察看休养干部的病情，及时加以护理照顾，还要十分注意雇来抬担架的民夫的情况，不断进行督促和鼓励。为了稳定民夫的情绪，她们还要省出自己少量的口粮送给他们吃，遇到担架无人抬的时候，她们便亲自去抬；当敌机轰炸时，她们又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休养干部。1935年3月，贺子珍就是在敌机轰炸时掩护伤员而身负重伤的。
每当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女政治战士们又要投人到民运工作中，发动群众打土豪，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为部队筹粮、筹款、雇请民夫。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李坚真仍率领女政治战士们，获得了“最会打土豪的人”的称号。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发挥自己的特长，用文艺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危拱之踏在长征路上的竟是一双“解放脚”，而且头上还顶着“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她被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定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出党，长征后才恢复党籍）。刘英鞋子穿烂了，却满不在乎地打起赤脚板赶路。女红军们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暴、草地水浸，使多数健康的女战士得了妇女病，绝大多数闭了经，有的造成终生不育。四位带着身孕上路、行至贵州分娩的女战士，为了赶上行进队伍，只得忍痛把刚生下来的婴儿送给他人。贺子珍把婴儿留给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陈慧清的婴儿则躺在一个叫不出名的山脚下……产妇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营养，有的连孩子都没有看上一眼，她们那颗母亲的心该是多么难过！
在过岷山的时候，蔡畅的红小鬼樱桃牺牲了。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他们决心很大，谁也劝阻不住。组织上便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樱桃就是分给蔡畅负责带领的红小鬼。这孩子很坚强，早两天，他就打摆子，但还是坚持爬山。到了山顶上，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着“一定要打败白狗子”的理想，壮志尚未实现，他就永远躺在冰冷的山头上了。蔡畅含着热泪脱下身上惟一的一件红毛衣，盖在了小战士的遗体上。
困难吓不倒她们，痛苦压不垮她们，她们别离了亲生骨肉和生死与共的战友，继续行进在万水千山之间。
从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女红军的工作安排有过一些变动。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调新成立的川南游击队分别任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留在贵阳一带从事农民运动。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吴仲廉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则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女子抗日先锋团担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吴仲廉、吴富莲、王泉媛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此后，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转押南京为党所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有李贞、陈琼英等。
李贞 幼年做童养媳，1926年参加妇女协会，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任支部书记，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组织浏东游击队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浏阳赤卫队政委、吉安县委军事部长，1932年任中共湘赣省妇委会书记，1933年人瑞金中央马克思学校学习，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
陈琮英 任弼时夫人。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有7人，周东屏（徐海东夫人）是7人之一。
今红军中女红军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她们的斗争之艰，牺牲之大，在中国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诞生于1934年3月，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到营、连、排、班长和战士，都是清一色的女子。全团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川北流行一句话：“要吃已山饭，婆娘打前站。”四川妇女特别勤劳、勇敢的本色，使妇女独立团跃身在红军中，成为一支威武、顽强的新军。工兵营、担架营、步兵营，日日夜夜随同主力部队转战。妇女团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有从大别山一路征战过来的；有的是川北地下党员。这些女红军大姐，大都到了结婚的年龄，有的找到了合心的对象，有的悄悄盯着未婚的高级指挥官
红四方面军中有名的“张大脚”——张琴秋，是红军中一位女杰。她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过工运。1931年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入川前因参加揭发和反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被撤销政治部主任职务，派往通江县代理县委书记，而后又调任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等。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既会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显赫战绩，也会遇上“走麦城”的下场。张琴秋在她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光辉的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人惨败的局面。
对于妇女先锋团的女红军来说，这是战争年代最悲惨的一幕。西路军全军失败后，中央曾电令残存人员分散行动，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妇女先锋团的残部分成几股向东行进，企图渡过黄河寻找中央红军。
李开芬等十几名女红军向东南方向疾进。马家军封锁了一切通道，四处搜捕西路军残余人员。
王泉媛等昼伏夜行，凭北斗辨认方向，艰难地摸索前进。饥饿、寒冷、困乏一齐袭来。疲劳已极的女红军咬紧牙关前行，她们在一个石洞里休息时，不幸被搜山的马家军发现，女战士们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坐以待毙，被俘后关进了凉州监狱。
统治甘肃的马家军头目有一个恶毒的计划：把红军女俘中一些有姿色的配给中下级军官做老婆。前后已有30多名女红军被强行拉走了。李开芬代表被关押的战友给中央写信，诉说她们所受的种种折磨，要求党中央出面把她们解救出去。信是通过到医院看病的女战士带出的。
时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随干部支队一起行动，支队长为总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为政委。不幸的是，干部支队很快与搜山的敌人遭遇，支队的基本成分是老弱病残和文职人员，虽然人人拼命死战，但队伍很快就被打散了。和张琴秋一块冲出来的只剩下警卫员、卫生员共3人。
敌人悄悄围了上来，张琴秋发现后意欲自栽，但她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张琴秋被马家军100师300旅俘获，押至张掖。已被关在那里的红军女俘认得她的都惊讶地盯着她，这么高地位的领导者被俘，多数女红军是难以接受的。张琴秋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同志们这种眼神和表情，足以使她很快暴露身份。她瞅了瞅门外的哨兵，平静地对大家说：“我是苟秀英，给你们烧饭的伙夫，怎么，认不出来了？”言者有心，听者有意，女俘中马上有人搭腔：“噢，是苟大姐！几天不见，你瘦多了。快，这里来。”说着有人把她拉进人堆里……女红军在死里求生中，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还有一些女红军没有参加长征，继续在苏区坚持革命斗争，她们有的战死在沙场上，有的病死在工作岗位上，也有的含冤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下。
胡筠 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她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组织农民游击队，任北路指挥，后任中共平江县委财政部长兼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后率部队同红五军混编，任红五军一纵队党代表，1931年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9月，被选为省政府执行委员，同年底任中共赣北特委副书记兼赣北红军独立团团长，1932年4月任湘鄂赣省革命互济会副主任兼红军学校女生团政委，1933年被诬陷为“AB团”分子而遭逮捕，1934年4月于转移中被错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得到平反；
王叔娠 刘了毕夫人。1927年人党并被派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济难会工作，1930年秋和丈夫刘伯坚奉命离沪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在福建长汀因“肃反”扩大化而遭杀害；
范乐春 林伯渠夫人。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妇女会主席，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3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福建省土地部长，5月任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优待红军局局长，中央红军长征后随同张鼎丞等回到龙岩、永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4月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部长兼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永定溪南；
任志真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利用学生身份做地下工作，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任指导员，在战斗中不幸被捕而牺牲；
贺英 贺龙的大姐。早年在湘西组织农民军，杀富济贫，惩恶除奸，任农民军司令，1926年帮助贺龙组织红军队伍，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加人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篇 伴侣.战友
引 言
谈起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有些人总愿将她们和丈夫某某连在一起，在她们的名字前面，总爱加上某某夫人的字样，好像她们身上闪现的只是丈夫的光辉。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女同志本身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半边天，是甘愿将一切献身于丈夫事业的无名英雄，是不计名利和功劳的无私奉献者！她们将自己的追求、信念、事业，甚至于生命，都融化到了丈夫的业绩中。我们只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用部分女同志的事迹，还历史一个真实。
应该承认：两个独立的、拥有同等权利意识的男人和女人，才能够产生和体验具有人的尊严的真正平等的爱情。否则，男女的结合，只能是一种“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如果一方自觉自愿为另一方做了什么，那仅仅是因为爱，而不是为了获得供养或施恩图报。
中国的女性，压迫深，反抗重，她们身上有着最深刻的革命动因和能量。她们是伟大的，如果民族和时代遭遇灾难和不幸，却又是她们首先承受着——更深重地承受着灾难和不幸。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中国男性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女性的加入，通常必须得到男性的默许与确认。在革命队伍中，衡量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标准，虽然与封建时代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但依然是由男尊女卑文化无处不在的浸染中脱胎出来的标准。女性要使自己适合这种标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很残酷的。她必须泯灭自己的“女性”，迫使自己变成一个抽象的人，甚至是充满男子气的人。作为一个革命者她或许成功了，但作为自然人的特性却泯灭了，这种人自身的撕裂是极痛苦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痛苦并不能换取女性的解放，而只是表现了对男性文化的一种屈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