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1921年入党的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她把终身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但在党内外没有任何职务；
她和毛泽东的爱情是真切而浪漫的，她对婚事的观念与众不同，独特而“新潮”
她个性倔强而坚定，宁被杀头也不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出身于书香门第。1901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板仓。她不满3岁时，父亲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去留学，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开慧长到7岁，爸爸从国外来信，嘱咐妈妈要开慧上学读书。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先例，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她长得秀丽可爱，聪明好学，生就一身傲骨，有超凡脱俗的个性。
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储能学校。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她又转到衡粹女校。这个学校办了实业科，可以学编织、缝纫、绣花等。校长是留学日本回来的，思想进步，有时给学生讲日本的明治维新、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等，给学生们灌输了初步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1912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一师，全家从乡下迁来长沙，住在大鹅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陈昌浩等经常去杨寓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从迁居长沙到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杨开慧没有再进人学校。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毛泽东像兄长一样照顾氏自己小8岁的师妹
1918年5月，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全家随父迁至北京，17岁的杨开慧，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而且有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认为：对爱，不能一厢情愿刻意去追求，那样很容易而且最终会失去真挚的、神圣的、高尚纯洁的爱情。她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态度：“不完全则宁无。”
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于病榻之侧，并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书，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1918年秋，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寓小住。
杨先生和美人见到毛泽东，十分快慰，帮助他妥善安排在京的生活。这时的杨开慧，正当豆落年华，她曾听父亲多次赞扬过毛泽东，也看过他写的许多文章和日记，虽然相识多年了，但这次见面，心中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情，也许是她正处在多梦时节，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幻想。
毛泽东虽是暂住杨家，小师妹和他接触的机会却多了，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他那忧国忧民、雄心救国的宏图壮志，使杨开慧深感他是个不平凡的男子，有着非凡的才干和令人着迷的魅力。她已经暗暗地喜欢他，愿意和他接触，听他讲话，几天不见就有点心烦意乱，甚至坐卧不安了。
杨开慧的父母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有意识地给他们更多的接触机会。两情相悦，两性相吸，爱情之神同时打开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扉，两颗还没有品尝过真正爱恋之果的心，开始惴惴不安起来，而且是越来越移近了，贴紧了。在故宫、北海、香山，常看到他们的游踪，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白雪，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他们的爱情像红叶那样艳丽，像白雪那样纯洁……他们越走越近，互相之间连称谓也渐渐由“开慧”、“泽东”改成“霞”、“润”了。
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施粉黛，志存高远，这是毛泽东对她最钟情之处。一日，毛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纯要好，曾送她两册精装的《诗韵》，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回赠，我曾作过一首诗答谢。”说到这里，略一沉吟，便背诵道：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待听完，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绯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如头两句：“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润之不正好当此吗？“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这不像是说自己尚未许人吗？想到这里，脸像火烧一样，忙辩解说：“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意，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开慧含羞地一头扎到毛泽东怀里，两颗狂跳的心完全撞到了一起。
爱，就要爱得坚实；爱，就要爱得彻底。杨开慧既然爱上了毛泽东，她决心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她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当然住在开慧家里。一年多来，鱼雁传书，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天，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此事被妈妈看到了。做母亲的把这看做是他们“定情”的标志，因而非常高兴，告诉杨昌济和家里人说：“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杨先生这时已沉病在身，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笑容。
1920年1月16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给老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著名的革命党人，时任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住在上海。
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去世后，杨开慧和母亲扶柩南下，将杨昌济的遗体归葬长沙板仓。
1920年4月，毛泽东到了上海。为给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筹措路费，他前去拜访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对杨昌济的学问道德素来钦佩，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见这个后生谈吐不凡，胸怀大志，觉得老朋友的眼光不错，遂答应尽力相助。数日后，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43年后，毛泽东对帮助他学习英文的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说：“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患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于造反闹革命了。”
杨开慧回到长沙，得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进人福湘女中读书，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怀疑她是“过激派”。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是杨昌济的生前好友。他出面保护杨开慧：“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和我是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仁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无可奈何。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在上海，他见到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委托毛泽东回长沙后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创建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毛泽东回长沙后，开始秘密活动。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长沙学生组织了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介绍杨开慧参加省学联的活动。这时，湖南学界发动的驱张斗争取得了胜利。利用这个声势，湖南学联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的主张。
暑假期间，杨开慧奔走于各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学联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杨开慧开始接触工人群众，她约了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去为女工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编识字课本，自己刻蜡版。参加识字班的女工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发展到9个。为杨开慧的热情所鼓舞，前来教课的同学有20多人。
办工人识字班主要利用假日和晚间，有时回来晚了，学校关了门，同学们就翻墙而入。校长认为这些学生违反校规，追查下来，校方指责杨开慧“来校一年，不做‘礼拜’，不读《圣经》，袭读耶稣，破坏校规”。杨开慧毫不示弱，以“耶稣也讲自由，你们不能干预学生”来回答。结果，杨开慧离开了教会学校。
此时，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需有勇敢者带头。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于是，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人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封建顽固势力统治的湖南，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
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他们的恋爱是浪漫的，结婚也表现出对世俗、传统的反叛。他们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以同居来表示结婚，用他们的话来讲叫“不做俗人之举”。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他俩向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除回到板仓住了十几天外，回到长沙后夫妻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投人紧张的革命活动。
1921年夏，毛泽东同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后，成立党的湘区委员会，委任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当时公开的社会身份是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他便以这个名义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区委的秘密机关。
1921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成产为当然的驻机关的秘密党员，杨开慧的母亲也跟着住在一起。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主持图书馆的一切事务。这年10月，杨开慧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毛岸英。开慧一边带孩子，一边协助毛泽东工作。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他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婚后的第一次长期别离
1923年冬至1927年8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在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协助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起草整理各种文件，做了大量无人知晓的有益工作，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在这期间，她又生了两个男孩，取名岸青和岸龙。
在革命的征途上，杨开慧完全把自己融她入到毛泽东的信念追求中。她把毛泽东的生活，当做她全部的生活；她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中。开慧不愧是毛泽东的夫人和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他，使他能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他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这样。她把取暖用具给他准备好；深夜一两点钟，她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饭菜，有时候他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他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她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去工作，整理他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她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孩子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秋收起义前，毛泽东赶回板仓和杨开慧话别。对于这样的别离，开慧有很多话要说，可这些年来，她和毛泽东共同生活，使她真正明白了爱是什么。爱不是索取，不是享受，而是彻底的理解和无私的奉献。她明白，润之对她是全身心的爱，他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蕴藏着真挚的爱和无言的关切。七年的相处，她从他身上吸取了多少力量啊！正因为只要有他在，她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临危不惧，甚至视死如归，所以她才害怕今日的离别。
他们终于手拉着手走出了屋子，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星星在眨着眼睛。他歉疚地想：“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我一定要把欠他们的都补回来！”
她盯着他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喃喃地说：“为什么要别离？我们的生活才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太短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后，曾给她写过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瓢隆，堪以告慰；并提到不自己的脚伤。发信地点是江西宁冈县某中药铺。开慧凝视着遒劲的笔迹，体味着含蓄的词句，激动万分。收到这封信后，杨开慧写了回信，但以后再也没有收到第二封信。
1928年10月，当杨开慧听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多次仰望星空，思念亲人，曾赋《偶感》诗一首，遥寄深情。在白色恐怖下，这样的诗词是无处投送的。直到1982年3月，家乡人民修缮杨开慧烈士在板仓的故居时，拆毁杨家老屋的旧墙，意外地在开慧住屋后面的砖缝中，发现了她这首诗的手稿：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翩，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板仓一别，杨开慧和毛泽东断了联系，她把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和爱恋，都寄予这无处投送的诗稿中。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敌人对他恨之人骨，抄了他的家，挖了他的祖坟，同时到处张网搜捕他的亲人。党内同志和乡亲们很为杨开慧的安全担心，纷纷劝她离开板仓或送她到江西去，都被她拒绝了，她说：“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
1929年春夏之间，开慧给堂兄杨开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夜。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有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对于他们是有很深的爱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他们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明知死亡的凶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忠诚。
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他出了1000银元的赏格捉拿杨开慧。杨开慧在群众的掩护下，几次都逢凶化吉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1930年10月，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国民党密探发现。她被敌人逮捕时，连8岁的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抓去。
她先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怕有人劫狱，又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转移时，押签上注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
敌人软硬兼施，先施以软化，又施以酷刑，逼迫开慧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杨开慧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我死不足惜，但愿乡亲们能把我的孩子转给润之，但愿他革命早日成功。”敌人无计可施，我地下党和开慧的亲属们又四处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何健迫于压力，对下属交代：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但得到的却是杨开慧义正词严的回答：“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一天，六舅妈来探监，开慧嘱托为她缝制一套内衣裤，带一点胭脂水粉来，还说要一面整容的小镜子。六舅妈心想开慧平日从不梳妆打扮，听了这异样的要求，知道她准备先“走”了，禁不住老泪纵横。开慧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请妈妈替我和润之带好岸英、岸青、岸龙3个孩子，儿死而无憾。”
杨开慧遇害前，敌人最后一次审讯她时，她义无反顾地说：“什么也不要问了，我决心已定，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时年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