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一生中,一个共产党员能够牺牲的,除了她的生命之外,她都牺牲了;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奉献的,包括儿女,她都奉献了。
刘英,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汽东乡金井镇的大户人家。乳名毛子,原名郑杰。她的祖上是几代官宦人家,父亲也是举人,在乡里很有地位,和县令平起平坐,家门口竖着举人的旗杆。辛亥革命打破了她父亲做官的美梦,却没有冲掉他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她父亲的座右铭。刘英小时候,父亲对她管教很严,不许她轻出闺门。但父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影响了小刘英。他经常教女儿一些古典诗词,还要她描红摹写字帖,不时地出些题目考她。刘英自小受到较好的文化熏陶,在她未人学堂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好多字,背诵了许多诗词。
辛亥革命后,民权、平等、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得日益广泛,西风渐渐地吹进刘英的家门。受此影响,刘英对男女平等、女子自立、读书、走人社会的开明主张非常崇信。经过与父亲的不断抗争,1920年她就读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她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追求进步思想,同情穷苦学生。
1924年夏,她终于冲破封建禁锢的牢笼,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学习。这是她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这里,她受到共产主义的洗礼。校长徐特立这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认定共产党员都是有为青年,将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在共产党员、进步教员影响下,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她聪颖好学,刻苦上进,成绩也名列前茅,很受徐特立的器重。教员中周以栗、陈章甫、罗学攒、廖锡瑞等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刘英从朦胧的民主主义追随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3月,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她刚好20岁,是她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她人党后担任校党支部书记。“五卅”运动期间,她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时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两湖地区成为工农运动的中。心。刘英在学业和革命事业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1926年11月,她被派往武昌中央两湖党校受训,结业后全身心地投人到工农运动中。
1927年2月,党组织派她到湖南省总工会工作,担任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干事。她热情极高,经常深人工矿码头,发动工人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组织工人武装,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当然,年仅21岁的她还很幼稚。她充满革命激情,对革命前途乐观、天真,甚至想不到革命前进道路上还会遭到挫折。
不久,先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两湖地区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最后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分共”她几乎来不及细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国民党到处捕人、杀人,一片白色恐怖,她痛心疾首又惶恐不安。她的同伴中升学的、出嫁的、离开革命队伍另谋出路的,甚至投人国民党怀抱的大有人在,甚至有的省委书记、省团委书记都刊登了“反共启事”……
但她认定了共产党的路,她不怕死,决心继续走下去。就在这危难关头,她继续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着手恢复工会中党员的组织关系。11月,由于她对敌斗争勇敢,被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妇女部部长。随后,形势越来越险恶,很多同志都被国民党杀害,刘英和组织断了联系。她心急如焚,千方百计去找党。
在这种时候找党,随时可能被捕。刘英不顾个人安危,专往人杂的地方去“碰”。老天不负有心人,她这样“瞎撞胡碰”了一些日子,居然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省委派刘英协助滕代远去长沙郊。区发动农民,准备“灰日”暴动,时间是在12月10日。不料计划泄露,暴动流产了,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同志牺牲了,滕代远去了平江。刘英受省委派遣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她经过千辛万苦,于1928年春到达上海,终于见到了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李维汉、罗亦农、恽代英等人。中央要她留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刘英却心系湖南,还是希望回湖南工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她回地方,还没到达酸陵,就得知出了叛徒,醴陵县委书记被捕牺牲了。
刘英在湖南找不到党组织,生身父母又不敢收留她,只好决心再赴上海,按中央的安排,从事妇女工作。1929年春,党中央派她到苏联学习,先进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31年,又进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技术。在苏联学习期间,她结识了张闻天。
1934年10月16日,红军长征开始了。当时,除野战部队外,军委机关组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组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刘英被编人“红章”纵队。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遵义城。刘英和几个伙伴在街上游览,遇到张闻天,张邀刘到他的驻地聊天。
张闻天和刘英早在莫斯科时就认识了。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郭绍棠等由于理论水平高,被中山大学留校当教授,当时同学们戏称为“四大教授”。张闻天英语、俄语俱佳,为人随和,性格文静,颇有学者风度,刘英对他十分崇敬。张闻天也把刘英当做小妹妹,两人接触较多,交谈一向随便。这次张闻天却显得很拘谨,表情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互相都很了解,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张闻天鼓起很大勇气说出来的话,没料到让刘英一口拒绝了,而且看起来没留任何余地。
为什么呢?刘英后来谈到这事曾感慨地说:“在长征中,人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怀有理想和信念,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在那样艰难险阻的环境里,恋爱、结婚、怀孕,对一个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天大的灾难和罪过。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子带,从做母亲的感情上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太多了!例如贺子珍,她怀了孩子,谁也没有告诉,跟着红军队伍照样跋山涉水,她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少?多增加多少痛苦?孩子在路上降生了,没法子带,只好把孩子撇在老乡家里,她甚至没有看孩子一眼又上路了。凯丰的爱人廖似光,也把孩子生在长征路上,也只能撇在老乡家里……这些孩子,后来大多数没找到。因此,在长征中,要想为革命做工作,要想为事业奋斗,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结婚、生孩子,就必然影响工作,以致害了孩子,也害了母亲。我认准了这个道理,也下定了决心:即使长征5年、10年,不到根据地,我也不结婚!”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境内艰难地行进着。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不合身的灰布军装,打着裹腿,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行列里。忽然,通信员送来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即去中央队报到,接替邓小平同志的秘书长工作。”落款是李富春。
刘英去找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眯眯地说:“刘英同志不要谦虚嘛。工作有困难不要紧,会有人主动帮助的。”刘英听出了李富春话里有话,“有人”是指张闻天。当她再次强调干不了时,在一旁的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凑趣说:“干得了,干得了的!"正说着,张闻天走了进来,立刻接着说:“你完全能做好。主要是做警卫员的思想工作,再有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另外,开会时作个记录。”这三人一唱一和,刘英感到其中似乎有“阴谋”,但又说不出来。她想:“既然党需要,那就干叹。”但她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因为毛泽东跟张闻天有着不寻常的友情。
非常喜欢成人之美的毛泽东,常跟刘英、张闻天开玩笑。有一次,他告诉刘英,洛甫在马上打瞌睡,四脚朝天摔下山去了。刘英吓了一跳,着急地问:“摔伤了没有?”
毛泽东德摆手,慢条斯理地说:“莫急,莫急!他没有受伤,有菩萨保佑呢。”接着他随口念了一首打油诗:
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跌跤。四脚朝天跌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
刘英调到中央队任秘书长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了解得更深了,关系也越来越亲密。行军中,刘英和张闻天两个人常常同时骑马,并辔而行;有时两人步行,也常常走在一起。有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到一盏小马灯,刘英看到后,高兴地说: “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话茬儿,幽默地说:“这是流萤(刘英)嘛!”
张闻天利用汉字的谐音,含蓄地表达对刘英的追求。又经过一段时间,刘英已经在思想上接受了张闻天的爱,只是表面上还保持着距离。这一层,张闻天慢慢地也体察出来了。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刘英参加了两河日会议的工作。此后被调到新组建的中央第三队,开展地方工作。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她从未间断工作,总是按中央要求,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她随部队翻越了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抱病行军七天七夜,走出了茫茫草地。纵使千难万险,革命意志丝毫不减,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瓦窑堡,少共中央局开始恢复工作,刘英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宜传部长、组织部长。此时,张闻天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刘英幸福地点点头,两颗相爱的心终于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子长县)结婚。当时刘英31岁,张闻天36岁。同志们在会上,都高兴地祝福这一对新人白头到老。当时,毛泽东正在指挥直罗镇战役,没有赶上,回来后硬要他们请客。
刘英笑着说:“咱们是无产阶级,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拿什么请客呀?”
毛泽东也笑着说:“彼此彼此,我是来贺喜的,没有什么礼物,就送一首打油诗吧。”说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道:
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张闻天连连摆手:“我可不是皇帝。”刘英也赶紧申明:“我也不是美人啊!"面对张闻天夫妇的异议,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的洛甫同志当然不是专制皇帝,他很讲民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是个开明君主,而刘英就是开明君主的美貌娘娘嘛!”听了毛泽东的打趣,大家发出阵阵笑声。
1942年1月,刘英参加了张闻天同志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开展社会调查。1943年初,她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任高级干部学习组分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整风是最终彻底地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博古、洛甫(张闻天)等人自然首当其冲。反思、剖析、认识、提高是并不轻松的过程。刘英不愧是贤内助。她是文化素质很高的老党员,主动帮助丈夫深刻总结王明路线的历史教训,非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能比得了的。更何况,她有多年的政治秘书工作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决定大力经营东北,派2万干部、10万军队出关。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近1/4都派往东北了。张闻天作为13位政治局委员之一,也和陈云、彭真、高岗一起前往东北,刘英随行。
1950年2月,刘英随张闻天同志离开东北到北京,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任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代表。
从解放战争后期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十多年间,是刘英参加革命以来最愉快的时期。1951年4月至1954年11月,张闻天担任第一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同在大使馆工作,任使馆参赞、特委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她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工作很出色,外交部曾给予通报表扬。1954年12月,周恩来亲自打电报召刘英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机关党委委员、常委,监委书记。不久,张闻天也回国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刘英和张闻天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被加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的帽子。刘英也受到牵连,定为“严重右倾”,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4年3月至1966年,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此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7年间,痛苦、迷惘、惊心动魄、狂风暴雨,充塞了她苦难的人生。
庐山会议后,刘英问张闻天,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张闻天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刘英理解丈夫,敬佩他忠心为党为国的果敢精神。她的选择是:风雨同舟,甘苦共尝!她以此格言,经受住一生最黑暗的10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英和张闻天就陷人了灭顶之灾。她自己忍受折磨,还时刻关心着多灾多难的伴侣。张闻天要去接受“触及灵魂”的再教育,刘英一定要在他口袋里放好钱和粮票,嘱咐他一定要吃得好些,身体要紧。
1969年5月16日,刘英和张闻天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刘英和张闻天的监房只一墙之隔,但咫尺天涯,每天连放风的时间都错开,彼此无法碰面。当刘英允许进盥洗室时,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抓紧时间放上洗衣粉,趁看守不注意时为他搓干净。他们被这样囚禁了523天,夫妻俩“人不见面心相见”!后来,他们虽然被关到一起,但张闻天挨斗时,总要拉刘英去陪斗。每次挨斗回来,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顶住了,太好了。批斗的时候我只想到你,真怕你的身体支持不住。”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被押送到广东肇庆,虽然结束了囚禁生活,但仍然没有恢复自由,他们度过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后,获准回到无锡。那已是1975年8月,张闻天年逾古稀,冠心病、肺气肿等疾病终日缠身。但避开了无休止的批斗,总算得到安静喘息之机。一向豁达的张闻天不失幽默地说:“能有一点小自由也很好嘛!”
为了协助丈夫,刘英研读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协助张闻天完成了数十万字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刘英的帮助下,张闻天奉献出几十万字的理论著述,澄清了许多被混淆被歪曲的马列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说,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首推张闻天。这一篇篇闪耀真理光芒的优秀论建,如今收在《张闻天文集》中,人们不能不钦佩“左”祸横行时张闻天的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
1976年5月,张闻天自感要不久于人世,即嘱咐刘英:“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牵挂,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最后的党费。”刘英当场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闻天、刘英”。
张闻天逝世时,“四人帮”正是最猖獗的时候,那时他和刘英已被遣送回江苏无锡。张闻天的骨灰盒不准写张闻天的名字,写的是张普。刘英抗议无效,也不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她在献给张闻天的花圈上写的是“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和十年浩劫的结束。刘英幸运地等到了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刘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刘英回到北京。197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纪检工作中,实事求是,不拘私情,纠正冤假错案,积极查案办案,为端正党风党纪、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不遗余力,扎实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的少数几件冤假错案中,就有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案。
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她不顾91岁高龄,担任了《长征―世纪丰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先后接受多家新闻媒介的30余次采访。她饱含深情,寄语后人,为弘扬长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热情关心支持妇女保健、儿童教育等福利事业,并主动带头捐款4万多元。她先后担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特约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等职。她对青少年的关怀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由衷敬佩。刘英同志1989年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2002年8月26日,刘英走完了她97个春秋的坎坷历程。她在一生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奉献的全部奉献了,包括她的儿女。她一生没有留下后代,她前后生过三个孩子,都死于疾病。但她并不孤独,千千万万的后来人,都把她作为慈母蔽奉,并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