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陈琮英，今年已经超过百岁了，她身材虽然瘦小，但手足灵活，俭朴勤劳，精神饱满，无私乐观，所以健康长寿。
妈妈是父亲的童养媳，为供丈夫上学当童工。而留学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授的父亲则把织袜女工接到上海结婚，领她走上革命路。
妈妈那双在幼年时缠裹过的脚，跟随父亲南征北战，跨过万水千山，走过了两万五千里恨征，在父亲去世后，又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了半个世纪。
我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大女儿任远志，《中华之魂》编委会约我写一篇回忆妈妈陈琼英的文章，我欣然应允了。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妈妈，她像所有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在平凡的不起眼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忙碌了一生，在我这做女儿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妈妈1916年到乡村穷教师任思度（我的爷爷）家当任培国（我父亲任弼时）的童养媳。任培国是我父亲的学名。1918年我父亲初小毕业后考人长沙市明德中学，后又转到长郡联立中学上学。
我妈妈刚满14岁，毅然提出要去做工，用工钱来维持贫寒的家境和资助我父亲读中学。这样，我妈妈在长沙东门外一家小织袜厂里当了童工，她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一点钱，帮我爸爸缴一部分学费，这才使他读完了中学。
1920年，爸爸经毛泽东介绍，去上海做留俄准备。临别时，不爱说话的妈妈低声地对爸爸说：“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照料。”随手把织好的两双袜子递给爸爸。这样，一别就是6年。
1924年1月，爸爸参加了为列宁守灵等葬礼活动。7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后，秋天回到上海，担任共青团上海地区的领导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
当时，一些女知识青年，对我那刚留洋回国的爸爸产生了爱慕之心，可是爸爸却明确地告诉她籽：“我己有了未婚妻，她是个织袜女工。”有些人听了当成笑话，大学洋教授找了个织袜女工，真成了上海滩的头号新闻。但爸爸对妈妈一往深情，虽已离别多年，始终记挂着同甘共苦的妈妈。
1926年，党组织决定接妈妈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这年3月，爸爸妈妈结婚了。妈妈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她虽已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着西装的爸爸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我爸爸看到这种情况，就鼓励妈妈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走路呢！”妈妈听后激动地说：“你真好，一点都没变，还是原先那样！”爸爸风趣地说：“不，我变了，我现在改姓了，姓马啦。”妈妈一听就懂了，高兴地说：“你进步真快。”爸爸说：“你也不慢呀！你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成了我们的战友了。”从此，上海滩上漾起了一对青年革命伴侣爽朗的笑声。
爸爸妈妈住在一间小小阁楼里，这间屋子不到7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其他什么陈设都没有。结婚的当天晚上，妈妈问爸爸：“你为什么爱我这个童养媳？”爸爸回答说：“我仰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妈妈轻轻地捂住了爸爸的嘴，打断了他的话说：“不管你说多少共同，可我是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呀！"爸爸说：“这是个不难解决的问题。”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支毛笔、一支钢笔，还有练习本，递给妈妈：“我都为你准备好了，从今后每天工作之余，你就练习写字，一边练字，一边认字，不就解决了吗？”妈妈为难地说：“哪有这么容易啊！”爸爸拿起笔来捏一捏说：“是没那么容易，但现在革命工作需要你学文化，党交给你的任务中，有一条就是学习，你要像织袜似的一点一点地学，最后就成了一个文化袋，里边装的都是文化呀！”
从此，我妈妈一边做党的机要工作，一边自学文化，爸爸成了妈妈的家庭教师。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可我的妈妈直到生病住院前，每天还坚持写一张大楷毛笔字，每当她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总是说：“我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就是在革命工作中坚持自学，才有这点文化。”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爸爸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爸爸机警地设法把消息传给住在上海的妈妈。在紧急情况下，妈妈只好带着刚满周岁的苏民―我的姐姐四处奔走，进行营救活动。由于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姐姐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妈妈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爸爸终于被营救出狱了，可小苏民却一病不起，耽误医治而夭折了。
爸爸为了给妈妈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妈妈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爸爸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爸爸出狱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妈妈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脓血时，心疼地哭了起来。爸爸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妈妈说：“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复点再说。”爸爸却风趣地回答：“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妈妈反驳他说：“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更忙、更艰巨吗？”爸爸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1931年，爸爸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春天，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爸爸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爸爸离开上海7天，妈妈就生了我。
我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由于革命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哥姐都夭亡了。这时爸爸去了江西，全靠妈妈一人照料我。好景不长，祸从天降，由于叛徒告密，妈妈生我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我也只好和妈妈一起人了牢房。我当时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妈妈在狱中十分沉着机警，装成农村妇女的模样，敌人提审时，一问三不知，对敌人从不屈服。然而，带着孩子在狱中生活是十分难熬的。但妈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敌人进行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有时敌人提审妈妈，当有些问题难以回答时，妈妈暗中在我的腿上或屁股上拧一下，拧得我大哭大闹，又拉屎又尿尿，使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说：“这种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尽力营救，我们在狱中生活了将近一年终于出狱了。
1932年，我和妈妈出狱不久，就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妈妈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妈妈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紧紧地抱着我，亲着我的脸蛋说：“乖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可妈妈冷静下来二想，觉得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许多艰难险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根据地还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想来想去，实在拿不定主意。在临行前，她毅然下定决心，送我回湖南老家交奶奶照管。
为了下这个决心，妈妈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心神不安，很想把我带去给爸爸看看，又怕因为我影响爸爸的工作。为了革命事业，最后还是决定把我送回湖南交给奶奶了。
1932年3月8日，妈妈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妈妈见到爸爸时，几乎认不出来了。爸爸一身红军打扮，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当妈妈把我出狱后的照片拿给爸爸看时，爸爸一边仔细端详着，一边说：“这个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妈妈说：“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爸爸紧接着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呀！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妈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得十分愉快，尽管机要工作十分繁重，她还是每天晚上坚持读书、写字。有一天，妈妈看到爸爸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儿，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勾起妈妈想念孩子的母子深情。爸爸正好抬头看见妈妈站在远远的地方出神，便走过去对她说：“我也想咱们的孩子呀！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对妈妈说的宽心话而已。
一等就是13个年头。当我15岁时，才实现了爸爸妈妈的心愿。1946年，党中央派人设法把我和大妹远征从湖南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爸爸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不久，就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一天，爸爸背回来一架纺车，是359旅的同志们送给他的。他坐在窑洞里学纺线，可认真了。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就成为熟练的纺线能手。后来爸爸纺的线在陕甘宁边区展出时，还被评为一等奖。妈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党性很强，坚持原则。她做了一辈子党的机要工作，从她嘴里从未泄漏过一个字的机密。她对同志和蔼可亲，但违背原则的事，却是不讲情面的。
在延安时，有一天江青来找爸爸，要求给她批几匹布，想在窑洞前做个凉棚，被爸爸当场拒绝了。后来江青又来找妈妈，求她向爸爸说说情，妈妈十分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是不兴枕边风的。”
爸爸和妈妈对江青搞特殊化的缺点，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抵制和批评。江青不仅不改，反而怀恨在心。
1949年3月，爸爸和妈妈随党中央机关来到北京。他们依然保持过去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当时实行供给制，爸爸妈妈，包括我的小弟远远吃小灶；我是中学生，按规定吃大灶；大妹妹远征是小学生，吃中灶。为了教育我们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爸爸在每个电灯开关处，都贴上“人走灯关”的字条。星期日妈妈让我们把用过的信封收集在一块，翻过来重新糊好再用。有一次妈妈让我和妹妹把穿破的衣服找出来，准备做鞋底。我们把破衣服找出来后，爸爸还亲自检查一遍，把破得不厉害的衣服捡出来，告诉我们说：“补补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嘛！”并说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49年底，爸爸因严重高血压病，中央决定让他去莫斯科治疗。原来组织上决定让妈妈陪他去。可是他们考虑到多去一个人，就要多花一份钱，于是经过商量，最后还是决定妈妈不陪他去了。
1950年10月27日，爸爸患脑溢血不幸逝世了，年仅46岁！“你在不应该逝世的时候逝世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同志和学生，有说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永在，你给我和孩子们的谆谆教诲永在，你是不朽的。”妈妈挥洒着热泪，带着我们沉痛地悼念爸爸。妈妈在爸爸的遗像前发誓说：“我一定要好好抚育子女，让他们继承你的遗志，继承你的事业，你安息吧！”爸爸逝世不久，妈妈便把苏联送给爸爸的专车，以及他生病时的用具，包括床、钢琴，就连我上学骑的自行车统统交还给公家。妈妈处处检点，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我们。她在中央机关先后担任过机要秘书、科长、处长等职，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着。
毛泽东主席曾感慨地说：“琼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1980年4月，叶剑英不顾83岁的高龄，来到正在广东休假的我妈妈的住处。他紧握着妈妈的手说：“我时常挂念你们一家啊！”1984年春节，薄一波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慰问离休老同志大会上，多次提名，表扬了我妈妈的模范行为和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