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犹如在茫茫的黑夜里前行，只有怀着时代的追求，才能迎到旭日的冉冉东升；
人生，好比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只有怀着不屈的追求，才能路上顶峰的奇妙仙境；
人生，就像在无涯的大海里游泳，只有怀着永恒的追求，才能步入彼岸的柳暗花明。
我的母亲经历过这样的追求，她拥有人世间最壮丽的人生。——胡木英
人生在世，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家庭和父母，也无法安排儿女的一生。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对母亲怀着由衷的仰慕和祟敬！
我的父亲胡乔木，平民百姓对他并不陌生。我的母亲谷羽，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在他们惟一的女儿―我心灵的天平上，实在难以掂量出父母谁轻谁重。父亲，是那样的聪敏，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对选定的人生之路是那样的执著……
母亲，是那样的贤惠，对事业是那样的忠诚，对丈夫和儿女充满了挚爱和深情……
回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生活是那样的愉快、明朗，世界是那样的光明、易于了解，人生是那样的美好和充实。当失去了父母之后，才体味到失去的份量是多么沉重，而这种沉重是在与日俱增着……
回顾母亲的一生，我将见到的、听说的、经历的、感受到的，将那些只言片语，散乱记忆。渐渐地理顺、连接、组合、叠加；将单个镜头组成画面，把画面剪接组合起来，渐渐地形成了母亲在脑海里、心灵中的完整形象……
我的母亲和天底下所有的投人革命的母亲一样，在她年轻的时候，曾怀着对时代的追求。母亲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人共青团的，“一二。九”运动后于193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卢沟桥事变”后，党组织派她去延安。经过辗转跋涉，她终于在1937年9月到达革命圣地，进人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l月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设在陕西泾阳安吴堡的青训班，担任女生队指导员。那时，父亲是安吴青训班的副主任。他常到各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教基层干部如何搞宣传，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父亲和母亲在工作中相互接触多了，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那时候革命的父母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一切工作都是快节奏的，就连婚姻恋爱也不例外。父母把心心相印的事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一说，冯文彬笑着点点头，这就算组织批准了；同志们闹着、喊着，把两床洗白了的灰棉帐放到一起就算结婚了。形式是那样的简单、寒酸，但我那年轻的父母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婚后，父亲根据《诗经。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把母亲的名字改为谷羽，和父亲乔木的名字同出一典。在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父亲用这种高雅而文明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永结同心的深情。不久，由于工作需要，父亲被调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母亲仍留在安吴堡担任艺术连指导员。1939年4月，母亲才回到延安。
母亲回到延安不久，父亲又受命出发去重庆、桂林等地。起初两人还能听到梢来的口信和问候，那简单的一句极普通的安慰、祝福话，足能使这对年轻的夫妻仔细回味、暗暗兴奋多少天。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多少个人的奢望，能得到远方亲人平安的信息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后来，父母之间音讯全无了。父亲在敌占区，环境十分险恶，母亲无时不在替父亲担心。母亲在延安，这期间却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同志。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母亲就是这两个死里逃生中的一个。她被抢救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头和臂都受了伤，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医院整整躺了三个月。
年底，当父亲回到延安时，才知道母亲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时，父亲又开导母亲说：“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父亲的话在当时可不是大道理，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是这样想的，行动上一辈子也是这样做的。母亲没有说任何话，只是轻轻地握住了父亲伸过来的手，多少牵挂，多少思念，多少难耐的生离死别，都融合在这无言的精神幸福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父亲作为主席的秘书随行。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能不为父亲他们的安全担心。父亲劝慰母亲：“这次去重庆，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恐怕还不敢做得太绝，否则他无法向国人交代。”父亲一去又是半年，母亲心里天天惦念着。10月中旬主席岁了“双十协定”后，安全返回延安，父亲还留在重庆，参加那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直到年底才从重庆回来。
1946年5月，中央公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父亲向中央报告并征得同意，让母亲参加华中土改。这次父母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由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延安，而母亲是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母亲实在放心不下父亲和孩子。因为在平时，父亲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有时间去管。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母亲的归期给耽搁了。
后来，母亲从东台启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就在母亲回延安的途中，父亲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我和弟弟被托给一位阿姨看管。母亲到家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妈妈，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禁不住热泪盈眶，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弟弟站在一边，看也不看妈妈，撅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山东妈妈。”妈妈的鼻子一酸，泪水也禁不住涌了出来。
在父母这次别离中，父亲将思念母亲的心情在一首小诗《人比月光更美丽》中反映出来了：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就是父亲埋在心底的情爱，一个共产党员的平常：啊！母亲和我们离别不久，父亲已经多少次在想像中和母亲相会了！母亲从父亲的诗中，也仿佛看到了在延河水畔、宝塔山下，在那明媚的月光里，父亲抱着弟弟拉着我，翘首望着母亲归来的形象。
建国以后几十年，父母亲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他们的感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快乐的人生中，他们既共了欢乐，也共了忧患。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不再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我们全家被康生赶出了中南海。父母的好友田家英叔叔的自杀，给我父亲带来巨大的精神刺激。“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也是父亲坚定不移的信条。没完没了地被拉去揪斗，皮肉之苦父亲尚可忍受，人格的侮辱、情感的蹂躏常使父亲的精神难以承受。每当这个时候，只有母亲能体察到父亲的心思和想法，能体贴父亲的需要和支持。母亲相信父亲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坚定和对信念的不屈。母亲常常用手势和眼神，用别人看不明听不懂的方式和语言，鼓励父亲要忍耐、要挺住，要在艰难中直立前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中，父母相互扶持，相互体贴，相依为命。他们用彼此的挚爱，滋润着对方干枯的心灵。
在那艰难的紧要关头，他们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和保护。后来，毛主席曾特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准备看望我的父母（因为敲错一道门，未成）。就这样，我父亲从被揪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了。
父亲一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门无人登，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里，母亲有了难得的机会，去尽一个做妻子的义务；父亲也用这难得的清静，去读大量的书。有时，母亲陪着父亲在院子里种种菜，散散步，享受那难得的平民田园生活。这不过只是父母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一瞬。
1968年2月，由于父亲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弟弟退学，并强迫母亲签字。母亲又气又急，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母亲还正在受审查，医疗问题没人管。父亲和我们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下面装上轮子，上面绑一把椅子，做成简易的轮椅，推送母亲去医院看病、打针、针灸……
母亲的病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她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允许我的小弟弟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父亲对此很担心、很焦急，在万般无奈乏中，他为了母亲的安危，只得求助于毛主席。父亲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为私事、为自己的革命伴侣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母亲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
毛主席很快干预了这件事，母亲才被放回家。在父亲的关心和精心照料下，母亲的病体逐渐得以康复。后来，父母为这件事，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父亲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要干总是把它干好。母亲是父亲精神上和生活中最得力的助手，在父亲的每项工作、每个成就之中都渗透了母亲的辛劳和汗水。但这一切，从未听父母讲过。直到我长大之后，才从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慢慢了解到父母的一些事情。
1951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建党30周年，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专请我父亲代为起草报告。40年代父亲曾协助毛主席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在主席指导下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史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储备，所以父亲欣然从命。
时近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又特别热，屋外流火，屋内似蒸笼，坐在家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连个电风扇也没有。父亲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赶写稿子。母亲焦急，一会儿端来凉开水，一会儿拿着蒲扇为父亲扇风。后来，她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父亲椅子周围，想方设法为父亲降温。又过了两天，母亲看到父亲实在热得无法写下去，就在大澡盆里放了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搭一块木板，让父亲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多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完了，共有四五万字。父亲照例先将它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父亲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下可把父亲难住了，他对母亲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父亲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都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是多少年来父亲署名的少有的几篇著作之一。
当后来有人说起这事时，父亲总要提起母亲的贡献。父亲说：在我们党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形成一种定式，一谈到女同志，总爱在她们之前，戴上光环，插上标签，是某某的夫人，好像她们身上闪现的只是丈夫的光辉。其实，并非如此，她们本身就是无名英雄，只是在丈夫更多的功绩相比之下，被遮掩被冲淡了她们本来的价值和应有的地位。然而，妻子是把自己的全部闪光点都让给了丈夫，我们应还历史一个真实。
1992年6月l日，是父亲80岁生日，不少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父亲被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在父亲一生中，这是难得见到的。生日晚会后，他几次跟妈妈说，希望自己能活到90岁。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父亲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又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对我妈妈说：“我要活到90岁，希望再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在父亲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难以忍受之际，他躺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以惊人的毅力和难以想像的乐观态度，写了一首赠送给我母亲的诗，诗中写道：
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五十余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著。晚年遭遇颇离奇，浮云岂损日月辉。自古功成身合退，沙鸥比翼两忘机。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互扶。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父亲在解释诗中“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这两句时，还跟母亲“算了一笔账”：80年来，参加革命前十多年没做事；参加革命后又几次生病，治疗休养，耽误了多少时间没能工作；再加“文革”被耽搁了近十年，有多少事情应该做的未能完成，仔细算来，真是此生“半虚度”了。母亲对父亲的自我估价十分感动，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为人一生就是这样谦逊，事实上，我做的工作根本无法同他相比。他称赞我的那些诗句，是纯属于诗人的夸张。你们一定要继承父亲的品德啊！”母亲教诲得是，父亲一生并没有“半虚度”，他一生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一生才是“多建树”呢。父亲病危时，陈云伯伯派秘书向父亲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党对父亲一生辛劳的肯定，也是对母亲的最大安慰。
父亲带着永恒的追求，走完了他所选翻道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赠给母亲的那首诗，是他不朽人生的最后总结，也是为母亲的一生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