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我们总要联想到耿耿的晨星。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时刻，晨星以她闪烁的光芒照耀过晓行的士兵；而当太阳升起后，她已含笑隐没在灿烂的朝霞中……—陈昊苏
197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到医院探视父亲后，陪着疲惫不堪的母亲回家。由于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母亲忧心如焚，咯血不止，我们的心情也极度压抑。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为了你们的爸爸，我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了……
她拿出一包父亲的诗稿告诉我们：你们爸爸希望通过一部编年体的诗词选集来反映他战斗的生平，不久前他还说过要花点工夫对这些诗稿进行修改和加工，现在我已开始按他的嘱咐去做，希望能给你们病中的爸爸带来一点安慰。
说来令人痛心，母亲的工作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一直到父亲病危逝世，她始终顾不上保重自己，她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
1972年1月6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痛不欲生，沉浸在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周恩来总理致了悼词。消息公布之后，从国内外寄来了大批吊唁函电。朱老总、董老以及许多父亲生前的老战友写下了动人的悼词，还有更多的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表达了他们的哀思。不少人在信中建议母亲整理出版父亲的诗集，并编印纪念册或荣哀录。
党和人民对父亲真挚的怀念，使母亲得到莫大的慰藉，她勉强支撑着日渐衰弱的病躯，重新开始整理诗稿的工作。2月初，她写信给毛主席，呈上父亲1946年写的《沁园春。读毛主席柳亚子咏雪唱和词》及1954年写的《水调歌头。自叙》，并报告了整理编辑父亲诗词作品的打算。同时，母亲郑重地向父亲生前的老朋友赵朴初同志提出请求，希望在这一工作中给予帮助。赵朴老当时也是多病之身，但他慨然允诺，并为此事贡献出极为宝贵的心血
谁能想到，命运是这般残酷，3月初，母亲的病竟被确诊为肺癌！闻者莫不为之黯然神伤，而母亲却毫无惧色地承受住这接踵而来的打击。当时叶剑英副主席曾亲自到医院了解会诊的情况并决定手术方案。当叶帅来到病房时，母亲笑着问：“怎么样，抓住了吧（指发现痰中的癌细胞，是确诊的一项主要依据）？”叶帅说：“抓住了。抓住了就可以部署消灭它，不要紧的。”他们亲切的对话感染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对手术寄予希望，但不祥的预感总盘旋在脑际。
手术前母亲回了一次家，她对我们说了心里的话：“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当我知道自己得了和你们爸爸一样的病时，我觉得心头的创伤渐渐平复了。让我踏上一年前你们爸爸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走去吧！”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悲痛莫名，欲哭而不能。母亲的心思很明白：她早已下定了献身的决心，为了争取一段病情缓解的时间来实现这一决心，她果断地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我们的小妹妹珊珊预定在3月中旬出国学习。许多同志劝母亲把她留在身边，至少推迟几个月再走，母亲没有同意。妹妹还是按期出发了。在动手术的前一周，母亲苦苦构思一篇为女儿送行的长诗：
丹淮昔离家，父写送行诗。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
……
写诗送儿行，吟罢泪涟涟。汝父平生事，愿儿记心间。
母亲设想在诗中概述父亲自留法勤工俭学以来的整个经历，以勉励我们即将离家远去的小妹。由于时间紧迫，此诗只写成初稿便放了下来。
3月17日，母亲动了肺癌切除大手术。靠着医护人员的精心调治，手术后的恢复是顺利的。几天以后母亲就在病床上听我们读父亲的诗文。后来她能够下床了，就亲自看稿子。
当时工作的程序是采取流水作业，诗稿先送赵朴老看过，提出修改意见并进行圈选，然后由母亲审定。大约三四个月后即看完第一遍，经我们重抄之后，又看第二遍。有些重要的篇章不止看两遍，母亲常常回家邀请赵朴老来当面商讨，斟酌定稿。
尊重父亲生前表示的愿望，母亲为改好、编好诗稿费尽了：合力，她所从事的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艰巨的脑力劳动。对于数量很大的未定稿，从确定题目、考定写作时间开始，进而在体裁、结构乃至遣词、造句等方面作认真的推敲、修饰和调整，有些还作了较多的改动。对于已经发表过的诗篇，也不是收进来就完事，还视情况斟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作一些修改或调整。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父亲生前交代过的原则进行的。凡是父亲明确说过要改的，当然按照遗愿办，凡是父亲没有明确说过要改的，就由母亲考虑决定
母亲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举例来说：为了搞清1943年父亲去延安的路线，她在医院里一边咯血，一边走访了许多当年在华北工作的老同志。为了对战争年代的诗进行编次和审定，她查阅了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战史，重温父亲的战斗经历。为了熟悉诗稿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她翻看了大量的古代史籍，其中主要的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她没有时间通读，但对有关的部分看得却十分仔细，亲自断句并圈点，对于《史记》下的工夫最多。为了对诗稿中的旧体诗词从形式上进行加工，她对于诗词格律也作过认真的研究，曾手抄龙榆生先生《唐宋词定格》中全部例词，并逐字标明平仄，一部万树《词律》也总是放在案头，随时翻看。古今文学作品如《楚辞集注》、《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还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柳亚子诗词选》等，由于是父亲诗词中提到过的，她都饶有兴味地找来浏览。但在文学欣赏方面，她的阅读面更广，并不完全受父亲诗作的限制。记得母亲曾要我们借来一部木板精印的《板桥全集》，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一遍。
在翻检遗稿时，母亲常因哀思牵动而流下热泪。有些同志看到后劝她注意保重，尽量少看这些东西。母亲当然不能同意。后来她对我们说：“我把这件事看成一种有益的学习，从中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在和你们的爸爸对话。别人或者以为我流泪很悲很苦，我却觉得乐在其中。”
说到对遗诗的改动，有些同志是不赞成的。母亲了解这种意见，但她有自己的看法。她说过：“对你们爸爸毕生的心血，我难道不懂得珍惜？你们爸爸是个忙人。写东西难得有时间仔细斟酌，后来又得了那样大的病，他说了多少次要好好修改这些诗稿，却没有可能亲自来完成。如果我也不替他完成，那怎么能对得起他？”母亲在履行对父亲的责任方面表现出了不起的勇气。如果没有她在病中所做的牺牲，父亲那样大量的未定诗稿是很难形成像现在这样完备的选集的。可以说，母亲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父亲的诗集里镌刻上自己光辉的名字，人们将给予充分的评价。
1972年冬，母亲对全部诗稿作了审定，编成一部包含100篇作品的诗词选集（手抄本）。12月15日，她带我们到碧云寺去寻访父亲50年前在中法大学读书的故址。过去我们全家常到碧云寺来玩，那几年这里已经停止开放，但经过说明，我们还是进去了。母亲冒着寒风坚毅地攀登，一直走上石塔的顶峰，极目四望，心旌震摇。母亲低吟着父亲1959年8月在这里留下的诗句：
碧云云树两依然，不觉人近六十年。
愿祝冬青春常在，大同世界乐如磐。
这首诗表现了50年中为争取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奋斗的老战士的情怀。现在老战士已经离开人间，而他的理想还不能说已经实现。这怎能不让他的伴侣、战友——我们的母亲感到忧虑呵！
写到这里，我们要讲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了。那一阵子，社会上风传王洪文调到北京来了，他将要参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据说他走到哪里都打着“江青指示”的旗号。我们还听到来自上海的消息，凡是说过我们父亲几句好话的人那时候在上海都挨了整。诚如赵朴老后来所写的“哲人已云祖，域沙不停射”。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即使把父亲的诗选编成了，也很难找到出版的机会。谈起这些，母亲就悲愤难抑，但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总有一天选集会出版，如果我等不到，就由你们去完成它。总有一天上海那一帮子人要垮台，到时候你们要像陆游的诗中写的那样，‘家祭勿忘告乃翁’。”
肺癌切除手术只给母亲争取到两年时间。1973年秋，母亲的病又逐渐加重，咯血又开始了。她抓紧时间整理父亲的其他遗稿。曾编成一部影集，指导我们编了一部不甚完备的文集，并亲笔抄录下上百页的材料。叶剑英副主席一次来访，了解到母亲所做的工作，便指示军事科学院派一名打字员来帮助。母亲决定把父亲的全部诗稿及诗词选集打印出来。这次在手抄本的基砷上把选集扩大为150篇，并于11月18日写成序言（系由在春天写成的长序压缩而成）和题后诗两首，一起交付打印二3天以后她因病再次住院，从此就没有回家住过。
12月初，诗选打印完成，首先装订了几本。母亲在病房中见到，立即托人呈送叶副主席两本，并说明：这是陈毅同志一生的心血，他去世近两年，我只完成了这么一件事。请叶帅把其中一本转呈毛主席，我要求将诗选出版。几天后，邓颖超妈妈来病房探望，母亲又将选集呈送周总理，并说：“总理事情忙，不一定有时间，请您看看指教。”后来，叶帅曾来探望，对母亲说：“诗选收到了，编得很好，请放心。”邓妈妈又一次来看时，对诗选序言提了一点意见。原来母亲只是写父参带病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邓妈妈说，应该明确指出是参加揭露林彪反党罪行的会议，把陈毅同志一生坚持和党内阴谋集团作斗争的精神表达出来。母亲欣然同意邓妈妈的意见，并嘱咐我们在正式出版时改过来。
1974年元旦，我们将100多本诗选（打印本）全部装订完毕，父亲的诗词存稿也打印编成，这是我们送给母亲最好的新年礼物。她悲喜交集，当即要我们开列一张名单，把诗选分送给党政军负责同志中父亲生前的老战友们。又说，不要只想着上层领导同志，应该送一些给你们各自的同学、战友，送给一般千部和普通的工农兵群众。把这本书送到他们中间去收藏，以后几年间，我们听到许多人争相传抄这部诗词选集，深感母亲有远见，她了解人心的向背，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心上，她是正确的。
母亲病重时，正好是“批林批孔”的前夕。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处境很艰难，并且身患重病，但他非常关心我的母亲。元旦那天，总理派赵炜同志到医院把安徽冒孝鲁先生写的《敬挽副总理仲弘先生》诗送给母亲看，并附笔致意。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来看。母亲间：“陈总的诗选您看到没有？”总理答：“看到了。你写的序言很好，陈毅同志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
接着是1974年1月8日，周总理和邓妈妈在西花厅接见了我们的小妹妹珊珊（她是回来探望母亲的，将于第二天出国），总理对她说了这样一些话，并要她转达给母亲：
“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自愿参加革命，一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病中能编成你爸爸的诗选并写出那样的序言和题诗，是值得钦佩的。你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考验……”
当天晚上母亲在日记上记下总理讲话的大意，并写道：“珊珊转述这些话，我听了颇感愧惊。”在国事家事都极端困难的时刻，周总理代表党和人民对母亲的工作作了崇高的评价，这是母亲艰难而又鞠躬尽瘁的一生中所能企望的最高的褒奖了。
当母亲自知病情已经不能好转时，有一天下午，她把我们兄妹召集到病床前，对我们讲了她心里久已想讲的话：
“珊珊要专心专意地把外文学到手。学习的机会太不容易了，一定要珍惜，绝不要受我的病情影响。”
“人总是要死的，我这一辈子我自己觉得过得很幸福。我是穷家小户出身的女孩子，那时候读点书很不容易，每个月为了交学费，老人受尽了艰难。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清白，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我才学到了一点知识，能够担负一点工作，能够有一点作为。你们比我幸运，生长在解放以后，环境太顺利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总追求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总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达不到理想的境界，非常苦恼。我跟你们爸爸结婚时，距离相差很大。我总想缩小这个差距，使自己能和你们的爸爸相称。这成了鞭策我自己前进的力量。
我在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追求的不是安逸和享受，而是孜孜不倦地苦学上进。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遗憾的是我的时间太少了，方法也不大对头，所以结果就不那么好……”
“你们爸爸活着的时候，我和他不很懂得怎样互相帮助，错过了时机。等他去世之后，我才感觉到，失去的一切太可贵了，失去的一切太可贵了！"说到这里，母亲感情激动，一时热泪纵横，硬咽难以继续。
“我原来想只要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将你们爸爸留下来的文稿材料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斗争和虚浮颂辞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1974年3月20日，母亲与世长辞，享年只有5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