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刘志兰双手郑重地接过朱德总司令为我父亲左权所作的悼诗，这不是一首用文字写就的诗，而是用血泪、用情感、用人世间的爱铸就的我父亲不朽的灵魂！我母亲陪伴着这首诗、陪伴着我父亲的灵魂，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左太北
我的母亲刘志兰是北平人，曾和浦安修妈妈一起念过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1939年2月，母亲参加中央巡视团到山西前线，后留晋东南在中央北方局妇委工作，曾和卓琳妈妈一起在八路军总部附近举办妇训班，培养妇女干部。
父亲左权对妇委工作很关心，应邀到妇训班讲演，强调妇女干部在做政治宣传工作中要注意自身的军事学习，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一来二往，父亲和母亲接触增多，彼此产生了感情，关心对方胜过关心自己。
朱德总司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天，在散步时朱老总碰到了刘志兰，他有意向刘志兰介绍了左权的情况。刘志兰虽然两颊绯红，还是含羞地点头表示同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朱老总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没有错；可现在是决定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应该是总司令，我只能当参谋。不要以为总司令牵红线，就委曲求‘权’了。”
当时，我母亲年轻、漂亮，有文化，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青年，对英勇善战的年轻将军左权心里充满崇拜和敬仰。父亲对母亲也充满了好感，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心心相印，两情相悦，但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两个月后就在八路军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了。1940年5月，我就在总部医院驻地土和村出世了。在烽火战斗的出生人死中，父亲对母亲总是怀着深厚的眷恋之情，他们即使再苦再累，只要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使对方消除疲劳，产生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然而，他们见面的时间太少，相互的关心和挚爱都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百团大战前夕，父亲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挤时间去看望母亲和我这个刚刚出世的小女儿。当时生活十分艰苦，母亲月子里奶水不够，我饿得哇哇直哭，母亲又没带过孩子，在心里着实有点抱怨父亲对我们母女关心不够。父亲看到母亲不高兴的面容，很能体谅妻子的心情，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主动端起碗给小女儿喂米汤。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实在令我母亲感动。母亲再也不忍心让父亲看自己的脸色了，后悔得直掉泪。父亲握着母亲的手，心平气和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使母亲破涕为笑。
时值朱总司令50寿辰，我刚好过满月，总司令将部下赠给他的红细布锦旗转送给父亲一面，说：“现处于战争环境，我实在拿不出什么给孩子过满月，就用这给孩子做个小被子吧！”彭德怀副司令员也向父亲建议说：“刘师长（指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看很有点纪念意义呵！你的小女儿就叫左太北吧！”“好是”父亲欣然同意。从此，太北的名字就叫开了。
百团大战是在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战役。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父亲，实在没有精力再抽出时间照顾我们母女。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父亲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开始时，决定将我们母女送往延安。
母亲实在不愿离开父亲，父亲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母亲对他实在有太多的担心。可我刚三个月，无法离开母亲。父亲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母亲深知父亲让我们去延安主要还是为了我的安全。母亲也知道父亲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这一切，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但后来母亲给我讲我们去延安路上发生的一件趣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我就是从这件平凡的小事中，体会到了父亲在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从太行山去延安的路上，一位挑夫挑着担子，前面筐里躺着三个月的我，后面筐里放着衣物和我吃的东西。母亲刘志兰跟在挑夫身后，急急地赶路。挑夫走得太快，母亲走几步就得跑几步才能跟上。母亲脸上流着汗，衣服背后已汗湿了。她实在有些走不动了，就对挑夫说：“老乡，你走得太快了，我实在跟不上了。”挑夫冷冷地说：“快？就这样的速度天黑才能到延安，我回来全是夜路了。”母亲热情地说：“在延安住一晚上，我负责给你安排住处：“挑夫不耐烦地说：“不行，俺还有事呢。”
母亲无奈地说：“那咱们歇一会儿再走吧？"
挑夫回头瞅了瞅母亲，看她确实走不动了，不得已只好停下来。刚停下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哇哇哭叫起来。
母亲忙走到挑子跟前问：“怎么，她又哭了？”
“没事，她躺在挑子里就像睡在摇篮里，挑子一停下来就像摇篮不晃动了，她怎能不哭呢？”挑夫说完轻轻摇摇头，很看不起这位年轻母亲。
母亲不知所措地说：“那咱们就走吧，只是别走得太快！”
挑夫又挑起担于，没走几步我就不哭了。母亲暗暗钦佩这位挑夫，一个男人家也懂得怎样带孩子。挑夫不慌不忙地走着，信口说道：
“我看，你带不了孩子，把这小女送人吧。”
“什么？”母亲明明听清了他的话，还是愕然地问了一句。
“我是说，你带不了孩子，还不如把孩子送给我。”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母亲禁不住心跳起来。她警惕地看着四周，山高谷深，行人稀少，忍不住喊了一声：
“停下，先别走！你现在带我到哪里去？”
挑夫停下来莫名其妙地说：“带你去延安，怎么啦？”
“你要说老实话，不许骗人！”母亲的口气坚决而严厉。
“俺是乡公所派的公差，哪还会有假？”挑夫也认真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我的孩子？”母亲紧追不舍。
“这不稀罕，俺乡里的乡亲谁家没带过八路军的孩子？他来接咱就给他，他牺牲了咱们就养着，有自家孩子一口就有八路孩子一口。再说了，八路军舍命为咱老百姓打鬼子流血牺牲，咱们要是没有这点觉悟那还有良心吗？”“可咱这孩子是送到延安去的，那里已办了托儿所，怎么能给你呢？”母亲忙说。
“俺不过是说说，你不愿意俺给你送到延安就是了。”挑夫的好意没有得到母亲充分理解，心里也不太舒服。
两人沉默不语地向前走着。走过一段河滩路后，挑夫又忍不住地问：“你是从前线来的？”
“从王家峪。”母亲回答。
“王家峪？王家峪有个圣人你见过吗？”
“圣人？不知道。”母亲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
“哈，俺老百姓可都知道。他一镐头下去，能开出一片荒地。他说哪有水，哪就能打出井来，左会村有个圣人泉，就是他点的。哪个地方有他，老百姓就不受欺负。所以老百姓喜欢他，日本鬼子怕他。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洋鬼子，只要碰上他就吃败仗。人们都说他是日本鬼子的克星。”挑夫说起圣人可来了情绪，似乎也多少感染了母亲。
“这个圣人是谁呀？”母亲反问道。
“你是八路军吗？”挑夫怀疑地瞅着母亲。
“当然是了。”母亲直言不讳。
“你既然是八路军，怎么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左圣人左权呢？”挑夫怀疑地回过头来看着母亲的脸。
“啊！你说的是左权呀？”母亲忍不住笑出声来。
“对啊，你见过他吗？”挑夫对母亲的态度不太满意，又追问了一句。母亲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不介意地说：“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八路军，算哪门子圣呀？”
挑夫突然停住了脚步，放下了担子。很不高兴地说：“对圣人不敬就是对我们老百姓不敬！我们百姓把左权看成圣人、救星，你却看不起他，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给你送孩子呢。乡长说你是八路军，我看不像！”
母亲看挑夫真动气了，反而和蔼亲切地说：“老乡，你误会了，我不是看不起左权，只是说他是个普通人，而不是圣人。”
挑夫没好气地说：“他不是圣人，你是！”
母亲又笑了，她被老乡的真实感情感动了。正因为人民群众对八路军有这种真实感情，才不顾一切地支援前线。她不但信任这位老乡了，而且怀上了深深的好感，因此就故意逗趣说：“我像不像八路军并不重要，但这个孩子你一定要给我送到延安。”
“为什么？我要是不送呢？"
“不送，你那颗良心不干！不信你翻开孩子的抱布看看。”
挑夫看到母亲满脸认真的样子，忍不住按母亲手指的地方翻开了抱布，只见里面有块白布上面写着：小女左太北，三个月，左权。
挑夫惊讶地盯住白布：“啊！这是圣人左权的娃？”
“不错，你送不送？”母亲问。
“送，当然迭、一定送飞”挑夫的话里充满了真诚。
“我要不是八路军呢？”母亲又故意问了一句。
“哪能呢？你是小圣人的妈妈，是左权的婆姨。这回我可要慢点走，哪怕咱们半夜到也没关系。”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我和母亲到延安后，我被送进了中央托儿所，后来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母亲本来打算进延安“抗大”学习，由于我太小，一时适应不了断奶的生活，没几天就病了。托儿所本来人手就不够，加上我这样一折腾就更忙了。父亲又给母亲写来信，问长问短，总是离不开对我的牵挂和关心。母亲怕为我使父亲分心，就主动要求到托儿所当阿姨。
母亲有文化，又在前线打过仗，会讲很多故事，深受小朋友和其他阿姨们的爱戴。她勤勤恳恳在托儿所工作半年多，直到我长大一些适应了集体生活后，才进“抗大”学习。
母亲在紧张的学习中仍然牵挂着我和父亲。有一天她匆匆走上坡来，一进托儿所的大院就喊：“丑所长，我想上前线去！朱老总说首先看看孩子能不能离开，然后再写信征求左权的意见。这第一关就靠你们给我说话了，你们看太北她……”
丑子冈和比较正常，和傅连暲从窑洞里迎了出来。傅医生说：“我刚看过，现在太北发育没有什么问题。”先给母亲吃了个定心丸。
“啊，傅医生也在？其实，我心里十分矛盾。最近日本鬼子搞‘铁壁合围’、‘梳蓖清剿’，前方相当吃紧，左权身体又不好，我真放心不下！”母亲丝毫没有掩饰她的焦虑。
“他身体怎么啦？”傅医生关心地问。
“左半个身子有麻痹症，赶上阴天下雨就很难受。”
“等有机会，我去给他看看。”
“唉，卫生队不知催过多少次，让他好好检查一下，他总是推托。所以到了这个季节，令我格外惦记他。”
“那你就下决心去吧，孩子在这儿你就放心吧！”丑子冈忙说。母亲听了丑所长的话不再犹豫，即说：“好，那我就马上给他写封信。”我们和父亲分别后，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父亲已给母亲来过十封信。那时候通信很困难，只有待有人去延安才能捎去，有时一封信会在路上耽搁很长时间。父亲的第十封信是1942年4月1日写的，他在信中说：“志兰……半年来没接到你的信，时刻担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几天前才收到你十一月十五日的信……看你的信总有两种相反的感觉，当知道北北长得很好更加懂事、顽皮而更可爱时，感到非常高兴、非常痛快。当知道你的身体瘦弱、精神不快时又觉得难过……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
父亲越理解、关心母亲，母亲越牵挂、思念父亲。革命的夫妻就是在这样的日月中煎熬着一天天度过。
l942年5月，华北的月色是用火网织成的，整个太行山都在战斗，都在燃烧。“这是一位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5月24日，强敌从四面扑来，将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部队包围于桐峪、尖庙、周家垴、南艾铺地区，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席拳过来，情况十分危急。”
5月25日上午10时，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面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日军采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下午2时，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官兵们爱戴的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指挥部队、机关突围时，他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同志们的安全……”
这篇令人心悸的报道，在八路军官兵中传递着……当噩耗传到延安时，我刚刚两岁。两岁孩子的哀痛全由母亲和大人们承受着。
丑妈妈走进窑洞，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一封信在发愣，这是父亲给母亲的第1封信，信却月5日写的。母亲看到丑妈妈忙迎上去说：
“所长，你看他来信了。”她把信举到所长眼前继续说：“他在信中说：‘离别虽然二十一个月了，时间不为不长，在目前情况下，还不希望你即来前方。’这是不同意我去，从信中看得出，他非常想孩子。他在信中说‘我担心着你和太北，你人学后望能好好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小太北，这么小的孩子正是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他在下面又说‘想来太北长高了、长胖了，懂得更多的事了。她在托儿所习惯了吧？你能否经常去看她？来信多谈谈我们的乖女儿好吗？我太想她了！在战斗的间歇中，我脑子里常出现你和小太北的影子，仿佛你俩就在我身边，和我一块谈着、玩着、笑着，可惜我们一家三口分三处，想见个面也不容易。不过，我坚信我们今天的分离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我们一定会团聚的，那将是人生最美好的日子！"’母亲读到这里把信递给丑妈妈，忍不住流下泪来。
“你看你，不要着急。”丑妈妈说着接过信来看，其实她强控制着自己，她的心里早已泪流成河了！
“你看他这几句。”母亲边说边抹眼泪。
“……我如此爱我们的小女儿太北，但时局有变，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可按实际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
“你说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好了，决定明天就去他那儿。”“去吧，只是不要想得太多。他是咱们八路军总部三大指挥员之一，军队各级一定会设法保护首长的。”丑妈妈深知自己是言不由衷，但无法把真情告诉她。
“你不知道他，他比朱总司令小19岁，比彭总小17岁，有什么困难和危险他应该抢在前头。可他太不要命，太拼命！虽然果总和彭总处处关照他，可在战斗中哪能顾那么多。每次战斗下来，他既兴奋又疲惫，常常坐下来就不想动啊！我给他端盆热水让他烫烫脚，他有时袜子没脱掉就坐着睡着了。我有时帮他擦擦背换件干净衣服，他知足极了，总是要反复说着谢谢。他除了小时候跟母亲在一起有过短暂的家庭温暖外，再没有过过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就这样他还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了。丑所长，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好，我以前从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完人，可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完人！”
丑妈妈诚恳地点着头，不知道用什么话能安慰眼前的苦命人……
“那好，我彭怀去看太北了。我还想上街看看，给左权带点什么。”母亲说着走出窑洞，丑妈妈紧随其后，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不把真相说出来……她们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就通过栅栏墙看到一位骑马的警卫员在门外跳下马来，急促地高喊着：
“丑所长，刘志兰同志在托儿所吗？"她们两人忙迎出来，一看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警卫员忙敬个军礼说：“刘志兰同志，朱总司令请你！”
刘志兰木呆呆地站着，没有答话，也没有还礼。她下意识地看着丑妈妈说：“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害怕！"
丑妈妈已没有勇气再抬头看她，只是机械地拍拍她的肩膀说：“快去吧，朱老总在等你！”说完又推了她一把。
母亲犹豫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夺过警卫员手里的疆绳，翻身上马扬鞭而去。
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哭了，中央的负责同志都沉浸在悲痛中……
朱总司令在自己的窑洞里接待了我的母亲，他当面亲自将我父亲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详细地告诉了母亲。老总面对我悲痛的母亲没有说安慰话，只是说：“想哭就放声哭吧！那样可能会好受些。”
总司令沉思一会儿转过身来，他握起了桌上的毛笔，把一切悲愤都凝聚在竺笔端，挥泪为我父亲作悼诗：
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於清漳河畔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总司令签名和写完日期后，又在自己名字上面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志兰同志留念”，亲手将这首诗赠给了我的母亲刘志兰，以致哀思并嘱我母亲节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