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原书张式沉，曾用书何平、张菊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特工部工作。
她1932年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参加文化工作，曾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后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员；
她的著作有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梁红了》、《洪波曲》，报告文学《从朝鲜归来》，以及歌词《卖报歌》、《渔光曲》等。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这首由安娥作词、张曙谱曲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以它通俗明朗的词句，真切昂奋的旋律，唱出了难童们国破家亡的悲苦处境，激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3万名保育生就是唱着这支歌，步人保育院，走上了新生。3万名保育生每当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了为保育生日夜奔波的安娥妈妈。
1938年3月10日，在庆祝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上，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安娥妈妈。这位当时端庄秀丽的女士尽管年轻，但已是文艺界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作家了。她尤擅歌词创作，虽没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词的丈夫田汉那样称誉中外，但其创作的几首歌词却仍闻名遐迩，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安妈妈参加了保育会的整个筹备活动，因此她的任务是向与会人员报告保育会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为了推进保育会的工作，安娥曾到全国各地保育院去视察，写出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1939年1月16日发行的《妇女生活》第六卷12期上发表了安娥题为《歌乐山上的保育院》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保育院的建设、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着重介绍了孩子们自我教育的生动事例。她在文中说：
车子一走出了烟雾弥漫的重庆市，便觉得风和日丽，空气清新，两排如臂的青山，环抱着几畦静水，四野入画的小草，依偎着大地之春。虽说正是严冬时节，却暖和得有似孟春，天赋予四川的何其厚啊！
走近歌乐山脚，望见五六排整洁向阳的房子，几块宽广平坦的空场。第一排房屋前面的山石上，两个孩子在远眺。房子前边正在修石子路。
“这就是我们的保育院吧？多好的地方啊！”一恒说。
“不是吧？我们会有这样好的地方！”
由于过度的兴奋，反而使我迟疑起来。但那两个远眺的孩子分明穿着保育院的黑棉衣。
车子停在正在修筑的石子路上。脚被新石块格得发痛，我猛然才想起来：
“啊！这是我们的保育院，这条路将来叫保育路。它象征着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保育工作的大道！”
曹孟君院长和蔼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满口不断的“指教”、“批评”声，谦虚而恳切。其实我们望见那几排整洁的房屋，几块宽广平坦的操场，早已是喜出望外了！
一、巴山公园
一进正门的人行道旁边，出现了一座模型的小公园（形式如小小高尔夫球场），园门半圆形的牌子上，写着伟大的“巴山公园”四个字。顺着园门的“大路”走去，什么守望亭啦、巴山图书馆啦以致公共防空壕啦、花园草坪啦应有尽有，虽则是小而又小的模型。曹院长对我们说，这都是孩子们自己的手工。啊！孩子们自己的手工！我们能不敬佩！
谁看了这个，还能说流浪儿没有美学的鉴赏，没有艺术的天才，没有自然的爱好呢？当他们生活安定了以后，他们的智慧，像六月冲出云霄的太阳似的，放出火热的光辉来！加上他们那强有力的“生”之意志，丰富实际的生活经验，真挚涌溢的热烈感情，常常比普通家庭里生长出来的儿童，还更富有创造力！何况他们都是抗战的大时代之产物，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下锻炼出来的斗士！
二、巴山牧场
说起巴山牧场来，真是可怜得令人眼泪都笑出来。整个牧场充其量面积也不过像巴山的几块石头那么大。但在孩子们看来，却觉得它大得很呢！整个牧场用竹篱隔做六七栏，栏中的生物大概有八只鸭子、两只黑羊、十只鸽子、十只鸡、四只小兔。院长告诉我们，这座牧场是孩子们自己的财产。因为有一次一位方丈捐了孩子们100块钱买肉吃，可是孩子们把钱领来以后，大家公决不愿一两次把这些钱吃完，他们决议把这些钱设置个小牧场。起初孩子们不过是为着一个小小的生产事业，但现在在这少邻舍的歌乐山保育院，这些动物已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关心这些动物的饥渴，犹如兄弟姊妹。
三、孩子们的文化
最使人吃惊的，是孩子们自我教育能力的坚强。这点虽然在汉口、长沙及重庆临时保育院里已表现过，但都没有在固定保育院表现得充分！他们经常出版的刊物有三种：
1。时事简报——每日版，现已出至39期。内容包括党、政、军、经济、国际、社会新闻等摘要。简短精彩，材料又丰富，字体也很工整。
2。壁报―周刊。内容多关于生活及文化教育的自我学习、抗战故事、杂感等，编排得相当活泼，有几篇描写他们自己“流浪史”的报告，看了实在令人落泪！
3。抗战画报―不定期。这是一张不惭愧的刊物，在这里面充分表现了孩子们的艺术天才和政治认识。可怜他们使用那种破笔与粗纸却每一张画都那样用心地雕磨！其中如吴伯钧的“义勇军”、章文伟的“世界和平”、杨秋海的“前方的战事”，以及（名字忘了）“犹太人的悲哀”“法西斯的真面目”“军民合作”“大家一条心”等，构图很有思想，笔法也很锐利。而且虽则是儿童的作品，却已表现了“写实”“浪漫”“象征”等不同的作风。使每个人看了都不得不感动地说：“我们送给他们一些好的工具吧！那他们会画得更好！”是的，如果他们能得到艺术教育环境，说不定会产生几个民族艺术家呢！
四、有意义的晚会
每天在睡觉之前，每队在自己寝室里，开半个钟头的晚会，主要任务为每日生活的自我检讨。但据管理员说，也不知孩子们从哪里找来那许多问题，总是要过半个钟头的。在这个工作里，也表现着孩子们的不同的个性，而且每个寝室有个别的作风。大概女生队内多喜欢讨论清洁、美观、读书、音乐、守规则、人事及感情等问题。男生队则偏重于军事、政治、国际、科学、院务改革、自我教育等工作。也有些队他们不讨论生活，也不讨论政治，也不管人家对他们怎样，也不管自己对人家怎样，厂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把寝室布置起来，唱歌、演剧、说故事、下象棋，不管你外面天掉下来，他们仍然进行自己的活动。虽则他们的艺术作品还没成功，但艺术家的作风确已不算坏了。真是笑得人们牙都要掉出来。
好容易晚上7点钟到了，我们便决定到各寝室去参加孩子们的晚会。走到一个寝室门前，从窗子望进去，都是七八岁的孩子在开会。怕进去破坏孩子们的自然气氛，便偷偷地站在窗外听。当小主席宣布开会后，就有小朋友勇敢地站起来发言，他们有自我检讨的，也有给别人提意见的。各班把每天检讨的重要问题，单独记下来报告自治队长联席会。联席会再把重要问题提交全体晚会。有一次扩大晚会上，曾解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孩子们初次上山的时候，乡土观念非常严重。安徽的孩子联合起来打河南儿童的头，浙江儿童联合起来不同河北儿童玩耍。“打群架”时有发生，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扩大晚会上，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议：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童，都是在日本军阀炮火压迫下的流浪者。大家的遭遇一样，生活二样，目标是一个。因此彼此都不应分省份，不应该打架。我们的拳头是我们对敌的武器，只能打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们的头上！”
走到另一个寝室的门前，当主席报告后，一个小朋友立刻勇敢地站起来说：
“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先生要他做事，他看着先生一走，他也就走了，以后我们遇到这样事，该怎样处罚他？”正义感充满这位小朋友的全身。“罚站5分钟！”“罚10分钟！"，
“罚他再去做好！”一纷三个办法都有附议，，于是主席要大家袭决，结果赞成“再去做好”的人占多数，议案通过。
在另外一队的晚会里，争论得非常激烈，我们赶往那间窗前静听时，只听见一位小朋友慷慨地在说：
“第一，我们要干净，不要学流氓！第二，我们不要怕死，你看前线的士兵要是怕死，我们早不能在这里读书了。我们如果现在不努力，大了也不能做大亭！不能为国家民族、爹爹妈妈报仇！第三，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院里菜吃得不好，要求换好一点的菜吃。小朋友，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享福的，我们是要来读书的，救国的。难道这里比我们早先沦陷区的生活还不如吗？我们想想现在陷落在沦陷区的小朋友，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还有心要换好菜吃吗？"“那么，小朋友们！还有赞成要求换菜的吗？"
“没有！”这声音充满整个屋子，甚至原来提议换菜的小朋友都说愿意取消原议了。
第二天午前与全体小朋友开了二个谈话会，送了点慰劳品给小朋友，还有小朋友的表演与答谢。
我们下山的时候，曹院长仍旧说着“请指教，请批评……”歌乐山迎我们来，歌乐山又送我们回去。从今歌乐山将永远留住我们孩子们的快乐的歌声。
安娥妈妈，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保育会成立后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秘书处千事、宣传委员会委员，她写了很多宣传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对保育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抗战胜利后，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