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1938年7月16日建院于重庆歌乐山，1942年1月改称直一院，但习惯上仍称川一院或叫歌乐山保育院。
歌乐山，东距重庆市区60余里，西靠成渝公路，北临嘉陵江。山巅有名刹云顶寺，山下是古镇高店子。川一院坐落在古镇左侧山坡上。一进大门，是一条4米宽的石板大道，由低向高把花园般大院分隔为西区（教学区）和东区（生活区）。西区由下而上有小花园、凉亭、医院、6排大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和可容纳600人的大餐厅；东区有澡塘、理发室、草顶方形大礼堂、8排学生宿舍（每排8间，每间4张双人床，白墙红地板）、大操场、小农场、小牧场、小工厂等。还有个拥有10余个床位的病房小独院。院西一篱笆之隔与冯玉祥副委员长、李德全副理事长为邻；坡上，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公馆相连。
曹孟君上任后，首先下大力抓了难童们的身心健康。这些从炮火下和饥饿死亡线上被抢救出来的孩子，到了四川后水土不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染上了疟疾、痢疾、癞疮、疥疮、夜盲症和满身的虱子。曹院长带领老师及医护人员，怀着慈母之心，不怕脏，不叫累，不怕传染，为患病的孩子清洗、诊断、治疗。她带领医护人员走教室。串宿舍，昼夜忙忙碌碌。经过精心的治疗，孩子们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院长规定，医护人员每天上课之前要到教室按秩序检查每个同学们的眼、耳、鼻、舌和皮肤，发现病情及时治疗和隔离。在院里开展了三灭运动（灭虱子、臭虫、疥疮）。曹院长亲自动手为孩子们消毒、换药、洗澡、理发，讲解卫生知识，订立卫生条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孩子们变得清洁、健康了。
由于失去父母和流浪生活的痛苦，有的孩子情绪变得暴躁，容易发脾气，还经常打人、骂人。曹孟君和院里的老师一起，对他们耐心教育，特别注意进行爱国教育、民主并把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全者互相结合，循循诱导。她们还启发孩子们用自我教育的方法，经常利用晚上，开个短短的生活会，讲讲一天的表现。对有些问题，孩子之间看法不同，争吵起来，曹院长和教导主任商量，定期召开全体大会，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来，让孩子们自己选主席主持会议，开展讨论。最后由教导主任把意见归纳起来，帮助孩子们进行分析，分清是非。这样做的结果，使孩子们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孩子们都变得活泼可爱了。
为了培养孩子们从小就热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劳动技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院的东南侧建立了小工场、小农场和小牧场。每当课余时间，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觉地去那里学习、操作、劳动。
爱学习、肯动脑子的刘公泰同学学会了用烧碱、油脂和松香熬制肥皂，用氯化钾、食盐水制作再生电池。邬方东同学就地取材制作全竹质的自来水笔，受到赞扬。他的革新成果还被送到重庆参加全市儿童作品展览会展出。有的同学，学会了用硫酸镁画竹子，有的同学学会了用通草制作通草画。更多的同学学会了养羊、养兔、种菜、种粮食、编草鞋等技能。欧阳鸿祥同学热爱劳动，勤勤恳恳，不论炎夏寒冬，总是为全院师生作息摇铃打点，受到了全院师生的赞扬。
曹院长还号召10岁以上的同学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被褥。对战乱时期只有十来岁的娃娃来说，他们又从来没有摸过针线，确实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曹院长说：“万事开头难。有困难，不害怕，克服了困难，难办的事就变得容易了。”她要求年龄大的帮助年龄小的，女同学帮助男同学，团结协作，做好棉衣。
各班的教室变成了一座小型成衣车间、裁缝铺，同学们飞针走线，加班加点忙个不停，欢声笑语，浑然一体。当同学们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时，身上暖烘烘的，心里热乎乎的。
为了增强同学们身体素质，曹院长还经常组织同学们爬山、游泳、踢毽子、练武术、猜谜语等活动。有一次，全院师生比赛爬山的终点是歌乐山制高点云顶寺，大家都勇往置前，侠背，气喘吁吁，但还是勇敢地攀登而上。凡是攀上顶点的，都得到了奖励。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出壁报、画报，开讲故事会、讲演比赛、歌咏比赛、绘画比赛、作文比赛、音乐会等。
为了不断地加强对同学们爱国家、爱民族的教育。还不时组织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有一次组织部分同学从歌乐山徒步走到重庆市，参加全市各界举办的为前方将士义卖活动。义卖开始的第一天，保育生双手抱着义卖品（主要是书报、杂志），胸前挂只装钱的（只能进不能出）竹筒，身披一身雨水，带着两脚湿泥，在雾茫茫雨蒙蒙中沿街、沿店、沿户宣传义卖，在朝天门一座二层楼饭店里，同学们虽已是饥肠辘辘，寒气难忍，仍然热情地向用餐的顾客宣传义卖，受到群众的好评。
为取得保育民族后代、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实践经验，曹孟君聘用进步、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和阿姨对儿童进行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将其班级分别以团结、奋斗、抗战、必胜、坚决、持久、建国、必成命名。国文课本是总会发的《抗战建国读本》。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无处不在的，如在小小图书室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大标语：“我们不是寄生虫，要做抗日的小英雄。”在不高的书架上，摆放着高尔基的《童年》、《我的母亲》及鲁迅的《阿Q正传》等中外名著。还有连环画《平型关大捷》、《李鸭子连升三级》等。“小画家”马健德升学离院时，曹院长给小马的赠言是：“健德：在你的图画中，有祖国的完整地图吗？’’
每位同学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参加演讲队、歌咏队、舞蹈队、话剧队，对内对外进行抗日宣传。小小话剧团请来了戏剧家陈白尘和孩子剧团的演员们，指导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还我孩子》等；请来沙海、常学庸、沙名露等音乐家和音乐教员，教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1939年5月13日，20多位同学还走上广播电台，向美国小朋友演唱《院歌》、《松花江上》等歌曲。曹院长在院里大力倡导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针，强调自主、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和手脑并用的教育。结合劳作课，要学生自己打草鞋、缝衣服、养兔、喂羊、做肥皂、做玩具、用具等。提倡保育院社会化、家庭化。提倡孩子们喊老师“先生”、“妈妈”，同学间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称。通过组织学生会、每晚以宿舍为单位开生活检讨会等方式，进行民主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等。
对于这一套教育内容和方法，社会上的进步人士纷纷夸赞。但是国民党右派却很不高兴，有一次他们派来10多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名曰协助工作，实际上是来监视和干扰院里的正常生活和学习。曹孟君对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他们尚未到院之前，召集了院里的进步教职工开会，说明那批三青团员的政治背景、来院的目的，提醒大家不要上当。他们来后处处感到孤立，工作上又怕难怕累，生活上又怕苦，没有多久就待不下去了，只好悄悄溜走。曹院长以保育院为家，平时就住在院里，周末也不回自己的小家。她爱人王昆仑同志周末也到院里来，帮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遇到困难时也常常到这个“家”来住。
曹院长在保育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把朴素的经验再上升到理论，推广到全国。1940年初，她读了蒋院长“致小学校长教职员及社会人士”电文后，根据自己的实践，发表了《儿童保育事业之意义及其任务》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