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西藏工委）进军西藏
范明
中国共产党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西藏，是我党我军和平解放西藏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至今已届4争个年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风风雨雨的侵蚀与蒙尘，在人们的记忆长河里，可能已经淡漠了。但是，这个伟大历史业绩，却会永远地留在历史的长河里，犹如千年古松、万年化石，不管年代多久，科学家们都能从它们的年轮和刻纹上，推算出它的纪年史和历史价值。谁也不能割断它，湮没它。
1950年9月下旬，彭总、贾拓夫、徐立清等去新疆返回兰州，我们到机场迎接。贾拓夫见到我，一把拉住我说，彭总已决定你去新疆，担任迪化（乌鲁木齐）的市委书记兼市长，限你一个星期内把手续交清后到新疆上任。我二话没说，当即着手交代工作，准备出发。不料，几天后，彭总对我说，新疆你不要去了，准备进军西藏。彭总指着西藏地图（那时地图上还是分为前后藏）说：从西宁、香日德、经黑河插到后藏，控制岗巴拉山（拉萨去江孜必经之路），切断前后藏的通道，直插后藏首府日喀则，解放后藏。具体安排找张宗逊副司令员。我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下来了。但到了10月下旬前后，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泅淇又通知我说，西藏不去了，随彭总去抗美援朝，我又二话没说，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没几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又通知我说，彭总和西北局通知，你不去抗美援朝了，仍然负支进军西藏峰任务。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处我国西南边睡，面积约有120多万平方公里，居住着约有100多万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的以藏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藏民族是我国境内有悠久厉史的民族之一，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民族之一。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生义的入侵、欺骗和挑拨，又由于国内反动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致使西藏民族之间的团结遭到破坏，严重地阻碍了藏族与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阻碍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加深了西藏人民的痛苦。西藏人民殷切期望获得解放，迅速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此，解放西藏，巩固祖国西南国防，建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了祖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并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之际，帝国主义者和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却狼狈为奸，进行“独立”、“反共”的丑恶表演，千方百计地阻挠西藏获得解放。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发动了驱逐汉族及国民党政府驻藏人员事件，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此，党中央授权新华社，于1949年9月2日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措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民族加入中国民族的大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这篇社论，向全世界宣告了我党、我军在西藏问题上强有力的态度和严正立场，也表明了我们一定要解放西藏，拯救藏族人民于永火的决心。这不仅对侵略者妄图分割西藏的野心是当头一棒，而且对西藏地方当局妄图勾结侵略者分裂西藏，脱离祖国的阴谋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警告。
●谴责“亲善使团”，维护祖国统一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帝国主义者仍贼心不死，通过美国合众社发布了一则西藏当局将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并派代表到北京，以表示“独立”的消息。为此，毛主席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投有人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投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在这个谈话里，除了义正辞严的谴责拉萨当局派出非法“使团”外，第一次明确宣布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通过谈判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战略决策，不仅为和平谈判打开了大门，而且为尔后和平解放西藏大业，指明了方向。
班禅堪布会议厅积极地响应了这个号召，于1月31日，为反对西藏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赴英、美等国表示“独立”的举动，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代表桑吉悦希（天宝）、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黄正清、杨复兴，以及热振呼图克图的却本堪布益喜楚臣等藏族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及拉萨当局企图分裂祖国的活动。
●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开展了争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尽管西藏当局在大扎摄政为首的亲帝分子把持下，对解放西藏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央人民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通知西藏当局派代表前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逐步制订了解放西藏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就西北来说，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根据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的指示，于1950年5月组成由当才活佛为首席代表，夏日仓活佛和显灵呼图克图为代表，格勒嘉措任秘书长，并有青海联络站迟玉锐等同志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简称青海劝和团）。青海劝和团临行前，1950年5月，彭总亲到西宁，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政策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青海劝和团于7月从西宁出发，前往拉萨，劝饭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宣传说服工作，使之能派出代表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尽管如此，西藏地方当局仍然坚持顽固立场，对抗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青海劝和团前往拉萨并扣押了工作人员迟玉锐等，在昌都要求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劝和的格达活佛又不明遇害。他们还积极地进行扩军备战，除将一部分藏军分布阿里、黑河地区外，把主要兵力都放在昌都一带，企图依仗金沙江，天险同解放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本着不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8月31日，由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通知友邻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他们协助滞留当地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进行和平谈判。我国大使馆代办、大使也先后当面通知和谈代表团，务必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一切延宕的责任和后果均由他们负责。可是，西藏地方代表团以各种借口，迟迟不离该地。这样，由西藏地方当局挑起的一场军事较量，就不可避免了。
我军在毛主席以军事促进和谈，以和谈达到和平的方针，以及“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决策指导下，不得不于1950年10月7日，发动了解放昌都战役。10月19日昌都解放。藏军除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队起义外，大部被歼，狠狠地打击了帝国分裂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颁发了《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主要内容是：人民解放军入藏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过去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官吏，如经事实证明，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还规定了人民解放军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不拉夫，不捉牲畜，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等。这个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对西藏的各项政策布告，是依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以及当时西藏的内外形势而制定的，符合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受到全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欢迎和拥护，从而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张和谈的势力和亲帝分裂主义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反动势力的头子大扎摄政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并于1951年2月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全权代表，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他们先后于4月22日和4月26日抵达首都北京。
与此同时，4月27日，由我陪同班禅一行乘火车也来到首都北京。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与条件的促进与制约，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得以顺利地于1951年5月2日在京正式开始。西藏全权代表为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旦丹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同时指派酉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和我也参加谈判小组的内部工作，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与领导下，在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拉敏·益喜楚臣、计晋美等竭诚协助下，中央谈判代表团对西藏代表团提出的不合理意见，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说服，同时也耐心地尽量听取和采纳了西藏代表的建设性意见。经过会上会下多次反复协商，克报了困难，排除了阻力，谈判终于5月21日，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娜熬西藏办法的协议》，并于5月23日，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协议》签字议式。当日消息传出后，北京一片欢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烈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的胜利庆祝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公布后，班禅大师立即于5月28日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于5月30日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致电达赖喇嘛：
达赖佛：
在您亲政之日，即响应了我们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来中央谈判，并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们西藏民族和中国各兄弟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了，使我们西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压迫，我们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得到合理的尊重与保护，我们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逐步提高和发展，从而达到繁荣和幸福的可能。这是我们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斑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特电致贺，并衷心地表示我们对您的敬意。
班禅额尔德尼
1951年5月30日
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返回西藏。该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举行会议，通过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24日，达赖喇嘛亲自致电毛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3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遂帝主国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1951年10月24日
藏历铁兔年8月24日
总之，《协议》的签订，给西藏民族的历史及西藏民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幸福的前途，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各个阶段为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的一个总的伟大丰硕成果。不但为解放西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为制定具有西藏特色的反帝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是党中央毛主席为解放西藏所制定的政略与战略相结合的英明决策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与西藏民族的实践相结合而制定的、具有西藏特色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组建工委，调配干部
195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为后藏是班禅集团历史关系最深，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列属于西北局，故刘伯承提议由西北同时担负接管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如此，西北局立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
为此，张宗逊副司令员约我和孙巩开会，讨论上述中央指示，研究从西北进军西藏问题。除由孙巩汇报青海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解放昌都战役的情况外，张宗逊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西北军区决定，组织一个骑兵师进军后藏，孙巩任师长，范明任西藏工委书记。要我与孙巩具体研究进藏的准备事宜。后因孙巩患病，不能进藏。从此孙巩再未担任入藏工作。西北军区决定，进藏筹备工作由联络部负责进行。
1950年12月，中央来电询问西北进藏筹备工作的落实情况，西北局通知我到西安汇报有关入藏筹备工作事宜。我于12月中旬到西安，在西北局会议上汇报了西北军区关于进藏的设想和方案、以及我个人的意见后，习仲勋等同志也谈了西北局关于进藏筹备工作的一些意见，决定让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和请示。我和联络部的傅生、刘士元同当时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和江平等同行，于1950年12月31日（除夕）抵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1951年元月3日，李维汉部长来北京饭店看我们，叮咛我准备一个关于进军西藏的汇报提纲向中央汇报。大约元月10日前，我把汇报提纲写成交汪锋同志转给李维汉部长。
李维汉部长看后不久，元月30日晚上就接到了周总理要接见我们的通知。第二天总理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他除询问了一些情况外，当即作了以下指示：
“西北军区解决的五件事，由你们起草电稿，中央发出，必须解决。中央给班禅已经答允的，如派干部和卫队等，在3月前一律搞完毕。
“将来进藏你们可以分梯队走，如第一批，第二批。现在马上准备牲口和粮食”。当我提出是否可由玉树经昌都至拉萨时，总理说：“不行，那条路上，西南有几万大军进军。同时，西北应攻占黑河口”。我又提出青藏公路停修后运输成问题时，周总理说：“中央并未说不修，是要西北调查沿路情况，究竟那条路线好修，全线有多长，需要多少人工和材料，花多少钱，要多长时间。”
“你们运动时，应与西南进藏部队通电报联络，可以找杨尚昆同志另要一份密码。”
“外交干部将来可以从驻印度大使馆抽一名去西藏工作，宣教干部另外找，边疆干部待遇应研究另定。”（汪锋插话说：苏联西伯科亚干部的待遇比内地高一倍。）总理说：“我们不要那样，看需要定，打电报问一下西南，或由西北提出一个意见。干部家属，西藏解放后将来送去。准备工作要赶在3月底准备好，责成西北局与西北军区负责，将来完成不了要向他们是问。”
周总理计算了一下，“班禅集团打上1500人，工委搞1500人，将来家属及其他人员打上1000人，共4000人。准备8000头牲口和其他物资，完全由西北负责。”
2月13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
我于2月中旬由北京衔命回到西安，向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了中央对西北进藏有关问题的决定，同时也提出我个人的意见。经研究决定，西藏工委由我和牙含章、张军、吴开章、孙殿才、孙一君等7人组成，由我任书记。但会后出了些麻烦，张军同志因故不能去，组织部长马文瑞找我说明情况，后决定要慕生忠同志去，并要我找慕生忠同志征求意见。我在铁路局招待所找到了慕生忠。慕生忠是老干部，原是一野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党性强，组织观念强，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了。
3月上旬，西北局第二次开会研究讨论西北进藏问题，重新决定西藏工委委员为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范明任书记。干部除中央调配外，决定由西北局、西北军区，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属机关、部队、陕、甘、青三省抽调。经费决定给3000亿，就是现在的人民币3000万元。贾拓夫是西北财委书记，他说，西北人民勒紧腰带，也要支援进军西藏。他的这话是很感动人的。5月23日，《十七条协议》正式签字。
5月24日，中央命我和张国华随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同志到重庆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汇报和请示。5月25日，李达告诉我说，小平同志要你把西北西藏工委的组织情况和主要于部名单以及进藏部队的情况，先写一个简要材料送给他，葬后再说。我当即连夜写好送上。5月25日，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办公厅接见了我和张国华同志。他对我说，你写的材料和名单我看了，西非西藏工委的老同志多，素质好，短小精干。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现在不必合并，仍归西北局领导，仍以西藏工委原有计划，从西北进军。到达拉萨后，两个工委再合并，组成统一的西藏工委。6月上旬，我飞回西安后，将西南局邓小平的指示向西北局作了汇报，并向西北局组织部补要了一批干部，就返回兰州，全面展开了进藏筹备工作。
我们将要离开兰州，启程向西藏进军的前夕，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省政府从7月1日起，分别为我们送行而举行欢送宴会。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等同志都到会并致欢送词。从此，西北西藏工委的领导干部陆续离开兰州。
8月1日，我率工委机关干部及部队从兰州拔营启程，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途。抵达西宁后又专门检查了为班禅入藏的准备工作，并特地到塔尔寺去向班禅额尔德尼辞行。斑禅设宴欢送我，给我赠送马鞍、藏服、玉碗等礼品。8月12日，当我们离开西宁时，青海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领导人张仲良、赵寿山、廖汉生、马辅臣等同志和各界群众，在西关桥头送行。从兰州和西宁这一系列的送别活动中，使我们感到了中央和西北地区党、政、军领导对解放西藏事业的关怀和对进藏干部的爱护，送行的领导同志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励我们，并表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将全力以赴予以支援。但是青海省副主席马辅臣的情绪却是悲观低沉。他拉我到一边，流着泪说：“咱们是朋友，我得给你讲实话。马步芳的部队两次进藏都因唐古拉雪封山而全军覆没。历史上没有那个部队能越过唐古拉的。永别了，朋友！我们恐怕再难相见！”接着哭泣不止。我除表示感谢以外，并向他解释，俄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与马步芳的部队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将会继续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胜利地完成和平进军西藏的任务。我说：“放心吧，朋友！请听候我们的胜利消息吧！”马辅臣和我熟悉，对西藏地区和青藏高原情况了解，是个西藏通，旧社会曾经负责为马步芳挖金子，绰号叫“马矿务”。他所反映的情绪和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代表了那时人们把通过青藏高原进入西藏视为畏途的心理和情绪。
●结集整训，草地练兵
7月24日，西北西藏工委向西北局、西南局和中央上报了《关于进藏的行军计划》，8月1日中央复电批示：
“（一）入藏日期可以按你们的计划于8月15日自香日德出发，预计9月底抵黑河，但不能提早。（二）你们的前梯队与后梯从人数各多少？应按西南局及西南军区7月26日给你们的电报精神尽量紧缩，并将人数速报十八军核定并报中央。你们所报后梯队如为你们本队自无问题，如为班禅入藏队则应劝其暂缓，仍照在京面议，俟达赖表示欢迎后再去为利。（三）西北入藏部队用十八军某某支队名义，具体番号由十八军决定电告。必须统一用十八军名义，不应用别的名义。（四）范明走后，牙含章继续留班禅处工作，班禅行辕可派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入藏，西北局应注意对班禅处工作的领导。”
8月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复电：“范明同志率领部队，可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独立支队”。从此，西北西藏工委对外名义便以十八军独立支队出现。
8月12日从西宁出发以后，我们翻越日月山，行经倒淌河、青海湖、橡皮山、茶卡、都兰等地，于8月17日到达香日德。这时，各大队的干部、饲养员和驮畜以及绝大部分军用物资都己集中此地。各大队正在接受运输任务。书
独立支队总指挥部，包括总指挥部机关，由我兼任指挥员和政委，副指挥员是慕生忠、计晋美。到了黄河源后，改由慕生忠任政委。参谋长罗曼中，政治处主任杜舒安。支队还包括以计晋美、纳旺金巴为首的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
我们这支部队尽管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地区党、政、军的关怀和支持，但是要穿过青藏高原。把这支伍带到拉萨，完成进军任务，确实还存在着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
从客观方面来看，我们进军时，新疆地区刚刚解放，乌斯满、胡赛因匪徒窜入青海通天河一带，正当我们行军路线之侧背。他们虽已粮弹两缺，但善骑射，行动迅速，相当慓悍。而我部战斗力虽有千余人，士气旺盛，武器精良，但缺乏草地战斗经验。因此，对我们的行军和运输形成了严重威胁。我于7月17日发报给西北局、西北军区，并转西南局及十八军请求帮助。西北局、西北军区接到电报后，很快命一军派出一个骑兵团，在我们行军路线的右侧作掩护。
●战胜沼泽地，徒涉黄河源
西北西藏工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于1951年8月28日，在香日德隆重举行了西藏和平进军的誓师大会，并于当天出发，开始进入青藏高原的草地行军。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等山系横穿其间。在我们进军的路线上，不见悬崖绝壁，而大部分地段、山头的海拔却上升到4700米左右。这里有寸草不生的大漠荒原；有千里冰封，万年雪飘的永冻地带，也分布着长江、黄河、怒江等河源头的沮洳沼泽。从香日德以南200多里处的诺木岗开始，我部基本上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高原上行进。由于高寒缺氧，同志们普遍头疼恶心，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举步艰难。他们忍受着-20℃的严寒，露宿风餐，在暴风骤雨、飞沙走石的袭击中奋勇前进，在连续10多天雨雪交加的情况下，昼无干衣，夜宿冰雪之地，有时一连两三天喝不上开水，吃不上饭。进入草地不久，许多同志的手脸脚就开始浮肿。
9月3日，我部翻越海拔上升到5200米的诺木岗时，同志们普遍感到难受，轻则呼呼急促，重则头痛难忍，甚至昏倒，乘马和驮畜到此也喘气出声，走几步就停下大口喘气，有的卧倒不起，张嘴打滚。当时的说法是中了“瘴气”，经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因为山高，空气稀薄，缺少氧气所致。
下了诺木岗之后，我们开始进入了黄河源沮洳沼泽地带。黄河源位于昆仑山系的巴颜喀拉山北麓。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大的有扎陵湖、鄂陵湖，小的如池潭，古有“星宿海”之称。我们是沿着扎陵湖、鄂陵湖边沿朝西南方向行进的。这一段路线开始是沮枷淤泥，接着是水盆沼泽，长达数百华里。沮洳地带水陆难分，泥深莫测。在先遣队探测的路线上，部分人畜过后就已经形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流，泥深没膝，每走一步都是真正的跋涉。一天行军只能前进二三十里。骡马驮畜在人的牵引下才敢迈步。在这里奋战了5天，同志们企个一身泥，筋疲力尽。水盆地是网状沼泽地带，一盆盆水池接连不断。盆面上一层清水，下边是没顶的淤泥。盆与盆之间的土埂上长着硬草。部队人员可以牵着马匹，小心翼翼地沿草埂迂回前进。如无法迂回时，则从一个草埂跳跃到另一个草埂，人马同跃，有如马术表演般地飞跃前进，若偶一失脚，则有人马遭没之虞。这段景象，不禁叫人想起唐太宗远征高丽的马陷淤泥河，白袍将军薛仁贵挑战马救驾的故事。昂首阔步的骆驼和负载很重的驮骡就往往掉进泥池，不能自拔。骡马、骆驼等驮畜在干部、战士和饲养人员的抢救下越过了难关。但从此具有了经验，引起了警觉，以后只要见到淤泥滩，不管地基是软的还是硬的，牲畜便竖起耳朵，由鼻子发出喘声。这景象叫人想起“吴牛喘月”的典故。吴牛喘月，说的是南方气候炎热，太阳晒得难熬，牛被晒得直喘气，晚上月亮上来时，牛误把月当太阳，见了月亮竟然也喘起气来。牲畜的反应也足以说明这段行程的艰难，我们经过艰辛的奋战，终于于9月8日，胜利地涉渡黄河源头，在巴颜喀拉山北麓由黄河源的草地上，扎下了帐篷军营。
●吸取经验教训，改善行军工作
经过香日德至黄河源这一段在沮洳、沼泽地的行军，不仅损失了驮畜好几十头，有些骡马因吃不上草而掉膘，而且行军序列几乎全被打乱。我们决定从9月9日到9月12日，利用3天时间，在黄河休整。以便总结草地行军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纪律，调整序列，精减装备。
我们的行军序列，原来是按照历史上“兵马未动，粮草先有”的常规安排的。所以把驮载粮秣供给的第一、第二大队所组成的前梯队放在前边行进，设想叫他们到前面边走边设站，以为这样不仅可以为后梯队选择适当宿营地点，堆放粮秣，而且又可似逐渐减轻牛、驼驮载重量，保存骆驼、牛的体力。但是，行军不久，我们就发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常规不适草地实际。原因之一则是我们走的草地，牲畜可以放牧，无需囤草；二则是三驮牛和骆驼在大队前边行走，特别是牛连吃带踩一大片，宿营后，一撒开就是十几里、几十里。草原被践踏之后，骡马到来往往无好草可吃。骡马饥一顿、饱一顿，不几天就有饿死的。因此，在黄河源休整时，调整了序列，让后梯队（第三、第四大事）的骡马先行，前梯队（第一、第二大队）的牛和骆驼随后。卿时迅速改装，用牛毛粮袋代替了笨重的伙食箱子，以单布帐篷代替了刷胶的帆布帐篷，精减了一切可以精减的装备。减少了行军的困难，克服了以慢（牛、驼）压味（骡、马）和牛群践踏草场，影响骡马吃草的状况。同时，从军事上考虑也有必要，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青海省通知我们，胡赛因匪部流窜到黄河源与通天河之间。如果不改变序列，遭到敌情，缺少战斗力的前梯队（骆驼、牦牛辎重队），不但起不到先锋战斗队的作用，而且将会遭到全部粮秣被毁的局面。那就会重蹈历史上薛仁贵征西全军覆灭在柴达木盆地悲剧的覆辙。
在黄河源，总指挥部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总结草地行军的经验教训时，我建议全体指战员学习前梯队政委白云峰同志在《草原新闻》上发表的《必须接受经验教训，做好行军工作》的文章，并写了推荐批语。实践证明，白云峰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上坡不骑马，下坡马不骑，平路骑一半，经常有马骑”的口号，成为全军部干战士自觉遵守的一条富有高原行军特色的纪律．
●抢渡通天河，欢度国庆节
9月13日，我们从黄河源出发继续前进，又越过一段沮洳和招泽地带，于17日到达曲麻莱县。曲麻莱在巴颜喀拉山南麓，县长米福堂为九世班禅的归属。他热烈盼望十世班禅返藏，对我你进藏进行过大力支援。他曾率领千户、百户等头人数十人，从几百里路之外的曲麻莱县到黄河源欢迎我们，并将其县政府的帐篷设在我们军营附近，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困难。
17日，当我部到达曲麻莱县政府所在地嘉庆松多时，又一次受到米福堂及所属千、百户头人和群众数百人的热烈欢迎。当晚，我们举行晚会招待米福堂和当地官员、头人和藏族群众，电影队和文工队，为当地藏民放了电影，演了节目，工作队派出20多名同志，分组深入附近牧民帐篷进行社会调查和统战工作，医疗队派出医生为群众治病。
9月19日，曲麻莱县按照藏族风俗为我部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我们冒着风雪，踏着泥泞，向长江的上游挺进。通天河位于巴颜喀拉山南麓，是长江的上游。出发前，我们派人调查得知，这个河流不大，常年可以涉渡，没想到我们来到通天河北岸时（9月20日），却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只见通天河波涛汹涌，浩浩荡荡，流急如泻。据探测，河宽三四百米，水深十五米，流速每秒二三米。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我们只带了十几只牛皮筏子。面对大河北岸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头牲畜，我们感到压力极重，只能想方设法，寻找渡口，争取泅渡牲畜，尽快添造皮筏，摆渡物资。9月的通天河两岸，曲顶上已是白雪皑皑，河水流速缓慢的地方已结了一层薄冰。每天12点钟之后，照例是狂风怒吼，河水的温度在-4℃左右。在刺骨的寒风里连具有泅水本能的马、牛也怕下水。这时，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优秀的革命战士们，争相下水，引渡牲畜。有的人被急流卷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活着的人，上岸后也是四肢冰冷，僵直休克，经抢救脱险。一、二大队的干部战士都多次下水引渡牲畜，没有成功，只得逆流而上100多里，在通天柯上游找支流较多，河水较浅的渡口。
第二大队干部战士奋战四五天，引流分洪，与第一大队合作，泅渡成功。在通天河上游的渡口上，全军干部战士努力装卸物资，奋勇拉纤，筏子队的民工不顾疲劳，日夜摆渡，终于将全部人马物资渡到了南岸。
在抢渡通天河的15个日日夜夜里，牺牲了辛烈、刘益民、吴邦英、刘治明、王百宝、吴发英、马进才、张进才等8位祠志，150余头牲畜被溺毙。本来，我们在进军途中，为了有备无患，曾建议上级用西北西藏工委的50亿经费，在通天河南岸囤集50万斤粮。但始终未见行动，兵站未能设。我们部队渡过通天河后，询问此事，才知因空投无望，未能设站。我们只有减粮减料供应部队。抢渡通天河，耽误了半个月时间，多吃了半个月口粮，我们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我向中央、西北局发报反映情况，请求空投粮食。西北局回电说，通天河如果难以渡过，就停止进藏，部队返回。
我们当时考虑到勇往向前，克服万难，为完成进藏任务而死，虽死犹荣，何况还有置诸死地而后生之望，如果因畏缩不前，苟且偷安，半途而废，退回而生，虽生犹死，死有余辜。何况向后退回，同样会有全军覆没之虞。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权衡利弊，只能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条路，为此，我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了周详的讨论，一致同意继续坚决进藏，并向西北局回电，说明我们准备打猎，打野牛、野马充饥，我们还有几千头驮牛，实在没吃的了也可以宰牛，此外，还有一部分马料可以代粮。作为部队的指挥员，如果意志不坚决，犹豫动摇的话，那么独立支队1951年底就进不了西藏，班禅也不可能于1952年初返回西藏。这样将对和平解放西藏，贯彻执行协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951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部队在通天河南岸举行庆祝大会。在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的大草原上，到处红旗招展，歌声起伏，显示着一片节日的欢乐景象。当鸣炮，奏乐，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通天河畔沉浸在一片豪迈的欢乐之中。我在大会上作了《用胜利完成入藏任务的实际行动，庆祝我们伟大祖国开国二周年国庆》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开国二周年的国庆日，我们十八军独立支队全体同志，亲身经历了祖国的高山大水，亲眼看见了祖国的美丽辽阔，并且胜利地到达祖国最大河长江上游--通天河，很荣幸地能在这个山明水秀，绿茵如织的通天河畔草原上，看到历史以来的第一次升起伟大的五星国旗。这是祖国的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我们全体同志的光荣！”“我们美丽、辽阔、雄伟的视国，是勤劳、勇敢、高尚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创造经营的结果，我们必须衷心地热爱她。但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曾经使我们伟大祖国和民族蒙受了不少耻辱，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经历了30多年的英勇奋斗，打倒了反动派的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才空前的强大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人民领袖毛主席的精神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迅速全部渡过通天河，迅速完成一切行军准备工作，迅速胜利完成入藏任务，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巩固祖国国防，来庆祝我们的伟大国庆。”同时在大会上，全体指战员一致通过向毛主席的致敬电：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这支部队很荣幸的奉命从西北草原进军西藏，走过了碧绿的青海湖和美丽的红土湖，亲眼看见了周围数百里的盐池宝藏，经过了广大无边的绿茵草原，翻过了巍峨的巴颜喀拉山，渡过了澎湃的黄河源和长江上游--通天河。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美丽的原野未，他们到处欢呼解放，到处歌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虽然跋山涉水，备受风寒，不但不觉得困倦，并且愈走愈兴奋。值得我们自豪骄傲地是因为有美丽的祖国和敬爱的领袖。我们全体同志表示，除昼夜不停迅速全部渡过通天河，争取早日完成入藏任务外，于10月1日在通天河两岸种植‘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树字，并第一次在通天河畔升起伟大祖国的五星国旗，作为庆祝伟大祖国开国二周年国庆的献礼。
十八军独立支队全体指战员敬上
●飞越唐古拉，战胜雪封山
10月5日，我部从通天河南岸出发了，我们继续沿着清代“西安将军”的入藏路线，向已经可以远远望见长年雪不融化的莽莽唐古拉山前进。又经10多天，于10月18日，我们来到了唐古拉山山根。唐古拉山就象一条银色的大蟒，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这里是青海省和西藏的天然分界岭，历史上很少有军队能够通过。据说，当我们进军时，藏政府中的亲帝分子曾派了500多喇嘛，成群结从地在这座山上念黑经，挂咒旗，祷告天降大雪，把山封住，诅咒我们象历史上的西安将军额伦特和马步芳的商队一样，完全被困死在雪封冰冻的深渊中全军覆没。这些虽然都是痴心妄想，但历史地、冷静地来看，唐古拉山对我们进军西藏来说，也确是个胜利与失败的关键。
经过政治处宣读文件、鼓动宣传和紧急动员后，全体指战员连夜做准备，以豪迈的气慨，于19日凌晨5时开始登山。他们拉着战马，步伐坚定地一步一步地沉着攀登。这一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灿烂，雪山闪光，但由于气温在-30℃左右，山风奇寒，冷彻入骨。山越上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人们呼吸困难，面色苍白，每走一步都得费尽力气，骡马等牲畜也是一步一停，两步一歇，喘息不止。为了尽快抢越，部队每天行军10多小时，吃不上饭，休息不足。加上这时已是进军后期，人困马乏，有的同志在抢越中倒了下去，再也站不起来，牛师君、丁志荣、刘世祥、张秀等同志在抢越唐古拉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数百头牲口也倒毙在唐古拉山上。我们的主力部队过后，唐古拉山区开始降雪。由于急速行军，许多驮载帐篷的牲畜未能赶到，同志们只得露宿，天亮后，一个个都从厚厚的雪窝里爬出，有人风趣地说：“我们是下铺永冻层，上盖冰雪被，暖和得很哩！”在后边行军的同志就有人冻伤了双腿和脚。柏国栋等同志冻伤严重，截肢后，成为终身残废。抢越唐古拉山的一分一秒都是艰苦的战斗，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整整战斗了7天，翻过了唐古拉山，到达西藏境内聂荣宗地区。
在唐古拉山区的维活赛雄和格让马，均有千户头人10多人前来欢迎我们。他们自称是藏化汉人，近数十年来受噶厦管辖，备受压迫。现在见到我们的部队象见到亲人一样，主动给我们带路，卖给部队酥油和羊只。我们根据民族团结精神，向他们详细讲解了协议，要他们捐弃前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政策光辉照耀下，加强藏汉团结。并赠送了礼品和宣传品。
●进入西藏境内，颁布《入藏守则》
1951年9月21日，当我们到达唐古拉山顶，跨进西藏境内的时候，独立支队总指挥部为了强调模范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全体指战员把民族政策作为部队的纪律，严格遵守，不得违犯，因此，颁发了《入藏守则》。要求科级以下干部、战士和饲养员，必须熟练背诵和讲解，并需以政策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坚决彻底执行。
《入藏守则》共十二条：
“第一条，西藏情况不一般，政策纪律首当先，和平协议须熟读，宣传办事作指南。
第二条，喇嘛寺庙要保护，不得随便去乱游，风俗习惯应尊重，各行各是都自由。
第三条，西藏边境是国防，外交大事属中央，听到看到快报告，不准胡乱出主张。
第四条，西藏同胞送礼物，只准接受一哈达，若经批准收受了，必须加倍去酬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