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俊功
在我的宿舍里挂着一张放大了的6寸照片，10名解放军战士像群星捧月一样，簇拥着一位慈祥的藏族老人。在照片的右上角写着“患难与共，情深意厚”8个字。这张照片记载着藏族劳动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深厚情谊，是藏族人民爱国拥军的历史见证。照片四周已发黄、褪色，说明年月已经很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价值更大，更有纪念意义。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感情的波涛就像雅鲁藏布江翻腾的江水一样难以平静，使我陷人深深的回忆和怀念中。
195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战士们在帐篷里围着牛粪火谈心，通讯员叫我到连部接受任务。连长说：“在麦地卡平叛的部队断粮好几天了，团里决定你带一个班和一个民工队给他们送两万斤主副食，限四天之内完成任务。”听说执行任务，我非常高兴，连夜动员大家做好准备。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牦牛队就来了。我赶快穿好衣服钻出帐篷，连长领着一位藏族老人来到我的跟前。我打量着这位老人，不高的个头，头戴一顶旧的军棉帽，身穿一件半新旧的羊皮筒子，脚穿一双旧的军用毛皮鞋，紫铜色的脸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一双眼睛闪着刚毅、坚定的目光。连长说，这位藏族老人叫多吉，是我们的基层干部，骨干民兵，我们亲切地叫他多吉阿爸。我递给多吉阿爸一支烟，点上火，他吸了两口就走了。吃过早饭，经过紧张的准备，大家很快上好了驮子，只见多吉阿爸把右手食指放进嘴里，打了几个口哨，十几名民工就赶着百十头牦牛很有秩序地出发了。因为连日大雪，积雪很厚，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很难走，所以经常翻驮子。多吉阿爸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尽管刮着凛冽的寒风，他的脸上仍然汗津津的。牦牛非常老实，就像经过训练的战马一样，认人听话，哪头牦牛的驮子快翻了，只要多吉阿爸打个口哨，他便乖乖的停住，顺从地让多吉阿爸捆好，便又继续前进。战士们看看顺从的牦牛，再看看多吉阿爸熟练的动作，赞叹不绝。副班长张万祥操着四川腔说：“牦牛就像马戏团经过驯化的动物，多吉阿爸就像马戏团的演员，真是叫绝。”新战士小陈问我为啥子牦牛这样老实听话？我和战士们边说边走，只见走在前头的多吉阿爸放慢了脚步。当我走到他的跟前，他说：“路排长，你们刚从内地来，过去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吃过这么多的苦，把背包拿来，让我的马驮上。”我还未来得及说话，多吉阿爸就把我的背包夺过去捆到了马上。我原以为多吉阿爸不会说汉话，听了他的话后，使我大吃一惊，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话，而且说的还是普通话呢！我问他跟谁学的，他告诉我是跟工作队学的，标准音调是跟他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女儿学的。他还告诉我，早上他的牦牛队到了后，见我还未起床，说我不像执行任务的样子，对我有意见，并给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我这才恍然大悟，早上我给他烟时，他只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走了，原来在生我的气呢！我赶快向多吉阿爸承认错误。他俨然以领导者的口气说：下丘至麦地卡虽然只有2田来公里路，但要翻两座大山，过一条冰河，很难走，加之途中可能有零散叛乱分子，要起早点，睡晚点，多吃点苦，才有可能完成任务。多吉阿爸强烈的责任感，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更加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经过一天紧张的行军，太阳落山前，我们在一个向阳、避风的山坳里宿了营。卸了驮子的牦牛，有的在啃草，有的在追逐、嬉闹，踏起一道道雪雾。我看完地形，派出哨兵后，去民工队找多吉阿爸，只见他和几个民工在雪地上缝大米袋子，我急忙跑过去说：“阿爸，你年纪大了，赶了一天路，累得很，我来缝。”“这是我的责任，你的职责是护送我们，这里情况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叛乱分子偷袭我们。”他边说边缝，缝了一袋又一袋，把所有磨破了的麻袋、面粉袋缝好后，又和几个民工一起把罐头箱子、油桶等不怕受潮的东西放在底下，把大米白面放在上面，盖上麻袋、包布，压上石头，才去支帐篷做饭。吃过饭，我组织班里开会，讲评了一天的行军情况，布置了第二天的任务，检查了哨兵。刚准备休息，多吉阿爸一手掀开门帘，一手提着两条兔子进了帐篷，说：“吃点野味儿，吃了能御寒，能爬山，能走路，快炖去。”战士们让多吉阿爸坐下，给他披上大衣，端上一缸子热水。他喝一口说：“这里水草多，暖和，是野羊、兔子生息的地方……”，阿爸还没说完，小张急不可待的问这兔子是怎么抓住的？阿爸告诉他，人有家，兔有窝。冬天冷，兔子吃饱后不大出窝，呼出的热气把窝子上的雪融化，形成一个小洞，用手摸摸洞口，若有点热气，里面准有兔子。小张、小陈听说有兔子，赶忙抓兔子去了，不一会一人提了一只兔子回来。小张作了个鬼脸说：今天晚上打牙祭，慰劳慰劳大家。战士们把多吉阿爸围住，请他讲故事。多吉阿爸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他从上一辈人那里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阅历非常丰富，又非常开朗、健谈。他沉思了一会，便讲起来。他讲了文成公主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西藏和松赞干布成亲，结汉藏之好，传播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西藏发展的故事；讲了西藏近代历史上，西藏劳动人民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人侵，粉碎英帝企图把西藏变成殖民地的英雄事迹；讲了西藏和平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农（牧）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激动，抑制不住感情，唱起了”东山升起哟红太阳，雪山顶上哟放金光“的歌子。由于阿爸的影响，大家的情绪也非常兴奋，感情洋溢，合着拍子唱起来。歌声冲破黑暗，在山谷中回荡。唱完歌子，多吉阿爸提议请我也讲个故事。这时小张、小陈一人端了一盆子热腾腾、香喷喷的兔子肉进来。我赶快把话岔开，问给民工队没有？小张说烧了四盆，给了民工队两盆。我提议今天晚上的故事不讲了，现在打牙祭。于是，借着牛粪火，大家吃起兔子肉来。北京籍战士黄小利咬了口兔子肉，顺顺嘴巴说：“味道真香，比北京王府井的烤鸭还好吃，将来我复员后，在北京开个野味店，邀请多吉阿爸当我的后勤部长，供给兔子。”阿爸说：“你要是真的开了野味店，我不仅供给你兔子，还供给你黄羊、石羊、雪鸡、野驴、野牛，让首都人民尝尝我们西藏的野味。”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吃过兔子肉，又烤了一会火，大家便休息了。因为天已黑，又下起了大雪，我便让多吉阿爸和我挤在一起睡下。
第二天中午，我们翻过一座大山，刚下到山底，拐进山沟，在前面担任侦察的尖兵组跑回来报告说，前面山上发现有人，像是叛乱分子。过去我虽然参加过几次战斗，那是在连长的具体帮助下分析情况，处理情况的，今天是我第一次独立处理情况，就有点慌手慌脚的。多吉阿爸看我下不了决心，果断的将右手食指放到嘴里，一连打了几个口哨，牦牛陆续停下来。他对民工说，牦牛挤在一块目标大，容易遭伏击，把牦牛分散开来。只见十几个民工一人赶一群，化整为零，牦牛很快分散了。阿爸对我说，这带的叛乱分子已经基本上被歼灭，可能还有一些零散的叛乱分子。如果我们盲目前进，很可能遭到伏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如果后撤，敌人会追上来打我们的屁股，不但完不成任务，同样会遭受损失和伤亡。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沉着、冷静，首先把情况搞清楚。后一句话显然是批评我，我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发烧，很不好意思。但有多吉阿爸给我当参谋，我心里稳当多了，慢慢冷静下来。我想到前面侦察一下，把情况搞清，多吉阿爸一把拉住我说：“我熟悉地形，语言又通，我去看看。”多吉阿爸去后，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聚精会神地听着动静，盼望阿爸赶快回来。过了好大一会，仍不见阿爸回来，我看看表，指针就像被磁石吸住一样，心越急觉得时间走得越慢，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又过了一会，隐隐约约听见了一阵枪声，我的心跳得更加激烈。也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只见多吉阿爸押着一个叛乱分子回来了，我那颗提到嗓子眼里的心才放下去。在路上，阿爸已经审问了俘虏，原来这股叛乱分子只有20来个人，10几支枪，是漏网的叛乱分子，准备逃往班戈湖去。他们开始误认为我们是堵截他们的部队，准备逃跑，后来发现我们是送粮的牦牛队，便想吃掉我们。正当他们得意忘形地研究策略时，多吉阿爸已悄悄地摸到了他们的跟前，突然几个点射，打散了敌人，多吉阿爸就乘机抓了一个。当敌人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多吉阿爸已经押着俘虏跑远了。多吉阿爸说完情况后，我俩立即研究决定：班长李伯超带领两名战士掩护牦牛队，我和阿爸带领其余六名战士和四名民工去消灭散敌。当我们刚爬上一个小山头时，有十几个叛乱分子也正往这个山头上爬，多吉阿爸猛地站起来，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我们乘胜追击，把敌人包围在一个山脚下，立即展开政治攻势，揭露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叛乱的阴谋，宣传党的俘虏政策，欢迎他们弃暗投明。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小陈没有经验，见多吉阿爸不喊话了，准备站起来冲上去，阿爸伸手一把拉住他。就在这一瞬间，万恶的子弹穿透了阿爸的手臂，鲜血顺着胳膊流到地上，染红了积雪。我赶快取出急救包，准备给他包扎，他一把推开我：“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配合下，除几个骑马的叛乱分子逃跑外，其余全部投降，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次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毙敌4人，俘7人，缴获枪6支。
刚打扫完战场，牦牛队就上来了。这时天已快黑，阿爸的伤口需要处理，我便决定在一个山脚下宿了营。我们连的卫生员因调团卫生队帮助工作，这次我们执行任务没有带卫生员。战士们不会战场救护，还是我在军校学习时学了点战场急救知识，想不到现在竟用上了。我让多吉阿爸坐好，给他吃了几片去痛片，便用盐水给他洗了伤口，尔后包上急救包。阿爸负了两处伤，一是左大臂，二是左腋下，虽然都是贯通伤，但都没有伤着要害部位。我问阿爸伤口痛不痛，他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小陈见多吉阿爸受伤感到惭愧，鼻子一酸哭起来。小陈边哭边说：“阿爸，你是为了救我负伤的，真对不起你老人家。”多吉阿爸爱抚地擦掉小陈脸上的泪珠，说：“你说我是为你负伤的，那你们告别父母、妻儿，从内地到边疆，又是为了什么？为谁吃苦打仗？为谁流血牺牲？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小陈难过地还想说什么，我怕影响多吉阿爸的休息，叫小陈走了。我给多吉阿爸包扎好伤口，他就要急着去检查粮食，我告诉他驮子已经卸完，粮食已经堆好、盖好，劝他不要去了，他说这是他的责任，我赶快扶着他一起去。到了牦牛队，他一袋一袋地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给民工交待了注意事项，才回帐篷休息。
又经过两天的行军，第四天下午，我们按时到达了目的地，完成了送粮任务。我正准备给管理员交粮，多吉阿爸突然昏了过去。我赶快把多吉阿爸背到卫生所，经医生检查，多吉阿爸伤口化脓，身上发烧，失血过多，劳累过度，需要住院治疗。由于我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使多吉阿爸负了伤，又由于我处理伤口时不仔细，使多吉阿爸的伤口化了脓，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我难过极了。医生说伤不重，经过治疗后很快就会恢复健康。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安慰我。当我给管理员交完了粮食，第二次到卫生所时，多吉阿爸已经苏醒，挺有精神的。我告诉他：平叛部队的领导同志说，你这次送粮表现得非常突出，准备给你请功。我们正说着，部队领导同志看望多吉阿爸来了，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因我们要执行别的任务，当我和战士们向多吉阿爸告别时，搞新闻报道的陈干事说要在报纸上宣传多吉阿爸的事迹，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像，留作纪念。
我和多吉阿爸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平叛中支前几十次，送粮几十万斤，参加过十几次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了乡长。1965年我有幸再次路过那曲，专程去看望多吉阿爸，但他到北京参观去了。我虽然跑了100多公里路没有见到多吉阿爸，但我为阿爸实现了他想去祖国首都的愿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永远也忘不了多吉阿爸对我们的深厚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