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区军史办
1959年开始的平叛斗争，是在和平解放西藏8年之后进行的。8年期间，进藏部队和地方干部、职工在中共中央和西藏工委领导下，在开展上层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要任务的同时，做了大量的影响群众工作。广大藏族群众耳濡目染，将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地方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举一动，同西藏农奴主的野蛮统治和残酷剥削给人民造成的悲惨情况，观察体验、强烈对比了8年。他们从开始时称颂解放军和进藏干部是“新汉人”、“菩萨兵”，逐步感受到解放军和进藏干部是自己的亲人，萌发了要求阶级解放的意愿。在我党政军工作点附近地区的藏族群众中，这种意愿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为平叛和改革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国务院下令平叛的时候，西藏广大群众不仅坚决拥护平息叛乱，而且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改革，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翻身解放。中共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与上层爱国人士和各界人士代表进行充分协商后，于1959年5月制定出民主改革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并于5月31日得到党中央批准。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改革工作的决议，西藏的民主改革工作便正式展开了。
党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是：
在农业区，对于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实行没收其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牧奴和奴隶所有，并剥夺其政治权利的政策。同时也分给他们与农奴同样的一份土地等生产资料，给以生活出路。在分配土地以前，为不荒芜土地、影响群众生活，采取了“谁种谁收”政策。对于未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第一步实行“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双减”（减租、减息）的政策；第二步实行赎买其多余的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和奴隶所有并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的政策。
在牧业区，从有利于保护牲畜出发，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对于叛乱领主、代理人和牧主的牲畜，第一步实行谁放牧，畜产品归谁所有的政策；第二步实行有计划的分给原放牧的牧民和本部落其他贫苦牧民所有的政策。对于未叛领主，代理人和牧主实行“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奴役）、“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
对于宗教和寺庙问题，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庙的叛乱，彻底摧毁寺庙的封建农奴制和封建特权，实行政教分离，寺庙僧尼的生活实行由政府补贴的政策。
在开展民主改革初期，由于西藏地方干部在1957年收缩时大部内调，留藏工作的不多，新从内地调人大批地方干部一时来不及，而本民族干部又未成长起来，所以当时的民主改革工作主要是在西藏工委一元化领导下由部队组织干战进行的。在1959年四五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相继发出指示，要求部队承担起当时地方的工作任务。党中央指出：“除从内地调配必要的少量骨干外，要依靠军队干部做工作，这是当前开展地方工作的主要力量。与此相联系的是应当仿照过去根据地的做法，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
西藏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中共西藏工委一元化领导下，在执行战斗队任务的同时，认真执行了工作队任务。军区先后输送880余名干部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充实地方干部力量。同时，反复教育部队，要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群众，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民主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劳动人民才能得到彻底解放，从根本上铲除叛乱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完成西藏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这样就使全区部队明确了平叛和改革的关系，提高了执行中央“边平边改”方针的自觉性。
军区在对每个平叛地区部署进剿作战的同时，就部署了民主改革工作。要求各部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实行分区包干，同地方干部亲密协作，做到“四包一保证”，即包平叛、包改革、包发动群众、包建立基层政权，保证长期建藏。在贯彻这个“四包一保证”要求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工作重点。进剿中，一方面抽调大批干部和老战士（全区先后抽调5700余人）组成工作队，随军进人平叛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一方面在连队中普遍成立群众工作组，负责组织与指导连队群众工作的开展。转人清剿后，以随军工作队为基础，加以调整补充，，转换为民主改革工作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片扎点，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建立基层政权，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部队在执行工作队任务时，除了宣传政策，执行政策，尊重群众风俗习惯和为群众做好事外，更重要的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对封建农奴制度和叛乱分子分裂祖国带给他们的沉重灾难进行血泪控诉。群众很快就明白了这场平叛斗争是百万农奴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争取自身解放和保卫祖国统一的战争，迅速地站到平叛行列中来，同叛乱分子展开斗争，闹翻身求解放。这就彻底地剥下了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时披着的“民族”“宗教”外衣，使一小撮反动分子完全陷于孤立地位。
实行民主改革后，全区先后建立起1000多个乡政权，280多个区政权，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部分乡村还建立了党、团支部，农牧区第一次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全区培养了脱产的基层干部2万多人，半脱产的干部4000多人。各地普遍办起了民办小学和成人夜校。医疗卫生事业也普遍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关系的改革，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解放，农牧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广大农奴破天荒有了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具和牲畜。他们扬眉吐气，从心底里歌颂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军队。上层爱国人士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适当安排，更加拥护共产党、解放军。
为了翻身解放和保卫胜利果实，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起自卫队、联防队、保畜队等名称不一的自卫性武装组织，站岗放哨，监督不法分子，护秋护场，为部队侦探敌情，充当向导。有的自卫武装还积极协同我军搜山，捉拿流窜隐藏的叛乱分子，协助我军进行招降劝降工作。这些自卫武装，成为平叛斗争中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1959年10月，察隅自卫队配合部队在察隅罗马村围歼叛乱武装抖人。19印年3月，他们又将从宁静、左贡一带窜至察隅古拉区抢劫的叛乱武装20多人歼灭，夺回被抢劫的马、牛、羊700余只（头）。在察隅自卫队员中，最积极最勇敢的是上察隅格拥乡的昂旺赤村，他曾智擒敌人8名，用党的政策劝降6名。一次，他被敌人抓住后又机智脱逃，随即向部队报告敌情，主动为部队带路，歼敌43名。1962年昂旺赤村被察隅县评为一等平叛积极分子。
1961年1月24日，162团六连8名干战与江达群众自卫队员15名联合作战，击毙昌东北重要叛首四朗巴登以下4名，俘名，缴钢枪5支。同年2月19日，388团在宗西组织军民联合搜山，在其比山西北击毙宁静重要叛首尼马本·杜荣，俘2名，缴枪3支。贡觉县巴嘎乡自卫队，仅在19印年的半年时间内，就打退流窜抢劫之敌5次，主动出击4次，给部队带路18次，送情报20次，捕捉敌人12名，缴枪5支。
山南加查县邦达乡女乡长兼群众武装负责人次仁琼宗，带领群众同反动头人和叛乱分子进行坚决斗争。1961年4月2日，她被两名叛乱分子拦在路上，敌人要她投降，她痛斥敌人，与敌人搏斗，被连砍9刀，壮烈牺牲。当地人民为了永久纪念她，将她的事迹及塑像陈列在山南革命烈士陵园内。
平叛斗争中，广大群众争先恐后地为我军担任运输。他们挑选最好的牲口，组成强大的畜力运输队，积极支援平叛作战。三年中，随军支前民工达1.58万余人次，计43.9万余工日；民畜10.4万余头（匹）次，计286.62万余工日。
在支援运输中，有的民工宁愿自己睡在冰地上，也要找些树枝垫物资。遇到雨雪时，宁可自己被淋受冻，也要脱下衣服遮盖物资。有的牲口累垮了，就自己背着物资送达目的地。一号地区进剿时，仅388团民工队就有150余人次因牲口累垮而背粮扛弹赶路。在后方有的民工先在烈士遗体前献饭，然后自己才吃。许多民工还参加战场喊话，向战区群众宣传政策，对俘虏进行教育。有的民工奋不顾身，同解放军一起战斗。随401团五连行动的民工齐加，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冒着敌人炮火把负伤的副连长背到隐蔽地点，又上山帮助战士修工事，鼓励战士狠狠打击敌人。伤员要喝水，他又冒着敌人的炮火，跑出300米外去打水。战斗结束后，齐加在运送伤员时，扔下了自己全部携带的东西却把伤员的东西全部背上。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时候，他们曾经妄图将武装叛乱演变为藏族对汉族的民族战争。由于8年来我军和地方干部实行的影响群众工作卓有成效，因此当叛乱发生后，人民群众很快就认清了这场叛乱与平息叛乱斗争的实质，便坚决地投人平叛和改革斗争行列，不仅粉碎了上层反动集团将叛乱演变为民族战争的图谋，而且百万农奴还成为埋葬罪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掘墓人。从而，使西藏平叛改革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圆满胜利，实现了西藏社会发展历史性的飞跃。
（199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