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噶丹寺的民主改革
魏克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许多寺庙的反动活佛裹胁一部分喇嘛参加了叛乱，并以寺庙作为叛乱的据点。噶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这三大寺庙，更是西藏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缴获叛乱武装司令部的一份《三大寺意见书》中就说：“哲蚌、色拉、噶丹寺的一致意见是：西藏人民都请求达赖喇嘛，今后不离开宫殿左右，此事由噶厦及古加基巧堪布答应负责，应遵守不变，并再次向达赖转达清楚。同时今后以自治区筹委会为首的汉藏联合会议亦不需要，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西藏实行独立时，为了达赖的生命安全及事业的繁荣，要迅速选举可靠的僧俗官员代表、三大寺代表、军队、人民代表经常开会，认真商讨等等……”。这份（意见书）的宗旨，就是他们要搞西藏独立，要破坏十七条协议，分裂祖国，背叛人民，当叛乱的急先锋。三大寺在聂仓以上的609名中上层活佛和喇嘛中，就有科8人参加了叛乱，并且逼迫8665名喇嘛参加了叛乱。所以，在平息西藏叛乱时，彻底肃清三大寺内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摧垮三大寺的反动基础，就成了西藏人民最急迫的愿望和要求。为了彻底平息西藏的武装叛乱，实现西藏人民彻底解放的愿望，中共西藏工委经中央批准，于1959年3月26日组成3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进入噶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内，进行平叛改革工作。噶丹寺的军事代表兼工作组组长是杨东生同志，我是副代表兼副组长。我们30多位藏汉族的工作同志进人噶丹寺后，开展了一场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三反”斗争，并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改革。
（一）
1959年3月30日的午夜我们军管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前往噶丹寺。为了防止叛乱分子据寺顽抗，炮兵进人阵地作好射击准备，步兵包围了寺庙，并通过喊话，争取寺内人员投降。到第二天下午1时，全寺的563名喇嘛表示投降，交出步枪4支和一些火药枪、刀、矛等。我们向全寺人员宣布：从这一天起，噶丹寺实行军事管制。重申党对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变；对于爱国守法的活佛、堪布及宗教人士均予保护；对于利用寺庙和宗教进行叛乱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过自新，就要依法惩办；对于参加叛乱的寺庙，如果表示投降，应按下列办法处理：
一、交出寺内隐藏的武器；
二、参加叛乱已逃跑了的喇嘛，应由寺庙派人叫回，并交出全部叛乱武器；
三、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员，对于参加了叛乱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过自新应予法办；
四、隐藏在寺庙内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叛乱和反革命的文件、证件必须全部交出来；
五、军用物资应全部交出来。
经过我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平叛政策，结合清查工作，充分发动喇嘛揭发检举寺庙叛乱人员及其罪行，到4月10日，我们就初步分清了哪些人参加了叛乱，哪些是爱国守法的喇嘛。然后，召开大会，宣布释放了509名喇嘛；将参加叛乱的54名骨干分子进行集训。还把搜缴来的45支枪（其中有噶厦政府发的英式步枪12支）、山南叛乱分子要求噶丹寺支援的信件、被涂污撕毁的毛主席像100多张、带着斑斑血迹的解放军军大衣一件及叛乱文件、图片等，在寺内进行了展览。用这些活生生的材料，来揭露叛乱分子的罪恶，启发广大喇嘛的爱国觉悟。我们在4、5两个月中，向寺内喇嘛反复深人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平息叛乱的政策；组织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部分和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学习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开阔全体喇嘛的眼界，揭露反动上层的欺骗伎俩，不断提高大家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觉悟，进一步加深对上层叛国集团的无比愤恨。大家在学习和讨论中，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寺庙的叛乱头子是民族的败类、宗教的叛徒，他们不是给西藏人民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灾难。同时，认真培养在平叛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选出了以贫苦喇嘛罗桑诺拉为主任，军管会的雍王同志和爱国活佛巴苏为副主任的平叛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寺的平叛工作；逐步恢复了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开放了宗喀巴大殿，让喇嘛和群众念经朝佛。广大僧俗人民称赞说：共产党真正尊重我们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些反动上层是打着保护宗教的幌子欺骗我们，对抗中央。我们当了许多年的喇嘛，除了给他们当牛做马外，没有学过经，连宗喀巴的佛像都没有见过一次，军管会给我们开了佛门。我们还为52名15岁以下的小喇嘛办了文化学习班，教他们学文化。在生活上，按时给寺内喇嘛发糟把、茶叶和牛羊肉，改善贫苦喇嘛的生活。通过上述活动，使军管会的工作在寺内深深地扎了根，把全寺的喇嘛紧紧地团结起来了。随着我们工作的深人开展，除继续揭发一般叛乱活动和搜缴叛乱武器及反动文件外，各个康村的喇嘛交出了叛乱分子的名单和罪行材料。还挖出了以乃穷娃·顿巴江村为首、丹增索巴藏巴、钦绕贡觉等5人的”应变组织“。这个应变组织，是噶丹寺的叛乱头子在逃离寺庙之前，指使他们5人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召集各康村的会议，研究假投降的办法，有计划地埋藏武器和焚烧文件，并统一口径来对付军管会，不准向解放军揭发寺庙的叛乱活动等。我们对这一应变组织查证属实后，便召开了全寺控诉和斗争叛乱分子的大会，让附近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揭发检举和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我们根据寺内喇嘛和群众揭发的材料和要求，报工委批准，逮捕了乃穷娃·顿巴江村等人。同时，对集训中已有悔改诚意、主动交待叛乱活动、积极参加斗争的49名参叛人员解除了集训。这样，就使寺庙反叛乱斗争的目标更加集中，斗争更加深人了。
继揭发控诉乃穷娃·顿巴江村的斗争之后，根据自下而上的揭发检举材料，又组织了对噶丹寺驻拉萨代表、叛乱头子齐洛班登的斗争，参加这次斗争大会的包括附近寺庙的喇嘛和群众1300多人。在两天的大会中，广大僧俗人民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迫使齐洛班登交待了噶丹寺和西藏反动上层进行叛乱活动的罪行。他供认说：早在1950年，噶丹寺就派出22名喇嘛到昌都去抵抗解放军，妄图阻挡大军解放西藏；1952年噶丹寺派代表参加了策划反对祖国的伪人民会议活动；1955年，噶丹寺的大活佛、达赖的副经师、叛乱头子赤江·罗桑益西到巴塘一带策划康区的武装叛乱；1958年，噶丹寺派喇嘛到山南参加了围攻驻泽当的解放军；1959年1月，从噶厦政府领了英式步枪230支，把全寺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喇嘛编成叛乱预备队，强迫50名喇嘛到罗布林卡当”敢死队“，谁不去就遭杀害；下令噶丹寺的所属庄园差民去干烧桥、毁路、袭击汽车等破坏活动。另外，还交待了参加叛乱会议中讨论成立”西藏独立国“的内情和通过帝国主义分子在噶伦堡为叛国分子来往发电报，策划叛乱的情况等等，使大家进一步看清了这些披着袭装的反动上层的狰狞面目。喇嘛们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喇嘛不能杀生，是佛规规定了的。可是他们却领来那么多枪炮，给什么护身符，强迫我们贫苦喇嘛去当‘卫教军’，去打解放军，杀害老百姓。他们完全是披着架装的吃人魔鬼，不是活佛。”
经过喇嘛们两个月来的揭发和斗争，查清了噶丹寺原来的堪苏以上的80人中，有63人参加了叛乱；4037名喇嘛中，有2895人被迫参加了叛乱。收缴了各种枪枝101枝，刀矛各一部，叛乱和反动文件一部分。根据这些罪证，喇嘛们说：“我们噶丹寺成了真正的叛乱的马基康（叛乱司令部），反动的活佛和堪布成了马基（叛乱武装司令）”。喇嘛们还揭露了反动上层索康、柳霞、夏苏、拉鲁和噶厦政府的叛乱罪行。喇嘛们表示完全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命令。大家高兴地说：“噶厦政府成了一件生满虱子的破皮袄，它只能吸食我们的血肉，我们早该丢掉它。”
（二）
噶丹寺反叛乱斗争的发展，触动了寺庙的封建特权。我们组织喇嘛先从米村、康村算了叛乱给贫苦喇嘛带来的灾难帐、封建特权带来的压迫帐、经济上带来的剥削帐。大家通过算帐，认识到贫苦喇嘛到寺庙不是念经行善，而是给上层喇嘛当奴隶。贫苦喇嘛一人寺，必须给全康村的所有喇嘛放一次“达”（挂名费）。如果放不起，就要在寺庙进行长期劳役或终身劳役，没有人身自由，受到老师、铁棒喇嘛的随意打骂、体罚，甚至施以残酷的刑罚。
喇嘛阿旺次仁在控诉中说：“我从8岁起到噶丹寺当喇嘛，到32岁的抖年中，不仅不会念经，连30个藏文字母都不会认识，整天为寺庙里的上层喇嘛当牛作马地干活，是个穿着架装的奴隶。”
噶丹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寺庙所属庄园的千千万万的奴隶。“三反”斗争便逐步由寺内扩展到了寺外，扩展到了各溪卡的农奴中间去了。为了斗争的需要，西藏工委于5月初任命我兼任了达孜县的第一书记，统一领导噶丹寺和达孜县的“三反”斗争。
为了让群众不误农时搞好春耕播种，我们军管会早在4月21日就抽出6位同志，分成3个农贷小组，对噶丹寺所属的16个540户农奴，发放了6543克种子，对特别贫穷的农奴发放了救济粮。群众有了种子和粮食，春播搞的又快又好，为农奴翻身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创造了良好条件。
5月底，我们军管会又首先派工作组，在受苦最深的塔吉溪卡进行了“三反”试点。经过一段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后，于6月6日召开了有喇嘛参加的群众诉苦斗争大会，到会的僧俗群众330多人，对噶丹寺派出的叛乱溪本达龙娃·强估群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朗生旺姆在会上控诉说：“达龙娃搞叛乱，经常给叛乱分子送粮、送钱、送枪。我是他的家奴，我的丈夫被他打死，我更是经常挨打受骂。有一次，我打坏了一个沙锅，他打了我还不算，还给我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监狱；我有几个孩子都因为他不给口粮全饿死了。我刚满一岁的孩子，冬天没有衣服穿，他逼我去支差，等我回来，孩子已经活活冻死了。”大家揭发达龙娃藏有一支枪，他拒不承认。旺姆14岁的女儿次仁央宗当场说出他那支枪的式样、是什么时候拿出去藏的等等，迫使他不得不让群众到河滩里挖出了枪和子弹。老阿妈单增卓玛在控诉中说：“我19岁给他当佣人，今年已经63岁了，白天给他干活，夜晚给他倒屎倒尿，冬天很冷却在楼顶上过夜，我给他干了几十年的活，到现在只有身上这件破衣裳。他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还把我的小女儿给糟踏了……“在两天的控诉斗争大会上，群众揭露了达龙娃参加叛乱的许多罪恶事实，清算了他为噶丹寺压迫剥削农奴的种种罪行。
在塔吉溪卡控诉斗争大会之后，军管会除继续深人开展寺内的“三反”斗争外，还抽出大部分人员，带领一部分贫苦喇嘛积极分子，分头下到达孜县的章多、珠西、夏扎窝、巴纳雪等庄园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斗争。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把寺外的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一股革命的烈火在噶丹寺的内内外外迅猛地燃烧起来了。
我们噶丹寺军管会和达孜县委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于8月5日，在噶丹寺召开了僧俗群众联合斗争大会。参加斗争大会的有噶丹寺所属的122个宗（县）、溪（庄园）、犯座寺庙，农、牧民和喇嘛3216人。在为期5天的大会上，有108位苦主，对噶丹寺上层反动喇嘛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控诉。从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噶丹寺是西藏叛乱的重要巢穴，而且噶丹寺对农牧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更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控诉寺庙的封建特权时，德庆宗的一户叫卓玛的农奴说：赤降拉让为霸占她的房屋，硬把她家的人赶跑的赶跑，害死的害死。光德庆宗被赤降拉让打死或致残的就有300多人，挨过打的达2300多人次。从108名苦主的控诉和1200多名群众的揭发，共有541人被打，165人被打伤致残，121人坐过监狱，89人被流放过，538人被逼当奴隶，1025人被逼逃亡在外。还有265户有亲人被活活打死或用其它手段残害致死，有72人被拆散婚姻，有484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拉姆一个才13岁的女儿次仁央宗，被6个叛乱喇嘛强奸后，病倒了几个月。西藏广大农奴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祖祖辈辈人身没有自由，生命没有保障，就是死了也得不到一个完整的尸首。从大会上展出的上层反动喇嘛用来残害农奴的刑具来看，除了一般用的手铐、脚镣、棍棒外，还有西藏特有的割舌、挖眼、抽筋、剥皮等等残酷刑具。还展出了从噶丹寺搜出的人头盖骨、人手、人心、人喉管、人眼、人皮和少女腿骨等。群众听到、看到噶丹寺反动活佛和堪布犯下的滔天罪行，无不万分愤慨。大家气愤地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铁的事实，说明噶丹寺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地狱！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
群众在控诉噶丹寺对农奴残酷剥削时说：寺庙霸占了全部土地、草原、山林、河川，把农奴拴在这些土地上，敲骨吸髓地榨取农奴的血汗。凡是农奴主所需要的一切都以乌拉差役的名义，无偿地向广大农奴索取。噶丹寺的乌拉差役多达142种。珠西溪卡凡种寺庙一克地的差民，每年要派1名常年乌拉和临时差役。常年乌拉每年要为寺庙拾牛粪8天，送牛粪8天，修水渠9天，耕播地2个月，天天放水浇地。5月后拔草、割草，收割1个月，打场2个半月。除农业劳动外，白天还要干其它杂活，晚上要给主人捻毛线，连大小便，主人都要监视。凡是寺内、寺外的房屋修建或维修，从伐木、挖土、背石到修建都要农奴无偿劳动，寺内服务性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巴纳雪和巴噶切的差民，常年要到寺内替活佛、堪布、强估等中上层喇嘛拾牛粪、割马草、磨糟把、炸油饼、做鼻烟、碎辣子、扫地、擦地板、扫厕所、擦窗台，无所不干。噶丹寺的中上层喇嘛外出或运输物资，乘马和驮运物资的牲畜，也统统由差民担负。塔吉每户差民，一年就要出乘马108头次，驮畜1035头次，人工558人次。每次达赖到噶丹寺住，塔吉的差民要从拉萨河往寺庙背水巧天，还有其它负担。除劳动差役外，物资差役更是无所不包，大的项目包括食用物资、修建物资、日用物资和宗教仪式需用物资等。巴纳雪的洛桑丹巴、格隆和夫金三家屠户的内差，每年要向赤多康和铁棒喇嘛交牛3头、牛腿10条、牛胸脯肉14条、牛头9个，其他差役仍照常担负。宗教仪式需要的物资更是无奇不有，要交狗头、狐狸头、狼头、骆驼头、地老鼠头、鹰头、乌鸦头，还要交人头、人手、男女生殖器、寡妇的头发、不孕妇女的裙子等。噶丹寺一个活佛的念珠就是用108个男人头盖骨和108个女人头盖骨各取下一块合在一起，磨成108个念珠的。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暴行啊！如果把每户差民每年支付的差役按时价折合成钱计算，珠西每户堆穷支付的26项差役，折合为2873两藏银。每户内差（12克地），每年支付的33项差役，折合为9316两藏银。农奴所受剥削之惨重，可见一斑了。由于寺庙乌拉差役的残酷剥削，把无数差民折磨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事例不胜枚举。仅从19个庄园的不完全调查看，就有37人因支乌拉差役于路上遭坠崖、塌方、水淹等事故而死，7人被打死，10人累饿而死，19人逃离出去无法生活病困而死。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情景啊！高利贷剥削，是噶丹寺对农奴的另一种惨酷的榨取手段。他们为了残酷剥削人民，不仅高利贷的利息高，而且花样也多，最多的是驴打滚、利滚利的“吉来吉加”，还有互相作保的“吉本吉右”和铁索连环的“加达哲”。我们从12加户农牧民的调查中，有932户欠了噶丹寺的债，其中欠1000克青稞以上的有109户，1万克以上的有25户，10万克以上的有3户。墨竹工卡宗有两户，一户叫江白，一户叫索朗卓玛，他们原先是全庄园10户人家共同借了噶丹寺50克青稞，借4还5的利息，利上加利，债粮越还越多。后来有3户人被寺庙逼债而死，有5户人被逼外逃，这样全部债务都由他们两家负担了。累计债务变成了411012克青稞，成了永世还不清的子孙债。据初步统计，噶丹寺放出高利贷藏银234866品（每品折合银洋2元5角），青稞821280克。除此之外，寺庙还用种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利用宗教活动进行惨重剥削，以维持其荒淫无度的奢侈生活。
在8月10日的控诉大会上，广大农牧民和贫苦喇嘛，一致发出了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官家、贵族、寺庙三座大山，砍断人身依附、乌拉差役、高利贷三条锁链的怒吼。在农奴的强烈要求下，军管会支持他们，将寺庙所有的乌拉差役、高利贷、卖身契约和一切封建特权及经济剥削的字据，统统投人熊熊的革命烈火中化为灰烬。就在这一天晚上，群众以万分欢乐的心情，在噶丹寺的山上跳起了翻身的舞蹈，响起了解放的歌声，欢庆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
噶丹寺在“三反”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始了民主改革的工作。经过喇嘛们的充分讨论，一致要求废除寺庙的一切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首先废除拉吉、札仑、康村、米村的封建特权和管理制度；废除监狱、私刑、体罚、打骂和等级制度；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切实保障人权。在师徒关系上，废除打骂、体罚、污辱、虐待和敲诈勒索徒弟的私有财物和劳动收人，建立尊师爱徒的新型师徒关系。废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和无偿的劳役，寺庙喇嘛自食其力，共同劳动，经济管理民主化。在宗教政策上，切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佛教的或信其他教派的都有自由，别人不得强迫或干涉。按照这个精神，噶丹寺经过喇嘛们的充分讨论协商，于9月15日成立了寺庙管理委员会，推选出贫苦喇嘛洛桑诺拉为主任，巴苏活佛为副主任，负责全寺的宗教、行政、生产和生活等事宜。对于300多名要求回家或就地还俗的喇嘛，按照路途远近分别发给足够的路费和安家费；对要求参加工作的13名青年喇嘛介绍到拉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还选送了一些年小的喇嘛去读书。同时，安排了继续留寺的312名喇嘛的生活，除政府按照定级定量，每年发给主任、副主任青稞26克，委员22克，年老的喇嘛20克，一般喇嘛18克生活粮外，还给寺庙留下10万元的管理费用。将寺庙的土地339克，在戴卡等地建立农场，并留下耕牛4对，羊子2田只，奶牛100头和日常生活用品等，使噶丹寺走上了爱国守法，自食其力的新生道路。留寺和还俗的喇嘛都无限感激党的政策的宽大和西藏工委对大家的关怀。喇嘛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领导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走出了人间地狱，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繁荣、进步和幸福的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魏克，原为18军进藏老干部，曾任西藏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青年部部长，成都陆军学校副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