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努六弘形路/白健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军以较小代价，歼灭人侵印军近9000人，大振了国威、军威，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军事大胜仗。我区参战部队发扬光荣传统，配合军事打击，开展火线政治攻势，争取印军大批官兵缴械投降，并认真执行宽俘政策。此后又奉命主动停火后撤、释俘、退还战缴武器，政治影响很好。这是我们能够在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以至世界上大得人心，使我国获得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胜利，博得国际舆论普遍赞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从印军印年代初开始对我领土的蚕食和我反蚕食的斗争演变、发展起来的。我区部队在反蚕食斗争中就开展了对印军的宣传工作。1962年5月，印军第四师第七旅执行“前进政策”，派出小分队进至我门隅地区克节朗河谷，于6月初侵人“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建立哨卡，到6月底，共建立新的人侵哨卡24个。9月，又在克节朗河谷之扯果布、卡龙等地建立人侵哨卡，并企图以“麦线”以北约11公里之拉则山脊作为中印两国边界，其胃口越来越大。
根据总参指示，我山南军分区二团派出小分队，于9月8日进驻克节朗地区，控制了克节朗河北岸几个要点后，在与南岸之扯冬、卡龙等地人侵印军对峙中，组织外语干部反复以印地语向当面印军广播总政规定的十二条宣传口号，宣传“中印边界问题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印两国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政府一贯维护中印友谊，主张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印人民是兄弟，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亚洲人不打亚洲人”；“克节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印军应从这里撤出去”，等等。
在广播喊话中，我反复要求印方派出民政官员，同我讨论边界的确切位置，以便友好地解决问题，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为了表示友好，我军还将印军飞机空投时误投至我控制地段的一些生活物资交还印军，甚至向没有烟吸的印军赠送香烟。
我对入侵印军的上述宣传，有减弱其大气，促其了解我维护中印友好愿望等作用。
（二）
为打击印度政府坚持扩张政策，不断侵占我领土的嚣张气焰，创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中央决定对入侵印军予以反击。1962年10月6日，总参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据此，我区部队积极备战，进行各项临战工作。军区政治部于10月10日向参战部队下发了《战时敌军工作计划》，明确了主要任务是对印军的政治宣传、对俘虏的管理教育和对印军的调研工作。《计划》确定：(l）在419部队政治部设联络科，负责指导参战部队开展战时敌军工作；(2）根据作战需要，配备英语翻译到参战部队，负责火线喊话、广播宣传、送还印军尸体、战地审俘等工作；(3）成立收容印军俘虏的战俘营，由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吴荫褪部长任营长，石庆泰、叶治平二同志任副营长。关于宣传工作，确定将总政配发的四部扩音机分至四个重点地区进行对敌广播宣传；派外语干部下到参战部队教会指战员们“缴枪不杀”、“抵抗就会死亡”、“我们优待俘虏”、“跟我走，不要怕”等几句英、印语口号，准备结合军事打击，大力开展火线喊话。
10月10日，总政下达了《关于对人侵印军俘虏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参战部队严格执行宽俘政策；抓到俘虏后要派专人后送，注意途中安全；对俘虏要严格管理，尊重其宗教信仰，允许其与家人通信；对俘虏的生活要优待；对伤俘要很好治疗；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要妥为掩埋；等等。
各参战部队普遍进行了关于战场瓦解印军工作的教育，传达了总政对印军俘虏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人人熟记，自觉执行。强调“猛打猛冲加喊话”是我军作战的优良传统，要求指战员们“不打哑巴仗”。同时，从师到连，逐级建立了俘虏工作组，有些连队党支部还增设了敌工委员。
在中印边境东段，从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2日我军主动停火的各个战役和战斗中，各参战部队都认真组织、大力开展了火线喊话，多次成功地瓦解了印军，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打击，减少了自身的伤亡，加速了胜利的到来。
419部队155团二连班长谢道银，在克节朗战役的卡龙战斗中，英勇顽强，身负重伤后，仍坚持只身连续炸毁印军地堡两个，并紧接着高喊“缴枪不杀！”促使印军中校营长1人和上尉军官2人向我投降。二连还在这次战斗中，利用被俘印军军官，指名喊话叫出10名印军来降。157团在章多战斗中，包围了40名印军，毙伤其7人；乘印军混乱时，喊话组高喊“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争取了30多名印军投降；该团一连猛打加喊话，几小时内共争取90名印军来降。154团在沙则攻坚战斗中，八连二排包围印军一暗堡后，五班长带两名战士接近暗堡。经我火力猛烈打击的印军，从洞口伸出一件白色物体，班长当即命战士大声喊话，争取了印军辛格少校率残部4人投降，我无一伤亡。154团九连在打陇宗追歼战中包围印军一股，在火力射击后，立即开展喊话，迫使150余印军全部投降。154团在克节朗和西山口一一邦迪拉两次战役中，俘印军数占歼灭印军总数的54％。
11师一部，在西山口一一邦迪拉战役的多隆桥战斗中，利用印俘招降印军百余人，是战场瓦解印军成功的典型事例。11月21日上午，31团、33团等部36人在多隆桥截击南逃印军的战斗中，随31团二营行动之团政治处保卫股贾福宽股长，抓住印军被打得乱作一团的有利时机，利用前一天俘虏的两名印军少尉进行10多分钟的喊话招降，印军第48旅马德拉斯营中校营长昌德朗见突围无望，便首先前来投降。贾福宽又令他派人以他的名义去散逃的印军中进行招降，印军陆续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此战，我军以36人歼印军抖1人，缴枪210余支、挺，其中争降中校营长以下118人，我仅伤3人，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利用战俘喊话招降，也是获胜的重要因素。130师388团在瓦弄地区巧天的搜剿作战中，共俘印军240多名。11月19下午，该团一连九班、四班在牙比河附近的一次搜剿战斗中，四班俘获一名中校，以手势令其命溃散之印军投降。该中校见战场大势已去，我军对他又不虐待，便吹哨集合了散藏在附近的全部印军向我交枪投降。此战历时40分钟，共毙印军5名，俘印军第11旅库马盎联队第六营中校营长、少校副营长、连长以下20名，缴迫击炮1门、机枪4挺、枪19支、电台两部。各部队在战场上认真执行宽俘政策，作到对印俘一律不杀害、不侮辱、不捆绑、不搜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生活上给予照顾。有些部队在自身粮、水、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首先让印俘吃饱喝足、穿暖、睡好。157团三连在西山口一一邦迪拉战役的搜剿中，一排机枪班仅剩3袋糟耙面，自己舍不得吃，却给抓到的饥饿印俘吃。印俘很受感动，主动为我战士带路捕捉11名溃散印军，缴枪两支。154团一营机枪班10余名战士押72名印俘后送，把自己携带的水、干粮让印俘饮食，印俘走不动时，战士们帮助其背行李或扶他们走，印俘们十分感激。后来途遇8名持枪印军，印俘们一面要求我军勿打，一面主动喊话，并与我战士一同上前缴了8名印军的枪。155团二连战士王殿斌，战斗刚结束便不顾疲劳不怕脏，把一个满身是血的印俘背到包扎所治疗。别人问他为啥这样，他说：“这个俘虏好了以后，他会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好。”在瓦弄以南的格里山上，150师一个班抓到3名印俘，送到连部时，他们很害怕，连长给他们抽烟，让他们吃饭，叫卫生员给受伤的上药包扎。他们消除顾虑后，一年长的印俘主动提出上山招降印军散兵，结果他招来4名印军向我投降。印军士兵阿尔·巴哈杜尔负伤后，藏于林中，冻得奄奄一息，被战士李尚清发现，立即背他下山，经抢救脱离了危险。我医护人员为抢救重伤印俘，有的连续工作几夜不休息。印俘普里特·辛格少校说：“我负伤了，你们扶我走；我饿了，你们给我饼干吃；你们的军官露宿，把房子让给我住。这三件事我终生难忘。”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章多被俘后，已肠小时没吃东西，饥渴交加，胡子很长，神情沮丧，认为军人被俘最不光彩，不如死了。我军弄清他是准将旅长后，为他单独安排一间住房，送上水壶、干粮，他情绪开始安定下来。我419部队政治部魏克主任第一次见他时，问他遇到什么麻烦没有，达尔维当即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宝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后来达尔维对张国华司令员派去看他的军区石伴樵副参谋长说：“你们宽待俘虏的政策，我早就知道，但在激烈的战斗中能不能作到，尤其是下级官兵能否认真执行，我很担心，害怕他们把我处置甚至枪毙，可他们没有这样作”；“你们军队对我太好了，有好吃的，先让我吃；房子少，他们住帐篷，把房子给我住。”此后，达尔维对我十分友好。
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总计歼灭印军8404人，其中俘3803人，占44.8％。对于受印度反华势力严重欺骗宣传，盲目仇华的印军官兵来说，我军能够争取到如此高的降俘比例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认真开展战场瓦解印军的直接成果。
（三）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东段俘敌3803名，在我部队奉命停火后撤中，自1962年12月5日至31日，在“麦线”以南的邦迪拉、德让宗、江（让）、瓦弄、梅楚卡等地分别释放了6批伤病俘716名，并将俘后死亡的13名印军人员的尸体交给了印方；12月15日向印方移交战缴物资中，巧名由我派往协助看管物资的印俘，也随物资一并交回印方。其余3059名印俘，包括准将1、中校9、少校15、尉官29、低级委任军官59、军士和士兵2946人，即送我后方俘虏收容所。
我后方共有3个俘虏收容所：(1）琼结收容所，收容克节朗一一达旺战役的印俘884人，主任吴荫械，副主任叶治平；(2）隆子收容所，收容西山口一一邦迪拉战役的印俘1734人，主任钟本营；(3）察隅收容所，收容瓦弄战役的印俘429人。另外都登方向的印俘4人，因后送困难，就近置于墨脱县。
为做好印俘工作，总政联络部抽调张光等一批干部来各收容所指导、帮助工作。西藏地方、军队集中抽调了可能抽调的所有英语、印地语干部前往。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等中央部委及北京、上海一些大学也抽调英语、印地语翻译共2田多人来藏支援俘虏收容所工作。
印俘到达收容所后，先进行登记编队。编队时，注意了印军固有的官兵矛盾和各民族部队的矛盾，按军衔不同、按民族和宗教不同编队。印军中有尼泊尔籍雇佣军，受印籍士兵歧视，又注意了按国籍不同编队。俘虏收容所下辖若干中队，我军干部任中队长。中队人数120人左右，下设3个区队、一个炊事班，我军干部任区队长，挑选表现较好的印俘任区队副。区队下设3至4个班，班长均由印俘担任。
遵照上级指示和经我国政府承认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对印俘实施严格的军事管理，又处处体现宽俘政策精神。收容所规定了必要的制度和纪律，中队干部一定时间进行讲评，既严格要求，又不搞得过份紧张，不对印俘行动限制过死，使气氛轻松自然些。注意“以俘管俘”，除班长、副区队长外，各中队成立的伙食委员会、文体委员会，吸收由印俘推荐的办事热心的俘虏参加。遇印俘中一些不良现象，除必要时由中队长以长官训话方式提出外，主要通过个别谈话进行教育。民主管理、耐心说服的方法，使印俘们耳目一新，效果很好。有一印俘以好赌闻名，曾屡教不改。经我干部耐心开导，感动不已。后来成了中队的积极分子。一些俘虏反映：“在印度军队里，天天罚禁闭、罚苦役，还是不断出事；而你们只是善意劝说，叫人自己承认错误，效果却这样好，你们的办法真了不起。”
印俘普遍信教。我尊重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收容所为他们提供正当宗教活动的方便，安排时间、场所，发给调制祭品的面粉、糖、油等。1963年3月n日是印度全民性的大节日一一泼水节，各收容所为印俘们准备了节日用品，并举行会餐和联欢晚会。印俘们在树林里、坪坝上边吃边唱歌、跳舞，尽情玩乐，并以红、黄、蓝、绿各色粉末互相抹脸点额，以示庆贺。我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他们的娱乐活动。印俘们十分满意，表示“永远也忘不了同中国军官一起过节的这一天。”一印俘理发兵说：“在印度我是最下贱的，被人看不起。可中国人对我却一样看待。从母亲生下我以后，过这样好的节日，还是第一次。”
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造成印军内部等级森严。低种姓的“贱民”、“首陀罗”，是印军士兵的主要来源，历来备受压迫歧视。等级观念使得印俘官兵均轻视体力劳动。印度军官从不劳动，士兵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印俘首次参加拾柴，见我中队长拿绳走在后边，心想他如不好好拾柴会被用绳捆起来。后见中队长也拾柴，拿绳是为捆柴背回，他才恍然大悟说：“中国军队真是官兵平等，与印度军队大不相同。”一般印俘不愿打扫厕所和替人理发，认为是只能由低种姓人干的“最下贱差事”。但后来见我干部亲自去厕所打扫，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才大为震惊地称赞我军上下平等，官兵一致。不少低种姓印俘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收容所允许印俘给家属、亲友写信，并免费邮寄。校以上军宫还可免费发电报。半年左右时间，各收容所印俘共向家属、亲友发信万余封、电报百余份，收到回信5000余封，电报50多份。许多印俘都赞扬我为其通信所作的努力。一些印俘还主动把写回家的信和家中来信给我工作人员看。一印俘在信中安慰他母亲说：“在这儿我们生活没有什么苦，和在印度没有什么区别。”另一印俘在家信中写道：“刚被俘时认为没有活命的希望了，但中国人对我们的生活、饮食、游戏和娱乐却都安排得很好。”许多印俘家属亲友来信中都表示感激。一印俘妻子来信说，她“每天都在为中印人民的友谊祈祷。”
大多数印俘喜欢歌舞，爱好体育活动。各中队的文娱体育委员均为印俘。所里提供鼓、笛等乐器和唱片、录音带，供他们唱歌、跳舞及音乐欣赏；发给足球、排球、扑克、棋类等；设置文娱室、球场，供他们活动。这对于安定印俘情绪，配合教育工作，起到良好作用。半年中，各收容所共举行文娱晚会、营火晚会百余次，大型文艺会演4次，小型球赛百余场，运动会5次。会演中，印俘自编自演了《中印人民劳动舞》、《愉快的俘虏生活》等节目。收容所还给好节目、演员、创作者发奖。印俘们说：“在其他国家里，俘虏是不准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只有中国政府对我们才这样关心！”印俘过去受欺骗宣传，对我存有许多偏见和疑虑，在中印边界争端起因等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少错误或模糊认识。各收容所的宣教机构，通过集体讲课、小型座谈、个别谈话、阅读书刊、有线广播、放映电影、图片展览、出黑板报等灵活多样形式，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出发，稳妥地进行教育，收到了且勿著效果。例如中印边界问题，开始印俘们认为“麦克马洪线就是国界”，“是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了进攻”等。对此，我们以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为基本教材，向他们讲魔解中印两国人民历史上长期和平友好相处的传统友谊；讲解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介绍我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介绍我遭严重伤亡、忍无可忍才被迫自卫反击，等等。通过宣传教育，许多印俘承认我们所讲“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我国政府建议两国部队在边境“脱离接触是个好建议。”普遍赞扬我国政府的主动停火、后撤声明，说“这应该载人史册。”印俘们提高了认识，再加上在收容所期间的各种感受，逐渐完全消除了疑虑，转而对我信任、放心。有的印俘在家信中写道：“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最人道最仁慈的。”有的对我干部说：“高山可移，大海可干，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可忘记，而你们对我们的宽待永远不能忘记。”
（四）
释放被俘印军人员，是国际舆论关注的大事，工作非常具体细致，政策性很强。总政联络部张梓祯部长亲临指导。在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的直接配合参与下，军区于1963年4月10日、17日、24日，5月1日、5日、10日、15日、25日，先后在察隅的巴底通和错那的棒山口北侧分9批释放了全部3020名被俘印军人员，并将10具死俘尸体也交给印方红十字会。墨脱的4名被俘印军人员是单独释放的。达尔维准将及24名校官则于4月6日赴内地参观后由云南释放出境。
释放前，后勤部门及时向印俘发放单衣等物资及途中干粮，安排车辆，保障交通安全。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临行前，各收容所、中队均开欢送会，举行欢送会餐。与我干部朝夕相处半年，受我多方优待照顾的印俘们，在欢送会上高呼口号，纷纷自动上台讲话，同我干部拥抱。一个在印军中服役20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日军俘虏的老军人激动地高声说：“我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人会比中国人更慈善，更友好。作为一个俘虏，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留下，但要用我心灵全部的爱编一首《中国，好！》歌曲，作为对中国人的感谢。”一些印俘特意将我战士李尚清请到会餐桌上，同李饮酒话别，再三感谢李在火线上抢救了重伤垂危的印俘士兵阿尔．巴哈杜尔，说“是李尚清给了巴哈杜尔第二次生命。”我将代保管的私人收音机、照相机等物品发还原主，并给每个印俘赠送了纪念品，其中金笔、烟具、织锦等最受他们喜爱，特别是刻在笔杆上的“中印人民友好”几个字。
从收容所出发时，在我工作人员敲锣鼓、放鞭炮和夹道欢送的口号声中，许多印俘激动得流下热泪，同我热烈握手拥抱，高呼“巴依巴依”，高唱印中人民友好歌曲，场面十分动人。
交接是释俘工作的最后一环。事先，我红十字会人员在交接地点主动接谈并招待前来接收的印方红十字会人员，态度不卑不亢，举止和蔼大方，造成友好气氛，并商妥具体交接程序，使各次交接均能按预订计划进行。当我工作人员去印俘帐篷话别，互留通信地址，交换小纪念品，以及临行前，给印俘带上干粮、药品，帮助打背包时，许多印俘激动得泣不成声。察隅方向的印俘昌德说：“我当兵时离开父母，都没有这样伤过心。”有的外国摄影师到现场想拍“坏镜头”，结果一无所获。1963年5月25日释放最后一批印俘的那天，棒山口大雪纷飞，但我与印俘们惜别时那种中印人民友好的浓浓情谊，却久久洋溢在交接场地。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的印俘工作，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大的而又成效卓著的外军俘虏工作。事后，我宽俘政策在印度流传甚广，3000多名归俘基本上都说我们好话。达尔维准将返印后所写《喜马拉雅失策》一书中承认受我宽待，他说：“至今我未曾去想我的运气好，既没有死，又没有生病和受侮辱。”
这一切，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白健，1962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本文由王贵、蒋定凡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