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国
始于1950年春的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是我国人民解放斗争史上独具特色、闪烁着我党民族政策璀璨光辉的篇章之一，是向着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民族、宗教问题特别突出，自然环境极其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伟大进军。
（一）
天翻地覆的1949年，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扫荡着国民党败军。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成都战役报捷，蒋家王朝的统治宣告寿终！
是年底，我十八军参加成都战役后，驻眉山、青神一线，拟小憩几日便回师川南。
眉山是个古雅、秀丽的小城，又系宋代文豪苏询、苏轼、苏辙的家乡，轶事趣闻甚多，常使过往行客流连驻足。然而我们却无暇依态小城的美景。新中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百痍千疮的烂摊子。因此，1950年元旦一过，张国华军长等领导就匆匆启程去川南。我作为即将就任的军政治部主任，随行到达川南名埠泸州。
遵照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的部署，十八军战后的任务是：驻防川南、组建川南军区、开辟地方工作。我们一到泸州，硬投入紧张的工作。那时四川划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川南区的首府泸州。区党委书记是李大章。国华同志为记兼行署主任，原军政治部主任郭影秋任行署副主任。
那时，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忙碌、紧张、辛苦，可一想到幸福美好的新中国将在我们手中建设起来，就觉得身上有永远都使不尽的力气。
情况突变。1950年元月7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发来急电，命十八军各部就地待命，国华、冠三等军领导及各师负责同志速赴重庆受领新任务。
军令如山！翌日，国华便率领我们一行乘江轮东下。一路上，大家都沉浸在即将担负新任务的兴奋之中，时而说古论今谈笑风生，时而又纵目观赏长江两岸绮丽景色。1月10日，冠三政委一行，也从自贡市赶到重庆。
11日上午，刘伯承司令员在曾家岩首先接见我们军里几个负责同志。自渡江战役后，很长时间没见过司令员了，他比原来胖了些，精神矍铄，气度威严，令人油然起敬。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说：“小平同志有个重要的会不能来，他让我问候同志们。”我们这些老部下，非常熟悉这位威震中外的军事家和统帅：严肃凝重、不苟言笑。大家便赶紧坐好，准备聆听他的指示。然而这次却异于以往。他没有直接谈任务，而是满面笑容地看着我们，并用他道道地地的四川口音问国华军长：“国华同志，你还冒得40岁吧？”“司令员，36岁啰。”
“很年轻嘛。36岁是属兔的。好嘛，兔子灵活，跑路很得行，特别是爬山！”
轻松和谐的气氛使我们不再那么拘谨了。
“冠三同志”，司令员转身对我们军政委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嘛。年轻人朝气蓬勃，手脚也很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好，准备洲你们挑重担子哟！”
“首长”，国华、冠三齐声道：“叫我们到哪里，您下命令吧！”司令员收往笑容，深情地看了看我们：“这次请你们到重庆来，是要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国席决定十八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司令员，我们坚决完成好这个任务，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十八军的信任和希望！”国华、冠三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也代表全军指战员表示了钢铁般的决心。
“好，很好！”刘司令员非常满意地点着头说：“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股子劲头，这就叫党性。西藏这地方很不平常，困难多，也很艰苦，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进军。我们也要动员全野战军的力量来支援你们。”
司令员还详细地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对进军西藏的部署和决策。毛主席在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强调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13日，二野司令部请班禅驻重庆办事处计晋美主任，给我们介绍西藏有关情况。
元月15日，刘、邓首长又在百忙中同时接见我们来重庆接受任务的全体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政委明确指示我们进军西藏要严格执行“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这一方针。他说朴“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的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厉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在解决政治、军事问题时，要特别注意政策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好部队的补给和交通运输问题。”
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的关怀与教导，正是我们十八军全体指战员努为完成进军西藏、战胜千难万险的无穷精神力量。
（二）
重庆受命后、部队转至乐山、新津、邛崃、名山一线，准备向酉藏进军。
鉴于西藏情况非常特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乃至气候和自然环境等，都与内地其它省区大不相同。因此，中央和西南局指示我们在进军之前，一定要认真抓好政治思想与物资等方面的准备。
作为党委办事机构的政治部，我的工作，就是在军党委和国华、冠三同志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发挥政治机关的工作职能，从政治思想工作、政策准备和组织调整等方面为进军西藏这一中心做好保障。
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如何呢？
成都战役后，我军原定驻防川南。因此，干部、战士的情绪都很高。有人憧憬着当一名正规化的国防军人，有的想上学求知识；有的要到工厂去当工人，·也有些人准备解决个人的婚姻大事等等，普遍存有“川南安家”思想。经过长期战争的动荡生活之后，同志们在胜利的形势下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组织上也应当根据不同情况给予适当的照顾。我们革命者东征西战，为了人类的解放，这解放自然也包括着我们自身。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必须融汇于全人类的解放之中。
从各部队汇报的情况来看。听说我军已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后，许多人感到很突然。特别是那些在胜利形势下准备进城享乐，那些脑子里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同志，抵触情绪较大。他们埋怨上级“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十八军”，甚至说什么“这下可从‘天府之国’打入地狱了”。各部队中都有那么一些人开始闹情绪睡大觉，小病抱医院，要求下地方工作，一句话：怕进西藏。
军党委、国华、冠三同志，对部队出现的这些消极情绪非常重视，指示我们政治部和各部队的党组织认真研究这些情况，尽快把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引导到进军西藏这个革命的主航道上来！
自接受进军任务后，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党中央、西南局，在加速和强化向西藏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召集在京藏族人士座谈西藏问题，朱德副主席重申中央解放西藏的决心。
--19日，邓小平、刘伯承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进藏部队的部署情况及支援措施，并提议由青海、新疆和云南各出一支部队，配合主力向西藏实施多路向心进军，以便解决粮食和地形上的困难。
--22日，二野下达进藏准备工作实施计划，决定组建“支援司令部”，加强运输组织，改善进藏部队的装备。
--24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天宝（桑吉悦希，全国政协委员）为委员，统筹经营西藏工作。
与此同时，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命令所属各部队抽调大批优良武器及精壮人马，支援充实我十八军部队。
气氛炽热，形势迫人！
1月27日至30日，我军召开了有师以上党员干部24人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南局刘、邓首长对进军西藏的指示，研究了进军前的各项准备，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与会全体同志统一了思想，一致表示：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十八军的信任，坚决完成好进军西藏这一神圣的历史重任。
2月1日，军党委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自此，我军进入了向“世界屋脊”进军的准备阶段。
我们军，是一支经受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部队，是由原冀鲁豫军区一纵二〇旅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队组建起来的。在坚持敌后抗日，挺进大别山的艰苦岁月里，在参加淮海、渡江战役及进军大西南的征战中，写下了自己光荣的战史。因此我们坚信：广大指战员定能勇敢地迎接新的考验。
部队正式展开动员前，我们先抓了三件事：一是组织部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使干部、战士明确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我军神圣职责；二是在总结过去一年工作的基础上，评选出渡江等战役中的功臣模范，增强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荣誉感，三是在新战士及部分老战士中进行忆苦、诉苦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践证明，只要工作抓起来，间题就好办。我们抓了这件事，部队的思想开始稳定下来。自然，稳定并不意味着思想问题都解决了，要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指示的高度，还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首先要做好进军西藏的思想动员教育工作。
在动员教育上：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一先党内后党外的作法，要求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们勇敢、愉快地站在进军西藏的最前列，为全军同志作榜样。在方法上，我们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向干部、战士讲清进军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讲清党中央、毛主席对进军西藏非常重视，讲清全国人民、上级和兄弟部队对进藏部队的巨大关怀与支援，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向指战员们讲清西藏的自然环境、气候，以及进军中将会遇到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困难，号召干部、战士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树立必胜的信念和准备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科学态度。动员教育开始后，我军所属的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师和军直属队都先后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国华军长、冠三政委等军里的领导同志，分头到各师部队直接参加动员教育，亲自讲课作报告，并和部队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决问题。
为了充分发挥各级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搞好部队的进军动员工作，我们军政治部先后召开了组织、宣传、保卫、民运等部门的工作会议，同时，我们还重视发挥文工团、队、群众文艺活动以及各师、团办的油印小报的积极配合作用。记得那时军文工团的同志，就创作了不少进军西藏题材的歌曲，很受指战员们欢迎。他们还排演了《血泪仇》、《钢骨铁筋》等优秀剧目到部队巡回演出，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使部队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活跃。
在普遍动员的同时，军党委始终强调抓好各级干部的教育。干部是部队的带头兵，他们的认识提高了，问题解决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部队的工作就能抓上去，兵也就好带了。经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各级干部的主流、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忠诚于革命事业，听从党的指挥，能为人民的利益勇敢地作出自我牺牲。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所限，有的虽有家庭妻儿，但不能团聚，有的都已三四十岁了，个人婚姻大事还没解决；有的东征西讨积劳成疾，急需医治等等，胜利后希望得到解决，这无疑是合理和应该的。然而现在，由于执行进军西藏任务，这些事情都要暂时往后放，他们会怎么样呢？经过动员学习后，我们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样的，他们在革命的需要和个人利益二者关系的考核面前，写出了最优秀的答卷一为革命勇作牺牲。作为政治部主任，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的是，我们军，上自军长、政委，下至连、排基层干部，当革命需要他们勇挑重担和作出牺牲时，在完成艰苦卓绝的进军西藏任务中，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高尚风范和品德。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具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也是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的。那时候，我军各部队，都有一些体弱的老兵和小兵，老的年过半百，小的才十几岁。这些同志多为炊事员、饲养员、运输员、宣传员和司号员。他们对革命忠心耿耿，也做出了一定贡献。西藏高原山高路远，气候恶劣，困难重重，这些同志显然很不适应。对此，军党委决定把这些同志留在内地部队或下地方工作。在处理安排这些同志时，发生过令人非常感动的事情。我们直属机关有位饲养员叫李凤岭，还有位挑文件箱子的运输员廉效文，两人都是50岁左右的人，而且是军直属的老功臣模范。直政处准备照顾他们留在内地工作，以便他们找个老伴安个家。可这两位老同志坚决不干，跑到我这里告了直政处一状，说直政处的同志看不起他们，再三要求批准他们参加进军西藏，保证在进军中不装弄，不耍“狗熊”，而且还要向年轻同志挑战，争取为藏族同胞立大功。我们把他俩的事迹在政治部的《建军报》上发表之后，在部队产生很大影响。
在深入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经过建党学习后，我们对全军连队的党支部和部分营一级的党委进行了整顿，使这两级党的组织，真正成为部队的战斗保垒。对战斗班直至战斗小组，都作了相应的调整。
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发布《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深刻认识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庄严的号召，极大鼓舞着我全体将士！
3月上旬，我军召开“庆功祝捷、进牢西藏誓师大会”。国华军长、冠三政委在大会上带头向党宣誓--
国华说：“不管进军道路上有多大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完成进军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冠三说：“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你们记住：此去边疆，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
两位将军的铿锵誓言，惊天地而泣鬼神。如今他们都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忠诚西藏人民解放事业的浩然正气，却永远激励着我们。
部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学习后，指战员们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纷纷向党请战，有的甚至写了血书，以表达自己进军西藏的钢铁决心。干部、战士还普遍订了立功创模计划，相互间进行挑、应战，气氛既火热，又非常生动活泼。我们政治部遵照军党委的指示，因势利导地巩固和扩大初战的成绩，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教育，向干部、战士介绍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气候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并组织全体同志学习藏语、藏文。各部队还根据西藏的特点，进行了山地作战、骑兵战斗等军事训练，开展人马健康运动。同志们为了增强体质，适应高原地区行军作战，自觉地进行负重行军，有的在背包上加砖头，有的背上大石磨做强行军训练，以磨砺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其情其景，令人非常感动。
从向往“川南安家”，到乐于去“世界屋脊”吃大苦，变化何其大！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转得何等漂亮！它充分显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战斗性与巨大威力，同时也展示了我进藏部队干部、战士忠于党、忠于革命的拳拳赤子之心。
（三）
1950年2月间，就在我们秣马厉兵，待机西进之际，川西及雅安地区匪患猖撅，其势甚猛。蓉、雅一线桥梁被炸毁，公路交通中断，部队一个营以下的兵力竟难以通行。
遵照西南军区的命令，我军的3个师，全部展开于蓉雅公路沿线及新津、眉山地区，实施剿匪作战，扫清我军通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
与此同时，军组成了由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为领导的“前进指挥所”，率两支先遣部队向康藏交界之甘孜、巴安（今四川巴塘县）挺进。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和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指挥的一五四团为北路先遣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不一率领的一五七团为南路先遣队。
先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西藏政治情况，提供确定政策的意见；了解入藏道路、兵要地志及沿线之粮柴情况；吸收训练一批藏族青年干部，宣传民族政策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
由此，我军部队转入以进军西藏为主题，进军、剿匪并举的阶段。我们政治部的工作中心，则是深化思想动员教育和政策准备。政治部组成了政研室，广为收集资料，研究、编写了《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入藏注意事项》等。我们还从本部各业务部门抽出部分能力较强的同志，由敌工部长陈竞波带领，参加军前进指挥所及南、北先遣部队，前往甘孜、巴塘等地开展工作。我们的先遣部队进入甘孜、巴塘等藏族地区后，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严重缺粮的情况下，挖野菜，捉地老鼠和麻雀充饥，从不妄征群众一粒粮食。同志们忍饥挨饿，却时刻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每到一处，都坚持为群众背水、扫地、打柴、修补房屋和干农活。医务人员也免费为群众治病送药。各级领导也十分重视做好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每到一地，部队的负责同志，都亲自去拜访当地寺庙的活佛和土司头人，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个好的行动，赛过一千句美妙的宣言。正如刘伯承司令员指示的那样；语言不通靠行动。广大藏族群众和上层人士，通过我军严格的纪律和千部、战士的模范行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政策是真正把藏族人当作兄弟的政策，这些新汉人都是我们藏民的亲兄弟。
先遣部队以出色的工作，既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又为全军摸索出在藏族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如何贯彻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以及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经验。我们政治部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向各部队明确指示：团以上干部不仅要懂得，而且要善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营以下干部，则需熟悉党的政策，重点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政治部拟订的“入藏注意事项”，各兵站和运输线上，要选派政治水平高、政策观念强、能独立开展工作的干部去工作。为了使基层连队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方面的工作更加扎实稳妥，除继续对干部、战士加强教育外，规定在每个连队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下设立民运小组，以督促本单位严格执行政策、纪律。
在此期间，我们的其梅副政委和李觉参谋长是很辛苦的，他们和先遣部队一样，经受了高原地区缺氧、气候恶劣和缺粮断炊的艰苦磨炼，同时还肩负着指挥部队完成先遣重任，亲自参与做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从康定起，部队就开始接触藏族人民，他们每到一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当时康区的藏族上层人士夏格刀登、降央伯姆，邦达多吉等人，能够积极支援我们部队，接受我们的政策，是和其梅、李觉等同志的耐心细致做工作分不开的。
先遣部队取得的显著成绩，是我进藏部队进入藏区后，在政治上打的第一个漂亮战役。它从实践中检验了我们部队的军政素质，锻炼了干部、战士执行政策纪律的自觉性和适应高原地区生活、工作、战斗的能力。我不禁回想起邓小平政委曾对我们说：“到西藏去，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这指示，是何等的形象、生动、深刻和正确！
四
众所周知：对于西藏的解放，中央考虑到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是力主通过和平的方式，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此，中央通过电台广播、驻外使馆等渠道，呼吁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事宜。我进藏部队先遣部队，也一再向藏军高级军官致函，希望他们以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重，接受中央的和平主张。与此同时，中央还特别派遣了格达活佛，夏日仓活佛等爱国藏族上层人士，进藏劝和。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中，一小部分亲帝分裂势力却置中央的诚意与宽容不顾。他们自恃有帝国主义和某些外国反动势力的撑腰，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军和平进军西藏。
这样，兵戎相见，已成不可避免之势。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中央命令我们向昌都进军，以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1950年9月5日，国华军长率我们军直大部，由新津进至甘孜，与其梅、李觉领导的军前指会合，准备挥师西渡金沙江，与气焰嚣张的藏军作一较量。
当时的态势是：西藏地方当局，已将其藏军10个代本（一代本相当一小团）约4500人，以及僧兵民兵3500余人，部署于昌娜、金沙江一线，妄图与我对抗。
9月11日，我军向西南军区报告实施昌都战役之作战方案，准备以我军之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及师直炮兵连，军直之侦察、炮兵、工兵营及五十四师之炮兵连，在青海之骑兵支队及云南十四军的一个团，支司一个工兵团的配合下，组成战役的南、北两个集团，西进合击藏军。
那时公路只通车到甘孜，从甘孜到昌都尚有千余里路程的物资运输，完全要依靠耗牛驮运来解决。集中如此众多的作战部队，解决相当数量的粮秣、弹药等作战物资的运输，绝非一桩小事，至少也需万头以上牦牛。军党委遵照“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这一原则，决定由我负责抓运输工作。一个政治部主任分管运输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西藏的一个特殊情况。那时西康省的藏区，其社会仍属封建农奴制度。土地、牛羊、农奴，完全控制在土司头人手中，如果他们不同意，你是根本弄不到一头牛的。要做好土司头人的工作，唯靠我们的政策，靠我们的统战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这政治部主任去抓运输工作，倒是完全务正业的。9月13日，国华军长和我，还有军后勤部长扶廷修同志，同往玉隆、德格等地，再次找夏格刀登、降央伯姆等做工作，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上做出贡献。在玉隆，我们组织各地的头人开了一个支援运输委员会，疏通了由甘孜到昌都的耗牛运输线。各地头人在爱国、反帝旗帜下，团结一致，组织起1。5万余头耗牛的庞大运输力量，将大批战备物资源源运上前方，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
10月6日，昌都战役的战幕拉开了。我各路部队由北至南，兵分几路渡过滔滔金沙江，翻雪山，躺冰河，不惧恶劣气候，不畏风雪严寒，向战役进击目标奋勇奔袭。
10月12日，驻守宁静地区的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在我们政策的感召下，毅然率部起义。
10月19日，我正面主攻部队进占昌都！
10月21日，昌都总管署及所属之藏军官兵2700余人，在昌都侧浦之竹阁寺附近放下武器。
10月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国华军长，也轻舒了口气。他那凝聚着智慧、布满倦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风趣地对我们说：“同志哥呛，这下我们才敢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说：首长们，请放心吧！”
其梅、李觉同志和我，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举杯庆祝胜利。曾几何时，人们还沉缅于“川南安家”的小算盘里。党中央一声召唤，大家愉快放下包袱，勇敢奔向风雪高原。如今，我们已纵情饮马澜沧江。明天，指战员们定会引亢高歌在喜马拉雅山上！对于昌都战役的胜利，西南局、刘邓首长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次军政双胜的一役。记得军区一位首长还向我们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对这次战役的评价。少奇同志讲，昌都战役对西藏的解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好比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是的，通过这次战役，我们在军事上，重创了西藏地方当局赖以与中央对抗的王牌--藏军；部队也得到了高原地区作战的锻炼。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军在这次战役中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大弘扬了我军军威，因而在广大藏族同胞心目中树立了我们党的良好形象。我参战部队全体干部战士，进入战区后一面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勇作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论是在暴风雪的寒夜，还是在雨雪湿透全身的情况下，都坚持不住寺庙；不妄进百姓民房，干部、战士断粮，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也从不乱动群众一粒粮食；对群众，不嫌脏不嫌臭，态度和蔼说话和气；对俘虏不辱不打，不动其身上的信教忌物“噶乌”，对伤病俘虏，给以耐心细致的医治，经教育之后释放时，不论官兵还是家属小孩，都按规定发给牲口和银元，以便他们顺利返回自己的家园。被俘的藏军官兵，无不感激万分，众口称颂我军是“天下仁义之师”。
在昌都战役中，我军指战员以军政皆优的形象，和藏族人民见好了第一面，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民解放军坚强的战斗力，来源于军队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从接受进军任务起，我们靠政治工作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明知西藏苦，偏向西藏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怀，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我们又反复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号召千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奋勇作战，为西藏人民立第一功。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政治工作是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这也是我人民军队建军经验的精华之一。昌都战役的胜利，促成了西藏形势的巨变。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开始分化，其代表人物大札摄政被迫下台，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经过我们多方的争取，地方政府终于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胜利签订，结束了西藏与祖国长期处于的不正常状态，西藏人民从此走上了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遵照中央和西南局的决定，十八军部队兵分两支：以军直属队和五十二师（缺一个团）组成前方部队，担负继续进军任务；以五十三和五十四师、加上一五六团、3个汽车团、两个工兵团，组成后方部队，执行修筑甘孜机场、康藏公路和物资运输等任务。我们前方部队由国华、冠三同志直接领导，李觉与我协助他们工作。开进前，我们要求各部队认真抓好进军的思想动员租物资准备，搞好行军的组织以及沿途的宣传、群众工作。特别强调进入新区后，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和爱护好武器装备、粮食等。希望指战员们以战备姿态，完成进军任务。
鉴于昌都战役的胜利，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分子不甘心其失败，煽动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部分官员跑到边境小镇亚东，企图逃亡国外去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为此，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了几名工作人员，取遣香港、印度、到达亚东，劝达赖嗽嘛回到拉萨。
7月25日，其梅副政委率一支精干的先遣支队离开昌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急行45天，9月9日到达了拉萨，使张经武代表在拉萨的困境得以缓解。
我们军直部队在昌都作了短期休整，补充了些物资后，继续踏上西进的征程。为了减少途中的周折，我们的进军路线是经由丁青、沙丁、然后直插墨竹工卡，被人们称作“小北线”的路线。这条路上基本上都是光山秃岭，海拔高度都在4000米以上。从军事上讲，不会遭敌伏击，对我们直属机关来说，比较安全。然而这一条路上气候非常恶劣，尤其是有一段地区海拔很高，全系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行一天军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是我们进军中走过的最艰苦的路段。
我们军直部队成员情况比较复杂，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军里领导同志，也有警卫部队，有医院、文工团，还有中央派到西藏工作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真是军、政、文、武、财、贸、工、农、商、学、兵组成的大合成军。
为了使专家们安全到达拉萨，我们从部队有限的骡马牲口中，抽出一定数量的强壮牲口满足专家们乘骑和驮运物品需要。同时，我们还专门派战士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专家在行军中，与我们的部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那时候和我们一起进军的，就有李安宅、谢国安等著名的教授。在这段进军中，军党委非常操心的，一是长期缺粮，干部、战士吃不饱肚子，二就是部队非常劳累。部队越朝前走，运输线也随着拉长，粮食补给上不来，干部战士一天只能喝4两代食粉煮的稀糊糊，但却要背七八十斤重东西爬雪山蹚冰河走几十里地。最使人感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在开饭对，都自觉往后站，让同志们多吃一点。战士和非党同志，后来发现了。大家都你推我让，都不去组饭。时间一长，同志们的脸饿得尖尖的，那眼睛珠子倒是显得很大。大家还开玩笑说自己的眼睛都长胖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始终坚持严格执行政策。沿途山上野羊、獐子、野兔多的是，河沟里的鱼，伸手就可－以抓得到，但从没有一个人去捉。
行军中，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体力好些的帮助体力肠的，轻病号帮助重病号。有一件事，使我终生也忘不了。翻冷拉大雪山时，文工团有位乐队演奏员叫张国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而得了心脏病，脸肿得很大。大家就组织担架，轮换着抬他走。有一位舞蹈演员叫邓群阶，是舞蹈队的一个主要演员，他自己身体不好从不吭声，也参加抬担架，同志们发现他的脸色不对了，就不让他再抬，可他坚持着参加抬病号，结果张国藩被抬过了山，邓群阶同志却在山脚倒下了，他为了同志的安全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国华军长是带着高血压和心脏病率领部队进军西藏的。在高原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高血压和心脏病，都是随时可以致死的危险病症。我们的冠三政委也是身体不好，而且又是年过半百的人。两位首长照样和大家一起行军，照样地饿肚子。他们有马不骑，却要让给生病的战士们骑。记得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进军途中的一天，胜过后来的二十年！”是啊，进军中的动人情景，是令人永远难忘的！
10月24日，我们部队以惊人的毅力冲出了大自然给我们设下的重重包围圈，胜利进抵拉萨河畔。隔江遥望，巍巍布达拉宫似在向我们英雄的战士点头致敬，大昭寺前的“公主柳”在向我们这些来自东土的亲人招手致意。
10月26日，古城拉萨的僧俗人民倾城而出，热烈欢迎我军入城。
11月15日，我军一部进驻江孜和日喀则。
1952年1月23日，山南隆子宗的人民，热烈欢迎亲人金珠玛米到来。
7月15日，我军进驻边防要地亚东。
与此同时，我云南、新疆进军的兄弟部队，相继进驻察隅、噶大克。我进藏各路大军，胜利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全国人民所交给的进军解放西藏光荣伟大的历史使命！
在我尚存的残缺不全的日记本中，我发现了令人心扉震颤的几个数字：从甘孜到拉萨，全程3000余里，横亘着雪山19座，冰河激流100余条，我们行军118天，路上牺牲10位同志，发生病号1208人次，死亡骡马2912匹……
记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军党委指示我们通过部队冬季整训，进行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教育。明确指出，我们不仅要解放西藏，而且还要担负起保卫国防和建设边疆的光荣使命。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本的一点就是提高千部战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藏族同胞的阶级感情。政治部在总结部队开展此项教育的经验基础上，起草了《关于长期建设西藏思想领导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全体同志：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坚定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思想。这一教育在我区部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以后30多年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千万个英雄人物以及为西藏建设默默献身几十年的“老西藏”们，就是这一响亮的战斗口号结出的硕果。
（1987年7月15日）
作者简介：
刘振国，进藏时为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后任贵州省军区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