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昆
1962年10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惊险场面。战后，我又留在西藏整整8年。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青春年华是在高山峻岭上度过的。弹指一挥间，35年过去了，我已年届花甲。忆往事，不胜感慨。战争时期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历历在目。
●应召入藏
印度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早就侵占了我国西藏和新疆大片领土。1962年，他们趁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在两个大国和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更加猖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进一步侵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设立据点，进行武装寻衅，挑动战火。为加强战备工作，急需一批精通外语的外事干部。除军队院校外，中央决定还要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抽调一批应届优秀毕业生支援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同年7月，国防部、高教部联合下达指标和任务，要求上海复旦大学和外语学院抽调16名毕业生赴西藏（南京大学抽毕业生赴新疆）。学校党委立即进行紧急动员。那时我刚满24岁，从小学到大学，读了17年书没有出过学门。听了老师的号召，什么也没有考虑，也没同家人商量，就欣然应召。想到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好男儿志在四方”、“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中国人，国家受到侵略，应该挺身而出，因此我毫无犹豫。由于时间太紧，进藏前我未能回家乡扬州，向二老双亲告别。谁知从此未能见到我那位忠厚仁慈而又朴实的母亲，她老人家在我离家后的第二年便与世长辞，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8月，我们16个青年人人伍后在上海警备区体工队队长曲其明同志陪同下，乘火车由上海经兰州到西宁，稍事休整和适应性锻炼，即启程前往青藏高原。我们坐在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各自的“背包上，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开始时，有说有笑，精神很好。车过格尔木市，地势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大家感到头疼、心慌、想呕吐、吃不下饭，第一次品尝高山反应的滋味。到五道梁时，我和好几位同志实在支持不住，被送进兵站医务室吸氧、服药，如同生了一场大病。翻过唐拉古山才感觉好一些。经过11天行程，终于平安抵达西藏的首府拉萨。
●战场喊话
1962年10月20日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了。随着雀几发红色信号弹的升空，无数炮弹像倾盆大雨似的落在印军阵地上开了花。炮击刚结束，步兵就出动了。我随即跟着419部队冲过了克节朗河。当到达印军阵地时，印军的子弹在我头顶上飞，炮弹也不时落在附近爆炸，我同部队干战一起卧倒又前进。此时发现有些印军被我包围后，仍死守工事顽抗，我们决定发动政治攻势。我跑到山坡上，选择好一个隐蔽位置，放开嗓门，用英语和印地语喊道：“印军官兵们，你们被包围了！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缴枪不杀！”被打得走投无路的印军，听到喊话，一个个从龟缩的碉堡和工事里，举手走出来投降。记得在一次战斗中，我一人喊出四五十名印军投降。战前，我们曾下到连队，对干战进行突击训练，学几句简单的战场喊话。在战场上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也有少数顽固印军，将手榴弹扔向喊话的地方，所以也必须提高警惕。
●耐心审讯
开始我在步兵155团，过克节朗河不久，部队抓了俘虏以后，为查清印军情况，419部队侦察科将我调去，同一位侦察参谋执行审俘任务。他审问，我翻译。开始审问时，印俘一般都不肯讲，或应付或说不知道，甚至不讲真话。我们便反复交待政策，做思想工作，并在物质上给予照顾；对伤俘，更是给予真诚的关怀与治疗。这时，他们才慢慢讲出真话。为防止有假出错，我们还要反复与几个俘虏的谈话相核对。在俘虏中，官衔越高的知道的情况越多，但审问的难度也更大。有一次，俘获了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营长，是个大胡子，伤势较重。他是我们审讯的重点对象，但他紧闭双眼和嘴，什么也不说。我赶快请医务人员为他治伤，一方面当医生翻译，一方面当护理，在他身边守了三四个小时。待他伤痛减轻之后，我先同他闲聊。他很受感动，紧紧握住我的手，流下了眼泪，对我的照料表示感谢．把我当做救命恩人。于是，他毫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了印军的兵力部署，还躺在床上给我画了一张印军兵力部署图。通过几次审俘，我们掌握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情报。包括印军各部的确切位置、长官姓名、炮兵阵地及二线纵深印军火力分布情况等等。由于绝大多数印军懂英语，我的英语充分发挥了作用。加之，正当年富力强，记忆力特别好，各种情况都牢牢留在脑海里。部队领导对此十分满意，称我是“活字典”。
●押送俘虏
战斗打响之后，我军在各地都俘获了不少印军官兵。如何将他们集中起来，送到俘虏收容所也并非简单的事。我曾多次参加押送任务。在高原行进，少不了爬高山上陡坡。氧气稀薄，加上一些俘虏有伤有病，连续走几天几夜确实困难。有一次，我参加押送俘虏，走了一半路程，全部俘虏都躺到地上不走了。有的说“走不动了”，有的说“肚饿了”，有的说“生病了”……。怎么办呢？押送人员非常着急，怕完不成任务，还担心会出事。当时，同我们一道的是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同志。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政工干部。我们商量后决定给俘虏“上课”，魏主任训话，我给他当翻译。他讲得很实在，没讲什么大道理，开门见山地向俘虏说明当时的情况：无粮、无药、无衣无被，也无交通工具，而且天寒地冻，躺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最后他向俘虏高声问道：“你们要死，还是要活？”（这句话我至今还印象深刻）俘虏异口同声地回答：“要活！”“既然要活，只有继续赶路了！”俘虏们便一个个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伐，互相搀扶着前进，大约又走了10余小时才到达集中地。此刻，我身上带的干粮和水，早已送给俘虏吃光、喝光了。
●宽待政策
我军攻克达旺后，部队上山搜捕印军散兵，我也跟着执行任务。有一次，无意之中看见河边石缝里龟缩着一名印度兵。开始，我以为已经死了，后来发现他还在动，赶快把他拖出来。他全身发抖，十分虚弱。我立即给他喝了点水，用英语说：“不要害怕，我们中国军队是优待俘虏的。”他听懂了，向我点点头，后来便和我交谈起来。他24岁，家住印度加尔各答，刚大学毕业就应征人伍，不久被派到中印边境，还从未打过仗。他心有余悸地说：“这次你们的大炮一响，我就吓得到处跑。你们占领达旺后，我知道跑不了啦，但又不知你们政策，怕被抓住杀头，只好躲在石缝里。白天不敢出来，夜晚偷偷到河边喝点水，吃点野草。”我问他：“几天了？”他回答道：“已经5天了。”我见他虚弱得说话都困难，便马上带他到俘虏集中地，先给他吃点东西，但一下子不能让他吃得太多，否则会胀死了。由于语言相通，他把我当作亲人。我离开时，他拉住我的手不放。我又反复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后，他才放心地让我走了。这个印度兵的形象至今仍留在我脑海里。
●化装侦察
西山口战役开始前，为了查清印军在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一线的兵力部署位置以及道路情况，领导决定派一个侦察小分队潜人敌后进行侦察。为不使印军察觉和便于行动，小分队着印军服装，化装成印军巡逻队。由于要抓“舌头”并就地审讯，必须配有懂外语的翻译人员。419部队司令部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这是十分艰巨、惊险而又光荣的任务。万一被印军发觉，众寡悬殊，难以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那时，我人伍刚几个月，从未受过侦察兵的专门训练，别说是敌后，即使在我军阵地上和控制区，也未参加过侦察活动。俗话说“初生牛犊不畏虎”，尽管我是新兵，但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一切服从战斗需要，没有考虑种种危险。一心只想，“不人虎穴，焉得虎子”。我穿上印军服装同小分队出发了。我们离开达旺后，昼伏夜行，走了几天几夜才进人印军背后侵占区。因为不能走大路专走小路，有些地方又根本没路，还要晚上摸黑走，有时伸手不见五指，我不知一路上摔过多少次跤。我最怕掉队了，甚至大小便我都不离开分队。由于不断地上山下山，双脚走肿鞋子变小了，下山时将脚指甲翘起被折断，我的10个脚指甲全部跑掉了。最难受的要算在森林里埋伏，为避免印军发觉，几个小时不能动一动。森林中常有各种动物出现。有一次，一条大蛇从我身旁爬过，想动不能动，想喊不能喊，惊出了一身冷汗。小分队有几次与印军相遇，未被他们认出，让我们走了。有一次，山顶上1名印军岗哨发现了我们，高喊：“哪个部队的？口令？”我马上用英语回答：“Tiger“(“老虎”。又用了印地语。这口令是从原先的俘虏中得知的）印军哨兵向我们招招手就让过去了。我们在山上埋伏了12个小时，抓到1名印军。抓的也不容易。因为印度兵个头高，我们四川籍战士个子矮小。但由于勇敢机灵，偷偷地绕到印军的后面，用侦察兵常用的背后提档，将大个子摔倒，缴了武器。我马上前去同他对话。开始，那个印度兵吓得发抖，光叫“饶命”，交待政策后他终于将印军在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一带的布防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我们没有要他的命，而是把他嘴捂住，捆在树上，又悄悄离开，按原路线返回达旺。这次行动，据说印军后来发觉了。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1967年著的一本书中写道：“我曾接到报告，发现中国军队有1支小分队穿着我们的衣服，并操着英语和印地语在我们阵地活动。而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军队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讲汉语。”由此可见，我军在掌握运用外语方面，也高印军一筹。
●如实上报
在前线，部队每天要向上级直至总参、军委汇报战果。其中包括毙、伤、俘印军人数，他们的姓名、职务、所在部队（番号）、驻地及武器装备等情况。为查清核实，我们都一一找俘虏查对询问，翻译他们和击毙印军的身份证件，统计成册，逐级上报。每天都要登记，到深夜。第二战役中，为证实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是否确实被我军击毙和妥为安葬，我们曾奉命将他的尸体挖起来3次。因为他在撤逃时化装成士兵，外套一件士兵服，被我军击毙后同士兵葬在一块墓地。我们从俘虏口中得知后将其尸体挖出来，脱下士兵服，果然里面服装上佩戴着准将军衔。我们将他埋葬不久，又接到上级指示，要将他的尸体再挖出来，拍下照片，以更准确地证实。我们第2次把他挖出来洗脸照相之后又埋于原地。不久，上级通知：将军要同士兵分开埋葬。于是，第3次挖了出来，妥善地单独安葬，并用一块木板做了标记，写上了他的姓名、职务和军衔。我军主动停火后撤时，根据我们的报告，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安葬他的地点。
●食品翻译
在两次战役中，随着部队向前推进，后勤补给一度相当困难，必须用一部分印军撤逃时没有来得及焚毁的仓库中的粮食罐头食品来补充。因为有标签的罐头等全是洋文说明，是否能吃，怎么吃，都要翻译后才知道。这可把我忙坏了。战士们要吃罐头，得先请我翻译。有时我外出执行任务，有的人竟把药品，甚至宠物食品误打开了，闹了一些笑话。
●积累资料
反击作战中，缴获了印军大量书刊资料，涉及到印度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等多方面，很有研究价值。运回拉萨的几卡车资料全是英文的，翻译起来绝非易事。我把这些书的目录翻译了一下，就花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在军区情报部的主要工作是编写“敌情通报”、“军情简报”等月报，同时抽空翻译一些印度资料。先后译出了“印军山地师”、“印度炮兵”、“那加地区介绍”等等资料。离藏前夕，还留下了一本近10万字的“印度基本情况”，将我多年的积累全部收集在里面，作为我留给西藏军区的一份礼物。
在藏8年，尤其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中锡边境炮战期间，亲身参加了战斗，留下的记忆很多，以上只是其中一个部份。那时候，我既是参谋、翻译，又当侦察兵、骑兵、炮兵、步兵。数次出生人死，苦战沙场。曾经从马上摔下，从高山悬崖滚下，从印军的封锁线中穿过，子弹在耳边擦过，印军的炮弹打中自已住的营房，……也许由于命长吧，幸存了下来，与早已长眠在喜马拉雅山下的战友们相比，我是幸运得多了。在牺牲的战友中有两个青年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是一对恋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由于在学校里早就相爱了，男同志在炮战申不幸牺牲，女同志为争取见他最后一面在途中死于车祸，就此双双长眠在高原上。也许有些人早已把他们忘记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西藏，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在全国人民学习孔繁森同志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所有为西藏作出过贡献的人们，包括先烈们和现在还健在的同志。
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蔡德昆，1962年人伍，曾任419部队司令部参谋和翻译，后调西藏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工作。转业后，现任上海总工会联络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