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
（一）
我原在内蒙军区“蒙汉骑兵支队”工作。1949年3月间，西北局通知我以藏族人士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怀着依依惜别和喜悦激动的矛盾心情，离开了曾纵马驰骋战斗和生活的塞北草原，经延安到达北京。然而情况有变。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致使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破裂，政治协商会议也决定往后推。我便留在中央统战部做些临时工作、
7月，正当我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拉萨的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演出了一出分裂祖国的丑剧。7月8日这天，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以“防止共产党混入西藏”为名，突然封闭了国民党政府驻西藏的办事处。要这个办事处的官员及电台、小学的工作人员等限期离开西藏，制造了臭名昭著的“驱汉事件”。其用心，是想趁国民党政府垮台之机，使西藏脱离祖国。
针对这一罪恶阴谋，我国人民当即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我作为一个藏族革命战土，对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反动上层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感到无比愤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染指我国西藏的罪恶阴谋。
1949年9月21日，全国人属所渴望的政洽协商会议开幕了。我见到了敬爱的毛泽东、朱俗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并和他们共聚一堂，讨论、通过了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大政方针，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这是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结胜利的大会。
10月1日，我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宴会后，我在休息大厅里见到了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邓小平政委。
刘司令员握住我的手说：“桑吉悦希，我们就要进军大西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罗，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自1935年跟随红军北上抗日后，我无时不在思念自己的故乡康藏高原，听刘司令员这一说，我心里高兴万分，激动地说：“太好啦！我很快回西北去办手续，请老首长在彭老总面前给我说说好话嘛。”
邓小平政委说：“天宝呀，彭总已经把你给我们二野了。”我说：“我明天就回去办手续，延安还有我一些东西呢！”邓政委笑着说：“你那些烂东西，要它做啥子哟。介绍信嘛，发个电报就行了嘛！”
这样，我便随刘、邓首长到了湖南，并参加了第二野故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1949年12月中旬，我们到达西南首邑山城重庆。组织上安排我在西南局统战部工作重点了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情况。我接触的第一件事，便是和我的藏族同胞打交道--安顿班禅办事处。
该办事处本是设在南京的，因国民党政府撤退西南时跟着到了重庆，后来国民党溃逃台湾，他们没跟着去而留在了重庆。办事处负责人是桑格巴顿，下面有几令班禅堪布会议厅派来的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几个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职员。重庆解放后，他们一方面对我党的政策不了解，疑虑颇大，加之生活上也有不少困难，因而人心惶惶不安。我们找到办事处后，向他们宣传了我们党的政策，宣传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的部分，同时向统战部汇报了他们生活上的困难，一通过有关部门和重庆市军管会，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办事处的藏、汉工作人员的情绪稳定下来。
1950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见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同志。首长突然约见，必有重要事情。
李达同志是四大野战军中著名的参谋长之一。他象下达作战命令似地对我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情况十八军张国华同志给你介绍。他们现驻乐电，你尽快去那里报到，有困难吗？”
战争年代处处体现战斗化，一切都讲究干脆。我二话没说，便赶至乐山，到了十八军。
（二）
在乐山，我受到十八军几位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欢迎你，天宝同志！我们非常需要藏族同志来给我们作顾问咧！”张国华握住我的手说。
“天宝天宝，你来了，天老爷都要保佑我们哩，进军西藏一定胜利！哈哈……”谭冠三政委说罢，豪爽地大笑起来。还在重庆时，就听人讲过十八军部队的情况，接受进军西藏任务态度坚决，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很满意。如今一接触，部队的精神状态和军里几位领导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国华军长详细地给我传达了党中央、西南局对进军解放西藏如战略部署。为了统一领导和筹划进军各项工作，中央已经批准由国华同志为书记，冠三同志为副书记，军党委常委成员加上我组成中共西藏工委。国华军长还对我说，“为了工作需要，你在十八军不担任什么正式职务，对外工作的身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这时，十八军党委扩大会议已经开过，各部队正逐步展开进军西藏的思想动员工作。为了配合部队的教育，我向政治部的同志介绍了康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以及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情况，并和他们一起研究了部队进入藏区应注意的事项。军政治部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专门制定了一个《进军守则》发到部队，要求干部、战士严格遵守执行。记得这个守则订得非常细，如：“藏人请吃东西，要少吃，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和藏人接触，不可问哪个是哪个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等等。当年进藏部队，正是严格遵守了这些朴实无华的但又具有坚定的革命原则性以及对藏族同胞真诚感情的守则，因而也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真诚爱护与拥戴。
3月间，十八军组织了两支先遣部队，一支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我率领该师的一五四团挺进康北甘孜、邓柯等地，另一支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的一五七团挺进康南巴安（今四川巴塘县）至金沙江一线。先遣部队的任务，一方面在这些地区向藏族人民宣传我党的政策，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一方面调查兵要地志，修造渡江船只，采购粮草、牛羊，为后续部队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北路先遣部队3月27日在乐山市五通桥镇举行了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乐山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及各界人民，热烈欢送我们光荣西进，向部队献锦旗，赠送慰问品。干部、战士无不深深感动，一致表示决心，要以完成进军西藏的最好实际行动来回答四川人民的探情厚意。
部队全部乘坐汽车向西开进，这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物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它充分说明党和人民对我进藏部队的深切关怀与殷切希望。
到了雅安后，由于公路中断，部队就要开始步行。西康省委廖志高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十分强调了一个问题：再向前卷粮食补给将是最大的困难。对于这点，西南局、军区领导以及西藏工委、十八军党委也是早有尽想准备，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物资准备。，我们在雅安补充了几百匹骡马，主要用于驮运军需物资和粮食，干部、战士也尽量多背粮食，米袋子装得鼓鼓的，；有的甚至将军裤裤脚扎紧装粮食。过去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而今天我们却是“兵马出动，粮草同行”了。之所以这样，自然是由于康藏地区人民生活贫困，而我们党、我们这个军队处处都要为人民着想，因此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制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仅从这一点上看，解放西藏之举，也是我军历史上一次特殊的进军。
我们这支先遣部队，是晋冀鲁豫军区的老部队，战斗作风很过硬。由摩托化开进转向徒步并且是大负重量行军，平均每人要背七八十斤重。特别是炮兵的负重量更是惊人，他们连同自己背包、武器装备加上粮食，总在百斤左右，可战士们没有叫苦的，他们硬是凭着一副铁肩膀和两条“飞毛腿”，把飞仙关、二郎山、沪定桥、大渡河，通通甩到了后面。师长吴忠同志和我，还有团里的领导，尽管都专门配了乘马，可我们都从来没骑过一次，都用来驮运粮食或者病号。
晓行夜宿，连日跋涉，部队就要到达著名的“打箭炉”--康定城了。部队由于就要见到藏族同胞而忘记了疲劳，我也因为将要见到久别的父老同胞而激动得不可名状。是啊，当年我这个农奴娃子参加了红军，南北征战十几载，如今已过“而立”之年，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在党内也肩负了一定的责任，这一切，离开了伟大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故乡，我的父老兄弟，却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和藏族人民见好面，都队在进入康定之前进行了小休整，对干部战士再次进行政策纪律，特别是民族政策的教育。大家也洗洗衣服，整顿，下军容。入城那天，我们的军容真可谓雄壮、威武。指战员大部分都是北方籍的，个头高大，又清一色的戴着钢盔，武器也很棒，全都是那个年代的最新装备，象卡宾枪、汤姆式冲锋枪、马克沁重机枪、无后座力炮，西南军区是从全区部队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十八军。康定城的藏、汉、回族群众倾城来欢迎我们。：我和吴忠等同志走在部队的最前列。我的两眼含满了激动的泪水。
在康定，我和吴忠等同志拜访了康定的军管会主任苗逢澍和军分区可令员樊执中同志。我们还特别拜访了在康定的藏族上层土司头人，给他们赠送了礼品，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宗旨。先遣部队的言行举止，给康定人民留下了极好的影响，群众啧啧称赞说：“现在的红军真了不起，个个都象天兵神将！”
4月中旬，我们离开康定继续西行。出康定就开始翻折多山。折多山海拔4000多米，是进入康藏高原的第一关。部队将正式接受高原空气稀薄、缺氧和气候多变的严峻考验。指战员们的步履不再象平原地区那样敏捷了，每向上攀行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口干、舌燥、头痛、胸闷、剧烈地喘息，像个恶魔似的朝同志们袭来，走着走着，有些同志出现了流鼻血，有的甚至晕了过去。别说这些来自平原的同志，就连我这生长在高原的人，由于离开的时间长，也感到头昏脑胀，上山照样大口大口地喘气。部队的前进尽管如此艰难，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同志们发扬团结互助和阶级友爱精神，争着把病号和体弱同志的背包、粮袋和枪支加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军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环境越艰苦，部队的情绪越高涨。大家一面呼哧呼哧地行军，一面还不断地唱歌、讲笑话，互相鼓励情绪。记得路上曾发生过两件事情，至今印象犹深。原西康省在刘文辉先生带领下起义，我们的工作和军队，只进到了康定。折多山以西叫做“关外”，而关外则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子。我们部队路经乾宁、炉霍、道孚等县时，原国民党政府的县长和县太太等官员还列队欢迎我们。这些县城说小也真够小的，除了喇嘛寺大点外，居民才只三五户。就这样，我们部队仍照样严格整顿军容，正儿八经地进行入城式。
还有一件事是部队过了折多山后，“尖兵班”发生的事情。藏区的牦牛，脖子下和腹部以及尾巴的毛又长又多，还有的牦牛没有犄角，头上的长毛把眼睛都盖住。这些家伙在草原上逍遥自在地吃草，高兴了互相追逐奔跑，有时候还有点“人来疯”，见到生人就连蹦带跳地向你跑过来，那样子实在逗人发笑。可我们“尖兵班”的北方大个子兵，哪儿见过这玩意呢，见这些家伙冲着他们来了，还以为是遇上了西藏的狮子老虎了，连忙卧倒开枪，闹了大笑话。后来团政治处民运股的同志去向牧民群众赔礼道歉，并付出了加倍的赔偿价群众对此还很感动，因为过去藏兵和国民党的部队打了藏民的牛羊，从没听说过赔偿这两个字的。月底前，部队胜利进抵甘孜，5月中旬，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部队和藏军已成隔江相峙之势。
（三）
部队到甘孜后，经受了更严重的考验，这考验并非和藏军真刀实枪的战斗，而是一次检验革命意志的特殊考验。从雅安背来的粮食吃完了，后方运输一时又跟不上，飞机空投试航还没成功，就地购买粮食数量有限，几千人在饿肚子了！怎么办？“宁愿饿断肠，也绝不妄取藏胞一粒粮！”指战员牢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决定设法自救，捉老鼠捕麻雀，挖野菜来充饥。我们的部队里，能人可真多，他们用水灌、烟熏的办法捉地老鼠。到了黄昏时分，战士们用帽子捂屋檐，伸手就抓麻雀。那时候，这些“高蛋白”食物，还确实帮助我们部队渡粮荒时解决了不少困难呢。
先遣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一面还大力开展为藏族同胞做好事的活动，我们为群众免费治病，背水扫地，修补房屋等等，群众都说我们的指战员个个都是菩萨心肠，是“菩萨兵”、“新汉人”。部队到达甘孜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将我们党的政策及我军解放西藏的方针，通过上层人士的接受而影响广大群众。遵照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以及十八军党委的指示，我在甘孜等地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统战工作。
以甘孜为中心的康北藏族地区，是我军解放西藏进军的必经之路。这个地区在地缘、民族、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上，都和西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做好这里的工作，对我们部队完成解放西藏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时的康北藏区，势力较大的土司头人，有德格的降央伯姆，玉隆的夏格刀登，甘孜的孔萨玉多、麻书，瞻化的邓多吉等，加上甘孜喇嘛寺、大金寺等寺庙的活佛、大喇嘛。他们完全控制了全地区的土地、草场、牛羊、还掌握着不少枪支和武装力量，从而也统治了全部农、牧民群众。
一到甘孜，我和吴忠同志就到各寺庙和土司头人的庄园去拜访，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宣传我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上我们部队全体同志严格执行政策纪律的实际行动，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通过实际的观察和比较，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疑虑，卖给我们一批粮食和牛羊，大大缓解了我们粮食供应上的困难。藏族上层人士，非常看重与他们打交道者的“身份”对“委员”这个称谓很感兴趣，认为是大“本波”（大官）。他们听说我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而且又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藏族“本波”，认为很了不起，对我非常尊敬。尽管我一开始很不习惯，但是想到能使党的工作能顺利开展，我也只好“入乡随俗”地利用这种陈旧的心理因素。我深深知道，我们工作能取得进展和胜利，完全依靠我们党的政策、依靠我们部队执行政策的高度觉悟。正如邓小平政委指示的：“到西藏去，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经过我们的深入细致工作，上层人士和群众对我们党的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藏、汉民族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原来和拉萨当局联系比较深的大金寺等寺院的活佛、大喇嘛，也逐渐向我们靠拢，这是我们党的以反帝爱国为旗帜统战政策的胜利。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和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格达活佛的一段交往。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等增·扎巴塔耶，是甘孜县白利寺的活佛。他1902年出生于甘孜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农民家，7岁时被选定为白利寺的活佛，17岁去西藏拉萨学习佛经，8年后获得喇嘛的高级学位“格西”称号。他严守佛教戒律，作风俭朴，体贴群众疾苦，经常给群众治病，接济贫苦，收容难民、孤儿，因而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与尊敬。
1936年4月，我工农长征路经甘孜，红军尊重藏族人民，处处秋毫无犯，使格达深深感动。他发自肺腑地说：“真正视我”博巴“（藏族人）为兄弟，惟共产党和红军矣！”在他的带领下，甘孜等地的藏族同胞真心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红军，仅格达的不大的白利寺，一次就拿出青棵、豌豆等150多担来支援红军。
不久，在朱总司令的主持下，“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被选为这个政府的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与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建立起亲密的感情，对共产党和红军，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在甘孜一带留下了两三千名伤员，格达活佛曾组织群众多方保护这些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红军走后，他曾编写了40多首歌曲，藉以抒发他对红军日夜思念之情。抗日战争中，有人给他搞到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他视若珍宝，一直挂在经堂里，并兴奋地向群众进行宣传。
1949年西康尚未解放，格达秘密派出代表绕道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青海到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意，表达了藏族人民渴望解放的急迫心情。西康和平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礼物和亲笔信到康定欢迎解放军。
我们先遣部队到了甘孜后，我和吴忠同志专程去白利寺拜访格达活佛。他得知我们去拜访他，亲自到10里之外迎接我们。见面时他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朱总司令真是一位神将，当年红军离开甘孜时他曾告诉我，红军15年左右，一定再回甘孜。今天你们果然回来了，正好15年，太了不起啦了”格达活佛一再挽留我似在他寺里多住几日。他每天都和我们娓娓叙谈。当我们向他讲了党中央、毛主席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后，他双手合十，连连点头称赞说：“共产党、毛主席真英明！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藏军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实乃爱护众生，不使生灵涂炭，善德善德。我这个崇信释迎牟尼的有神论者，衷心欢迎你们这些无神论者，竭诚拥护伟大的共产党！”
我和吴忠同志在白利寺住了一个星期才返回甘孜。走时，格达活佛又亲自送至10里以外。
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格达活佛任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等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致电邀请他到北京开会。当我把这一邀请面告他时，他对我说：“我是非常希望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但是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还没解决，我怎么好就这样到北京去呢？我希望先到西藏去，向拉萨三大寺中以及地方政府里我的朋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的所见所闻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等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以后，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请您反映一下我的这个愿望。”1950年6月1日，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致函格达活佛：
天宝转格达先生：
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任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对此有何意见请告。至于你入藏名义亦请提出意见，总以有利于工作则为妥。
朱德 刘伯承
6月1日
6月2日，西南局指示西截工委，要我将中央已经批准的“十条”作为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到的条件，与格达活佛、大金寺的阿旺罗布交换意见。我再次到白利寺，把十条政策的全文告诉了格达。他听过后，非常激动地说：“共产党太宽宏大量了！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考虑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周到。有这十条，我去西藏的劝和使命就一定能实现。”
对子格达活佛主动要求的入藏劝和之举，中央和西南局指示我们西藏工委和十八军部队，要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持。为此，我再次去白利寺，征询格达有何需要，他表示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单等择日启程。我考虑到他入藏途中的安全，就代表西藏工委和部队，将两只美国造的“卡宾”枪赠送给他。格达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最喜爱的馈赠。
1950年7月4日，格达活佛一行10余人，踏上了西去拉萨的征途。周围的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歌庄和跳神大会，祈祷格达活佛一路平安，劝和成功。我和吴忠同志，也代表西藏工委和进藏部队前往送行。谁曾料想，这次送行竟成了我们和这位爱国朋友的诀别。
格达活佛过了金沙江后，沿途所到之处，都要向当地的群众及寺庙的喇嘛宣传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共同纲领》，宣传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以他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事例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消除人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疑虑。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爱国的格达活佛恨之入骨，施展种种伎俩破坏、阻碍他的活动，8月22日，反动分子竟将格达活佛害死，藏族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格达活佛以身殉国了！时年47岁。
格达活佛被害的噩耗传到甘孜后，激起了各界人民和我军指战员的无比愤慨，我们决心以加快进军解放西藏的实际行动，来寄托对这位爱国进步活佛的深切哀思。
（四）
遵照西藏工委和军党委的指示，我们先遣部队进至甘孜等地后，要注意吸收一些藏族进步青年进行培养训练，以作为今后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骨干力量。因此，南北两路先遣部队，都先后干甘孜、巴塘等处吸收了一批藏族青年参军。
1950年6月间，西藏工委和军党委又指示将这些青年同志与韩戈鲁同志从北京带进藏的一批解放前在内地上学的藏族同志集中起来，组成“西藏工作团”，并决定由我任工作团团长，十八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乐于泓同志任附团长。张向明、张平凡、韩戈鲁等同志，也是工作团的领导人。
西藏工作团共有团员150多人。把他们集中到一起，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团员中文化程度高的，有解放前在北京、南京上学的大学生，象扎西、格桑杨刚、雍培、多吉才旦等人；大部分同志都只有中学文化甚至仅上过小学。我们就根据他们不同的社会经历与文化层次，组编了“青干”、“文化”两个组，分别进行学习“青干班”的同志们主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同时结合中央、西南局和西藏工委对进军西藏各项工作的指示，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和社会实我。“文化班”‘则主要学习语文、数学、常识，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藏注意事项和一些基本政治知识。为了提高全体同志的组织纪律观念和一定的军事素质，我们也从部队抽调一些军政素养好的教员来，对团员们进行军事训练。开学的那天，我和乐于私伺志，都参加了动员工作，并讲了话。我用自己从一个农奴娃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自己的体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没有自己的今天，西藏回到祖国怀抱，藏族人民才有通向幸福的希望。青年同志们对新事物非常敏感，他们对我的讲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共产主义事业，对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生活，对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工作团的学习生活，遵循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方针，搞得有声有色。学习时严肃紧张，课余时间大家在甘孜河边的草坝子上跳起了藏族的锅庄和弦子舞，对军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同志们在紧张的学习中，还经常配合部队的中心工作，向驻地周围的群众进行党的政策宣传工作，并且给群众背水，打扫卫生和干一些农活。在密切军民关系这一点上，工作团的同志们更有其特别的作用和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一部分同志就分配到十八军司、政、后三大机关、各师部队及兵站，并抽出一些同志到甘孜、道孚、德格、邓柯等县参加地方工作，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支援进藏的运输工作。这些青年同志，经过短短的学习之后，在各个战斗岗位上都象一团火似地热情工作。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团员格桑平措同志，他在昌都战役中跟随作战部队前进，既当翻译，又参加侦察工作，又是民运工作员，还要组织耗牛运输，什么工作都抢着干。在一次战斗中，他作战勇敢，不幸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昌都战役胜利后，大部分同志又陆续回到工作团继续学习，同时部队又新吸收了一些青年参军，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经上级批准，西藏工作团改为“西藏工作干部学校”简称“西工校”。以后听说又在“西工校”的基础上创办了“西藏干部学校”简称“藏干校”，继续为西藏的革命事业培养教育大批千部。这些干部中，不少都根据党的安排，转业到西藏地方工作，在西藏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有同志统计，当年西藏工作团的同志们，现在担任着自治区厅局一级和地专级的领导职务的，就有24人之多，担任自治区一级的党、政领导职务的也有5位同志。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是，西藏工作团，就是西藏革命的第一所干部学校，是造就西藏革命人才的播篮。
（五）
1950年9月间，正当部队加紧准备昌都战役之际，西南局来了命令，让我尽快移交工作赴康定，就任即将成立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工作。这时国华军长已率军部指挥系统的大部人员及参战部队进至甘孜。部队进入了战前繁忙而又兴奋的备战状态。
10月2日，国华军长和政治部刘振国主任为协调组织好作战物资运输工作，亲赴玉隆召开支援运输会议。我也陪同他们前往，找夏格刀登等土司头人谈话，调解头人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和纠纷。由于国华军长等领导同志亲自出马，经过5个多小时的商谈，夏格刀登等人很受感动，决定捐弃前嫌，团结起来为解放西藏作出贡献。各路头人纷纷派出人员和耗牛，很快将部队急需的100多万斤军用物资运到了前方。
回到甘孜后，国华军长和军里几位领导到我的住处和我道别。那时候迎送仪式都极简单，也不来什么几菜几汤、喝什么酒，但战友之间的真诚感情却非常浓郁醇厚，令人铭记不忘。我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了十八军部队。虽说时间仅几个月，可我和国华军长、冠三政委、王其梅、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吴忠等同志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50年11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这是继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在我们党领导下建立的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第二个政府。这个政府的成立，无疑将会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以雄辩的现实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坚定地奉行国内各民族平等、互助的民族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讲，西康省藏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给西藏地方政府做个好样子，以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虑。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府成立后，我们除了组织全区人民努力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外，区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继续以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授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我们知道，西藏的解放，是和整个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在一起的，是革命的大局问题。
早在1950年3月，康定军管会一成立，即以主要力量组织开展支援十八军进军解放西藏的工作，成立了康区各族各界人民支援委员会及沿线各县的分会。仅1950年7个月时间里，各县就供应进藏部队烧柴1500万斤，马草500多万斤，筹粮200多万斤，牦牛两万头。在漫长的运输线上，动员、组织了10万头以上的牦牛和骡马参加经常性的运输。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4个县，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动员了牦牛6万多头，为部队驮运物资26万多驮。女运输员曲梅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牛一匹马，在120余里的运输段上，驮运物资100多次。在路上遇到下雨时，她还脱下自己的衣服来盖粮食驮子，荣获了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各县参加：修筑公路的民工，也达7万人以上。
特别要提到的是，康区藏族人民还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进藏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这些优秀的青年，在完成进军解放西藏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为革命为西藏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非常有趣的是，经过多少年后，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又重新调到西藏工作，担任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西藏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我又见到了当年同甘共苦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和老同志们。西藏也和祖国一样遭受了十年浩劫的严重创伤。但是我更坚信：在总结了历史教训之后，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和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指示，将永远放射光辉。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一定能把万里高原建设成人间的天堂。
最后，我谨以一首藏族人民喜爱的民歌来结束我的这篇回忆录：
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
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
共产党来到我的家乡，
幸福生活万年长。
（1988年3月二稿）
作者简介：
天宝，进藏时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后任西康省主席，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中顾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