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品
1951年冬，我们十八军刚刚完成进军西藏这一历史使命，军直机关部队征尘未洗，放下背包，即在拉萨河畔打响了一场新的“战斗”。军政委谭冠三将军亲自指挥，披荆斩棘，建成了世界屋脊第一个军垦农场--西藏军区八一农场。时过47年，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期建藏的倡导者、先驱者之一的谭冠三老政委已经逝去。值此西藏军区成立45周年之际，我和刘国玺、贾好同、郭世昂、尹燕松等几位当年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战友回忆了这段往事，特整理成文，以志纪念。
●面临的严峻形势
在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下，我们军机关、直属队从甘孜出发，途中翻越10余座大雪山，跨过10几条江河激流，行程1630公里，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在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部队在欢庆和平解放西藏伟大胜利的时刻，由于后方补给供应不上，当地采购不易，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状况。不少单位曾一度只存有够3天的给养。军首长为此而焦虑，被迫采取削减人员口粮定量等措施来应急。原定的每人每日一斤半减去一半，进而再减至三分之一。正常的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后，就只能喝稀粥吃个半饱了。有的单位以马料充饥。大家只好勒紧裤带过艰难日子。
当时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叫嚷“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明目张胆地对我军施加威胁。他们妄图用断粮的办法重演历史上饿困清军的故伎，也把人民解放军饿跑困死，进藏部队面临在西藏能否站住脚的严重问题！
中央和西南局对于出现的这种局面早有预料，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调拨大量资金，购买汽车、飞机进行支援。我军在进军沿途设立兵站，转运、筹集给养，动员了上万头牦牛驮运。但是由于补给线太长，道路艰险，公路尚未修通，飞机不能远航，虽后方支前物资堆积如山，仅靠牦牛运输，保障不了供应。毛主席要求进藏部队必须一面加紧修筑公路，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生产与筑路并重”，把“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作为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政策之一。
张军长、谭政委在到达拉萨后的第三天，与先期到达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先遣部队司令员王其梅等开会研究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粮食问题。会上当即作出决定：一是加紧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督促其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协助购买、运输粮食、物资；二是通过统战工作，争取爱国上层人士出售部分粮食和牛羊；三是调整部署，部队分散就食；四是立即投人开荒生产，种菜种粮，争取两三年内达到自给，以此作为我军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条件。
谭政委亲自负责生产方面的事，组成了生产委员会，任主任，军参谋长李觉、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为副主任。军直系统，由当时任直政处主任的我和司令部军务处郭洪泰处长负责，设置了生产科，负责土地调查分配、生产指导、农具、种子的准备等工作。
谭政委抓得很紧，与李参谋长找到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在西郊弄到一片约5000亩的河滩地，亲率我们前往勘察。随后立即召集军直各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制定出开荒的计划，提出力争当年冬天开荒2000亩，要求各单位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抽出70％的人员参加开荒。军直系统到达拉萨的人不多。司、政、供、卫机关以及直属队，再加上一五四团三营，总共3000多人。除体弱有病和工作实在离不开的以外，抽出了2100多人参加开荒，按单位建制组成生产队。11月22日，召开了全体大会进行动员。张代表、张军长、谭政委、李参谋长和刘主任等坐在主席台上。张军长首先讲了当时的形势、开荒生产的意义，提出了力争3年内粮食自给的要求。接着，谭政委讲话。
谭政委说：“毛主席要求我们进藏部队做到‘生产与筑路并重’，因为公路也许要两三年才能修到拉萨，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给养将成严重问题，依靠藏政府供给办不到，买粮食多了会使物价上涨，增加群众负担。我们要在西藏站稳脚跟，就要搞好统一战线，搞好民族团结，再加上积极生产，才能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因此，开荒生产是我们在西藏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他号召：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开荒生产，变荒滩为良田，为保卫边疆，建设西藏而艰苦奋斗！
●艰难的初期创业
动员会后的第三天，军首长们带领全体干部战士，扛上铁镐铁锹，浩浩荡荡地奔赴拉萨西郊，投入了开垦荒地的战斗。
这里是一片拉萨河水冲刷沉积下来的土地。这里荆棘丛生，土层中夹杂着卵石，荆棘下窜满树根，铁锹都铲不动。用十字镐镑，但一个班才两把。战士们用帐篷钉撬动土石，用手拽着树枝往外拉拔树根。挖掘冻土层，十字镐砸下去是个白印。有许多同志震裂虎口，手掌磨出了血泡，荆棘刺伤了皮肉。
此时，正值高原隆冬季节，天气寒冷，氧气缺乏，加之口粮不足，吃不饱肚子，生产劳动体力消耗又大，干不了一会儿就没劲了。这个被称作“日光城”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上午强烈的紫外线烤晒，晚上睡帐篷又冻得够呛。一到下午常狂风大作，甚至把帐篷刮翻，开荒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是困难重重。开始工效甚低，达不到每人每天开荒4厘地的进度，不符合“挖土五寸深，树根要刨净，地面要平整”的质量要求。
谭政委常亲临工地指挥生产，有时还挥动铁镐同干部战士一起劳动。他要求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劳动竞赛，开展立功运动。给大家讲当年延安南泥湾大生产的情况，号召向后方筑路部队学习，激励大家的劳动热情，动员大家想办法提高工效。在谭政委的言传身教和亲自指挥下，同志们干劲倍增。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你追我赶，文工团和机关的女同志也不甘落后。各单位召开“诸葛亮会”，总结经验，提高工效。我们还在工地办起了油印小报，传播各单位的决心书、挑战书、生产捷报，介绍经验，表扬好人好事。
开荒任务是分片包干到小单位的，谁先完成谁先回去。有的加班加点，有的为解决工具不足问题，采取了轮番劳动的办法。警卫营一连的战士还曾用帐篷钉绑上绳子拉着“犁”地。有的采取“切豆腐块”的办法掀开草皮地。千方百计各显神通，工效不断提高。原定20天开垦2000亩的任务，竟然提前到17天超额完成了2300亩。
初战告捷，为1952年2月10日成立西藏军区献了一份厚礼。一开春，作为军区直属队的单位又抽出25％的人员继续去拉萨西郊开荒、修水渠、准备播种。大多数人担负积肥、运肥的任务。在机关坚持工作的人员，从部长、处长到参谋、干事，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往返西郊工地，背运一两趟粪肥，然后才开早饭。还学着藏胞撑运牛皮船，从拉萨河运肥。过去拉萨市区和布达拉宫前有积年堆积的许多粪堆，干部战士一齐动手，运走了粪堆，既积了大量有机肥料，又为拉萨做了一次空前大扫除。
那时，因为我们刚到拉萨，群众对我们不够了解。反动份子造谣煽动，除抬高物价、不准售粮食外，还唆使一些人向我外出人员扔石头、吐口水、抗膀子，寻衅滋事。我们忍让克制，控制外出。那时的政策纪律特别严格，守则几十条，有好多“不准”。谭政委强调，要自觉遵守，互相监督，违犯政策纪律者要受处分。大家在半饥饿中劳动，工地上有成群的野鸭不准打；拉萨河和支流中的鱼群不准捕捞。极少数同志，半夜用柳条筐偷偷捞鱼，悄悄地改善生活“打牙祭”，发现后都受了批评、处分。
三四月份，拉萨发生“伪人民会议”事件。与此同时，上层反动分子还调动藏军、喇嘛，包围了我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驻地，袭击了阿沛住宅，并纠集数百名流氓、喇嘛在大昭寺前准备闹事，妄图使用文武两种手段把我军赶出西藏。一时间形势异常紧张，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此时，我们内紧外松，部分人员抽回加强战备，仍留有一部份人员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照常开荒生产，一些爱国人士担心地说：“他们要攻打你们了，怎么还在生产呀？”后来，工委、军区首长根据中央、毛主席指示，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达赖喇嘛撤了噶夏政府两个反动司曹的职务，平息了这场骚乱，工地上又恢复了热火朝天景象。
七月的一个晚上，半夜突然传来“涨水了！”的呼喊声，大家翻身起来赶赴现场抢险。谭政委跟大家一样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指挥人们奋战3个多小时，才把洪水堵住。为此，又增修了拉萨河防洪堤坝。
最近查到我当时写的生产简报，上面记载了生产开荒的业绩：到1952年6月为止，共开荒地2800亩，积肥250多万斤，自编背粪筐664个，播种2500亩，修水渠2070米，挖土43100立方米，修防水堤1886米。
在此基础上，谭政委指示：成立八一农场。与此同时，工委系统成立七一农业实验场。各单位开垦的土地，一部分自办种菜养猪基地，大部分归农场统一经营。抽调了一部分战士组成生产队，由王小虎任大队长，贾好同、刘国玺同志任副大队长（王小虎同志调走后主要由贾好同负责）。修起了以罐头盒铁皮作顶篷的简易土房为场部，搭起了木架大门，横悬起谭政委亲笔题写的“西藏军区八一农场”场牌。8月1日建军节，在欢庆丰收的同时，宣布了西藏军区八一农场正式成立。
八一农场筹办，贾好同同志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贾好同调走后，主要由刘国玺同志负责，为第一任场长。农场成立一个月后，已有专职人员308名，种植有大春作物2500亩、菜地30亩、花圃2亩（有花卉20余种）、苗圃半亩（有树苗2500多株），饲养骡马、毛驴79头，牛103头，羊230只，猪82头，建房31间，自制犁、耙等农具160多件，建石灰窑1座（一窑可出石灰3万多斤）、酿造作坊和点心房各1个。农场建设已初具规模。
1953年，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后，部队开展了“长期建藏”思想教育，干部战士纷纷表决心，集体向毛主席上书：长期建设西藏。部分老战士志愿复员在八一农场，长期从事农业生产。这批老兵成为农场的骨干，有些成长为领导干部，有的同藏族姑娘结了婚，真正地“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了。
1953年还吸收了第一批藏族农工--百余名流浪孤儿。他们的父母多为外地贫苦农牧民，千里迢迢朝圣到达拉萨市后无法返回，所生育的子女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旧西藏地方政府从不管他们的死活。当谭政委提出把其中一些10几岁的孤儿收容到农场安置时，藏政府也未加阻挠。这些孤儿到农场后，生活有了保障。谭政委对他们特别关心，亲自给他们讲话，指示专人教他们学文化。经过教育训练和劳动锻炼，后来他们当中许多人成长为熟练的农业工人，有的成为农业技术员和农场管理干部，有的送到民族学院毕业后还当上了县长、地委书记。
●不寻常的收获
我们的同志多是农民子弟，不仅特别能吃苦，也有生产经验。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精耕细作，普遍施肥，加上高原地区充足的光照，拉萨河畔水利条件也好，第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未查到总计数字）。青稞小麦亩产200多斤，比当时老百姓种的强得多；蔬菜4月中旬就能吃得上，5月中旬就达到足食了。萝卜大的25斤，莲花白大的30来斤。到1952年底，随着采购、运输的加强，1953年中央又经印度运进了。批大米，供应状况得到了改善，基本上能吃饱肚子，粮食问题缓解了。
秋收后，军区直属队在生产工地现场召开了庆丰收大会，表扬了评选出来的106名劳动模范。谭政委特别高兴，再次亲临讲话。同志们欢呼雀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劳动模范中最突出的是年逾半百的李凤龄同志。他是河南通许县人，在豫皖苏和进军西藏途中给军区首长喂马，听了生产动员报告后主动要求参加，开荒中不怕苦不怕累，创造了优异的成绩。谭政委称赞他“长期建藏”思想好，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生活上也很关心他，还把自己的皮袄送给他御寒。
军直机关部队开荒生产的成功和严守政策纪律的实际行动，影响了群众，促进了统战工作。人们奔走相告，不断有僧俗群众来农场参观。他们看到遍地翻滚的麦浪、绿油油的青菜，赞叹解放军“神通广大”，是“新汉人”。记得有一位年已古稀的老喇嘛，听说解放军种的大萝卜一个有二三十斤重，让小喇嘛搀扶着也下山来看奇迹了。
谭政委说，我们生产的蔬菜是“政治蔬菜”、“政治萝卜”，便邀请上层人士到农场参观。阿沛夫妇、饶克夏夫妇、郎堆、雪康、拉鲁等，以及三大寺的大喇嘛，青年、妇女爱国联谊会的进步青年，还有达赖喇嘛的母亲、姐姐等，都络绎不绝地来参观了。谭政委还指示农场不时赠送一些细菜给他们尝鲜。
我们开荒生产出粮食、蔬菜还起了示范作用，免费给群众送种子。有的贵族也在庭院种起了蔬菜。应藏军的要求，帮第一代本办了一个百亩蔬菜农场，为第二、第四代本各培训5名士兵学会温室蔬菜栽培法，还赠送他们一批农具。开荒生产显示了我军扎根西藏的决心和力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鼓舞，反动分子找不到任何攻击我们的借口，只有哀叹饿困阴谋的失败。
随着统战工作的开展，达赖的母亲把她在曲水的一块500亩的土地让给了八一农场，类乌宗的宗本朗杰也把该宗的几百亩地拨给了农场使用，农场的生产面积逐步扩大。
记忆犹新的还有，1953、1954年，部队“向文化大进军”，为文盲、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战士进行文化速成教育，“入学”的干部战士边开荒边学习文化。生产劳动时歌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上课学文化时一片读书声。在谭政委等军区首长领导下，我们办成了亦军亦农亦学的大学校。
我于1954年9月因病回内地疗养，后来调到军区驻四川的文化速成中学和干校工作，1957年又转业到四川地方。我虽离藏4O多年，但仍心系西藏。每当回忆起当年老政委率领我们进军西藏、开荒生产、创建八一农场的情景，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八一农场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农、牧、副、商综合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实验场了。以八一农场为起点，军区的军垦事业大发展，成立了生产部、农建师，大小农场遍及全区。大型农场转归自治区领导后，对全区农、牧、副、渔业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起到了示范和榜样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谭冠三老政委为此弹精竭虑，倾注了全部心血，直到他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仍时刻关注着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对他亲手创建的八一农场，更是像对待自己的婴儿那样关怀着她。老政委作为“长期建藏”的典范，进藏之初有誓言：“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1985年12月6日，老政委病逝成都，西藏的党政军民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迎回西藏，安葬在他生前培植的八一农场苹果园内，矗立起丰碑，永远纪念他。我怀念八一农场，怀念老政委！
（1997年6月黄可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