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彬
1950年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的进程中，我们医院--第二野战军卫生部直属第一医院到达重庆。刚到驻地唐家沱不几天，部队就动员进藏，那时是这样讲的：全国解放最后就剩下西藏、台湾了，完成全国解放这一伟业既光荣又很艰苦。进藏人员三年换班，而卫生工作在进藏中又很重要，要打前站！动员后我院有约10人报名。我则接到通知，要我去西南军区卫生部，找钱信忠部长报到。我立即进城，见到钱部长时他对我说：“十八军奉命进藏，卫生工作很要紧，需要一个技术条件好的医生去，考虑让你去，你到十八军担任医务主任。”并给我介绍十八军卫生部部长及其他人员的一些情况，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当时年轻，身体也好，考虑到像我这样正式医学院毕业，又在部队呆了几年的，二野卫生系统内不多，我也没什么牵挂，所以愉快地接受了谁藏任务。钱部长说：“具体情况到十八军后再说吧！”回到医院跟我爱人孔宪云（当时尚未结婚，我们是上海医学院同学）一说，她也很乐意进藏为解放西藏出力。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一人先调十八军，我爱人及我院报名进藏的同志如苏鲁、王德明、石天福、陈习忠、王静等以后陆续调十八军分配到卫生部或部队去了。
我到十八军是由后勤部长扶廷修同志来重庆接我。当时十八军驻川西，司、政、后机关均驻乐山，卫生部与后勤部在一起。
西藏解放初期的卫生工作此时十八军卫生部部长是陈致明，副部长芮波，政委为王运祥，我为医务主任。政治部主任是张平凡。在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军长张国华，军政委谭冠三，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此时为1950年夏。
军部不久移驻新津县，后勤部及卫生部则驻青龙场作进藏准备，从这时开始我们才接触到党的民族政策，逐步体会到卫生工作在解放西藏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聚居在祖国西藏、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大片土地上。整个西藏地区地广人稀，山高水险，交通极为不便，加之语言不通，群众不了解我们进藏是解放广大群众的。我们卫生工作正是无言的群众工作，你给他治好了病，他了解到你在为他服务，也是具体贯彻了政策，同时也是科学与迷信的较量。我们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一路所到之处总是尽量为藏族人民治病。
进藏毕竟与一般进军不同，从川西到西藏首府拉萨数千公里之遥，其间是终年积雪的高山和奔腾的河流相隔，因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否则是站不住脚的。交通运输是那样的困难，进藏人员每个人都要背粮食。我们的医药器材，减了又减、压缩了又压缩，全部医药用品只有几驮子，既要为我们自己部队卫生工作做保证，又要考虑藏族人民的疾病治疗，实在是很艰难。大约在七八月我们就从新津出发。当时是坐汽车，部长、副部长和我同乘一辆吉普车，经雅安、天全、沪定，康定向道孚、甘孜进发，翻过二郎山、折多山即进入高原。当时公路已通到甘孜，是在原断续车路基础上重新整修延长的。一路上开始还好走，其间不少地段需要下车排除障碍，大约一个星期到了甘孜。甘孜是我们军的司、政、后各机关第一个藏区驻地，我们驻此约有半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我们在甘孜积极准备和平进军，同时在甘孜即开展对藏族群众的门诊。前方卫生部选择普通民房因陋就简，虽人员药品极少，还是治好不少病人。我们的房东雅尔一家给了不少支持，前来就诊者日渐增多，一天门诊可达数十人。我们对内、外、妇、儿、眼鼻等科病症一揽子包下来，给以治疗，还开展了一些手术，如简易的瘤肿切除，兔唇修补等，影响日渐扩大，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有一次，一位藏族群众来治病，他说他打卦时告诉他要到这里来治，才能治好。原来藏族群众，一般习惯病了上庙找喇嘛打卦治病，而现在打卦的喇嘛很聪明，打到我们这里来治，治好了是他的卦灵验，看病又不要钱，所以“金珠玛米门巴牙古都”（解放军医生好），常常在藏族群众口中听到。我们驻地雅碧江对岸有个九院，是我军的一个医院，他们近处的病人，喇嘛打卦就叫他们到那里去治病，这无疑又是一个科学与迷信的较量。
初进藏时藏族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经常宣传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严格遵循民族政策办事。领导又告诫我们，藏族群众的病有把握的就治，条件不足者婉言解释，我们尊重藏族群众习俗，有的病人认为“身体上不能打针，打了要影响来生转世”，我们不勉强也就不予注射。当时在控制感染时注射青霉素具有奇效，因此拒绝打针的也渐渐减少了。
毕竟限于当时的药品器材不足，开展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例如我们随军首长进藏中到达昌都西北方的丁青时，谭冠三政委的爱人李光明同志（她也是一位红军长征老干部）因流产出血，轻度休克，连瓶盐水都没有。又无妇科器材。我们只好通过煮沸一些尿道扩张器和骨科用的刮匙，做刮宫术，方渐止血，转危为安，如不这样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如果药品器材充足一些，我们在藏族群众中的影响还可扩大一些。从甘孜出发是1951年5月，高原上走路有句谚语：“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雪里爬。”进军是选的最合适的时期过雅碧江、金沙江、澜沧江，爬雀儿山、加皮拉（山）、打马拉（山）到昌都，这些都是海拔5000-6000米的终年积雪的高山。在高山之间又有咆哮的河流，大家都是徒步，还要背些粮食给养。药品器材由骡马驮运，骡马病死减少时只能用牦牛驮运，日行数十里，每日选地搭帐篷过夜。有时有藏族群众来治病，我们随时诊治。在昌都休整约一个月，也开展对藏族群众门诊工作。以后我前方司政机关继续前进，昌都则有后方司令部和修路部队卫生部门对群众开展卫生工作。
前方卫生部从甘孜出发时，陈部长调回四川，芮部长留在后方，前方即以我为主总共约有20名左右，随军首长一起进藏。自昌都再向西，取道经丁青、墨竹工卡去拉萨，沿途有10余天，偶尔也为牧民治病。
1951年10月到达拉萨，部队举行了人城仪式。最初我们仍住在带去的帐篷内，不久移人原藏军四代本（团）的营房内，该营房是一个大圈子的矮房子，正中间是几间较好一点的房子，是给代本（团长）住的。我们部队住其中的一部分，选择其中二间作为对群众看病的场所，一间诊病，一间取药。最初群众不了解，不敢来，渐渐知道我们是为他们看病的，日渐传开，来看病的日渐增多，二间房子不够应付了。这时正好中央工作队到达拉萨，工作队有一个医疗小组，四位大夫陈集舟（皮肤科）、陈学存（营养）、陆钟琦（生理）、刘国声（药物）也来同我们一起参加对藏族群众的门诊工作，于是在一个叫“联欢社”的地方找到一排房子正式成立一个门诊部。此时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内科、外科、皮肤科等科了，还有检验科，医疗组也带来一些药品器材，如青霉素，显微镜等。
当时西藏一部分上层统治者敌视解放军，造谣污蔑，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汉藏隔阂，工作开展困难。门诊设在“联欢社”，我们仍住在四代本营房。早晨开诊时，把药品器材，甚至一部分家具搬去，晚上回来仍带回营房。1952年最紧张时，我们是内紧外松，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女同志均集中到司令部院子里去。我们还在住地挖战壕，作一旦发生战斗的准备。我们的隔墙就是藏军兵营，我们遵照领导的指示选择有把握者给以治疗，逐渐地扩大影响，逐步树立“金珠玛米”的形象。后来群众把解放军誉为“新汉人”。
我们在开展为藏族群众看病的同时，尤其注意对其上层人士看病，扩大政治影响，在甘孜时期就为孔萨土司治病。她患肺结核，因是女同胞故由孔宪云同志去看。那时我们只有一只暗箱式透视机，为她透视检查确诊后，按时用药，效果很好。我们定时到她家随诊，给予最大方便。我们还多次到离甘孜数十里外的白利土司及玉隆的夏格刀登（红军长征过甘孜时博巴政府副主席）家去看病，每次总要二三天才能回来，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利于他们帮助我军进藏解决一些困难，尤其是组织牦牛运送物资。到拉萨后此项工作就更多了。记得到拉萨不久，达赖喇嘛的经师（名字已记不清了）患大叶性肺炎，病势凶猛，年龄又大，高热达41℃，很快就不省人事，经打卦巳宣布无救，准备了后事，有人提出让解放军医生试治一下，于是找到我们。经我们治疗，很快控制了病情，高热消退，神志恢复，几天就好了，病人十分感激，要求合影留念。有一名贵族名叫贡嘎，原是喇嘛，后娶妻成家不当喇嘛了。他患伤寒高热不退，解不出小便（尿潴留），我们为他导尿，放出大量尿来，缓解了痛苦，这使周围的人惊异不已。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对内的休养所，设在四代本营房内，土坯房又矮又黑，跟他们贵族房子无法相比，相当于他们奴隶的住房，但他本人坚决要住院，婉言相劝他也不听，不得已只好给他安排一个床位，后治愈出院，夫妇二人感激万分，还照了相，留作纪念。
我们在藏族群众中治病的影响很快扩大，西藏工委（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向西藏上层人士提出办学校及其他事业，他们均表示反对，唯有办医院首先得到他们同意。
1952年5月8日，拉萨人民医院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工委副书记张国华讲了话，西藏地方政府也有代表讲话，我以院长身份讲了话。
此时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北京医疗队和四川来的西南医疗队均到拉萨，连同中央工作队医疗组的4位大夫，以及先期随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张经武书记（西藏工委书记）来的徐乐天大夫，集中起来均到拉萨人民医院工作。西北医疗队、西南医疗队、中央卫生部赴藏卫生工作队也先后到达拉萨。此时分到医院工作的有董光，内科有崔静洲、董金增、李光、任华林。外科有高伦、李延仁。妇产科有王传文、周幼兰、李春兰。儿科有王鼎琴，眼科有陈家彝，放射科有林栖鹤，皮肤科有王德祥，药房有王铎震，护士有万顺孝，王欣、冉荣德等。集中起来技术力量大为加强。医院成立时，我是西藏军区卫生处副处长兼任拉萨人民医院院长，孔宪云由部队转地方任医务主任，董光为副院长，后调回北京由崔静洲任副院长，其余各位大夫均搞自己本专业工作。上级又派马闯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庞某某同志负责后勤，设床位50张。这是西藏地方第一家正规医院。院址是原“联欢社”门诊部北面一家贵族的房子，楼下为病房，楼上为工作人员宿舍，门诊仍在原处。此后来诊者日渐增多，每日一早即来挂号，一日可达百余人，除本市者外，外地来诊者也不少。当时病种以消化道、呼吸道病患较多，寄生虫病、维生素缺乏者也不少。此外，外伤感染亦常见。拉萨每年藏历正月间，用酥油塑成各种菩萨、花形，燃点酥油灯，各地都来赶热闹，人数一时增加很多，此时易发生打架斗殴之事。记得1953年就有一人因打斗被刺伤7刀，肾脏刺破，胸腔穿透。另有一人手臂砍断，均经我们医院治愈。医院在藏族群众中威信颇高。
有一位拉萨的中层人士，枪走火伤及头部及左眼，大出血危及生命，经医院抢救虽左眼失明，但生命得以保全。病人感激不已，坚决要表示感谢，只得安排一个大会，病人向毛主席像献哈达，向医院献哈达，我代表医院接哈达。病人在大会上讲话，我也讲了话。拉萨市八廓街上的商店，不少是尼泊尔人经营的。他们大都娶藏族妇女为妻，有一次一位经营布生意的，他妻子难产，母子生命危险，来院求治。经我们检查产妇是因胎横位，我们为她转胎位，多次宫缩后，胎儿头颅渐至盆腔移动，后在一次宫缩时，胎头突然滑入盆腔，顿时破水，羊水喷出，将照明蜡烛喷灭，产妇大惊。再点燃蜡时，见一只手已露出，经处理后，终于产出，母子平安。以后我们过其店门必定请我们进去坐，抱出孩子给我们看。表示感谢毛主席派来的“门巴”。1954年达赖将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保证其路途中安全，行前要我们为他检查一次身体。我们提要检查血、尿，最初他们不同意，经我们解释，终于成功地在达赖身上采了血。以后我们查病人的血便更容易了。
为了团结藏医，我们几次去拜访“门孜康”（藏医院），大约有几个藏医。我们参观了他们的药库，基本与中医相似，也是用草药，我们还与二位老“门巴”合影。
拉萨人民医院成立后，病人日增，药品不足，与内地交通又不便，不能运来药品。无正常的药品供应渠道，我们就设法就地解决，打听到一位藏族群众叫安尼拉的，曾在印度医院中短期学徒，懂一些西药知识，经领导同意请他去印度购买药品，解决了燃眉之急。就这样，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种子撒播到了西藏高原，并在以后的岁月中茁壮成长日益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