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保卫西南边防，这是党中央赋予我全体进藏部队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毛主席和西南军区刘邓首长对进军西藏有过许多具体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950年3月14日，十八军党委决定：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率南、北两路先遣支队于4月向甘孜、巴塘挺进，建设进军西藏的基地。
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一路上战胜了高山缺氧、气候严寒、忍饥挨饿等困难。在甘孜建设进军基地的斗争中，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兵志等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广泛接触了藏族同胞，开展对上层头人的统战工作，忠实地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取得了当地上层人士和群众对我进军西藏的支持，为支援进军西藏做出了贡献。
●受命进藏
1949年岁末。川西平原。
成都战役的枪炮声沉寂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军覆没。这标志着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在大陆的大规模战斗即将结束。4年多来，我们付出了多少鲜血，多少艰辛，胜利来之何等不易！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倒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当人们拍打着身上的硝烟和征尘时，无不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战后，我们十八军奉命进驻川南。军部驻以盛产美酒著称的泸州，军长张国华兼川南行署主任；五十三师驻泸州以南的纳溪，五十四师驻以井盐名扬天下的自贡；我所在的五十二师驻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十八军属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建制，兵团机关和它所辖的另两个军十六军、十七军都在贵州。相形之下，我们驻防地区的条件是全兵团最好的了。“我们十八军过去吃苦多，这次野战军首先照顾我们了”，许多人都喜孜孜地这样说。1950年新年刚过，部队便开始向指定驻地开进。大家兴高采烈，一路欢歌笑语。天府之国的秀丽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人人脚下生风，一天三四十公里的行程，不知不觉就到了宿营地。1月7日，全师进抵键为县境，再有三四天就可到达宜宾了。不料，当晚突然收到军部转来野战军首长一份急电，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两日后北返乐山集结，准备受领新任务；同时要师即派一名主官随军首长赴重庆出席野战军首长召开的会议。我和师政委对振国同志商议，由他去重庆开会。
情况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议论纷纷，种种揣测在部队中流传。要军、师两级首长去重庆受领任务，可见这任务非同一般。什么任务？到成都担任城市警卫吗？不像。我们刚刚离开成都，而且那里也用不了一个军，接管西康吗？也不像，听说这任务已交给从西北南下的十八兵团了。有人拿着刚学习过的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琢磨开了。社论讲了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很明显，解放台湾、海南岛主要是三野、四野部队的任务，那么，解放西藏呢？会不会摊到我们头上呀？大家越议越像。有的机关干部沉不住气了，跑来向我：“师长，能不能给我们透一点风呀？早点给我们吃个定心丸算了”。我当然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只能说：“该让大家知道的对候自然会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常讲四海为家吗？只要树立了这个思想，到哪里不是一样！”
10多天后，刘振国同志回到师里。大家真猜中了，我们部队果然受领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刘振国同志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解设西藏问题早有考虑，认为应趁当前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尽早解放西藏，否则夜长梦多，将会陷于被动。为此，毛主席还征求了有关战略区领导同志的意见。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去苏联访问，途中和抵苏后，仍不断就上述问题同中央和有关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1950年1月2日，党中央和二毛主席正式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5月开始行动，10月之前解放全西藏，并认为进藏部队只需1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即可，要求西南局和二野领导立即研究上报执行这一决定的方案。1月7日，西南局和二野领导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并拟以十八军为主，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核心，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1月10日，党中央转来毛主席自莫斯科来电，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7日报告。
刘振国同志说，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于1月15日接见十八军军、师两级领导干部，首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决策和有关指示，然后深刻地论述了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宣布了西南局和野战军为实现这一任务所作的计划、决定，勉励十八军的同志勇挑重担，再立新功。在谈到解放西藏任务的特点和基本要求时，刘、邓首长着重强调，解放西藏不同于过去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争取政治解决，但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能战方能言和，军事上不会有很大的硬仗，最大的困难是运输补给；还有政策问题，特别是要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我们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总之，解放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童于战斗。
师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野战军首长的指示。
部队将要进藏的消息一经证实，反应十分强烈。弯子实在转得太急。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比如干部的家庭、婚姻等方面都有不少实际间题。过去连年征战，根本无暇考虑，无法解决，打败了蒋介石，眼看一些问题有希望解决了，这一进西藏，又全都顾不上了。不说别的，连通封家信也不容易！一些个人问题较少的青年干部，则对新任务感到无所谓，西藏是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地方，革命军人骑马挎枪走天下，到那里见见世面也好。但无论哪一种人，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进军西藏虽然没有大仗硬仗可打，却是个“苦差事”。
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过去进军大别山，条件那样艰苦，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师领导班子成员对进藏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有个人问题和个人想法。但是，作为领导干部的高度使命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同统一祖国的大业相比，一切个人利害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全师一万多双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必须给全师官兵做出好的样子。大家很快就统一了认识，全力投入做好部队思想转弯子的工作。我们的广大干部毕竟长期受党的教育，有良好的思想基础，经过几天工作，多数人的思想情绪明显好转。许多人都表示：个人问题暂不考虑，一切行动听从党的安排，参加革命多少年，千山万水、千难万险都过来了，难道今天走到四川就不跟党走了？革命荣誉就不要了？谁叫我们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呢！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境界还不够高，但我以为讲得很实在，出自心声，这样的同志是可以信赖的。
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师上下的思想认识，我们于2月5日至10日在师部驻地竹根滩召开了全师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进藏动员大会。这时刘振国同志已调任军政治部主任，大会由我主持。张国华军长也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并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作了长篇讲话。张军长讲话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而且针对性强。在讲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时，他从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讲到风俗民情，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根据大家对革命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和珍惜自己光荣历史的特点，启发大家用积极思想去克服消极情绪。针对一些同志认为进军西藏没有大仗硬仗可打因而“不光彩”的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这次进军西藏，是以我们十八军为主，我们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解放全西藏的人民，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西藏过去没有党的组织，现在由我们去那里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价对一些同志认为西藏是不毛之地，进军西藏得不偿失的思想，他说，”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西藏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藏族同胞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难道我们能任凭帝国主义侵略而漠不关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针对一些人畏惧艰苦的思想，他指出，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徐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仍受苦而无动于衷？他不讳言进军西藏面临的巨大困难和许多干部、战士在家庭、婚姻、身体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一方面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公与私、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时又讲了党和国家、上级机关将如何根据条件可能，帮助大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设想和办法。
张军长的讲话有的放矢，丝丝入扣，讲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会上情绪活跃，会下感到顺气。一些人原来紧绷着的脸舒展了。在小会讨论时，大家纷纷请缨，有些性急的人恨不得马上出发，去解救水深火热中的藏族同胞。当会议的最后一天由我代表全师指战员向军首长表示决心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如实地表达了大家的心愿。
此后，全师又集中一段时间，由上而下逐级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终于使思想认识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此基础上，部队迅即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上级为我们充实了兵员，全师达到1。16万多人，一个步兵连有150多人，对一些病弱干部、战士则调出另行安排，还更新、补充了武器装备，增编了骡马，配发了个人和集体使用的高原生活用品，部队真正实现了齐装满员、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接着部队又投入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训练，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挥戈西进。
●先遣甘孜
3月4日，军首长发来一份代电命令。命令指出：由于川西土匪猖獗，征粮、修路受阻；严重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为保证部队如期完成进藏任务，除军主力于川西加紧剿匪、修路和配合地方党委开辟工作外，决定功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五十三师一五七团分别组成先遣支队，各由一名师的领导干部率领，争取于4月中旬分别进至甘孜、巴安（今巴塘）地区，建设进军西藏的基地。先遣支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藏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和兵要地志、民情风俗，为上级机关制订政策提供依据；了解进军沿线地区的粮秣供应能力，采购囤积部分粮食、柴草、牦牛；吸收并训练一批藏族青年；向藏族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修拓道路、桥梁，制造渡金沙江需用的船只。命令还决定将军工兵营配属五十二师先遣支队行动。命令指定五十二师先遣支队由我率领（命令下达前军首长曾征求意见，我提出了这一要求），五十三师先遣支队由该师副政委苗王一率领。为统一指挥两路先遣支队，军决定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组成军前进指挥所。
为能集中兵力肃清川西匪患，西南军区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5月推迟至当年冬季。但是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却并未因此而稍有松懈。
经过充分准备，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3月29日出发。师部驻地夹江县的群众早就在部队将经过的公路上搭起了欢送的彩门。这天一早，夹江县城的人民群众倾城而出。部队乘汽车开进。一五四团由乐山出发。当以彩车为先导的摩托化行军纵队开近彩门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军乐高奏，彩旗飞舞，群众高呼向进藏先遣部队致敬的口号，整个夹江县城沸腾了。我和一五四团团长郑晋武，政委杨军下车接受了群众代表赠送的锦旗。这时，大道两旁的群众纷纷把花束、食品、香烟、慰何信和各式各样精巧的慰问袋抛撒到战士们乘坐的汽车上，还有的群众把热茶、糖水一碗碗地送到战士们的手里。战士们也不断高呼口号，感谢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情鼓励和巨大支援。行军纵队的近百辆汽车，用了约两个小时才缓缓通过夹江县城。这种军民鱼水之情实在令人感动。有这样的人民群众作后盾，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的胜利进军！
我们摩托化行军纵队开进的目的地是西康省省会雅安。从夹江取捷径经洪雅至雅安不过100公里，但由于不通公路，我们不得不绕道新津、邛崃、百丈，兜了个大圈子，整整用了3天时间。公路只到雅安，再往前就要徒步开进了。从雅安到甘孜名义上也有一条公路，那是国民党欺世盗名的产物，宣布建成之日亦即废弃之时，到解放时许多路段连路基都不见了。国民党统治中国20多年，四川、西康是他们的大后方，交通建设如此差劲，其腐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雅安，我们与先期到达的由天宝同志率领的进藏工作队会合。天宝同志是西康藏族人，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西康，他参军北上，解放战争时期在内蒙工作，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后，又将他派回西南，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南局决定他参加北路先遣支队的领导工作。我和他分别担任先遣支队临时党委正副书记。从此以后约半年的时间，我们朝夕相处。他熟悉西康藏区情况，对部队进入西康藏区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他具有汉族干部所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特别在是开展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方面，他起了重大作用。我经常向他请教有关藏族历史、文化、政治、民情、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他在这些方面是我的好老师、好顾问。
部队在雅安又进行了物资补充，并接收了一批由兄弟部队抽调来的骡马。从4月4日开始，部队成多梯队陆续离开雅安西进，雅安以西因受地形、道路、宿营和供给等条件的限制，大部从行动极为困难。部队行军除武器装备外，还有高原御寒装备，另外考虑到沿途补给困难，要尽量多带口粮，因而个人负重一般在40公斤左右，差不多等子过去在内地负荷的两倍，而高原空气稀薄，气候恶劣，行军难度却比内地大多了。当攀越征途上第一座高山--海拔3000米的二郎山时，许多人已感到相当吃力。几天后，当部队爬上进入藏族聚居区之后的第一座大山--康定以西的折多山时，虽然这山看来并不很高，坡度也不大，但海拔却已升高到4000多米。强烈的高山反应开始向部队袭来，许多人感到头痛胸闷、恶心、嘴大张着不住地喘气，两腿发飘，走起来摇摇晃晃，有的走着走着便不由自主地扑通一声坐倒地下，如果不靠其他人搀扶便很难爬起来。谁也不想讲话，没有在内地行军那种人欢马叫的活跃气氛，只听到一声声粗浊的喘气声和指挥员偶尔发出的鼓励、催促声。考验不过刚刚开始，前面还有许多更高的山，我们的部队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吗？
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是一支过得硬的部队。经过20多天的这不仅因为我们执行的是一项光荣任务，还因为我是重来旧地：14年前，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成员，就曾大体沿着这次的行军路线到过甘孜，并住了三四个月之久。往事历历，有些地方还是14年前的样子，看后倍感亲切。在道孚、炉霍、甘孜等地，我还遇到一些当年因伤病未能随队长征北上的红军战士，他们流落当地，大多生活比较困苦，谈起往事，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令人同情。我把部队随带的银元每人送了几枚，他们都非常激动。
●苦渡难关
原西康省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辽阔地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省，江东、江西成为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政府对西康的统治仅限于金沙江以东的大部地区多金沙江以西则既无政权组织，更无一兵一卒，尽在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其实，即使在金沙江以东的许多地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也是有名无实，实权操在土司、头人和寺庙手中。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进军的准备工作必须得到当地上层僧俗人士的支持与合作。
甘孜西距金沙红还有230多公里，为了及时掌握金沙江以西各方面的情况，为尔后的进军准备条件，部队在甘孜稍作休整后，即决定由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该团二营进驻位于甘孜西北、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城。他们于5月6日出发，16日抵达。正当大家为完成第一步进军任务而高兴之时，新的考验又向我们压来：我们靠肩背马驮携带的粮食吃完了。为了不加重藏族群众的负担，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遵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坚决不向当地群众征粮。为了应急，我们以1.56万块银元，请当地头人和旧政府帮助采购了13万斤青稞--这笔钱在内地足可买几十万斤大米、白面。在公路修通之前，后方对我们的补给主要靠空投。各级领导和部队都对它寄予很高期望，但初期效果却不理想。青藏高原素称”空中禁区“。我年轻的人民空军的飞行员，驾驶着缴获的美军C-46运输机，不顾飞机陈旧、飞行性能差，又缺乏高原飞行经验，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破高原天险，胜利地进行了空投。但由于飞机载重量小，飞机数量少，又受高原气象和通讯保证等条件的限制，因而空投次数和物资数量有限。在我们初到甘孜后的20天中，先后有6架次空投成功，共投下大米2.3万斤。北路先遣支队共有4500人，骡马1400匹，按供应标准，人的口粮和马料每天需1.5万斤，空投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缺粮迫使我们节食。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发一斤青稞，磨成面便只剩七八两了。吃不饱，便组织大家挖野菜，捕捉麻雀捉地老鼠。这种老鼠肉味鲜美，它以草根为食，对草原破坏很大，草原上到处是它们打的洞穴。但后来喇嘛们却放出风来，说这些小东西是神物。为了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习俗，我们又下令禁止捕捉，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这种半饥半饱状态中度过的，可是部队除坚持训练外，还要抢修公路和国民党军队遗留的一个简易机场。抓是力气活，干了没几天，各种不满意见便吹到我的耳朵里。不少人发牢骚说，上级原说公路修通前派一个空军师为我们空投，每人每天还加半斤牛肉，现在空投靠不上，半斤牛肉也没吃上，倒是吃上一斤青稞了。许多基层干部和骨干分子也埋怨上级讲话不兑现，使他们向战士做思想工作理不直气不壮。
为了统一思想，共渡难关，经与天宝同志和一五四团领导研究，决定召集营以上干部，研究一下如何加强部队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会议就在我和天宝同志住的房子里召开。大家来得很旱，我和天宝同志还没吃早饭。有几个营级干部来到时，紧绷着脸，见了我们也不敬礼，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背朝着我，一声不吭。团领导想打破这种尴尬场面，主动和大家交谈，反应也很冷淡。我不动声色。我了解这支部队，了解这些干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曾任这个团的团长，这些干部是我看着成长的。我知道，他们在一线工作，很多矛盾都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无力解决，压力很大，平时又不能在战士面前发牢骚，今天在我这个老领导面前表示一点不满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刚到齐，警卫员送早饭来了。听说大家都已吃过了，我便请大家等我和天宝同志吃完饭后再开会。早饭共有三样：一盆开水、一碗妙面、一盘野菜。我和天宝同志各往自己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便吃完了。在我们吃饭时，有的人故作不经意的样子瞟了瞟我们的饭食，然后悄声地和旁边的人不知讲些什么。气氛不再那么沉闷了。吃过饭后我再问话时，便有人搭腔了。我先让大家把问题和肚子里的意见都讲出来。稍沉默了一阵儿，便有人打头炮；一有人带头，以后便争先恐后地讲了。他们讲话无所顾忌，有些话相当尖刻，但讲完之后，便象放下了沉重的包袱，脸上又露出笑容。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认为上级机关没有尽到最大努力；再就是由于饿肚子而带来的部队思想工作和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困难。意见都在意料之中，我已作过认真思考，我在讲话中首先充分肯定了前段行军和到达甘孜后所取得的重大成绩，然后具体分析了当前部队面临困难的性质，着重指出：这只是胜利前进中的暂时困难，对我们的困难，不但上级机关非常关心，而且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因而困难局面不久即可改观，但在我们思想上，宁可准备时间更长一些，干革命总会有困难，这个困难克服了，又会出现新的困难，我们现在充其量是吃不太饱，这同早年红军在甘孜时，又要同强敌作战，又要自己筹粮，经常因筹措无着而断粮的艰难处境相比，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最后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无论在战时平时都要做下级和战士的表率，不管遇到什么险恶环境和困难局面，都要刚毅沉着，坚定乐观，积极做好部从思想工作，管好带好部队，只要干部队伍不乱，部队就不会乱。天宝同志也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我们的讲话效果不错。我们的干部有这样个特点：只要上级把问题向他们讲清楚，能讲到”点子“上，能让大家看到希望，他们就舒心服气，就有信心，再多再大的困难也能忍受，能克服。他们的喜怒哀乐全都挂在脸上，全然不懂什么城府世故。会议在和谐活跃的气氛中结束，散会时，一个个向我和天宝同志敬礼，同来的时候完全是两个样子。
在解决好营以上干部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又于5月28日召开了先遣支队排以上干部和骨干分子大会。大会在城外的一个广场举行。我要各单位把历年获得的奖旗都预先送到指挥部，开会前在会场上一一悬挂起来。大会除了总结进入甘孜一个月来的工作、表扬先进、讲形势和任务外，主要．是讲如何对待眼前的困难。我着重指出，当前部队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客观上是由于缺粮，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些同志对进军西藏缺乏牢固的思想基础。因而，积极设法改善粮食供应状况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就事论事，只强调物质问题的解决，而不注意强化斗志，树立正确的苦乐观，那就如同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遇新的困难，又会发生新的波动。我要求大家牢记我军宗旨，发扬革命传统，共渡目前难关，并随时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我熟知这个部队的历史，指着一面面奖旗，历数它的来历和光荣事迹石当最后讲到在先遣支队进藏誓师大会上，军首长和军领导机关赠的那面”开路先锋“锦旗以及夹江人民赠的锦旗时，我要大家好好回忆一下当时的热烈场面，军首长和人民群众是如何嘱托我们的，我们又是如何表示决心的？我们这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现在遇到了暂时困难，是齐心协力咬紧牙关去战胜它，还是动摇畏缩向困难低头？会后，部队展开了热烈讨论。事实证明，革命光荣传统教育具有巨大威力。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和他们的遗愿，革命军人的荣誉感，化为推动部队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经过短时间的教育，除了新补充的解放战士中还有少数人思想问题较多外，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振作起精神，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艰苦的进藏准备工作之中。
●鱼水情深
进入6月，空投的粮食、副食和其他物资逐渐增多。还空投了一些银元，允许我们就地采购部分不足。这时，经过观察研究，我们发现藏胞体质一般都很健壮，这与他们的饮食结构有密切关系。藏胞的主要食品是牛羊肉、酥油和精把面。甘孜地区是农牧业混合区。牧区牦牛和羊很多，那里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般牧民无处来钱，生活极为贫苦、单调。我们决定购买一些牦牛，既可改善部队生活，又可使牧民增加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糌粑是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面，加酥油茶调和用手抓着吃时，酥油则是用土法提炼的奶油。糌粑的最大优点是携带、食用方便，有营养，耐饥，适合行军和作战要求。于是我们提出了生活高原化、康藏化的口号，要求撰人每天吃一点酥油和适量牛肉，并学会吃糌粑。大家开始对酥油的异味很不适应，但作为一项任务要求，而且各级领导带头，除极个别人外，很快都习惯了。这项改革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不到一个月时何，大家纷纷反映，爬山、劳动不象过去那样喘粗气了。此外，为了防止在高山上或冬季行军时发生冻伤，我们又统一采购了一些羊毛发到连队，要求无论官兵每人至少要打一双毛袜子。
生活高原化、康藏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人人都要学习藏话，做好宣传群众工作。藏族群众质朴豪放，待人热情，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初时对我军心存疑虑。虽然14年前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但那时部队是流动的无后方作战，几万人马的给养、要就地解决，对群众确是一个沉重负担，加之斗争又很残酷，这中间难免因政策界限不清而发生一些问题。这些都曾给敌人的挑拨离间以可乘之机。这次进军之前，部队专门学习了进入藏族聚居区的政策纪律，要求人人严格遵守。部队从过大渡河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便切实做到了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乱借群众用具，不征用民力，处处尊重群众风俗习惯。这与历代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很快赢得了”新汉人“的美称。但是，由于不能用语言交流界想，妨碍了军民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一些干部和战士思想情绪容易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提倡学习藏话之后，很快便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新景象。当我们的干部战士用刚学到的半通不通的藏话比比划划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时，藏胞们带着惊讶、兴奋的表情，不断地发出”唔呀、唔呀“的赞许声。他们感到这支军队确实是可亲的，是尊重他们的，是和他们贴心的。有的藏胞家附近住有部队，开始时不太放心，处出时把门锁上。后来不但不再锁门，还请战士帮他看家。有的藏胞见部队住在牦牛棚里，一定要把大家请到楼上去住。三连小炮班战士宋毛志在雅砻江中放木排，不慎把借用排长的卡宾枪掉进江里。部队多次组织人员潜水捞，顺流找，都不见影子。半个月后藏胞格洛在下游的河滩发现了它。藏族男子历来爱枪如命，格洛拿着这支精巧的美国枪反复摆弄，爱不释手。但当他判斯这枪是我们部队丢失的时，便径直把枪送来指挥部。我亲自接待了他。这个身材魁梧的藏胞满怀激情地说；”枪再可爱，也没有解放军可爱。解放军对我们太好了，我若不把枪送回来，就没有良心了。“我叫人把丢枪的宋毛志找来，让他接过格洛送还的枪，同格洛合影留念，并奖励了格洛。飞机高空空投物资，经常被风吹到距空投场很远的地方。一次，一位藏胞翻山越岭送来两只空投的小铁皮箱，里面装满了银元。象这样送还空投物资的事，在我们驻甘孜的5个月中，竟有数十次之多。那些生活困苦的藏胞，如果不是对我军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对他们的这种行动就无法解释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例教育了我们，大家认识到扩藏族人民是同内地人民一样可亲的，我们也是藏族人民的子弟兵。大家坚定了为解放康藏人民而奋斗的决心，更加自觉地增进军民团结，积极地为藏族群众做好事。
但是，在为群众做好事的过程中，部队也干过一些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在青稞收获季节，部队纷纷帮助群众收割青稞。有的地块收割快要结束时，来了几个喇嘛。正在忙着的藏胞赶快放下手里的活儿，向为首的喇嘛弯腰低头吐舌头，两手下垂，做出敬畏的样子。对方好似根本没有看见，只是指使其他喇嘛拣穗大粒饱的青稞集中起来，用牦牛绳捆好，背起便走。在一旁的战士们火了，上前一把扯下。可是奇怪，藏胞却对我们的战士大不高兴，毕恭毕敬地请喇嘛们把青稞拿走、开始战士们还以为藏胞惧怕喇嘛，以后才知道他们确是心甘情愿。因为笃信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理论的藏胞认为，他们今生受苦是因为前世有罪，要想来世好，全靠今世修行，而喇嘛是能够帮助他们修来世的。
通过这件事，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同志”一切靠政策吃饭，一切靠政策走路“的指示是何等的重要。
●统一战线
做好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团结工作，是我们进藏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上层人士不但在本地有很大影响，而且同西藏上层有着广泛联系。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西藏上层，帮助与支持我军进军西藏，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军进入甘孜地区后，由于全面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一些有名望的上层人士纷纷向我们靠拢。其中如统治康北八县的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甲康藏的大商人邦达多吉等，都积极为我军筹措给养，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年在岸定地区军管会担任了领导职务。
甘孜城西约15公里雅砻江畔有座白利寺，规模不算很大，但这个寺的住持格达活佛在西康的藏区却声望很高，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思想开明，对共产党和党的政治主张都有好感。1936年5月，红军在甘孜地区成立博巴（藏人）政府，他被推选为副主席。他和朱德总司令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交谊很深，对朱总司令尤为崇敬。西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认乡两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里来，才有光明前途。北路先遣支队进驻甘孜后，格达活佛主动来看望我和天宝同志、这虽是礼节性的拜访。但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几天后，我们去白利寺回访。格达活佛拿出一张他珍藏的朱德同志照片和1936年由”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陈昌浩“签署的专为保护白利寺而写的一张布告，满怀激情地谈起住事，接着我们谈起了进军西藏向题，我们向他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中央方针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去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主张，希望我们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请求。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慎重考虑。他言词恳切，表示决心已定。我们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证，劝他先去北京重叙旧谊，并邀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格达收到复电后十分激动。他对我们说：“我真怀念朱总司令。当年朱总司令率领部队离开甘孜北上时，曾对我说，15年后还要回来。今年刚好15年，朱总司令就派你们来了，朱总司令可真是一位活菩萨呀！我真想马上就见到他，我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现在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之后，再到北京去见朱总司令。”他要我们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即使出发后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勉为其难。
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立即着手准备起程。行前准备工作很多，最重要的是要使格达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便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解释。为此，我和天宝同志在他出发前一周便同往白利寺住下。这时，西南局发来了经中央批准的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内容的十项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我们便逐条为他讲解，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主讲是天宝同志。他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既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格达交谈又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准确生动的阐述。我们还共同研究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方案。我和天宝同志总觉得格达此行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算，要处处多加戒备。而格达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现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对他不敢轻举妄动。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我们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我们建议再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他同意了。
格达活佛平素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群众深表关切。我们在白利寺停留期间，天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起程，当地群众都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好似他们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格达活佛上马后，有些年长的群众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子，嘴里高声为他祝福。此情此景，感人肺腑。我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并辔而行，我们又一次次叮嘱他务必多加小心。他频频点头，要我们不必过虑。走了一程，格达活佛下马，不让我们再往前送了，彼此依依不舍地道别。
格达活佛走后，我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9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所说有两名昌都来人要向我和天宝同志报告格达活佛的消息。我们不知道是祸是福，立刻接见。来人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地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经询问，这二人并不是格达活佛的随员，而是从甘孜去昌都的香客，是格达活佛的信徒。他们是受格达活佛的管家热勒之托回来向我们报信的。他们虽然无法向我们说明格达活佛遇害的详细情形，但格达活佛已死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据以后了解，格达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达活佛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帮助藏族群众。格达活佛的活动遭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忌恨。西藏地方政府对昌都“边使总署”作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格达要求发报与拉萨直接联系，因电台为英国人福特所控制而无法实现。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遗体被焚毁，随员均被押往拉萨。热勒就是在押离昌都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旅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士兵共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我和天宝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藉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4月9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客气”。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我对天宝同志说：“这家伙明日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师出有名了。稍后，郑晋武和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三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我们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订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进藏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我们虽然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但措辞还是比较委婉的，体现了待之以礼、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们的信送出后即再不见下文，大概是对方认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没有必要再玩这种文字游戏了。
在我们对西藏当局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通过多种渠道，向西藏当局剀切晓喻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和决心。1950年5月9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达赖胞兄当才活佛在内的劝和代表团赴藏。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彭德怀在该团出发前于西宁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大家详细阐述了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他对西藏当局的殷切期望。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还曾派出人员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带去我西北军政负责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但是，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劝和团入藏后，有些成员竟遭囚禁。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称”中藏关系“是”檀越“（即施主）与寺庙的关系。
尽管西藏当局对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号召始终置若罔闻，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藏进军，中央仍不愿轻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旬、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备战促和
西藏地方当局执迷不悟，已下定决心与中央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善良愿望和耐心等待，只能被看作软弱可欺，看来只有以打促和，先打而后和了。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西藏当局又在这里摆下重兵，于是在昌都地区进行一场军事较量便不可避免了。
我军到高原地区作战，尽管困难重重，然而众志成城。在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这一坚定信念的鼓舞下，全军上下齐心协力，保证了各项准备工作按计划进行。特别是经过筑路大军数月的艰苦奋斗，于8月末修通了自雅安至甘孜的公路之后，各种作战物资源源运抵甘孜，战备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从甘孜到金沙江边还有200多公里不通公路，但其中有些地段地形条件不算太坏，我们组织部队进行了有重点的抢修，使汽车可以通到雀儿山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和军前指组织了一部分轻型汽车和胶轮大车，甚至把军、师领导乘坐的吉普车也组织起来，不通汽车的路段则使用骡马、牦牛，采取分段倒运的办法，向江边送了20万公斤粮食。对部队渡江后的物资运输问题，我们也早作了安排。开始，曾考虑组织骡马运输队。但以后我们总结从内地到甘孜的行军经验，感到沿途如不能预设兵站，则使用骡马运输问题很大，主要是骡马饲养要求高，饲料难以解决。从甘孜到昌都要一二十天行程，即使从江边的德格出发，也需10天左右。这样远的路程，骡马运输队要自带饲料，能驮运的其它物资就很有限了。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以牦牛作为主要运力是比较可行的办法。牦牛的主要缺点是速度慢，管理困难，但它最大的优点是以草为食，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需携带饲料，而且牦牛较为便宜，完成运输任务后或在断粮时，也可宰杀充食，至于管理问题，稍加训练即可解决。早在6月间，我们便派出干部，到康西北牧区的石渠县，经两个多月工作，采购牦牛6000头，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和玉隆大头人夏格万登等人，也各卖给我们数千头到数百头不等，合计共购得耗牛1.44万头。我们将其中的9300头编为5个运输队，在战役发起后取捷径直奔昌都，其余5100头则分散给各参战部队，随军行动。为保证部队渡江，委派杨军组织从内地和当地雇请的船工在邓柯造船。仅一个多月时间，便造出可载二三十人的木船10多只；此外，参战部队还准备了一些橡皮舟和牛皮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