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镐
●组织西进财经大队
四川解放初期，我还在川南行署贸易总公司当经理兼盐务局长时，1951年初，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通知，要我到重庆去接受新的任务。春节过后我到重庆，竟是邓小平政委给我谈话。
两年前，我们一批由老解放区南下的干部到达南京后，组成西南服务团准备西进，邓政委给我们讲话说：全国解放后财经方面还有许多困难，要尽快收拾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要靠我们大家努力。我遵照邓政委的指示到了川南。当时，川南地区由十八军负责经营，第一任行署主任就是张国华军长。但他刚刚到任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就转身进军西藏。我们对十八军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是很敬佩的，然而没有料到，一年以后我也要到西藏去。
邓政委此时是西南局书记并兼西南财委书记。他给我讲道：十八军部队就要向西藏拉萨等地进军了，物资补给均由后方供应。军队越向前进运输线越长，供应就越困难。要组织财经贸易机构随军前去开展工作，以保证军供，并兼顾民需。机构名称定为“西进财经大队”，确定由我担任大队长，调重庆粮食局长刘国珍任政委，川南人民银行副行长张英任副大队长。谈话时有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长王磊、副部长刘作甫在场。邓政委当即责成他们迅速调集干部，安排车辆，选好驾驶员等，交代得很仔细。邓政委最后对我说，西藏工作需要你们去，你们都是红军干部，相信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我是1929年入党的，曾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做过后勤工作，在川西北的茂坟、宝兴、丹巴等县当过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到了东北，担任吉东军分区后勤部长兼政委、延边贸易局长。后又从东北到西南，我一直穿着军衣，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含糊，叫到西藏去同样没有讲价钱。
西南财委下达调令后，刘国珍、张英和一批干部迅速到来。4月份，财经大队在新津正式组成，共有40多人，包括财政、金融、贸易方面的干部。我们在十八军后方机关的帮助下，作了必要的物资准备后，于5月底从新津出发，乘车前往甘孜。1951年6月初，我们到达甘孜，见到十八军谭冠三政委（张国华军长在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刚回成都）。谭政委热情地欢迎我们，并给财经大队全体人员讲话，提出关于设立随军商店和到西藏后开展贸易等问题。随后给我们配备了帐篷、马匹，按军队标准补充了各种物资。财贸干部们虽来自重庆、川南等地，但为了解放西藏，大家情绪高涨，愿意为在西藏开辟国家的财经工作尽力。
7月中旬，我们随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进军部队一道抵达昌都，随即正式开展工作。21日，张、谭首长召集进军部队和昌都分工委的领导干部会议，让我在会上讲了财经工作的意见。我说：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做好财经工作首先要发展生产，凡是已住下的单位都要试种蔬菜和粮食，试种时的开支和损失公家可以报销；还要争取再搞点铁矿、煤矿和盐矿的开采，规模要小，先做资源勘察，所需技术人员请中央抽调；当前主要是搞好交通建设，抓紧修筑甘孜机场和康藏公路，还要开设邮电通信；拉萨、江孜、日喀则解放后，立即设邮电局、银行。为了适应西藏今后财贸工作发展的要求，现在就应着手准备干部，除向西南和中央要外，建议开办财经学校和训练班，培训汉藏族财贸干部。我讲的这些意见，后来都陆续实现了，这是张、谭等领导同志重视财经工作的结果。
与此同时，财经大队留下了五六名干部，在昌都解委会下面设立财贸机构，开始收购土产，出售茶叶等物。作为随军商店，也通过当地人士购买部队所需的粮食、酥油等，以弥补供应的不足。
●初进拉萨的财贸工作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八军组织先遣支队进藏，军副政委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为参谋长，林亮为政治部主任，我担任供给部长，另有副部长秦卓然是十八军的供给部长。先遣支队（包括警卫连）有300多人，我们财经干部有30多人。支队于7月下旬自昌都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程，于9月9日到达拉萨。
到拉萨后，我们通过大贵族噶雪巴在八廓街西南面搞到一幢二层楼房，商定付给11万元大洋，先借用后给钱。由于先遣支队担负着为后续部队准备粮食柴草的任务，我们首先挂出“采购处”的牌子，由我担任采购处长，正式开始采购工作。但当时带的钱不多，无论购买粮食或住房，都是以暂借方式，说定以后偿还。我们是第一批到拉萨的解放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藏汉之间民族隔阂又比较严重，开头一些人还存有戒备心理，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才逐步打开了局面。
进行采购要了解市场情况。当时拉萨做生意的人不多，商人分别来自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地。青海商人5家，以贩骡马为主；云南商人7家，主要是经营茶叶、火腿之类；北京商人6家主要经营绸缎；四川的几家，以做工为主。西康来的几家商户最大，其中邦达仓经营西藏羊毛、药材出口印度；桑多仓则将雅安、康定等地购买的茶叶、日用品，运销拉萨等地。拉萨市场上最多的是尼泊尔商人，有近百家，他们主要经营从印度进口的布匹、呢绒、铁件、以及金银首饰品、手表、化妆品等。我们根据部队需要，有重点地同商家打交道。
10月下旬，十八军主力一部进入拉萨，尽管到达时才4200多人，但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已成为当时的突出困难。先后到拉萨的西藏工委和军队领导人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王其梅和李觉参谋长等，都亲自做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为进藏部队出售点粮食。我们采购处更是全力以赴，派出人员到各处负责收购，过秤、付款，并且组织运输加工，然后再分发给各伙食单位。拉萨的上层人士擦绒、拉鲁等给我们以很大支持。邦达仓、桑多仓等商家，还在甘孜、昌都时，就同他们有了业务联系，这时他们不仅出售青稞和酥油，还为我们解决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蜡烛、火柴、肥皂、草纸之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当年底我们共购到青稞360多万斤、酥油20多万斤、牛7700头，羊1。9万只，基本上保证了进藏部队的需要。
不久，西藏贸易总公司成立，我担任经理，由西北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财贸干部黎之淦、刘肇功任副经理。贸易公司除进行采购外，销售由内地运来的茶叶、绸缎等物品，以兼顾群众生活的需要，并回笼一部分货币。
当时，西藏流通三种货币。我们用的是银元，本地人使用藏币，印度卢比也公开流通。这三种货币的比值是：银元1元折合藏元15两；一个卢比折合藏银4.4两。购买青稞1克（28斤）为银元2.8元，糌粑1包（40斤）5元，酥油1克（5斤）4.8元。
拉萨的市场很小，不能在短期内投放很多货币，以免引起物价波动。机关部队一进驻拉萨，就有明确纪律规定，禁止单位和个人随意在市场上购物，而由我们统一采购统一分配。除粮食等统一供应外，生活日用品在部队由军人服务社供应，地方人员由贸总门市部供应。
尽管我们严加控制，但物价还是在逐步上涨着。到1952年春3个月时间中，青稞和糌粑上涨了55%，酥油上涨了120%，牲口饲料胡豆、碗豆上涨了85.7%．这一方面是保证需要增加了采购量，主要是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想趁我们运输供应困难捣鬼。他们操纵市场，哄抬物价，还狂妄叫嚷“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进行威胁。因此国营商贸工作一开始就面临复杂的斗争。
●开展同印度的贸易往来
由于暂时供应不上和反动分子的捣乱，我们面临在西藏能否站得住脚的严重问题。毛主席当即指示我们，必须实行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就是精打细算，比较简单；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西藏工委曾多次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要打通同内地的贸易关系，须先修通公路。当时才修到雀儿山，修到拉萨还需几年时间；相比之下，要打通同印度的贸易关系却容易一些。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早就有传统的小额贸易：西藏所需的物资，除自产的粮食和酥油外，其它生活用品如布匹、铁件、纸张、煤油、火柴，甚至贵族食用的饼干、糖果之类，也都来自印度。西藏则主要是出口羊毛和药材。解放前，西藏每年有800万镑（折合350多万公斤）羊毛运销印度。但自1950年底，印度单方面增加羊毛进口税率30％后，使出口羊毛大量积压起来，并由此引起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不安。
为解决同印度的贸易问题，我们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请中央在拨给西藏的经费中加上部分外汇（卢比），我们将外汇作为偿还欠款，支付给擦绒，邦达仓等商家，让他在印度购买我们所需的物资；二是报请中央批准，收购西藏积压羊毛。当时，尽管国家经济状况才初步好转，仍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以比出口印度高一倍的价格，把西藏羊毛全部收购起来，然后统一出口。印商在西藏收购不到羊毛时，只好接受我们的出口价格；三是通过我国驻印大使馆，直接从印度购买驻藏部队所需物资。1952年初，军委总后勤部经过国家外贸部，在印度购买了一批军用布匹和皮鞋等物资，即通知西藏军区转运接收。西藏军区在亚东设立转运机构，即“西藏贸易公司亚东接运站”，站长周川萍、政委傅生，于六七月份进驻帕里和亚东。
采取这些措施后，我们同印度的贸易关系逐渐活跃起来。在夏秋期间道路畅通季节，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头骡马往拉萨运送货物。这不仅补充了部队和群众的需要，也使商家有利可图，促进了上层人士同我们的合作，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1952年4月，国家从广东调拨5000吨大米经印度转口运入西藏。这批粮食数量大，运输距离远，中印双方又要几次交接，手续复杂繁琐。为了做好这批大米的转运工作，中央要求西藏派人到印度联系办理。为此西藏工委决定，由军区参谋长李觉和我前往负责办妥这件事。
我们在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后，于6月中旬离开拉萨，骑马走了半个月到达亚东，然后经乃堆拉山口出国。我们一行3人都着便装，李参谋长化名吴立平，对外称“经理”，我化名王维如，是“经理”的随员，另有英语翻译赵瑞先。当我们刚进入锡金首府甘托克时，邦达仓商号的主人邦达养丕已在此迎接，由于我们在拉萨早已相识，他仍以“参谋长”、“部长”相称呼，我们当即说明情况。邦达养丕亲自开小汽车把我们接送到中印边境城镇噶伦堡他的公馆居住，并给予热情款待。这使我们省去了途中一些麻烦，第二天，即乘飞机抵加尔各答，又受到我国驻加尔各答领事的接待，然后顺利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住进中国大使馆。
大使馆早已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要协助我们完成粮食转运和物资采购任务，已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大使馆的代办申健同志，1936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我当中队长，他是学员。10多年不见，现在异国相会，很亲切。对我们的工作，他十分支持。我和李参谋长商定购物清单，其中有电讯器材、生产用的铁镐铁锹、食品罐头和椰子油等，并按印度市场价做出预算，通过大使馆电台报到中央。中央很快批下来，并将外汇拨给大使馆，申健指定专人迅速将物资购齐，并让在印度的华侨商家“宝元通”承包运送到西藏亚东。有关粮食转运工作，也是在大使馆的帮助下，双方签订转运协议，明确了交接手续关系。
我们在印度只住了半个月，由于得到大使馆的协助，转运大米和采购物资任务均顺利完成。8月初，当我们返回亚东不久，大批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运入西藏境内。这批粮食和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进藏部队和工委机关当时的供应困难，挫败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妄图把我军赶出西藏所采取的饿困阴谋。
我是1954年奉调离藏，到北京国家商业部工作的。现在已是晚年了！每忆起我曾有幸参加十八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壮举，完成了邓政委赋予的开辟西藏财贸工作的任务，参与创建了西藏第一个国家贸易机构，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心情上自有一种宽慰感。特将这一段经历记述下来，当作史料。
（1997年7月黄可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