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朗
1950年元月，我参加了由藏族共产党员平措旺杰同志创立的中共巴塘地下党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当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国的大西南挺进，四川的国民党大军阀刘文辉被迫起义，西康省宣布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尚未到巴塘之前，在巴塘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个团的武器，收缴了住在巴塘美国教会的电台。为了宣传我党我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揭露国民党、西藏地方政府的腐败黑暗，“民青”组织了宣传队。我们用藏语宣传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导自演了《抓壮丁》、《山那边有个好地方》、《兄妹开荒》等等，从而使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初步的认识。正当巴塘苹果累挂枝头，微风吹来，整个山谷发出扑鼻的清香的时候，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指示精神，此时由十八军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同志带领一五七团先遣支队于8月初来到了巴塘。“民青”群众派我们几十个人，代表巴塘僧俗群众骑马到20几里以外的小坝村迎接部队。进城路上受到巴塘县各族各界僧俗、团体、人民群众、青年学生们热烈而又隆重的欢迎。部队进城以后，巴塘人民即在当天摆下了“民族团结大包子”和本地制的青稞白酒，为部队官兵洗尘；我们都当了“小招待员”。
人民解放军在巴塘期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加上巴塘县的积极配合和宣传教育，部队很快和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情谊。部队驻扎在巴塘期间，正是即将进军准备渡江，各项战备工作处于最紧张的时刻。既要做寺庙喇嘛、活佛以及土司头人的工作，也要做侦察敌情、了解民族风俗习惯、学习藏语文、培养吸收少数民族干部等工作。我们“民青”的男女青年主动为部队介绍情况，主动协助部队造木船而上高山砍伐木料；因造牛皮船而需要大量牛皮，我们便跋山涉水到牧区去购买牛皮赶制牛皮船；帮部队割马草；飞机空投降落物资时，我们还在山川河谷站岗放哨收检空投物资；协助部队购买粮食和牲口；并为我军承担口头及文字翻译等等，为加速进军西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西藏人民早日获得解放，保卫祖国边防，党中央和毛主席曾多次向西藏当局发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做工作，可是他们不仅不听，反而调集重兵，依托金沙江及各咽喉要道，布守于昌都、江达、芒康等沿线，妄图阻止我军前进。当西藏当局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以后，1950年10月初，人民解放军开始准备渡江西进。这时我们巴塘200余名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军，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戴上了八一军帽，背上了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十八军一五五团和南线一五七团先遣支队。北线一五四团二营进驻邓柯后，当战役尚未打响前，团首长曾多次派侦察小组偷渡金沙江侦察路线及敌情。侦察排在一次过江侦察中被敌人发现，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我牺牲了多人，其中就有我们巴塘国立巴安师范学校我的同班同学曾追朗吉（曾承信）同志。烈士们这种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一批参军进藏的同学是藏族人民优秀的青年。因我们能通藏汉两种语言，参军后分配到部队各机关、单位、各县军代表工作组，担负着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宣传《协议》，承担着各种口头和文字翻译的任务，为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的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起了桥梁作用。在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下，如今不少同志成了党的民族干部和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如已故的洛桑慈诚同志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等职务；江村罗布同志担任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杨岭多吉同志担任过拉萨市委书记、市长，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赤乃同志在北京担任着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降边嘉措同志是有名的藏族作家，格桑居美同志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扎西次仁同志是四川省人大副主任。此外还有不少同志在中央、四川、西藏的军政机关，以及厅局地市单位里领导着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
原西藏地方政府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派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驻守芒康县及金沙江、澜沧江沿线。他是德格土司的公子，曾去过印度留学，精通藏文和英文，思想开放，深明大义。在我军的多方争取下，他毅然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召唤，率部起义。于是我们急速行军进驻芒康县城，对该部进行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教育和整编。
为了我军顺利解放西藏和在西藏站稳脚跟，我们必须首先攻破语言关。从解放西藏，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巩固国防长远着想，部队必须学习藏语文，乃是势在必行。遵照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关于“进军西藏，认真学好藏语文”的指示，昌都战役刚刚打完，在进军途中，师团领导便从各连排抽调160名干部战士在芒康县城办起了藏训队。主要任务是学习藏语文，教员由益西嘉措同志和我担任，分甲乙两个班。我当时才17岁，藏汉文水平都不高，可喜的是益西嘉措同志文化水平很高，解放前曾经在拉萨小学担任过教员，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满口是流利的拉萨话。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又从九代本部队里请了格达拉、益西曲扎、洛桑梅朗三名小青年当辅导员。当时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教室设在矮小的羊圈内，没有桌椅板凳，用黄泥土坯做桌椅。没有教学课本，我们就自编日常用语，刻写蜡纸和油印。由于纸张缺乏，几个人合用一本课本。没有墨水，学员们就到群众家刮松烟灰灰，然后用牛皮胶合制成墨水。夜宿帐篷。为了练习写字，熟记单词，造句，我们常把学员带到河边沙滩上反复练习。每天抓糌粑、喝清茶，连一点蔬菜也没有，这对刚入藏的汉族同志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们不会抓糌粑，只好把糌粑放在茶杯里倒上青茶用筷子搅着吃糊糊，显然这样是吃不饱的，但大家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努力学习藏语文。我们在芒康教学数月以后，部队奉命经察雅到昌都。我们离开芒康之时，正是严冬季节，走了7天才到察雅，几天里一直下大雪，行军路途全被大雪覆盖，一路上根本没法生火，连开水都喝不上，饿了只能抓把炒面抓把雪。由于没有雪镜，大家用牦牛尾巴遮挡眼睛，但还是无济于事，大多数同志得了雪盲，双眼看不见东西，灼痛难忍，于是抓住驮运物资的牦牛和骡马的尾巴一步一步地向前赶路，如稍不注意，便会滑入10几丈深的雪沟之中。加之高山缺氧，同志们背上又负着七八十斤重的物资，行动十分困难，完全像是第二次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同志们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在红军精神的鼓舞下，却表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藏训队的同志们在万分艰难的行军路上，每天每个人还要记住十几个藏文生字。每个同志的背包上都插有一个写好藏文单词的纸牌，举目可见，随时念，随时记，效果很好。
1951年3月，我们胜利地到达了昌都东面的达马拉山谷热亚村。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和平谈判，并派和谈代表去北京。部队接到命令后暂时停止前进，我们就住在热亚村，大部队则留在昌都至达马拉、德格县一带突击抢修川藏公路。由于交通极不便，粮食及副食一时接济不上，生活遇上了很大困难。于是大家开始上山挖野菜，可喜的是达马拉山上有的是野葱、野菜、野蒜等可以充饥。但少数汉族同志不识野菜，认为和内地的差不多，挖后就吃，结果中了毒。由于缺医少药，只好用肥皂水喝下去洗肠子进行急救，效果还好，都被救过来了。达马拉山一带的山坡河谷到处有旱獭，这种旱獭也叫雪猪，肉味鲜美，油脂很多，营养丰富，冬眠夏出，爱食草根及野果。我们用十字镐挖其洞穴，用灌水、熏烟等方法捉捕，解决了饥荒。我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在群众的打麦场上坚持半天学习藏语文，半天抢修公路。尽管吃住的方面困难重重，但同志们团结一心，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边学习边修路的双重任务。
1951年5月23日从北京传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好消息，军民奔走相告，向农牧民宣传协议。大家热烈欢呼党中央、毛主席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光辉胜利，祝贺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各民族友好的大家庭中来。根据协议规定，我军担负着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使命，从而开始了我们向拉萨进军的伟大创举。
7月初的达马拉山分外娇艳美丽，积雪融化，气候温和，绿草成茵，山花烂漫，遍地都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杜鹃花和雪莲花，百鸟争鸣，微风吹来不时散发出扑鼻的清香。肥壮的牛羊，满山星罗棋布，山泉淙淙，河水滔滔。在这十分宜人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张国华军长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团长阿沛·阿旺晋美等从北京返回拉萨路过达马拉。此时，我们全体藏训队的师生，以及一五七、一五五团的全体筑路勇士，在新修的公路两旁夹道欢迎。没有哈达，我们就拿着采集来的野花、杜鹃花、树枝等热烈地欢迎代表团归来。张军长和和谈代表看到筑路工程进展迅速，以及部队那种战天斗地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被深深地感动了，一再地举起双手表示敬意和慰问。
我们根据《协议》精神，7月下旬，在苗丕一副政委的率领下，部队分批从昌都出发，翻过依达拉、由和拉、依朱拉、瓦合山便到了洛隆宗。
我们在洛隆宗休整了两天，其间住在该地的一五四团为慰问我们，放了两场电影。再往前进我们从中路分道改往南路，经俄夺寺，翻越7000多米高的倾多拉到达波密倾多宗。
波密是个好地方。我们刚到波密时，由于群众不了解我党我军的情况，不敢接近我们，村村锁门赶着牛羊逃到深山密林。我们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到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偏见，去把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当时，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做上层人士，包括喇嘛寺庙、活佛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影响群众工作，如免费医疗防疫治病，发放无息贷款，救灾抢险等。随着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党我军的威望提高了，扩大了团结面，群众也就纷纷下山回到自己的村庄从事生产，安居乐业。
我们到倾多宗后，色拉寺的堪布之管家江巴益西接待了我们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波密分会第二办事处的全体官兵，并将倾多宗藏政府的宗纳康庆大楼所有房间让出来叫部队机关住宿。他后来被选为第二办事处的副主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如今是西藏自治区政协的常委。我们的藏训队安排到倾多宗寺庙外的木笼土房里坚持学习藏语文。当时波密第二办事处的领导十分重视学习藏语文，把学习藏语文列为解放西藏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重要日程安排。并由苗丕一主任，何祖荫、孙德泉等首长亲自带头学习带头使用，从而掀起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学习热潮。在课堂上我们以《共同纲领》、《和平协议》作为教材反复进行学习，深入农牧区进行实习。藏训队的同志都能将《协议》背得烂熟，把它作为向群众宣传教育，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还抓紧一切休息机会到寺庙找小喇嘛，到村中找群众进军途中的藏训队对话，以提高会话能力。学习成绩优良被视为十分光荣的事情，被视为听党中央听毛主席的话的实际行动。班与班，排与排，个人与个人之间都掀起了学习竞赛，每一周巡回一次流动红旗，一个阶段评比一次。当时学习成绩是评功记好的重要条件之一，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被树为团里学习标兵。在教学藏语文中我们还采取了将在藏训队学习几个月的学员分到波密各宗的军事代表工作组，然后再分到乡村里在群众家里磨炼，使他们逼迫几个月，然后再回藏训队学习，如此闯语言关就快多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均能阅读报纸和一般的藏文书籍，能讲生活用语了，从而和藏族人民群众建立了感情，大家都能在群众中单独工作了。由于大雪封山，不久我们带来的粮食就要吃完了，加之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当时波密地区交通十分不便，一年中有半年以上大雪封山，断了与外地的联系，不少地区连牲口通道都没有，全靠人背运，这样我们不得不节衣缩食，一段时间，我们曾煮马料（豌豆）、喝糌粑糊度日。为了解决粮食及蔬菜之困难，在苗丕一主任的亲自带领下，在巨大的革命热情鼓舞下，一方面在倾多宗、曲宗、多吉宗、松宗、达兴、雪瓦卡、宜贡、木宗等地区开展了冬季大开荒运动。缺少工具就从群众家借出木犁用人来拉，冬天土冻了挖不动就用柴火烧，边烧边挖，就这样开出了几百亩土地，第二年迎来了丰收，解决了部分粮食和蔬菜自给，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为了打通波密至桑昂曲宗、察隅的牲畜通道，将粮食及物资运送到波密，在军代表何祖荫和办事处副主任江巴益西的带领下，在然乌河畔用松枝搭篷，风餐露宿，白天与雪崩、洪水、冰川、泥石流和大塌方搏斗，到了夜晚我们在松林中烧起篝火，军民围在一起，解放军向民工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教唱革命歌曲，民工教藏族歌舞，真是搞得热热闹闹欢天喜地。经过几个月藏汉人民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终于新修了4座土木结构的便桥和修通了500多公里的牲畜便道，一些急需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运到了波密，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军民通过一起修筑道路，藏训队及汉族同志学习藏话的机会更多了，而且汉藏民族也融洽了感情，民工们也学会了一些汉语。
我们的藏训队就是这样在一面打仗、一面进军、一面筑路的进军途中办起来的。我们是学校，也是筑路队、生产队、战斗队和宣传队，党和人民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管碰到天大的困难，同志们总是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
这个藏训队最初由聂恒发同志担任队长，到了波密后，由十八军战斗英雄丁永泰同志担任队长，加上两名教员和一名通讯员，一共只有5个人。但可以说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来的一所学校，是我区教育战线上的开路先锋，其意义十分重大。
40多年来，藏训队的这些同志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弘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将永远载入西藏史册。革命的前辈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破土耕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现已生根、开花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如今他们虽然都已先后离休，但心仍系着这块让他们眷恋的热土，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仍在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1995年4月4日）
（作者曾任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