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第十一师参加西藏建设20年纪实
十一师政治部
步兵第十一师1959年进藏，1979年移防出藏。在驻藏20年里，始终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在圆满完成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任务的同时，全师官兵自觉地把驻地当故乡，为百万翻身农奴走上幸福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为建设美好的新西藏做出了贡献，在雪域高原的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
●积极参加民主改革，协助建立地方政权
我师在平叛改革中，遵照党中央、毛主席“边平边改”的指示，根据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的统一部署，在军事斗争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由各部队分片负责，包干到底，实行了“四包一保证”（即包平叛、包改革、包发动群众、包生产建设，保证长期建藏）。先后抽调干部战士，在那曲、山南、阿里、日喀则地区14个县的500个村落、31座寺庙，大约数十万农牧人口的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我师13名团干部兼任了8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并由我师抽调干部完整地组建配备了革吉和改则两县的县、区领导班子。这些同志成为开辟地方工作的骨干，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心为建设西藏做奉献。
西藏的农村、牧区和寺庙有各自的特点，我师在参加民主改革工作中，坚决贯彻西藏工委规定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步骤和做法。在农区，首先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接着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土改中对未参叛领主实行赎买政策。在牧区，对叛乱领主、代理人和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然后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对未叛牧主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在寺庙，进行“三反”（反叛乱、反剥削、反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帐、算等级压迫帐、算经济剥削帐）；搞好寺庙民主管理，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经过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三大领主的反动统治，结束了西藏一千多年来的封建农奴制度，使当家做主的权力第一次掌握在翻身农牧民手中。我师官兵帮助所在各地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和县、区、乡各级政权。广大藏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我师指战员在参加民主改革过程中，既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和锻炼，又与翻身农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而对西藏更加热爱，长期建藏思想更加牢固。
●发展工农业生产，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
我师完成平叛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务后，师部驻防日喀则兼日喀则军分区，三十一团驻防江孜，三十二团驻防加查，三十三团驻防拉孜。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边疆地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的要求，我师始终积极参加了西藏的各项生产建设。顺畅的交通，是保卫国防、建设西藏的命脉。为了改变西藏的面貌，我师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风雪、烈日、霍雨、缺氧等困难，征服雪山、冰川、沼泽、流沙、丛林、草原、地震和泥石流等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障碍。仅1960年至1964碑年就修筑公路417公里，维修公路4350公里；还参加了修筑中尼友谊公路，架桥、修涵洞33个，为改变西藏的交通状况做出了贡献。
当年在雅鲁藏布江上只有两座大桥，许多地区只有靠牛皮船渡江。1970年，跨径350米的连孔双曲拱岗嘎大桥开始修建。我师官兵在岗嘎大桥建设工地上奋战两年，为大桥早日通车立下了功绩。在雅鲁藏布江上建桥难度本来就大，加上江底地质复杂，洪期江水暴涨，施工更是难上加难。参加修建岗嘎大桥的我师官兵，在担任大桥指挥长的黄国胜副师长率领下，和全体技术人员一起，克服困难，因地制宜，解决了不少工程技术上的难题。江水深，官兵们和工人一起，用两只三车渡船加上龙门架，改装成功了运载百吨材料的大型浮吊，解决了沉井浮运就位的技术难关。江底地质复杂，水流湍急，沉井下沉技术难关难以解决。官兵和工人师傅开起“诸葛亮”会，采用吊车冲抓、吸泥筒等方法突破了一道道难关，终于完成了沉井下沉的艰巨任务。大桥基础工程眼看就要完工，洪期将要来临，为了战胜洪水，大桥指挥部党委作出了“大战四五月，苦干加巧干，抢在洪水前，攻下深水关”的决定。我师官兵和修建大桥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硬是抢在洪水前将沉井沉到最大冲刷线以下。在这场施工的恶仗面前，我师官兵夜以继日坚持战斗，将生死置之度外。有的同志一直坚持到洪峰来临才从江心撤下来；有的在洪水稍降之后又抢先上了沉井。在大战四五月中，我师官兵没有一人叫苦叫累，出勤率达到了98%，直接参工数达到95%，终于战胜了洪峰。岗嘎大桥通车后，西藏东部地区的各种经济作物和矿产，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藏南藏北，繁荣和发展了西藏经济。
从1995年开始，我师陆续在牧区和农区建起了适合当地发展的，并且有丰富资源的水晶、硼砂、石膏、食盐、硫磺、甘草等矿山和工厂。部队在驻地修建水电站后，都要给附近的群众供电，不要一分钱，使当地藏族人民结束了用酥油灯、松明子照明的历史。离开西藏时，我师将这些工厂、水电站和矿山全部无偿交给了地方，为西藏人民谋福利。
民主改革后，藏族人民掀起农业水利建设高潮，我师向驻地附近群众广泛传播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帮助培训拖拉机手。经过我师的引种试验和栽培研究，解决了当地苹果树的越冬抽干问题及大白菜的抽苔问题。加查县“黄元帅”苹果的品质，在1976年西南地区苹果品种鉴定会议上，被评为西南地区第一名。藏族人民只种耐寒耐旱、生产期较短的青稞，不种小麦，种菜也很少。我师休假探亲的官兵从各省老家带了不少粮食、蔬菜种子回西藏，在自己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教会他们种植冬小麦和各种蔬菜的技术。米林县中沙村在部队的引导下，1969年种了10亩冬小麦，1979年发展到数百亩，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获得了高产。
日喀则是后藏的大城市。我师1960年9月驻日喀则后，引导藏族人民兴建工厂，发展文化事业，并帮助办起了学校。拉萨市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我师1966年移防拉萨后，各兄弟部队一起，积极支持地方兴建工厂、学校、藏医院等。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藏革命展览馆，成为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地。从60年代开始，拉萨市新建各种建筑物面积相当于旧市区的10倍以上。这些楼房建筑，有不少曾浸染过我师广大指战员的血汗。
西藏人民长期经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广大农牧地区文化比较落后。1959年民主改革时，达孜县的江咯金等5个庄园共有581人，不识字的就有550人。我师在西藏的日子里，驻防一地就帮助当地藏族人民办学校。缺少师资，我师抽官兵担任义务教员或辅导员，并从官兵们紧张的学习用纸中挤出一部分，供教学使用。
●抢险救灾，为群众做好事
西藏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受到雪、风、洪、早、雹灾等的侵害。我师官兵每次接到抗灾命令，总是奋勇当先。在藏北平叛中，忽遇大雪，积雪厚达两三米。接着，大雪夹着冰雹又从天而降，使当地藏族群众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部队不顾有断粮的危险，将有限的干粮送给从叛乱分子胁迫中解救出来的牧民；干部战士不顾自己有冻伤的可能，而将棉衣送给缺衣少穿的妇女、儿童。
1968年，我师师部由拉萨白定移防甲格，全师沿雅鲁布江一线驻防，那里有原始森林。我师官兵为保护国家资源，在扑灭森林火灾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天加查县踏巴岭森林发生火灾。身患重病的三十二团通信连副连长朱金科得知消息，立即率领全连奔赴现场，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拼搏，终于拦住了火头。正当大家扑打残火的时候，在朱金科右侧200多米的小山沟里，突然腾起一股大火，火苗窜起四五米高，正在迅速蔓延。朱金科带上身边的战士，立即向山沟冲去。当他们冲近火头时，浓烟呛得他们头晕目眩。但他们咬紧牙关，继续追赶火头。此时，风助火势，迅速扩展，朱金科和2名战士被包围在火海之中，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西藏有的地区流行天花、伤寒等一些地方病，死亡率很高。我师把防病治病，关心藏族人民身体健康，消灭地方病作为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不断向群众宣传防病知识，帮助他们培养医生，改造卫生设备，净化水源。仅在进藏的两年内，我师就帮助群众治病73300余人次。许多牧民都是骑马和步行几百里到部队医院治病，医药费用全免。
据史料记载，从1963年至1979年3月，我师先后派出宣传队2738个，工作队3007个，抽调干战2623人参加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帮助地方训练民兵1809人，派出医疗技术人员269人，为群众放电影1463场，为群众治病55.5万人次，理发45.5万人次，耕种收割庄稼37931亩，修理农机具2372台（件），支援车辆16500余台（次），运肥59130吨，修水渠226公里，抢险救灾40余次，12次为地方扑灭山火。20年的战斗历程中，我师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单位及一等功臣。有数百名官兵把自己生命永远留在世界屋脊上。还有许多官兵“复员不回鱼米乡，立志落户在西藏”，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努力工作！
●军民团结，情深似海
我师在西藏的辛勤工作，嬴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真诚拥戴。平叛过程中，群众主动给我们提供叛乱分子行踪线索和情报，并积极做招降工作。曲乎、达保、卡托三地经我们做工作，藏胞们纷纷要求外出劝降，妻劝夫，父劝子，亲戚劝亲戚，结果叫回26户共149人。群众支前的生动事例，更是感人。可以说，没有藏族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平叛的胜利。
1962年，为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西藏地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党政机关，各行各业，把支援前线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调物资，出车辆（近100万车公里），派干部（1000）余人）上前线，直接参加战勤工作。特别是经过平叛、民主改革斗争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西藏人民，更是同仇敌忾，踊跃支前。出动3万多人（占全区总人口2.66%，总劳动力6.01%）、1万多头牲畜支援前线，抢修急造公路，转运伤员烈士。在长途跋涉的运输中，忍饥耐寒，不畏艰险，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有的还拿起武器与敌人搏斗，还出现了女民工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伤员的红嫂式人物。
藏族人民对子弟兵的关怀，就像雅鲁藏布江水，源远流长。我师转战西藏期间，师部先后移防4次，每到新的驻地，都可以看到提着酥油茶，端着青稞酒欢迎解放军的场景。野营拉练，没有房子，牧民就拿来自己的帐篷；没有柴禾，牧民就背来自己捡的干牛粪。有一次，一个战士病危，雅鲁藏布江上的船工不顾危险，连夜送他到对岸军医院，使这名战士转危为安。还有一次，我师某部在野营路上不慎丢失一具望远镜，一位74岁的藏族老人追了一程又一程，问了一路又一路，终于将失物交还了部队。
1979年3月，我师奉命调防新疆。部队准备出发时，各个驻区都沸腾了，群众舍不得我师离开西藏。从驻防地区出发时，藏胞们一个个手捧圣洁的哈达，站在公路旁，过来一队官兵，就扑上来将哈达披挂在脖子上，有人竟挂上了十几条。部队开进中，路两旁的马队越拥越多，牧民们骑着骏马送了一程又一程。翻身农奴达穷，骑着马，一直将部队送到川藏边境才停住缰绳。他的哭声，振荡着每个官兵的心。
我师在西藏的20年，是艰苦奋斗的20年，是同西藏党政军民团结战斗的2O年。20年中，我师官兵同全体驻藏部队一起，在完成极为繁重的任务中，培育出江泽民同志赞誉的“老西藏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我师官兵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我师虽然离开了西藏，但仍心系西藏，怀念西藏。我们祝愿西藏党政军民，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宏伟事业中，再创辉煌！
（199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