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告诉我，在亚东时，达赖身边的人有“出走派”和“回拉萨派”，主张出走的是索康、夏格巴、帕拉、郎色林、格桑三旦（达赖三兄），主张回拉萨的有洞波（即噶伦扎西林巴·钦绕旺秋）、仲泽钦波（即秘书长）大喇嘛土登洛桑、群丕土丹等。协议签订后，出走派仍然主张达赖出走，认为执行了协议，达赖就名存实亡。亚东会议上辩论了三四天，分歧无法统一，最后不得不借助求神占卜，占卜结果是达赖回拉萨为上策。英美帝国主义又采取用100万美元收买索康、夏格巴的办法，让他们破坏协议，组织达赖赴美。
国庆节过后，噶厦又写信给张经武，提出在拍发对协议表态的电报以前，要求答复三个问题：一、军政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包括达赖的地位和职权问题，二、军队少来问题，包括改编藏军问题；三、全部藏族地区统一问题，包括昌都地区划归西藏地方政府问题。这三个问题，反映了他们搞分裂独立、反对协议的思想。
我随同张经武到噶厦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了答复。张经武答复说：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必须有的一个代理机构，西藏军区只是一个军事机关，它与西藏地方政府会经常发生关系，军政委员会可以管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两方面的事情。人民解放军来藏只是一个军，2万人左右，驻防江孜、日喀则、阿里、林芝等边防一带，拉萨只驻4000人左右。军用粮草不要西藏人民负担，中央用银元购买，其他由内地运输。全部藏族地区统一问题，要由川、甘、滇、青各省藏族人民投票表决，只要他们赞成即可，但目前初获解放，一切尚未就绪，而且其它藏区解放早，工作进展快，现在还不能谈统一，关于昌都地区，经中央批准即可划归西藏，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噶厦对张经武的答复进行讨论，当讨论到达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时就热闹起来。达赖的座位怎么办？开会仪式怎么进行？达赖是否可以派代表参加会议？军政委员会的决议是不是也按西藏老规矩由噶厦噶伦、司伦逐级呈报批示？讨论了半天，莫衷一是，时间已经不早，就此收场散会，不了了之。
以后，关于就电文中是否写“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一句发生争议，有的说写这一句有刺激，反对写，因此这一问题又搁起来。直到10月24日，达赖才向中央发出拥护十七条协议的电报。电文中说：“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自进入拉萨到10月中旬这两个多月里，通过上门拜访和会见，我同30多位上层人士进行过50多次接触，有些是随张经武一起去拜访的。其中有一位是在宗教上具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就是噶丹池巴·土登滚噶。噶丹池巴是职称，土登滚噶是他的名字。噶丹池巴本意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噶丹寺讲经的法座，担任噶丹池巴的人就是继承宗喀巴讲经法座的人，即西藏佛教的法王。噶丹池巴的继承方式，不是象活佛死后转世，找个灵童来代替，而是佛教界推举对佛学有高深造诣的人来担任。所以，他在宗教上具有很高的威信，他担任的噶丹池巴已是第96任了。我们见到他时他已71岁，但仍童颜鹤发，身体健康。他13岁进哲蚌寺学经，由一个普通喇嘛上升为宗教权威。他认为从宗教上说，中央是保护发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从政治上说，中央同西藏数百年来就是领导和隶属的关系。宗教者应当爱国。这位噶丹池巴身居药王山上一个矮小陋室内，似被冷落，但他热情接待我们，谈吐风趣。
紧张的气氛直到9月29日，后续部队一五四团三营和团直属机炮连赶到拉萨，才开始有所好转。
此时，我们接到军部发来的电报：部队翻越藏东北海拔6000多米的冷拉山，积雪一至三尺，西坡为陡坡，长达2公里，人、马只能顺坡往下滑，非常艰险，骡马损失严重，牺牲2人，口鼻流血的人占部队的三分之二。看了电报，大家都非常担心。张国华军长在甘孜时即血压高，经常头痛、失眠，如今带领全军翻越大雪山，吃得消吗？大家心悬千里，东望云天，默默无言。许多人聚集到我房里来，同声高唱《歌唱二郎山》，心里遥念着在冰山雪峰上顽强进军的战友们。
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进藏部队抵达拉萨。张、谭和司政部门的同志，脸都晒得黑黝黝的，显得神采奕奕，健康坚实。文工团大多数女同志腿脚浮肿还未消除。西藏地方政府隆重欢迎，开了欢迎大会，部队举行了阅兵入城式。
军部到后，使原来就存在的粮食问题更加严重起来。噶厦已经知道进藏部队粮食问题不要西藏负担，主要依靠从内地运输，只在西藏用银元购买一部分。可是我几次去噶厦商谈购买粮食问题时，他们总说有困难，或者说明天日子不吉利不能开会，后天礼拜六不办公，大后天某家贵族请客也不办公，大大后天要去罗布林卡朝拜达赖喇嘛也不办公，想方设法拖延日子。事实上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他们想的是：“打不走你们，饿会饿走你们”。
工委和军党委开会研究粮食问题，部队自己带的粮食只能维持几天，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决定从三方面设法解决，一、江孜、日喀则、错那宗等地均有粮食，可以动用，部队立即分散，就地解决；二、大力组织牦牛运输，从西康方面日夜加紧运粮，三、抓紧督促噶厦筹措一部分济急，我们按市价用银元购买。阿沛告诉我们，布达拉宫前面仓库储放有五六十年来积存的粮食5000克（1克约28斤），估计除去霉烂不能吃的外，可能还有两三千克。
我和陈竞波连着几天去噶厦专门谈粮食问题，把部队分散情况告诉他们，说明拉萨只留4000人，每天需要粮食8000斤左右，并谈了动用布达拉宫前面仓库里的存粮问题。他们说仓库粮食年代已久，能否食用要送我供给部化验。我们在两天里，督促噶厦将仓库面上和底层的粮食作了化验，化验结果都霉烂变质了，木能食用。
阿沛积极想办法，为部队解决粮食问题。他又提出，要噶厦马上把各寺庙负责人召集来，先行筹措部分粮食，以济眉急，由他担保，寺庙可以借给。
我和陈竞波再次到噶厦交涉，他们仍然强调粮食困难。经我们一再做工作，他们表示将设法筹办。噶厦拨出了拉萨河边一片乱石滩地，由部队开荒生产。这是一场经济仗，更是一场政治仗。指战员们冒着寒风大雪，挥舞铁锹铁镐，掘冻土，挖乱石，拣草根，从11月26日到12月12日的17天中，开荒2300多亩。解放军节衣缩食，开荒生产，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没见过，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都奔走相告，纷纷来到工地观看。一些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收敛了，“解放军不走，饿也要把他们饿走了”的谣言也消失了。
当然，紧张的粮食问题并不是光依靠开荒生产解决的，噶厦解决了一部分粮食，牦牛队从内地运来了大批粮食，另外通过上层经济统战工作，由藏商从印度购进了一部分大米。部队节衣缩食，终于渡过了这道难关。
关于发放布施问题，张经武到达拉萨不久，就告诉噶厦准备给三大寺和其它寺庙喇嘛以及拉萨市内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请他们告知寺庙喇嘛和拉萨贫民乞丐人数。噶厦开来一个单子：哲蚌寺：8000人，色拉寺6000人，甘丹寺4000人，拉萨市内乞丐500人，市郊老弱病残80多人。
西藏历史上五世达赖曾给三大寺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侣人数，即哲蚌寺为7700人，色拉寺为5500人，甘丹寺为3200人。噶厦开列的人数为什么大于历史上的法定人数？而且又都是化零为整呢？我们无从知道，就按这个人数发放。但是我们认为噶厦开列的乞丐500人的数字肯定小于实际人数，这个数字与拉萨市内乞丐成群、布满街巷的实际情况不符。于是我们决定多准备一些，按800人发放布施。
从10月18日起，到11月11日止，张经武在拉萨为三大寺、大、小昭寺、上下密院、两个藏医学院（学员均为喇嘛）以及拉萨市内的乞丐发放了布施。
发布施金额为：普通喇嘛每人1份，1份为藏银20两（折合银元约2元，寺内堪布、铁棒喇嘛每人20份，达赖喇嘛1人为40份（在三大寺各发一次），布施的金额比国民党的多。在西裁历史上没有为乞丐发放布施的先例，我们决定给乞丐发布施，每人l份，1份藏银5两。
在给喇嘛发布施前，张经武均先同上层喇嘛座谈，各寺庙堪布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布施非常感激，他们对协议规定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达赖喇嘛地位及职权不变、寺庙收入不变表示非常拥护。在三大寺发布施时，虽然有铁棒喇嘛维持秩序，我们还是发现有领过的又回来混入人群再领一次的，甚至有在那个寺庙领过又来到这个寺庙再领一次的。
反动分子害怕我们向贫民乞丐发布施，害怕我们接近劳苦大众。他们造谣说，领了共产党的布施要下地狱，甚至威胁不准领取布施。可是，当我们在拉萨一个广场上向贫民乞丐发布施时，来的人特别多，衣衫槛楼、蓬头垢面的人群，扶老携幼，络绎不绝。人群中有被牵拉着的瞎子，有拄着拐仗的瘸子，还有爬着来的残疾者。他们来到广场后，没有铁棒喇嘛的吆喝，却秩序井然，人们坐在地上极为安静。我们发现人数众多，又立即多准备了份数。发放的结果，不是800人，而是1500多人，等于噶厦开列人数的3倍多。
（四）
12月1日，从西北经青海进藏的部队（对外称十八军独立支队）在范明率领下抵达拉萨。班禅堪布会议厅部分人员也同时到达。
独立支队到达后，统一领导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工委书记仍为张国华，我担任工委宣传部部长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始着手建立这两个部门的组织机构，调配藏、汉族干部，组织千部学习藏语文和党的政策，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面对的又是一个非常陌生和特殊的环境，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只能迈着艰难的步履去开创。就新闻宣传来说，先遣支队和军政治部都只有一台15瓦的手摇发电机，功率小，电讯联系极为困难，许多新闻稿件发不出去。先遣支队进入拉萨的新闻，在入城后第4天还未发出，新华社记者不得不把稿件送到张经武处，通过张经武同中央联系的内部台，用密码直发北京中央办公厅，再转新华总社。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都是罕见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台50瓦的发报机。
同样，要办报纸，没有铅印机，只能出油印小报。而当时又没有办地方报纸的条件，我们又不得不暂时出油印《新华电讯》，刊登抄收新华社口语广播的时事消息，供干部阅读。我们在拉萨市委还办了一个油印的藏文《墙报》，很受藏族人民的欢迎。
1951年就要过去，大家都辞旧岁、迎新年，12月28日，我率从北京来的科学工作队，随同张经武和部队进藏干部参观了布达拉宫。1952年1月2日和4日，我带文工团和三营战士演出队，先后去布达拉宫（达赖冬宫）、噶厦、班禅堪厅、噶丹池巴·土登滚噶等处贺新年。达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同我们亲切的再三握手，并观看了文工团演出的短小精彩的节目。
1月12日，西藏军区藏族语文训练班在仲吉林卡开学。参加学习的有各机关的干部和部队连、排级干部共800多人。以后，有一批经这个藏训班培训出来的汉族干部成为精通藏语文的翻译骨干。
要发展西藏的学校教育，却不象办藏语文训练班那样轻而易举。过去，西藏只有极少数的贵族子弟学校（私塾），没有现代教育。现在要办教育，需从小学开始。即使办小学，也要经过长期的多次酝酿、协商，甚至遭到反对。必须慎重从事，急躁不得。
工委于2月13日和16日两次开会讨论办学问题，决定先以办小学为主，可设中学补修班。初小三年级以前以教藏文为主，可选修汉文；三年级以后同时教藏、汉文。学校必要的教学设备尽可能做到齐全。办学经费主要由中央拨款。
经过与上层人士的酝酿，我们于2月18日召开了“兴办学校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上层人士50多人，他们纷纷发言，积极拥护办学。他们说，过去我们的子女不得不送到印度大吉岭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花费很大，拉萨能办一所学校太好了。会上决定成立办学筹备委员会，阿沛宣布了筹委会委员名单。以后，办学筹委会召开了几次会议，确定了租借校址、购运教学仪器、制作桌椅家具、编写和购买教材等事宜。我们还召集了从大吉岭放假归来的藏族学生，举办晚会，座谈他们在大吉岭学习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后来，阿沛反映，噶厦对办学，问题都表示同意，其中恐怕有文章，噶厦要夺教育领导权，要次学校讲授佛经，增设宗教活动。他认为这样问题就会复杂起来。
这时，确实听到社会上传出对办学提出的各种问题：如学校是否开设”讲经“（指佛经）一课？学生毕业后是否能当喇嘛？办学筹委会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认为以后再考虑，目前暂不作出决定。
后来，接到中央电示：“办学校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决定，学生毕业后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内地的课本只作参考，编审后，征求噶厦同意、备案。”
直到6月，办学筹委会才得以讨论了拉萨小学的开学日期，决定选择藏历的吉日良辰--藏历7月14日。7月，办学筹委会讨论确定了拉萨小学校长、董事会人员名单。经过艰苦的努力和筹备，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开学了，这比原来选定的开学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
藏历新年过后，即公历的3月上旬，拉萨大昭寺前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传召大法会，工委决定在传召期间给喇嘛发放布施，并成立了发放布施筹备委员会，王其梅为主任，我为副主任。筹委会还吸收三大寺代表及噶厦僧俗官员10多人参加。我们召开了三大寺堪布座谈会，听取他们介绍过去发布施的情况。然后同筹委会研究决定、今年中央人民政府给每个喇嘛发布施为藏银10两、7两、4两、1两、4钱等几种，布施10两的共3。76万份，占喇嘛人数的绝大多数。中央这次发的布施金额大大超过以往西藏所发数字。另外还供应砖茶20块，酥油120克（每克7斤），盐20克（每克50斤），还有食碱、大米、烧柴等若干，大号哈达1条。
3月10日，在大昭寺周围分七处发布施，从上午11时一直发到下午3时。我们还带有藏文本《协议》、《人民解放军介绍》、《告喇嘛僧女书》三种宣传品，同时发给喇嘛。晚上，在军区可令部宴请了参加布施工作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从1月份以来，我们已经获悉拉萨有坏分子在群众和上层人士中进行挑拨，企图发动请愿，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工委也曾研究应付突然事件的措施。就在这次传召布施后，又听说三大寺喇嘛曾上山宣誓，并已化装进入拉萨市内，纠合地痞流氓，密谋骚乱。
这些坏消息，使一些本来就有急躁情绪的干部更加难以忍耐了。我想起张国华有一次向毛泽东反映进藏干部的思想情况时说，一些干部认为在西藏工作象乌龟爬山一样慢。毛泽东说：“我看象乌龟爬还快了”。这就是要大家不能急躁，西藏工作只能慢慢来，对达赖集团一定要耐心地努力地去争取团结。当然，对极少数坚持分裂的坏分子也要给予必要的打击。3月31日，工委召开噶厦僧俗宫员座谈会，讨论《关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条例草案》。就在此时，噶厦的秘书送来一份所谓“人民代表”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是转交给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他们还要求张经武接见所谓“人民代表”。请愿书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这天我们已获悉三大寺喇嘛下山闹事，发现市内有骚乱迹象。藏军第二代本已出动，准备参加骚乱。
因此，座谈会即转入讨论这个问题：噶厦推说对请愿和骚乱，情况不知，无能为力。他们还说，藏军的军火库枪支被盗。张经武严厉指出：第一、噶厦既称无权，不能负责有效制止骚乱，那么当前情况紧迫，噶厦究竟能否维持全市治安？不然，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维持治安，第二、藏军参加骚动，噶厦晓不晓得谁是他们的幕后策划者？张经武最后指出，所谓“藏军军火库枪支被盗”的说法，揭穿了即是某些人给这些骚乱分子提供了武器。
会议开得很晚，没有结果。这时，我们己发现有人武装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住所和工委驻地的迹象，我军相应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当晚，张经武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信紧急通知他，立即制止骚乱。
4月1日，噶厦几位噶伦又来到工委，转达伪“人民会议”代表请愿书的内容。同时，有三个所谓“人民代表”前来请愿，要求张经武接见。张经武会同全体噶伦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要求给予了驳斥。
这天，拉萨市内情况紧张，商店纷纷关门。工委进行紧急战备动员，令我驻日喀则的炮兵迅即调回拉萨，各部门各自编成战斗序列。晚上，我从工委回来，把宣传部总务科、卫生处等编成．战斗单位，部署了岗哨警戒。
当夜，藏军五六人，爬登阿沛住宅围墙，企图进院，有3人被我守卫战士俘获，其余逃窜。
4月2日，市内情况仍然紧张。布达拉宫对面药王山上藏军正在修筑工事，一部分藏军在布达拉宫前结队集合。另有一些藏军骑马闯进我藏训班，开了3枪。有3人被我俘获。
4月3日我们获悉，3月31日晚上，反动分子确有发动骚乱的计划，因我在军事上有所戒备，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目前，所谓“人民会议”分子仍在密谋扩大事态，一部分反动分子在市内。到处胁迫木工、石工参加所谓“人民会议”。骚乱幕后策划者，为首的是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等人。
张经武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又接连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敦促他下令制止骚乱，追查幕后策划者，将两个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撤职查办。张经武还亲自带着一个翻译两个警卫员，迎着满山荷枪实弹的藏兵，上布达拉宫见了达赖。
在张经武的坚决要求下，西藏地方政府于4月27日宣布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5月1日，达赖喇嘛发出布告，宣布解散了所谓的“人民会议”。但实际上，这个伪“人民会议”一仍在进行隐蔽的活动。
此时，我们先后接到西南局和中央分别于4月2日和4月6日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重要指示。中央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目前还没有全部执行协议的基础，既无物质基础，也无群众基础，也无上层基础。勉强执行，害多利少。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目前暂不改编藏军，也不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1日，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确有条件时，再谈这些问题。如果西藏地方政府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收场不办。中央强调指出：在西藏要靠两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人民生活不因我军进藏而有所下降。4月28日，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厅全体人员抵达拉萨。自1923年九班禅禅和十三世达赖不和，班禅逃入内地已近30年了。此次班禅返抵拉萨，对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们和先期抵达拉萨的班禅堪厅代表同噶厦进行了充分协商，关于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接收被达赖集团侵占的原班禅辖区等问题，已经商议妥当。班禅回拉萨后，一切都较顺利。第二天，班禅即去布达拉宫拜会了达赖。6月23日，班禅回到日喀则。
自撤销两个司曹职务、解散伪“人民会议”后，西藏的政治形势大为好转，上层统战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
“五四”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十七条协议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活动。我们本着协商、自愿的原则，成立了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各族青年文化联谊会筹委会、《协议》学习委员会筹委会，先后举行了演讲会、纪念大会、庆祝晚会和球赛等活动，参加各次大会的都有三内百名藏、回、汉族男女青年，其中藏族青年100多名，回族（拉萨）青年100多名。，这些藏族青年虽然都是贵族子女，但青年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活跃，因此各种活动进行得相当热烈，收到了良好效果。在5月4日的庆祝大会上，还宣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与此同时，我们在机关中也成立了《协议》学习委员会，规定了学习纪律、学习制度和学习要求，并以团支部为单位组织学习讲演比赛。在庆祝《协议》签订1周年前夕，还进行了学习测验。
《协议》签订一周年纪念日很快就要到来。工委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出面主持纪念大会和晚宴。
经过紧张筹备，5月23日上午10时纪念大会开始。张经武、张国华讲话后，索康和班禅堪厅代表计晋美分别讲了话，这是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代表第一次同台讲话。阿沛以西藏首席和谈代表身份讲了话。达赖和班禅未参加庆祝大会，由噶厦和班禅堪厅代表分别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的致敬电。大会开得热烈隆重。晚上，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庆祝宴会，宴会自始至终充满团结气氛。
7月下旬，工委决定组织“西藏致敬团”和“西藏参观团”赴京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致敬并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各地参观。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次派到内地去的致敬、参观团体，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两方面人员。为了做好团结工作，组织好这次活动，我们同噶厦和班禅堪厅双方经过了反复协商，确定了致敬团和参观团的团长、副团长以及团员名单。7月25日，工委决定由我和张向明分别带领致敬团和参观团去北京。
一条漫长的旅程，一项新的任务，又摆在我的面前。
8月7日，我们一行30余人从拉萨出发。一路上风风雨雨，艰苦跋涉，到9月29日抵达北京。
在我完成陪同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参加国庆观礼和到内地参观的任务后，由于身体原因，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内地工作。我想念西藏，但未能再回到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