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川 向泽 毛文戎 阚士英 胡郁文 许惠山
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制图会议上，一位发达国家的代表向我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提出：“贵国国土博大，青藏高原想必还是测绘上的处女地，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援助。”我国代表莞尔一笑：“谢谢，我们消灭测图空白的难题已经解决了。”这一消息使许多与会代表大为惊讶。
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了消灭无图区，在西藏高原顶风雪、抗严寒、风餐露宿20年，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为胜利拿下西藏高原第一代地图，为我国测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创造了世界绘图史上的奇迹。1982年11月29日，中央军委授予这个大队以“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的光荣称号。
●只有前进的脚印，没有后退的身影
20年来，这个测绘大队从金沙江畔到帕米尔高原，从唐古拉山到喜马拉雅山，踏遍“世界屋脊”的山山水水。有人概算了一下，一个在高原测绘15年以上的老测绘兵，徒步跋涉的里程加起来可绕地球一圈多。地球一圈是8万里。这一圈多是什么样的路？在内地城市、平原、丘陵生活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去年，一个测绘分队赶着29头骡马，来到怒江上游。此处既无桥，又无船，唯一的过河办法就是过溜索。江面200多米宽，溜索离江面100多米高。两岸的峭壁犹如刀劈斧砍，下面的江水以每秒3米多的流速，猛烈地冲击岸边的崖石，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人望而生畏。测绘战士为争取开进测区的时间，毅然决定从溜索上滑过去。
在这严峻考验面前，老战士陈天明奋勇当先。同志们替他系好连接绳，他双手紧紧抓住溜索上的滑板，脚在地面使劲一蹬，“唰”的一声滑了出去。可是，这个溜索久无人过，表面生了一层锈，他滑过江心不远，随着惯性的减小，滑起来越来越吃力。这时，江面上刮起猛烈的狂风，陈天明像一片树叶挂在溜索上飘动着。他镇定自若，两手交替攀拉溜索，慢慢地向前滑，终于胜利地登上了对岸。接着一个、两个……过去了。当轮到新战士张玉知时，他心里有点紧张，滑到中途，滑板脱轨了，只见一根绳子将他悬吊在空中，岸上的同志大声疾呼：“小张，沉住气，快扶正滑板！”张玉知鼓起勇气，用一只胳臂夹住溜索，一只手把滑板扣上“轨道”。他镇定一会儿，就一把一把地向前移动，终于滑到了对岸。
人过溜索难，牲口过溜索更难。他们把骡马一匹一匹地绑架起来，拉上溜索，用力推出岸边。当滑到中间停下来时，马蹄在空中不断地蹬打，对岸的同志滑过来套上绳子拉过去。就这样经过5个小时的强渡，人员、骡马和器材全部安全地跨过了怒江天险，提前开进了测区。
墨脱，座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是一个群峰环抱，不通公路的县，也是西藏最后几处无图区之一。那里，只有两条7、8、9这3个月方可通行的道路，而且狭窄险峻。有一次，从多雅拉山口相对而行的两支驮运物资的马队，中途相遇，由于无处转身、让道，几十匹马活活被困死在那里。
去年4月，封锁山口的冰雪还没化，测绘兵组成两支“敢死队”，分别从两个山口，向墨脱开进。一队队长李国祯，是多雄拉山口“敢死队”的队长。这位在西藏高原奔波了10多年的老战士，再艰巨的任务，他敢承担，再大的风险，他敢闯。所以人们称他“李二敢”。几年前的6月，他带领干部战士到一个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上设点。同志们经过几天艰苦跋涉，已精疲力尽，他也正在泻肚子，走一会就得便一次。他索性把棉裤一脱，只穿一条裤衩，“呼呼”爬了上去。还有一次，他骑马过一条50米宽的冰河，水流又急又冷，马走到中间，就被冲走了，他掉在冰河里。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测绘战士憋了口气，潜入水底，用手抠住河底的大石头，慢慢泅了过去。他有闯劲，但决不是鲁莽。别看他平时说话粗声粗气，办事风风火火，但关键时刻，却粗中有细。这次过山，他向藏族同胞调查得知这里中午天气转暖，易发生雪崩。他从安全出发，凌晨两点就带领战士们来到山口。天刚亮，到达雪线，只见山娅口被一堵300多米的冰墙挡住了。冰墙，在晨曦中闪着青白色的寒光。冰墙下，是白雪覆盖的笔陡山坡，稍一失足，就有可能滚下百丈深沟。他让后面的战士拉开距离，自己提了一把十字镐在最前面开路，两个同志在背后扶住他的身子，为他保险，他在坚硬的冰墙上凿着冰梯。越过冰墙，面前是一段400多米长的积雪地带。雪，漫过了他的胸部，就用两手扒，两脚蹬，用身体“犁”出了一条夹道，爬上了山口。从出发点到山口，13公里长的雪坡，战士们整整用了12个小时。这时，饥饿、疲劳、寒冷，一齐向他们袭来。李国祯自己已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但他抖擞精神，负重30多公斤，带领大家坐在雪坡上滑下山。他双手分别提着4筒罐头，每走1个小时，就为后面同志留下1筒。留在雪地上的罐头和脚印，就成了后面战士的特殊路标，多雄拉山口就这样被跨越了。8天之后，两支“敢死队”在墨脱胜利会合了。
艰险，挡不住测绘战士的脚步；困难，岂能把测绘兵吓倒。同志们说：“在测绘兵面前，只有前进的脚印，没有后退的身影。”遇到深涧和水流揣急的河道，他们就在岸边选准一大树，定向砍倒，横卧在两岸，便成了“独木桥”。有一个测绘分队在深山峡谷密林区作业，在7个月的时间里，架设各种便桥41座。这些具有独特工艺的便桥，在桥梁工程学上是无法找到的。如果没有大树可以搭桥，他们就在头顶找个地方拴好绳索，一个个像荡秋千一样荡过去。碰到水流缓慢的冰河，就穿着短裤权，两腿被冰块割破一道道血口子，爬上岸缓和一下，又继续前进。通过原始森林，他们挥刀劈荆斩棘，边砍灌木边前进，有时一天时间只前进一两公里。那里还有多得令人讨厌的蚂蟥，钻进战士衣裤，贪婪地吸吮着鲜血。手脸刺伤，袖子和裤腿被撕成筋条，就像刚从山里来的“白毛女”。衣服破了用绳子穿，鞋子烂了用铁丝捆；断粮，他们就采野菜、野果、草根充饥；断水，他们有时采来嫩树叶，包在一块布里，使劲挤树汁解渴。有的地方不长草木，就拾起一块潮湿的石头，放在舌头上舔润。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测绘兵的意志，战士们也学会了在同大自然搏斗中求得生存、保证胜利完成任务的本领，什么困难也难不住他们。
●同心协力，没有征服不了的风雪严寒
在高原上测绘，几乎每天都要同风雪搏斗。在有些地区，罐头冻成了冰疙瘩，腊肉要用斧头砍，水壶要放在贴身处，才不至于冻成冰，脚上穿的大头鞋，要烘烤20分钟后才能脱下。有的同志被风吹得流眼泪，泪水在眼角下结成冰花，粘在睫毛上。住的帐篷有时一夜间被雪压垮或被风刮倒三四次。有的地方风特别大，无法搭起帐篷，测绘兵就以天空作帐，大地当床，睡觉之前先搬大石头筑起挡风墙，然后再用石头在被子周围压上，一觉醒来，被子上铺着厚厚一层泥沙雪片。
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测绘兵和配属来的藏族民工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他们凭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顶风冒雪，像一座座钢铁觇标，屹立在雪山之巅。
每当紧要关头，共产党员和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把危险留给自己，安全让给别的同志和民工。夜间露宿，干部为战士挡风遮雨烧火驱寒，战士也时刻关心干部。每当快要断粮缺水的时候，他们就一块饼干大家吃，一壶水大家喝。一次二分队的几个同志在野外断粮，只剩下半筒罐头，大家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最后下山了，半筒罐头一点没动。
有一年6月间，分队长雷宪斌带领8名同志在海拔4500米的纳木湖畔作业。这天凌晨4点，他们顶着夜空的繁星，骑马出发，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到达作业点，大家刚把仪器架好，准备观测，天突然变脸，狂风呼号，刮得人站立不稳。雷分队长赶忙将仪器三角架降到最低部位，再用石头固定牢，趴在地上转动仪器观测，同志们围在一起张开雨布为他挡风。不一会，鹅毛大雪裹着比指头大的冰雹劈头盖脑打来，半小时地上就堆积半尺多厚。每个同志的头都打起了包，脸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全身衣服就成了银色的“冰甲”。他们赶到牧民的一个帐篷前，想避一避再走，可是，衣裤和马鞍早已冻在一起。藏族牧民赶忙上来帮助，抱着战士的上身使劲摇动，才将他们一个个从马鞍上扶下来。干部战士在这样的风雪严寒面前，没有一个叫苦，没有后退半步。
测绘兵们忘不了在冰塔林测绘的日日夜夜。18公里长的冰塔林，像万把晶莹的巨剑刺向蓝天，有的冰柱高达20米。地面坚冰上盖着一层雪片，白天的阳光下表层融化，犹如玻璃上涂了一层油，稍不留心就会滑倒。副分队长杜子弟和8名同志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展开了作业。
冰塔中有一座突出的冰峰，海拔5800米，他们要爬上顶端设站观测。副分队长、藏族干部次仁桑珠在前面开路，他用铁镐挖一个脚印向前移动一步，身后的同志跟着前进一步。随着他们攀登的路线，冰坡上面留下了一条“之”字形的“天梯”。他们登上顶峰，俯视被踩在脚下的冰塔林，测绘兵豪迈地说：“雪山再高，我们也要比它高一头！”大家架起仪器，精心观测，迅速取得了成果。战士邱银龙啃一块冰渣，饶有兴味地说：“老天爷给我们准备的‘高原牌冰糕’，润喉解渴，味道真不错哩！”逗得大家都笑了。
夜晚，干部战士靠着银墙玉壁，露宿在“冰床”上。鸭绒被、鸭绒衣也抵抗不住冰山长夜的奇寒，他们就互相依偎着暖身。半夜冻醒后，大家干脆挤在一起，唱歌、讲故事、吟诗。他们回顾白天的战斗和生活，在这里集体创作了一首诗，题目是《冰塔林中的晚餐》：
今晚，我们在冰塔林中晚餐，
今晚，我们住宿“水晶宫兵站”。
落霞点燃了各色的冰灯。
银星跳进了我们的餐盘。
……
呵，问一问远方的同志，
你可曾到过这样的宾馆？
假如你想来这里作客，
我们已为你绘出攀登的路线……
测绘战士们就是以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驱散疲劳，向严寒挑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祖国测绘事业，个人作出一点牺牲值得
在西藏高原测绘，战士们会经常遇到悬崖冰坡、雷击、雪崩、泥石流、断粮断水、猛兽袭击、高山疾病等险情的威胁。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测绘战士们个个都是硬骨头。
作业组长杜永安，带领一个作业组在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作业，患感冒几天不愈，咳嗽、胸闷，头痛加重。他知道这是肺水种的症状，如不及时下山治疗，后果是严重的。但是他更知道这时小组的任务正处于紧张阶段，技术干部不能缺，自己走了就难以完成任务。他就写了一纸条，悄悄托一个藏族民工带下山去，告诉队部医生：“我们小组有一个同志头痛咳嗽，有空来看一下。”然后不声不响地捂着胸口坚持作业。白天连续工作14小时，晚上8点多钟回到驻地，饭也不想吃。当同志们入睡后，他却点着蜡烛检查了当天的测绘成果，又替战士站了两个小时的岗，凌晨4时才回到帐篷里休息。早晨，同志们不忍心喊醒他。副组长邓开柱特别关照炊事员说：“杜组长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他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你给他做点面条。”当炊事员端着热腾腾的面条走进帐篷，杜永安同志已经全身冰凉，永远离开了战友，为描绘高原的大地献出了青春。
一次，测绘六组要到一个雪原区测量，任务十分艰巨。分配任务时，三组战士胡存德主动要求参加六组作业。他同副组长梁光华和一个民工在海拔5700米的恶鲁山上，遇到10多米高的冰雪陡坡，像一堵墙挡住去路，他们只有绕道从雪墙下通过。当时正值6月天，容易发生雪崩，必须迅速通过。梁光华叫大伙拉开距离，自己走在最后，当快要走完这段险路时，忽然轰隆一声闷响，大雪崩发生了。积雪、冰块、岩石、劈头盖脑砸下来。同行的另外两个同志从昏迷中醒来，只见胡存德被埋在下面，只露出一只脚。梁光华和民工不顾伤痛，拼命把积雪扒开，只见胡存德用身躯护住图板，趴在地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整个作业组两个月辛勤劳动的成果。同志们个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胡存德的遗体被安葬在然乌湖畔的雪山下，测绘战士和附近的藏族同胞，采来盛开的杜鹃和洁白的雪莲，献在他墓前。
战友的牺牲，带给测绘兵的不是畏缩和恐惧。他们面对雪山庄严表示：“胡存德同志，安息吧！我们一定要完成你未竟的事业！”同志们接过染有胡存德血迹的图板，擦干眼泪，继续踏上测绘的征程。
一队十二分队有4名同志到大崖洞山顶，去完成造标观测任务。他们冒雨返回途中，被多雄河挡住了去路。此时，他们已经31个小时没吃没喝了，又冻又饿，如不很快过河返回驻地，就有被饿死冻伤的危险。可是河岸前后数公里内找不到桥。怎么办？只有过简易溜索。谁去打头阵呢？新战士马贡泽早就在一旁活动身子做准备，一见副分队长张兴国要第一个过去，急忙上前阻拦说：“副分队长，你的担子重，还是让我先过吧！”说着，套好绳索滑了出去。可是，尽管事前采取了一些保险措施但因溜索绳断，马贡泽掉入河中被急流卷走。他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战友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在进测区途中参观沪定桥烈士陵园写下的两段日记：“许多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要发扬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妈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假如我牺牲的消息传到您耳边，请您不要沉浸在悲痛之中，而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吧！”
藏族战士普布，在测量珠峰时，开始负责运输，曾两次登上海拔7000多米的天险北坳，别人一次背一个氧气瓶，他一次背两个。后来重力测量组出现减员，还有几处最高点未曾到达，普布主动要求去啃下这几块硬骨头。他背上仪器，第三次登上北坳。这里是三面不沾边的悬崖，大风刮得人站不稳脚跟，架好的重力仪器在狂风中颤动，水准气泡不断摇晃，戴着厚厚的鸭绒手套，调节仪器很不方便。为了把数据测准，做到万无一失，普布毅然脱掉左手的鸭绒手套，在零下40多度的寒风中，工作了1个多小时。测完这个点后，他的左手和尼龙手套冻在一起，怎么也脱不掉，可他却全然不顾，背起仪器向最后的，也是最高一个测点爬去，连续战斗15个小时，完成了测量任务，创造了世界重力测量最高点纪录。这时，普布右手的4个手指已冻伤坏死，医生不得不为他做了截指手术。他对前来看望的首长说：“为了祖国的测绘事业，牺牲4个手指值得。”
像这样的测绘战士，又何止以上这几个呢！凡是到西藏高原测绘的同志，有谁不知道测区的艰险，又有谁没有为祖国测绘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准备呢？20年间，这个测绘大队先后有22名干部战士把忠骨埋在了风雪高原，有78名同志致伤致残，许多同志患有关节炎、肠胃病。
●一线一点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测绘战士们常说：“我们所测的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河流，所绘的每一条线，每一个点，都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都和边疆建设的大业、巩固国防的大局紧密相连。”20年来，测绘大队的指战员们正是怀着这种对祖国、对人民、对历史、对建设和保卫边疆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精益求精，坚持走到、看到、问清、绘准，精心测绘出一幅幅高质量的地图。
一次，一分队上一座雪山执行观测任务。这座山海拔5400多米，四周雪坡环绕，冰坎壁立，犹如一把直插云天的银色巨剑。副分队长带领4名同志经过14个小时的顽强攀登，才到达山顶，拿下了观测成果。当晚，分队长在检查观测手簿时，发现一个数据模糊不清，有个字既像是0又像是6。到底是多少呢？他急忙叫醒上山工作的同志查问。大家再三回忆，谁也记不清了。有个同志说：“不管是O还是6，最多也只相差6秒，这对成图质量影响小，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就按6秒算吧。”分队长听后，没有急于表态，而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过去，整个西藏没有一张正规实测地图，只有一些殖民主义者在侵略这里时根据猜测估计编绘的“神仙图”。在一次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我们的一支部队奉命向某地穿插包围，围歼一股敌人。由于手中只有这种“神仙图”，图上绘的道路，到现场一看却是悬崖陡壁，根本无法通过。指战员们历尽艰辛，本来两天的路程，却整整走了4天4夜。可是，敌人闻讯后，竟于一天前逃跑了。战士们捏着这张“神仙图”，痛心地大声吼道：“要是有我们自己测绘的图该有多好啊！”
分队长讲完故事，语重心长地说：“地图是指挥员的眼睛，作战的依据，图上差之毫厘，实地就会失之千里，将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战士们听后，你一言我一语地纷纷表态：再上这座山，重新观测，消除疑点，拿出高质量的观测成果来。第二天，他们又登上山顶。由于山头云遮雾罩，没法测量，大家就露宿山头等好天气。夜里，雪山寒风呼呼地刮，战士们冷得打颤，紧紧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次日天刚放睛，他们立即架起仪器，认真观测。就这样，他们又经过31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取得了精确的观测数据。
他们为了测绘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地图，千方百计提高测绘精度。为了弄清一个地名，校正一个数据，有时要熬几个昼夜，跋涉数百公里；为了求准一个点位，有时只得露宿山顶，忍饥挨饿，不完成任务不下山。技术员杜立堂和同志们在喜马拉雅山东段某地测绘时，发现一个面积为3平方公里的冰湖座落在陡峭险峻的雨拉雪山的山洼里，十分隐蔽。要精确绘出这个冰湖的位置和大小，在对面的山头用交会法测定，距离较远，视线不清，测出的成果不会很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登上雨拉山，进行短距离的直接测绘。可是附近藏族群众告诉他们：“雨拉山连野山羊都不愿到那里去，你们怎么上去？”这些测绘战士从来不服气，硬是以顽强的毅力登上了雨拉山。
雨拉山海拔5300米，山顶很狭窄，架上仪器，人却无法操作。杜立堂想出一个绝招，让两个同志拽住他的衣角，防止摔下去，自己跪在石头上，顶着呼啸的大风，小心翼翼地转动仪器，精心观测每一个部位。经过17小时的连续工作，他们终于精确测下了这个冰湖。
测绘战士就是这样20年如一日，用自己艰苦的劳动和心血，向祖国和人民奉献出一幅幅高质量的地图。一次，上级机关拿出他们当年测绘的地图，组织炮兵用实弹进行检验。炮兵在地图上分别量取炮阵地和射击目标的座标，计算出方位和距离，开炮射击，分布在20公里内外的每一个目标，都准确命中。领导机关的首长和炮兵战士们连声称赞：有这样精确的地图，炮弹也多长了一双眼睛。
●用自己的血汗洗刷殖民主义的痕迹
测绘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使得他们不可能和自己的同龄人一样，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专心学习，在宽敞的车间里愉快地劳动，陪着自己的亲人在幽静的公园中悠闲地散步。他们忙于测绘工作，有的一两年难得探一次家，有的回到家里，孩子不认识，把爸爸叫叔叔；有的领导干部一家人长期分居几地；有的家里亲人病重、去世，他们难以知道，更谈不上回去看望，只有收测后才去安慰自己的亲人；有的领导干部在组织宣布离休后，仍然带领全大队指战员进行最后一次“冲刺”，进藏7个月，直到全部拿下西藏高原的测绘成果，才安度自己的晚年；许多青年人长时间不能同恋人见面，甚至通信也很困难，只好把信写在日记本上，回到内地再给亲人看。
杭州市入伍的分队长沈朝生，五官端正，相貌英俊，西湖畔的一位姑娘爱上了他。开初那阵，情书飞舞，还算热乎。后来，姑娘看到西湖公园一对对情人在散步，而自己的未婚夫却远在天涯，渐渐感到找个“爬山郎”没啥意思，便直言不讳地提出：你只要转业杭州，咱们什么都好说，不然就拉倒！沈分队长想到，党把自己送到解放军测绘学院培养多年，现在正是为测绘事业作贡献的时候，怎能轻易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呢？他索性回答女方说：拉倒就拉倒，我就不信会没有爱测绘兵的姑娘。他把失恋丢在脑后，一门心思地投入紧张的测绘作业，带领分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嘉奖。后来，真有一位姑娘爱上了他，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千苦不退缩，万难不畏惧，20年如一日，始终在西藏高原艰苦奋斗的呢？每当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测绘战士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翻开蕴藏在心中的一部我国测绘史。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最早发明简易测绘仪器--指南针。早在公元前4世纪，《尚书》中就有山川描绘。马王堆出土汉墓中，有世界上最早的实测图。但是后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朝廷的腐败，我国的测绘事业落到了西方的后面。旧中国的地图，数量少，质量差，留下了许多空白。19世纪初叶，一个叫“额菲尔士”的英国殖民主义的探险家，窜到珠穆朗玛峰山脚下测量一下，就宣传珠峰高度是8882米，并恬不知耻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世界最高峰。一提到这段历史，测绘战士们心里就憋着一股气，义愤地说：“20世纪新中国的版图上，岂能容忍殖民主义的痕迹存在，不消灭我国地图测绘上的空白，就是测绘兵的耻辱！”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测出这座世界最高峰的精确高程。
1975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这个大队接受了跟随国家登山队首次测量珠峰的任务，全大队干部战士纷纷要求参战。经过挑选，同兄弟单位一起，组成了一支32人的测绘分队。要求是：测绘分队必须在登山队登顶之前，就得在峰顶最近的地方布下测站。这项任务不仅环境艰苦，工作量也非常大。因此，测绘分队提前进入了测区。他们刚登上6000多米的几个测点，就遭遇3天3夜的暴风雪，帐篷掀翻了，10多公斤的石头压着的高压锅也被卷走了，罐头、面包被雪埋住，战士们挖了几个小时，也没掏出几个来，测绘分队面临着冻死饿死的严重威胁。设在大本营的指挥部用报话机催他们赶快下山，可是测绘战士们知道，这里不比走平路，一下一上就要好几天。为抢时间、争速度，决定不下山。他们像钢标那样，巍然挺立在冰雪里。
天文测量只能在夜间进行，这里夜间温度常常在零下4O多度。技术员苟本祥冻感冒了，随时有转成肺水肿的危险，小组另外两名战友催他赶快下山，可他总是说：“放心吧，顶得住！”他忍着胸部的剧痛，操纵天文仪，准确地测出了一个个数据。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蹲在地上，喘喘气，接着又测。就这样，他带病在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工作了两个月，胜利完成了任务。可他的病已经转成肺水肿，同时还患了双下肢深部静脉血栓、高山心脏病，虽然医院抢救脱险，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三角测量组从珠峰脚下测起，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一步一步地把高推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设立了10个测量珠峰高程的观测站。此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27日14时30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当英雄的我国登山队员在地球之巅竖起红色的觇标后，测绘战士们一切冻饿都忘了，他们争分夺秒，从10个方向一齐向珠峰发起交会，一连测了3天。三角、水准、天文、微波、重力、调绘等各小组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全面、顺利地测出了珠峰高程的准确数据，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了珠峰的准确高程为8848。13米，结束了数百年来洋人推算的概略高程。
希夏邦马峰，原来也是以一个外国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叫“高僧赞”。为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测绘战士同登山队员一起，不知费了多少周折。这里周围是无人区，经过四五天的奔波，才遇见一个60多岁的藏族老牧民，听他说，他们祖祖辈辈把这座山叫“希夏邦马”。根据这位老人提供的线索，他们穿过奇特的冰塔林，攀越纵横交错的大冰川，冒险跨过雪崩地带，辗转3个来月，绕着这个号称世界第14峰转了3圈。经过多方调查，证明当地群众历来都把这座山叫希夏邦马峰，于是就把这个很有民族特色的名字正式标在自己测绘的地图上。
20年来，测绘战士们就是以这样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填补了一块块无图区，抹掉了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痕迹，恢复了祖国大地的本来面目。每当他们从广播里听到我国向全世界宣布自己辛勤测出的成果，在地图上看到自己命名的高山大川时，许多在艰难困苦面前从不掉泪的同志，却禁不住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他们应该感到骄傲、自豪！他们，只有他们，才最有权利分享这份胜利的喜悦！
（注：该测绘大队前身为西藏军区司令部测绘大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测绘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