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玉锐
1950年，在进军西藏、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中，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地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正确方针，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劝说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政府认清形势，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摆脱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羁绊，迅速派代表同中央进行商谈，以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在西康白利寺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事业奔走的同时，西北局、西北军区也组成了一个8人劝和代表团。团长由青海省塔尔寺当才活佛土登居美诺布（达赖喇嘛的长兄）担任，副团长由青海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仓呼图克图（即活佛）、大通县的先灵活佛噶登加措担任。秘书长由夏日仓的弟弟寺庙强佐格来加措担任。我任秘书，我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李铭同志为报务员，汪永德同志任藏语翻译兼摇机员。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劝和代表团带着中央批准的十条和电台及一些武器装备、生活物资，同青海各寺庙的朝佛者商人约一百五六十人结伴，于1950年7月由西宁出发，踏上了去西藏的漫长路程。
一路上经受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冲破了噶厦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于1951年2月2日胜利到达目的地拉萨，并投入了紧张的工作。5月23日终于盼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首都签订，8月盼来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9月盼来了解放军进抵拉萨。
历时一年零两个月，代表团胜利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出了一把力。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个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做了些应该做的工作。
●到拉萨去
代表团从西宁出发，队伍十分庞杂，除代表团及随员外还有行商、骡马帮、朝佛的人员等。生活习惯又不相同，沿途气候变化无常，自然条件恶劣，人畜随时可能遇险；走完这条路已是不易，更何况还有人为的阻拦。代表团3位代表各人所抱政治目的、思想动机也迥然不同。当才作为首席代表，理应站在我代表团一边，团结全体成员积极设法使代表团顺利到达拉萨，完成祖国交给的使命。但他却代表西藏上层亲帝分子和西藏上层反动贵族的利益，企图尽快将情报送进西藏，破坏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谈判，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因而行动上与我们离心离德。每天宿营，总离代表团营地相隔半天至一天的路程，一旦有机可乘，总想把我们甩掉。先灵活佛是想借机会到拉萨朝佛拜圣。而夏日仓活佛却表现得意志坚定，工作热心积极，一路上做了大量工作。在我们到达可可西里那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的时候，马匹刚放出去吃草（马腿上都绑有绊马索）不久，就刮起一阵大风，足有十一二级（这在去西藏的路上是常有的事）。风过后一切如故，唯独将我们的4匹马“刮”跑了，其中很可能有人捣鬼。没有乘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更谈不上完成任务。因而，我们被困了一个多星期。
对待这件事，3位代表采取了3种态度：首席代表当才幸灾乐祸地说：“这一下你们可去不成拉萨了吧！”我说：“我们总会有办法的：“表达了我们一定要到拉萨的决心．先灵活佛的态度则是表现出无能为力，说：“这可怎么办？”唯有夏日仓活佛和秘书长强佐格来加措，出主意想办法，一面派出自己的喇嘛四处查访寻找，一面采取摸顶念经等宗教仪式，接触当众族群藏地了解情况，经过许多周折，才算把马的下落查问出来。通过做工作，最后，为了向送还马匹的牧民表示谢意，赠送给他们最喜爱的礼物--步枪子弹200发。
我们带有一部老式的15瓦收发报机，一路上与组织保持联系，及时取得领导指示。在我们眼里，这部电台简直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但当代表团到达黑河地区大约一马站的夏曲卡时，黑河四品官堪穷土登桑布，带六品俗官XXXXXX，出面阻拦我们前进，并声称要没收我们的电台和自卫手枪。我们当即向上级请示对策，复电说：“为了表示我们的和谈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手枪交给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设法去拉萨。对新疆逃亡匪徒乌斯满、哈里瓦斯的部属要提高警惕。”翌日藏官XX带一个班的藏兵，准备动手拆除天线，当时我们正在联络，上级通知我们：“昌都已解放，把昌都解放的消息立即转告西藏当局”。电报还未收完藏兵就动手拉天线，程广惠同志全力与藏兵周旋，直至把电报收完。电台、手枪全被藏兵收走，与此同时，他们还企图搜查电报密码，但未能查获，仅将一本英文字典误认为密码抢走。这时大家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昌都已解放，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着急的是电台被收走，从此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但我仰牢记首长临别时的嘱托，一定要到拉萨去，一定要完成任务。当我们将昌都解放的消息转告西藏地方政府后，黑河堪穷土登桑布对我们的态度表面上稍有缓和，并给我们送来了一袋大米和饲料，但背后却在搞阴谋诡计。
我们到黑河地区两三天后，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连续下了一周，雪深过膝，青草、牛粪（烧柴）全被覆盖，牲畜无草吃。驮牛冻饿加上劳累死了两头，粮食也接近吃完，而黑河当局要等待拉萨的指示，不准我们前进。待天气转晴，冰雪融化，道路可行时，堪穷土登桑布邀我和秘书长到黑河堪穷官邸会晤，通知我们：“路开了，噶厦通知你们可以去拉萨，但因道路难行，人烟稀少，无处食宿，须分批走。即3位代表和随员先行两天，第三天你们汉人和其他人再动身。”就这样我们在黑河整整被围困40多天。
在黑河的40余天中，当才活佛一直住在黑河郊外，与噶厦官员接触频繁，当时我就有些不放心。分两批去拉萨，这显然是分裂代表团，从实质上改变代表团的性质，使它成为一个单纯的朝佛的宗教团体，而起不到劝和的作用。为了摸清底细，我找到首席代表当才活佛，以请示的口吻问他怎么办？他说：“代表团先走一步，你我都会到拉萨的。”我又问他，和平解放西藏十条原则转给噶厦没有？他说早已转达了，噶厦还没有表态。当时他的表情很不自然，我心中就有数了。过后，我马上和夏日仓、秘书长直接商量，做了形势最坏的谁备，把任务交给夏日仓活佛继续完成，并设法与我秘密取得联系。果然不出所料，3位代表顺利地到了拉萨，我等4人则被押往山南乃东。据说原准备送往山南与不丹交界的野人沟，后因昌都解放，形势向有利于和谈的方向变化，噶厦才改变原来的主意，在乃东把我们4名汉族同志软禁起来（这是押送我们的藏兵议论时被我们听到的）。
3位代表动身去拉萨的第二天，我们发现青海商人、骡马帮、朝佛群众都去了拉萨，还有一批新疆乌斯满匪徒及国民党蒙古国大代表包布拉随其同行，也被放行去拉萨。这批匪徒有10余人。是在我们代表团之前被噶厦怀疑为“共产党”阻挡在夏曲卡的。我们到夏曲卡时，他们到我驻地侦察过；我和李铭也分头去过他们的帐篷观察过，顺便作统战工作，讲解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疑虑，不要外逃。李铭过去认识包布拉，与包布拉交谈后，包表示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他又说，这次到拉萨去是为了朝佛，与哈萨克是“途中相遇”。这些话当然令人难以相信。，我到哈萨克帐篷后，见一名50岁左右的老妇和3个男人身边放着1挺轻机枪，帐篷外有7峰骆驼：三四匹马。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对话。老妇人用手指着空口袋表示没有粮吃，以示要吃的。给了几斤面粉，她招手向我表示谢意。但是，我们对这批人还是倍加警惕，时刻准备发生意外。
后来，噶厦弄清这批人是新疆的逃亡匪徒便放行去拉萨，后又资助去印度。从噶厦对这批匪徒的态度和对待共产党和谈人员的态度看，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黑河出发，一路上由六品俗官带着一班藏兵“护送”，经过7天翻山越岭，到达了乃东。沿途除在墨竹工卡住宿时，有群众给我们送茶饭外，其他都是与群众隔离的山路。偶尔遇到村庄，群众也是远远地向我张望，不敢接近。
途中我们果然发现走的方向不是去拉萨的路，我曾几次向XX追问，指责噶厦欺骗、分裂我代表团，是破坏和平谈判的行为，强烈要求去拉萨。XX始终恳求说：“这是噶厦的指示，不敢违背，保证没有迫害你们之意。”还说。“乃东是个好地方，气候温和，去拉萨也方便，是山南总管所在地，到乃东把你们交给总管，我就没有责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让步，到乃东后再说。
到乃东后，我们被软禁在一座孤楼里：生活上款待得尚为殷勤优厚。有时他们变相要群众送来米、面、肉、油、蛋、干果、氆氇和饲料、饲草等，我们都以高价付款。然而，行动上很不自由，一个班藏兵驻守在走廊里，名为保护，实为监视。不准我们下楼走动，更不准接触群众；上厕所，下河洗衣服都有藏兵跟随；散步只准在房顶的平台上。消息闭塞，对开展工作增加了很大困难。当时我们分析了形势：在黑河我们将昌都解放的消息转达给西藏地方政府后，对达赖和噶厦必然震动很大，主和派和主逃派内部矛盾加深。在处置我等4人的态度上，由原来计划送野人沟，改变到山南乃东绿禁，说明西藏地方政府幻想以武力对抚－的希望已经破灭，正处手犹豫、彷徨、拖延和观察形势阶段。昌都的解放对我们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援作用，它迫使噶厦不敢轻易－处决我们。否则，我们的处境也将象前几次的劝和代表一样，不是被逐回，就是被谋害。据此，我们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坚决－突破软禁，摆脱封锁，主动争取早日到拉萨与代表团会合。我们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一面向堪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和平解旋西藏的方针。一面向堪穷土登切绕提抗议：指出西藏噶厦欺骗分化瓦解我代表团、非法拘禁我等4人的罪行，说明噶厦无和谈诚意，要求代表团成员会合乃东一起返昌都。否则，我等4人自行回昌都。
第二、争取走向社会，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向社会公开代表团的遭遇，揭露噶厦分裂、拘禁代表团成员，破坏和平谈判的阴谋，争取主动。另外，我们也统一了思想，不论噶厦有无和谈诚意、派人来否，我们都要按和平谈判精神，设法突破阻拦，硬性去拉萨。于是，我们与堪穷制定了书面协议，中心大意是：一月内拉萨当局不派人来解决代表团会合问题，就证明拉萨当局无秘谈诚意，我等便自行回昌都，堪穷不得刁难、阻拦。在商订“协议”过程中，堪穷土登切绕谈到拉萨司曹和噶厦要求“西藏独立”，并派人去联合国请求支持，也派代表去北京谈判，要求解放军不要进军西藏等等。我们当即严肃指出：司曹和噶厦要求“西藏独立”，这是背叛西藏人民，背叛祖国的行为。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全世界公认的，你们应该认清形势，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形势，西藏人民有多次抵御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历史。在西藏热振被迫害、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被迫离开西藏等等，都是帝国主义通过亲帝分子策划的结果。中央派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不受便右，实行民族平等，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使西藏回到各民族团结曲大家庭中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谈完这些以后，土登切绕对此不想表态。我们便提出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立即呈送噶厦，他答应了。订立“协议”后，堪穷并不相信“协议”到期能真正实行，噶厦不派人来，我们也不一定坚决回昌都，所以他温和地劝我们耐心等待，并透露噶厦确实已派代表去北京和谈。我们质问：“那为什么还软禁我们？”并向他进一步提出允许我们到附近散步，到泽当小集市采购物品的要求，结果都被同意了。同时在生活上，对我们更殷勤，并几次设宴款待我们。
恰在此时，夏日仓活佛派小喇嘛化装成乞丐来到我们住地，将夏日仓活佛的侄儿多尔吉（汉族学校的中学生，随夏日仓一起进藏）写的汉文信巧妙地交给了我们，并告诉我们，当才已逃往印度，达赖逃到亚东，拉萨人心惶惶，两名司曹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终日慌恐不安，传说达赖喇嘛派了两名代表从昌都、两名代表从印度去北京，要我们设法尽快去拉萨。与此同时，我们去泽当活动时也听到此传说，加之“协议”期限将满，在一次宴会上堪穷为了稳住我们，也向我们透露了达赖确实派代表去北京，现正在路上。
我们又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达赖喇嘛和噶厦对和谈有所松动。达赖逃往亚东，拉萨噶厦两司曹摄政可能是事实，派代表去北京和谈可能也是确实的。据此情况，我们要加紧兑现“协议”。协议期满即硬性去拉萨，同时要作好各项准备。“协议”期满，大约是农历的12月24日。这天夜间两点钟，我们将马匹、驮牛、行装备好出发了。堪穷发现后，急忙派人来送钱，说宴席已备好，为我们饯行，叫佣人跪求我们再宽限一天。我们以“共产党人说话算数，坚决执行‘协议’，噶厦不守信誉，这与你无关，你应坚守协议”，等等为堪穷开脱，堪穷无奈，又以怕路上出危险，他负不了责任相威胁。我们一概置之不理，坚决动身，他只好无可奈何地为我们安排船只，送我们波过雅鲁藏布江。为了防止我们去昌都，让我们向拉萨方向靠近30里的一个村庄住下。
当夜，拉萨当局派XX来阻拦，他带着翻译马玉贵（回族，成都国民党军校毕业）刚到我们的住处，随即又急忙过河向堪穷汇报拉萨当局的指示去了。我们估计他返回必晚（西藏官员出差，自己的马牵着不骑，都派乌拉差马，一站换一站，必然贻误时间），就动员大家乘机连夜启程赴桑耶，翻过外喜马拉雅山（郭卡拉山）接近拉萨的德庆。从乃东到德庆是5天的（包括翻山）马站路程，可我们两天两夜就赶到了德庆。
在途经桑耶时，我让程广惠、李铭、汪永德3同志直向山脚下进发。XX以稍作休息为借口，拖延时间。这时天色已晚，他将我的马鞍卸下藏起来，被我发现强行要回，骑上马顺着牛马走的蹄迹追上3位同志，继续前进。XX又利用我们不识路途，要乌拉（脚夫）翻译给我们指错路，但由于我们每到一处都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侵犯危害藏民利益，群众关系较好（就连押送我们的一班藏兵，他们虽身兼二职监视和保护我们，在乃东时，他们经常到我们房中聊天，我们乘机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策，被我们争取了过来），结果乌拉、翻译都给我们指正确的路线，我们便顺利地到达山脚下。但是，由于劳累过度，驮牛吐血，马见草房也不走了，拼命啃吃房上的草，无奈，我们只得住下暂且休息。这时XX兴冲冲地走来问我们：“还走不走？”我们回答：“不走了”。XX看我们疲劳的样子信以为真，布置了岗哨，又下令：严禁藏民卖给我们柴草，也不准安排住处，以此来阻拦我们前进。他随后就找地方睡觉去了。为了抓紧时机翻越郭卡拉山到德庆，迫不得已，我们以5块银元的高价购买藏民一些苜蓿。我们大药休息了两个小时，等牛马吃饱，我们也吃了点干粮，不顾几天的疲劳又出发了（岗哨并不认真监督我们，也找地方睡觉去了）。
冬天的郭卡拉山，山高路滑，又是阴天黑夜，看不见道路。为了赶路，骑马爬山多次滑倒，我们只好牵着马爬山，因此，走得很慢。大约两小时后，他们才发现我们走了、就派藏兵追赶。藏兵们虽然同情我们的处境，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做个样子，并不认真拦截我们。唯有XX的一个家丁最为卖力。他追赶上我们以后，就扑上去抢拉我的乘马。我用木棍阻挡，木棍被打断。马受了惊，我从马上摔下，惊马窜下沟底，不得已我又下沟去找马。马鞍、行李都跑丢了，褡裢（装行李的袋子）被树枝挂破了，好不容易才把马、马鞍、行李找回来。
当我去找马的时间，这个家丁又去抢夺程广惠的乘马。程广惠也不示弱，拾起我的半截木棍，拼死保护自己的马（因马上驮有密码）。程一棍打断了家丁的手电筒（化学壳），又去夺他的手枪，经过一场搏斗，家丁看势不妙，同时认为我的马跑了已难以成行，就走了。可是我找到马以后又继续爬山了。当我们将要爬到山顶，天快亮的时候，藏兵才陆续追来。XX向我们赔礼道歉说：“这是噶厦的命令，我们也是不得已”。翻过山顶，XX要我们在半山腰一间房里暂作休息，他派人到德庆去安排食宿，实际上还是拖延时间，等待藏政府的指示。我们识破了XX的阴谋，不理他那一套继续前进。XX派兵左右堵截，不许前进，但没有堵住，XX只好自己先走了，我们于深夜抵达德庆。
我们到德庆，藏民都已入睡，可消息很快传进拉萨，夏日仓活佛闻讯又派一人化装成小喇嘛与我联系，不幸被德庆的僧官扣留。我指责他刁难、扣留我代表团来看望我们的随从人员，声明明日即去拉萨，向噶厦提出抗议。XX和翻译马玉贵闻讯赶来看望被扣“喇嘛”，随即当面释放，连夜赶回拉萨向噶厦汇报。噶厦知道我们一定要进拉萨，迫于和谈大局已定，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惶恐万状，立即派一高级官员由XX引见，向夏日仓活佛求情，让夏派秘书长前去说服我们，改吉日迎进拉萨。夏日仓活佛指责噶厦不守信义，多次欺骗共产党，应由噶厦去向共产党赔礼道歉，解释清楚，派秘书长去，人家不相信。噶厦官员说：“还是你们代表团的人去解释，他们相信秘书长的。”他们对夏说：“保证不再失信，一定欢迎共产党进拉萨。”这样夏日仓活佛才派秘书长带着噶厦的保证信，由其弟尕勾、侄儿多尔吉陪同当夜到德庆。秘书长等人向我们传达了噶厦的意思，大家吃着秘书长带来的茶点，高兴地交谈直至天亮。秘书长返回拉萨，我们等待着吉日的到来。
●进拉萨的第一天
吉日。藏历12月29日。藏官XX带领一斑藏兵，前呼后拥送我们进拉萨。我们象打了胜仗的将军凯旋入城。由于正赶上藏历年，青海、四川、云南等地朝佛的人很多，又听说共产党今天进城，所以，沿路观看的群众更多，自发地形成热烈的欢迎场面，藏兵赶也赶不开。引路的XX越走越快，怕我们接触群众，扩大影响，而我们却相反，偏要勒紧马缰放慢脚步，有意与群众见面，扩大我们的影响，让群众看看共产党是不是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只听群众中有人说：“加米（汉族）阿错吉巴让热”，意思是和我们长得一样。
到达目的地，藏政府把我们安排在一座三层楼的大院（吉林巴，原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中住下，我们问：“夏日仓活佛住在哪里？”他们只说：“夏日仓住在活佛住地，地方小，住不下。”不一会儿我们的驮牛赶到，要卸驮子，我不让卸，说：“必须由我代表团的秘书长来安排我们的住处，不能再拆散我们代表团，我们必须住在一起。”他们无奈，将秘书长请来，把我们接到夏日仓活佛的往地松可厦老百姓的一幢房子住下。
●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们的电台被噶厦强行没收后，与组织失去联系近半年，这是我们进藏工作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也是最痛苦的时刻。进拉萨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汇报情况，取得上级对我们的指示。为此，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办法进行工作：一争取收回电台，二设法购买电台，三通过商人传递信息，四派人回青海或昌都汇报情况。当然，最好是设法收回电台。
恰在此时，藏官XX来到我们住处，警告我们：“现在过藏历年，西康、青海、四川、云南等地数万喇嘛和群众前来朝佛，其中有各种类型的人，为了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请你们不要上街，以免出事。否则藏政府不负责任。”我们当即指出：“这是继续变相软禁我代表团，限制代表团的活动，也是不愿与中央和谈的表现。要不，可将电台、手枪归还我们，谁敢向我们无理，我们就可开枪自卫。”第二天，XX又来说：“噶厦已派代表去北京，为了表示我们和谈的诚意，决定将电台、手枪归还你们。”话是这样说，实际上他们已将电台破坏。真空管全部被毁，线圈弄得乱七八糟，他们估计已无法使用，所以才这样痛快地归还我们。电台收回后，经我们精心抢修，换上我们收藏的备件，重新缠好线圈，便开始工作了。出乎意料的顺利！当天一次呼叫，报务员李铭便高兴地叫了起来：“通了，通了！”在场的秘书长和尕勾，还有帮助摇马达的喇嘛等，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发报机的嘀哒声和铅笔抄收电报的沙沙声。帮助摇乌达的喇嘛高兴地加劲摇，超过了负荷，突然，李铭喊叫起来：“慢点摇！慢点摇！”我一见电表已超过红线，真危险！收完电报，大家都盼望尽快译出来。在译电报的间隙，大家与摇马达的喇嘛开玩笑：“什么魔法使你今天有这么大劲，差点把电台保险丝烧掉！”李铭说：“刚一叫通上级台，我就知道是他（指青海站的李福永同志）。我俩的电键手法互相都熟悉，一听就知道是谁在呼叫。”并说：“电台联系中断近半年，他们日夜守候在电台边，时刻不离工作岗位，责任心这么强。真了不起。我佩服，我佩服。”电报译出来了：上级慰问我们，祝贺我们胜利抵达拉萨。大家对上级这样快给我们复电都表示感谢和敬意，因为这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这天我们代表团内部的人员上上下下，包括喇嘛在内，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一直谈论到深夜。电台修复的这么快，并与上级取得联系，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也是噶厦意想不到的，根据西藏地方政府一贯采取阻挠、分裂、软禁我代表团的手法，我们估计他们会耍新花招。但从电台的收回，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去北京谈判等等一系列迹象看：形势是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增加了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积极开展工作
电台收回，恢复了与上级的联系，我们感到有了主心骨。当我们汇报了我们的遭遇和工作以后，上级指示对当才首席代表的行为，不必追究，只劝告他为代表团做工作，能与达赖一起返回拉萨，一起完成劝和任务即可。我们按照上级指示精神，给当才首席代表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当才首席代表悉鉴，代表团全体已进抵拉萨，得悉您去亚东觐见达赖活佛，望能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方案精神，转给达赖活佛和噶厦，并请您把在青海解放过程中，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到的共产党执行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以及各项政策的情况，如实地向僧俗官员和群众讲解。工作结束后尽早返拉萨继续共同完成劝和任务。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秘书：迟玉锐1952年2月于拉萨。”
此信是通过夏日仓活佛交给拉萨噶厦送往亚东的，后来不知何故，一直没有回信。以后达赖抵返拉萨，得知当才已逃到印度去了。
欧阳鸷是国民党CC少将特务，充当哲蚌寺喇嘛身份进行活动。他通过青海商人车虎臣之弟要求与我在车家晤面。声称：“他在西藏未做反人民、反对共产党的活动，拉萨解放后是否允许他继续留在拉萨？”经请示上级，由我向他讲解了党的政策。启发他：“对你的过去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为人民的事业立功可以受奖。你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懂英语，如果有爱国之心，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我们愿意资助你去美国，向美国人民宣传反对侵朝战争，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然而到印度后去向不明。上级指示让他离开西藏，主要是防止他在拉萨暗中捣乱。
为了保证电台联系畅通，防止意外，我们一面对外讲电台被破坏，不能修复，未与青海取得联系，一面在拉萨设法购买代用真空管以备万一。拉萨噶厦齐吉类空（处事处）派人来说可用噶厦政府的电台或印度商务处的电台给青海发报。我们理解他们的意图，也想去看看他们的电台情况，转移目标，我和李铭回去走了一趟，用他们的电台胡乱敲打了一阵就回来了。
电台收回后，天线架设在夏日仓活佛住处的楼顶上，噶厦估计我们的电台与上级联系通了，就设法干扰。不久，他们借口活佛住房紧张，妇女住在活佛住地不方便，提出另给我们找房子，目的是想让电台脱离夏日仓活佛的保护，便于他们的监视和干涉。我们考虑的是保证电台的安全与组织联系畅通，及时取得上级的指示，以利开展工作。同时，住房也确实紧张，李铭、汪永德同志被挤得和喇嘛一起居住，我和程广惠同志住在报房内，也不利于保密，再加上程广惠同志怀孕将要临产，因此，就顺水推舟，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在隔壁就近为我们租到一间阁楼住下。他们派了一个班的藏兵住在楼下。我们为了工作便利，在巷道的上空架起简易活动吊桥，便于夜间来往工作，昼夜畅通无阻地与组织联系。噶厦没有想到，电台和电台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搬迁而停止工作。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代表在北京于5月23日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抄转给拉萨噶厦的，就是张经武将军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刚到拉萨与中央联系时，这部小小的电台也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结束语
1951年8月26日，张经武代表在百忙中听取了我劝和代表团的工作汇报，祝贺我们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险阻，克服种种困堆，终于胜利完成任务的大无畏精神，向代表团人员表示慰问。对立功的同志还组织了庆贺座谈茶话会。表彰了他们的功绩，发了奖，勉励大家戒骄戒躁，继续为人民立功。
接着，张经武代表又亲自到夏日仓和先灵活佛住地，登门拜访，为他们返回家乡寺院赠送了礼品、奖金和优厚的路费，并且关照沿途有关单位及其家乡地方政府要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至此，青海寺院赴藏劝和代表团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