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铭章
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之前，在青海湟中、海晏、刚察等地采购了大批编牛。进藏需用的物资大都靠这“高原之舟”运载了。牛大队就在这个时候组建起来了。近5000头驮牛编了3个中队，1个直属分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又设3个小队。300多名饲养员，每个饲养员分管15头牛。这些饲养员熟悉驮牛生活习性，再怪戾野性的牦牛，经他们一声吆喝，都服服贴贴，保持着井然有序地行进队形。具体领导牛群的小队长，绝大多数都是年轻藏族干部，他们不仅会汉、藏两种语言，也懂驮牛脾性，而且还善于吃苦耐劳，联系群众。这样优越的条件，给牛大队进藏增加百倍信心。
8月28日，牛大队从香日德出发了。每50头驮牛为1个行走群，共27个行走群，前前后后拉了好几十里路。每到宿营地，卸驮物，架帐篷，各分队帐篷以中队为中心，连成圆形营地。各小队在帐篷一侧用粮包垒成一道方墙，覆盖雨布，粮包四周各拉一条粗长的挡绳，便于拴点牛数和驮载，帐篷另一侧拴着马匹。每天很早出发，行程三四十里就住下来，保证驮牛有半天放牧时间，如遇上水草丰盛的地方，还特意多休息一两天。经过10多天的行进，9月8日，我们冒雨到达了黄河源，三四丈宽的黄河从辽阔的草原上资缓流过，我们人未下鞍，牛未卸驮便涉过了。
9月的青藏高原早晚天气很冷。我们使用的刷胶粮袋和帐篷也因为天冷变得又硬又脆了。行军中牛角一顶或互相间一挤就破了，撒失不少粮食，帐篷脆硬叠不起来，用力折压。便会折裂出一道道口子，晚间结上一层冰霜，很难抖掉，加重了份量，一头牛这时只能驮两顶帐篷。我们只好拿出备用的布口袋和布帐篷来代替刷胶的口袋和帐篷。布口袋虽然不防水，但不易挤破。即使牛角顶上了，也只是一个小窟窿，不会整袋开裂，可以少损失些粮食。布帐篷遇着霜雪不易变硬变脆，而且容易抖掉，搭收方便，比起胶质帐篷来，虽然使用面积小些，防雨保暖性能差些，但总还是优越得多。
9月14日进入白鹅湖泥沼地带。要绕过这个泥沼区，必须经过“水盆地”。所谓“水盆地”，远望是一片绿色草地，走到跟前才发现在硬杆沙草的下面，遍地都是如同脸盆一样的水坑，坑内积水两三尺深。从这个坑沿到那个坑沿，人需跳跃前进，虽然费力，总还可以站住脚跟。而骡马却要大吃苦头了。由于坑与坑的地方过于小，容纳不下它们的躯体，老是闪失跌跤，碰的鼻口出血。牛，土生土长，对跨越“水盆地”有经验，有时还要偷空吃几口草呢，自在极了。我们走了六七天才越过这个“水盆”地带。
从黄河源出发，地势渐渐升高。行进在辽阔、荒凉的草原上，我们的眼前不断出现灰蒙蒙的高山，像一道巨大的弓墙横卧在前方，到山下要走两三天或更长的时间。可是到跟前一看，却不是什么山，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坡。爬上这个山坡，又是一片辽阔的草原，走完这个草原，又是一个更高的山坡。这种形式，好似一个“登天梯”。我们就象行进在一个很高很大的“登天梯，上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向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据说从兰州到拉萨有南、北、中三条路线。我们走的是中路。这条路水草好，但有流匪，不安全。走这条路要掌握它的季节特点。就是在这最好走的七、八、九月里，天气变化也剧烈无常。忽儿太阳高照，晴空万里，忽儿黑云压顶，狂风大作，或暴雨或冰雹或雪沙任意向人们肆疟逞狂！刮起狂风来，漫天飞沙走石，我们只好用两手捂住脸，蹲在地上，暴雨来了，只好任其浇一阵儿，有时蹲在马旁避一会儿。好在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一会儿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我们也就立即动身前进了。起初，我们遇到这种天气有些不知所措，到后来经历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由于长期栉风沐雨，受高原日光紫外线的强烈照射，我们的肤色变得同当地牧民差不多了。
草原上牛粪遍地，不愁没有燃料。我们学会了用牛粪烧火做饭。到达宿营地后，我们只要在四周观察一下地形，就可以判断出哪儿有牛粪，于是，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提上口袋去拣了。当天将要下雨的时候，同志们就会在行进途中拣一些干牛粪装进口袋，挂在马搭子下边，以备宿营后烧火做饭。说到烧饭，记得有一次我们利用出发前的短暂时间，揪顿面片吃。几个同志一边给锅里掀面片，一边用同一双手往灶坑里填牛粪。其中一个同志不小心把一块牛粪带进了锅里，另一位同志发现了就赶紧用杓将牛粪块舀出来。大家谁也没有介意，照样往锅里揪面片，饭熟了照样吃。
9月23日，我们到达通天河。在离河边不远的山坡上住下来。前梯队已经开始渡河了，河南岸已经可以看到帐篷和马匹。我们大队进入指定的地段开始游渡。牛群被奔腾咆哮的洪水吓呆了，未到河边就站着不动了。甚至望着汹涌的波涛直向后退，有的还掉头冲出人围跑到山上去了。第一天的渡河就这样失效了。
接连三天，我们都在驱牛抢渡，第一天失败之后，我们把大牛群分成小牛群，这样比较容易驱赶些。牛一下水，马上就看不见身躯了，河面上只露出一个个牛头，随波逐流，顺河而下。有的牛游上南岸，有的从下游又折回北岸，有的站在河中浅水滩上不动了，还有的则被冲起淹死。抢渡仍以失败告终。这时，指挥部通知，已探明上游50多公里处有一段河面较宽，河水较浅，便决定牛、二骆驼、骡马都从那里游渡。范明司令员还把我们大队负责人找去，当面交待了任务。张大队长，刘政委，曹副政委立即带领大队牛马到上游去了。我留下来，负责用牛皮筏子摆渡全部物资和一部分马匹的任务。
牛大队全部渡过了通无河。在抢渡通天河中，我大队年轻的兽医刘益民和饲养员马占彪同志分别在骑牛探水和赶牛过河的过程中，壮烈地献出了生命！抢渡通天河的11个日日夜夜，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0月5日，两个梯队同时从通天河出发。下一个目标是集中力量，抢时间翻过唐古拉山。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海拔5300米，一旦大雪封山，就无法通过了。历史上，这里常常发生大雪封山困死人马的事情。因此，总指挥部决定从这里开始前后梯队同时前进，要求一天走相等的路程。可是，我们的”雇牛队“。（为了运走前边遗留下来的物资。沿途雇了很多牦牛成立了一个雇牛中队，驮牛总数多达7000余头。）为了不使他们的牛因此累乏累病，拒绝按照我们的要求赶路，依然按照常规慢腾腾地行进。
地势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寒冷。由于缺氧，加之连续急行军，驮畜开始大量死亡。尤其是骡子，最怕寒冷，死亡得、也最多。有的驮畜往往是正走着，一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雕和乌鸦成群地飞来，啄食倒地牲畜的眼睛。更有甚者，将一息尚存的牲畜的腹部剖开，拉肠叨肚，渗不忍睹！
这一段，我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日行三四十里地，而是每天赶100多里。凌晨二三点出发，一天要走15小时左右，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牲口根本吃不饱草，我们大队前后拉开三四天路程的距离，食边没有大队长，后边没有政委，联系指挥困难，任务确实艰巨。
张大队长和我带着走在后面的牛队，既没有行军路线地图，又没有路，只能按大致方向走，看到有死亡牲畜，就知道我们还和大队行进在同一条路线上。张大队长骑在马背上口编打油诗一首：“远听乌鸦叫，近闻臭气来，问路无人晓，死骡作路标。”
高原行军，体力消耗大，只能慢慢走，走快了，就会胸闷心慌，头痛欲裂。大家不能不考虑能否翻过唐古拉山？万一走不动了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马身上来了。所以特别爱护马。当时有四句口诀：“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平地拉一半，长久有马骑。”这成了大家自觉遵守的纪律。谁要是不爱护马，谁就会遭到大家的指责。每个人都是当然的饲养员，到宿营地轮流放牧，要使马吃好草，喝好水才能放心。遇到下雪的晚上，要仔细披好马衣，甚至还要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马背上。行军时，一般是上半天步行，下半天才骑一会马。由于我们平时爱护马匹，在这次翻越唐古拉山的过程中，马匹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伤病员就是借助马匹才得以通过唐古拉山的。我们这样爱护马，到黑河时，还上交了200多匹。进入唐古拉山地区，出现了“高山病”。这种病来势凶猛，几个小时就会致人死亡。有一次，我们刚到宿营地，有一个饲养员来找我，说是另一个饲养员病倒了，大队部派来接他的一个饲养员也病倒了。情况危急！我去一看，派来接病人的人叫王老五，只有26岁，躺在帐篷内，脸色青紫、昏迷不醒。我叫他，他没有反应，两只手慢慢耷拉下来，口内流出一些白沫--他死了！还有一个饲养员叫张进才，晚上睡下，第二天早上再也没有醒来！
我们到达唐古拉山脚下，在离牧民帐篷不远的草滩上住下来。挨黑开始下雪了。我们十分焦急。我同一位翻译同志叫了两个雇牛队收民，一同到当地牧民帐篷访问。当地牧民告诉我们：“今晚雪不会下得更大了，这样的雪是不会封山的。”他们还建议我们，不要走前边部队经过的那个山口，--离这儿不远，还有一个山口，要好走些。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指点，心里也比较踏实了。回来后，我们给每匹马增加了两斤料，准备翻山。10月25日，天空放晴。我们按照昨晚牧民指的那条路开始上山了。除病员外，一律步行，不到非骑不可的时候不许骑马。经过约5个小时努力，我们终于爬上了藏族同胞告诉我们的那个山口，接着就开始下山。走了不远，有一个分队到了山口，实在走不动了，便在山口住宿下来。不料翌日早起，这个分队的同志们相互发现大家的脸都变得青肿了，各人都感到全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可是，说来也真灵验，一开始下山，同志们就感到好受多了。越往下走感觉越好受。及至到了山下，大家脸上的青肿竟也消失了。
28日，我们从藏青马出发，连续行军10多天，于11月13日到达西藏北部重镇--黑河。总指挥部留驻黑河办事处向我们传达了总指挥部的指示：解散牛大队，物资移交办事处，驮牛留下收养，筹建一个牧场，任命张兆祥为牧场场长多要我带领一部分干部骑马赶赴拉萨。至此，牛大队进藏的使命胜利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