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除西藏、海南岛、台湾等地以外，都已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央作出了解放西藏的决定，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向西藏进军，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当其采用军事和政治手段进行对抗后，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昌都战役。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一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分别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开进西藏首府拉萨和日喀则、察隅、噶大克等边防重镇，西藏全区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实现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西藏地区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和缅甸等国接壤，国防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社会，实行“政教合一”的上层僧侣与贵族专政，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悲惨痛苦。临解放时，西藏约有120万人口，藏族占94%，基本上都信奉佛教，藏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无不深受宗教的影响。西藏与祖国内地关山阻隔，交通极其不变，处于几乎与外世隔绝的状态。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公元7世纪时，唐朝就与吐藩王朝通好，文成公主与藏王松赞干布联姻，密切了相互的交往。元朝中央政权统一西藏，建立行政机构，委派官员管理，西藏地方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在以后的数百年间，西藏同祖国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向西藏地区伸进了魔爪。英国在1888年和1903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虽受到藏、汉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但腐败的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关于西藏的有损我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①。帝国主义者还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帝分裂势力，挑拨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策划所谓“西藏独立”（实际上是使西藏成其殖民地或附庸）的阴谋活动，造成了西藏地方同祖国关系的严重危机。西藏独特的地理、历史、社会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成为世界上一个神秘而又敏感的地区。
①指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904年英藏《拉萨条约》和1906年的《中印续订藏印条约》。
1949年秋，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由亲帝分裂势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竟然以“独立国”自居，采取政治、军事的手段，自称为“文武两手”对抗即将到来的西藏解放，组织“军饷局”等应变机构，由噶伦等政府主管官员直接掌握“军饷局”以及“外交局”②、藏军司令部的活动，在广播中妄称“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家”，诬蔑祖国人民解放西藏地方是“侵略行为”，并于7月8日下令，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及其他汉人（当时称“驱汉事件”③），妄图断绝中央与西藏之间的隶属关系，11月9日决定：派出官员到美国、英国、印度等国乞求军事授助（当时称“亲善使团”①，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及时揭露和警告未能实现），将藏军14个代本（相当团，编制500人）扩充为17个代本，加强藏北和金沙江一线的防务。西藏当局还通过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等，在印度购买了“可装备1万多人”的枪支弹药②。在西藏负责电台工作的英国人福克斯，为藏军军事部署出谋划策。美国人汤姆斯也进入西藏活动。
②1942年西藏地方当局成立的“外交局”，要求外国有关事务与其联系，当时国民党政府就拒绝承认，它是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产物。
③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遣走一切可疑的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为借口（解放前西藏并无中国共产党组织活动），下令驱逐了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及其他一些汉人，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幕后策划的阴谋。
①1949年底，西藏地方政府拟派出官员向外国求援，美联社对外透露时称之为派”亲善使团“。1950年1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警告，使英美等国不接受西藏派出的官员，西藏的代表团未能成行。
②理查逊，英国人，原为英国后是印度驻江孜商务代理兼驻拉萨代表，参与幕后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为西藏当局策划军事部署、筹措物资等。1950年6月16日，查理逊回答西藏”外交局“官员：“已交藏方的枪支，可以装备一万多人”。
但是，具有反帝爱国斗争传统的西藏人民，对亲帝分裂分子损害祖国统一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1949年10月1日，在青海省的班禅额尔德尼③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1月，原西藏热振活佛堪布益西楚臣，在西宁控诉帝国主义破坏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罪行。1950年1月，在北京的藏族知识分子集会，斥责拉萨当局背离祖国的行为。2月，康藏地区上层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格刀登、邦达多吉等派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将同当年“博巴”④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为粉碎帝国主义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满足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愿望，毛泽东于1950年1月初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准备进军西藏，要求迅即调查西藏情况，作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接受并迅速部署了这一任务，确定以十八军为进藏之主力，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并抽调10余个工兵团、运输团，组成支援司令部，提出了在进军中“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1月24日，经中央批准，组成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张国华（军长）为书记、谭冠三（政委）为副书记、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政协代表）为委员，负责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号召进军部队充分认识解放西藏的意义，忠实地执行各项政策，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克服一切困难，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③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不和，被迫于1923年逃到内地，住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1937年病逝。班禅额尔德尼是第十世班禅。
④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甘孜等地时，帮助建立的革命政权（“博巴”即藏族人民的意思）。格达活佛任副主席，夏格刀登、邦达多吉任部长。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决定，由青海和新疆部队派出少量骑兵，配合西南部队的行动。
刚参加了成都战役，已受命驻防川南并兼地方工作的第十八军，在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后，积极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广大指战员迅速扭转在川南安家的思想，迎接向康藏高原进军的光荣任务。2、3月份主力投入川西地区剿匪，扫清进军途中障碍。4月开始以一部兵力抢修通过二郎山以西的公路。同时，由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长李觉组成的前进指挥所，率领一支精干的先遣部队，进驻西康甘孜、巴塘（旧称巴安）地区，为后续部队进军作准备工作。云南、青海和新疆军区准备进藏的部队，也进行了思想动员、物资准备，并修筑道路等。
中央在调查研究了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深入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以后，于5月初明确提出对西藏准备军事行动的同时，积极争一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使西藏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以利于加强藏汉民族团结和西藏社会安定。1950年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一份电报中，在分析了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等特点后，指出：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续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中央要求西南局起草一个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若干条件。西南局据此精神，迅即拟定了十条政策，经中央5月底批准，由进藏部队内部掌握执行。十条政策的内容是．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里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恰；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十条，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是进藏部队开展政治战争工作和指导进军行动的基本依据。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制定后，为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谈判，党中央、西南局、西北局以及进藏部队，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扩大政治影响。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藏汉民族隔阂、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以及语言不通等障碍，给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带来许多特殊困难。为此，中央要求入藏部队必须执行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实际行动来搞好团结，消除隔阂。4至7月份，十八军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巴塘地区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行军中不进寺庙、不住经堂，修路时不损害“玛尼堆”、经塔等宗教设施，不在寺庙附近打猎浦鱼，不触动其“神山”“神水”。由于运输困难，一段时间里，先遣部队供应严重不足，广大指战员喝稀面糊、吃马料，甚至捕鼠雀充饥，也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部队领导大力进行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调解部落之间历史纠纷，用协商的办法解决采购和运输问题，而不征粮款、不派“乌拉”（无偿差役）。部队上上下下都做群众工作，为藏族同胞做好事，帮助生产劳动，给予免费治病等。从巴塘等地入伍的200多名藏族青年以及中央派出的数十名藏族干部，在上述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部队秋毫无犯的纪律和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很快赢得藏族人民的理解和信赖。藏族同胞称赞解放军为“嘉沙巴”（新汉人），热情欢迎、积极支援解放军进藏。这种影响逐渐传播到金沙江以西，传播到全西藏，对后来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良好作用。
二、开展政治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央就通过电台广播，声明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1950年1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给西藏当局写信，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信通过商人传到拉萨后，西藏当局曾开会讨论并复了信。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办少数民族藏语节目后，即播发了在佛教界颇有声望的喜饶嘉措大师的讲话，他谈到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希望达赖喇嘛勿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这个讲话在西藏上层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进至金沙江东岸之邓柯、德格、巴塘的十八军先遣部队，也向当面之藏军主官写信，阐明形势，晓以民族大义，要其迅速作出抉择。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于8月下旬进至阿里地区改则后，在当地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西藏阿里总管代表前来联系，商谈了人民解放军在当地开展活动的事宜。在红军长征时担任过“博巴”政府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要求去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尽力，受到了中央的赞扬和支持。格达于7月10日自甘孜启程赴藏，沿途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劝说上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人民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抵昌都后，被西藏昌都总管扣留，8月22日遇害身亡。在此前后，西北局派出了“青海寺院赴藏劝和代表团”。该团于10月中旬行至西藏黑河（现那曲）附近时，被西藏当局所阻拦，代表团的夏日仓活佛等人去拉萨被监视；工作人员迟玉锐等被押送至乃东软禁（直至1951年初和谈前才解除）；其团长当才·土登晋美诺布经亚东逃亡国外。1950年4月，中国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8月，驻印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后，会见了在年初到达印度、声称要同中央谈判的西藏代表团官员夏格巴·旺秋德丹等①，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要他们迅速至北京谈判。9月17日、23日，新到任的袁仲贤大使又两次敦促他们务必尽速至京，“否则将承担后果”。而夏格巴等以种种借以拖延，企图延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间。在中央对西藏当局的争取作到仁至义尽仍然未得到响应时，才不得不开始了军事行动。
①1949年底，西藏当局决定向国外派出“亲善使团”的同时，也向中央派出一个代表团，由堪穷（四品官员）土登结波任团长，孜木（噶厦中负责财物与人事的官员）夏格巴任副团长。该团于1950年2月底抵印度。6月15日准备乘飞机赴香港时被印方阻止，后与我驻印大使馆联系好，9月6日同大使馆申健代办会见。
三、进行昌都战役。昌都地处川康入藏的咽喉通道，是藏东政治、经济中心。西藏当局在此部署藏军10个代本约4500人的兵力，另加民兵3500人，妄图依仗其军事力量并凭借金沙江之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为打破其以武力抗阻的企图，促使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人民解放军决定举行昌都战役。8月下旬，雅安至甘孜段公路通车，运输部队完成紧急抢运物资的任务。9月底，参战部队进至战役展开位置。10月初，在规定西藏代表赴京谈判的限期已过10余天后，西南军区下达了战役开始命令。10月6日，部队横渡金沙江，十八军一五四团和由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迂回昌都以西之类乌齐、恩达一线，截断藏军退路，十八军参战部队主力和由云南丽江北上的一二六团，从南北两翼包围和正面攻击。经过一些战斗，10月中旬各部通近昌都。10月12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380余人在芒康（旧称宁静）起义。18日昌都守军撤离。19日我军进入昌都城。21日到达昌都西南之竹阁寺的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在派人同解放军取得联系之后，下令总管署及藏军2700余人放下武器。24日昌都战役结束。由于在战前明确规定了各项政策，强调在战役过程中对藏军的政治争取，尽量避免对民兵作战，切实优待俘虏等，从而争取了藏军1个代本起义，以及溃散的近3000名藏军和民兵携械来归。这一胜称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打开了进藏的必经通道，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妄图以武力顽抗的迷梦，震撼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促使其迅速发生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同时还使中央的方针政策直接同藏族人民见面，人民解放军以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形象在藏区出现，荡涤了一切反动派的造谣诬蔑，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四、外交工作配合。外国势力一直觊觎着西藏，妄图阻绕中国的统一。昌都战役之前，印度政府曾要求我对西藏不要“使用武力”。中国政府答以：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希望印方促使西藏代表团迅速到北京。印度则以中国停止进军西藏，作为代表团赴京的条件。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后，印度政府又连续三次照会我国政府，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称“中国军队入侵西藏，是可悲叹的”，要求保持他们在西藏设商务机构、驻军及邮电通讯等特权。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表示：西藏问题是我国内政不容外国干预，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军西藏保卫国防，印度在西藏地方的商业、外事等方面问题可同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循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印度在进行外交干涉的同时，派兵进一步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0年11月8日，滞留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在外国的唆使下，向联合国发出“呼吁书”，妄想由联合国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西藏。11月15日，美国指使萨尔瓦多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西藏问题”提案。在辩论中，该提案遭到多数代表的冷落，“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延期审理此案。所谓“西藏问题”提案被搁置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再次破产。
昌都战役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进一步加强。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颁发藏汉文布告，在藏区公布了十条政策的基本内容。入藏部队派出宣传队，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还把宣传品发给过往客商、释放的藏军官兵以及去拉萨等地的朝佛者，多方扩大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对被解放的藏军官兵，都发给路费和马匹，释放回家，对其中代本（相当于团长）以上的官员，则按原来的品级特殊优待，从生活上给予照顾。部队负责人同他们座谈，反复谈话，帮助他们解除顾虑，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开始有所认识，逐渐转变了对中央的态度。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较快地接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站到了维护祖国统一方面。11月9日，他和在昌都的40余名官员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陈述中央和谈方针的内容，建议迅速派人与中央谈判，并说解放军已不再继续前进，“目前汉藏和谈是个时机”。阿沛派亲信官员日夜兼程将信送往拉萨。
解放后的昌都，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社会秩序安定。1950年底，组成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统战性质的政权机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任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罗登协绕、邦达多吉、降央伯姆、平措旺阶、惠毅然、德格·格桑旺堆任副主任。
西藏统治集团在昌都地区的武力对抗失败后，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摄政大扎为首的“主战派”为其失败辩护，一面扣留从青海入藏的劝和代表作人质，并夸大形势的严重性，称“拉萨危在旦夕”；一面加紧同外国联系，准备逃跑。原不赞成打仗的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主和派”，则追究在印度的西藏的代表团未赴北京的原因，主张另派代表去昌都同解放军谈判。西藏地方政府许多官员都明白，只有“和”，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产。这一场争论，动摇了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的摄政大扎的统治。内部斗争的结果，执政10年的摄政大扎被迫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1月17日亲政。
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达赖喇嘛亲政后的西藏统治集团仍弥漫着慌乱不安的气氛，一些官员陆续将贵重物品运往国外，不少人在准备后路。各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报来的假情报说：“共军800名骑兵从玉树出发”，“改则一带大批共军接连到来”，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惊慌。此时，阿沛等40名官员的信从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上说解放军已停止前进，建议派人和谈。统治集团在内部紧急密谋后，决定一面派四品官员土登列门与桑颇·登增顿珠前往昌都，同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准备立即前往亚东，伺机逃往国外，并通知夏格巴在国外作好安排。12月19日，达赖喇嘛任命洛桑扎喜、鲁康娃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达赖本人及索康噶伦等30余名官员，于当晚深夜出走。达赖离开拉萨，引起了人心浮动。三大寺认为这是达赖受骗，途中也有僧人闻讯阻留。
土登列门和桑颇代表，于1951年2月5日到达昌都，他们带有达赖喇嘛写给王其梅的信。信中说：“这次根据昌都总督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同时指定阿沛为负责谈判的代表。达赖另信告阿沛，要他根据“五项条件”进行谈判。这些条件未涉及“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为“西藏独立”进行辩解的。西藏当局派出较低等级的代表和提出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带有试探性质，并企图通过谈判，延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
达赖喇嘛一行，于1951年1月2日到达亚东后，随即召回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和商务代办机构的官员。1月上旬连日开会，研究外国对西藏地方政府支持的程度。夏格巴等人报告了美国、英国、尼泊尔驻印大使及印度外交部的态度，陈述这几个国家都认为不能采用战争办法对付共产党，只有谈判才是上策，至少表面上也应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现在难以对西藏当局进行军事援助，等等。对此，达赖喇嘛等许多官员均感到意外和失望。看来靠外国支持搞所谓“西藏独立”的局面已难以维持下去，而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则殷切地期待他们归来，并保证其职权、地位和财产不受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作出关系其前途和命运的抉择。1月11日，西藏官员会议建议，西藏方面派出的代表应去北京，正式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月18日，达赖派人到印度，向袁仲贤大使送文了请求谈判的信。袁仲贤及时上报了这一情况。中央于1月29日复电表示欢迎，并嘱袁仲贤代表毛泽东主席祝贺达赖喇嘛亲政。袁仲贤照此复函达赖，使达赖受到很大鼓舞。2月17日，达赖喇嘛分别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称，除已令阿沛等立即经昌都前往北京外，另派出三品官凯墨和土丹旦达经印度去北京谈判，并期望“达成好的协定”。
在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等和谈代表于3月29日起程，经甘孜、雅安、重庆、西安，于4月22日到达北京。他们在途中和抵京时，均受到热烈欢迎。由亚东派出的凯墨和土丹旦达，于3月初离藏，转道印度赴京。他们在新德里，曾拜会了印度总理，听取其对和谈的“指教”。此二代表于4月26日抵京。两路代表在北京会合后，研究了如何以原来的五条和后来补充的条件进行谈判问题。达赖喇嘛还委托担任翻译的彭措扎西（达赖之姐夫）私下转告阿沛，无论如何也要把谈判搞好。
在西欲和谈代表到达北京的前夕，中央指定了李维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全权代表。
班禅额尔德尼也于4月27日到达北京，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和谈的工作。
1951年4月29日，在首都北京正式开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代表张经武（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国华（西藏工委书记、第十八军军长）、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噶厦噶伦），代表凯墨·索安旺堆（藏军总司令）、土丹旦达（秘书长）、土登列门（四品官员）、桑颇·登增顿珠（四品官员）。
4月29日，举行首次谈判，实际上是预备会议。双方就谈判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会上，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他建议大家学习《共同纲领》和“十条公约”。谈判的气氛是融洽友好的。接着，中央邀请了西藏全体代表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阿沛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同时邀请了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班禅和阿沛进行了友好会面。他们一齐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5月2日，举行第二次谈判，集中商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李维汉首先就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为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详尽地阐述了必须进军的道理。阿沛发言说，西藏方面承认它是中国领土，但不赞成解放军进去。理由是：西藏的东面、北面都与内地相连，只有西南面与印度毗邻，印度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多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讲西藏已经有解放军了。中央代表指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不可否认的，而印度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特权，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没有国防（藏军是向着内地部署的），现在要建设国防也不容易。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去。至于藏军改编成人民解放军，那是不成问题的。谁都知道，藏军战斗力不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又不欢迎强有力的人民解放军去保卫国防，这岂不是个矛盾！中央代表还就人民解放军的性质、纪律、入藏后的供应等问题作了说明。此时，西藏代表已承认上述的矛盾，但又称代表团没有决定权，并对进藏人民解放军的人数、时间、入藏路线、驻防地点等提出询问，要求中央明确下来，以便向西藏地方政府报告。
休会期间，代表们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观看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双方代表在友好接触中，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5月7日的第三次谈判，围绕着进军人数、驻地、藏军改编等问题展开讨论。西藏方面希望军队进去的人数要少，在拉萨不能多驻军，藏军不立即改编等。中央代表当即明确表示：进藏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藏军的改编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中央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为表明中央方面的诚意，还商定了《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若干事项的规定》，由双方内部掌握。对此，西藏代表表示满意。
随后，转入对“十条公约”内容的讨论。西藏代表在谈判前，已根据中央的建议，对“十条”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表示对一、四、五条投有什么意见；对第二条（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和第三条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概不变更，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的精神是否一致提出疑问，对第八条（改革西藏旧制度问题）提出可否改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来，再和人民商量？
5月10日，举行第四次谈判。中央代表发言，详细解释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原则，而西藏的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目前情况来决定的，如果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西藏方面自己去作。因此，这两条并不冲突。中央代表表态赞成对第八条的修改意见、西藏代表听过解释后，表示对“十条公约”再无意见。
后来，在谈判设立军政委员会，特别是恢复班禅固有地位问题时，曾一度出现了僵持局面。西藏代表认为“十条公约”中无此内容，这次谈判是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出解决班禅和达赖之伺的历史积怨问题不能接受。中央代表建议，双方各抽出两人，进行专门研究。5月16日，李维汉对此作了长篇发言，就军政委员会的作用、职权、人选等回答了西藏方面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班禅问题时，又详尽阐述了西藏的历史和中央的民族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并针对西藏部分代表在这一闻题上的疑虑与偏见，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开导。经过反复协商，西藏代表又发电请示了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推动了谈判的进展。
5月20日，举行第六次谈判，顺利达成协议，协议条款由原来的十条增至十七条。
5月21日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协议的汉藏文表达等技术问题，气氛已经十分融洽。
和平谈判能够获得圆满成功，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中央人民政府方面，一是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关怀与指导，二是中央所提条件公平合理，三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谈判中能够平等协商，以理服人。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由于其内外政策四处碰壁，“和”已是上策，达赖喇嘛殷切期待“把和谈搞好”。阿沛等和谈代表深明大义，反帝爱国。但是最根本时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当他们识破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后，就坚决地维护祖国的统一，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双方全权代表在协议上庄严地签字盖章后，李维汉、阿沛·阿旺晋美致词，朱德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双方和谈代表及班禅应邀参加，各方面人士180余人出席。毛泽东致词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
5月28日，协议正式公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指出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的消息公布后，全国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得到解放。班禅额尔德尼于5月29日发表声明，表示愿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与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的内部团结而奋斗。
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电台与在京谈判的代表保特联系，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随着协议签订结果的电讯传来，他仍一面觉得由此可以免除战争灾祸，能够结束流浪在外的生活了，同时又感到协议的一些条款难以接受，想等着看到协议的全文以后再表示态度。
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委派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前往西藏工作。6月13日，张经武等自北京启程，西藏和谈代表凯墨、土丹旦达、桑颇同行，经香港、新加坡，绕道印度，于7月14日抵达西藏亚东。两天后，张经武代表同达赖喇嘛会晤，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信和协议的抄本。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达赖亲政后派代表来京谈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达赖随即表示将返回拉萨。7月20日，达赖及随行官员自亚东启程后，张经武等也于7月22日离开亚东，8月8日到达拉萨。
达赖喇嘛于8月17日返回拉萨。达赖的返回，使反动分子策划的政治阴谋破产。但是，西藏上层中不少人仍有疑虑，顽固的分裂分子在暗中破坏捣乱。张经武在拉萨致力于稳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他普遍地访问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宗教界上层人士，进行座谈、赠送协议、宣传品，解释中央方针政策，还给寺庙僧尼发放布施。9月9日，王其梅率十八军先遣支队到达拉萨，积极配合了上述活动。西藏地方政府参加和谈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于9月12日返回拉萨。阿沛抵拉萨后，首先向达赖喇嘛报告了在北京谈判的情况，随后在9月24日召开的西藏官员扩大会议上，就谈判的经过和协议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并出示了协议的正本。会议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总的认为“协议本身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对此张经武、王其梅又作了大量的工作，就协议的条款进行了反复的解释。经过这些工作后，西藏上层中多数人已表示初步理解和赞成协议。1951年1明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对协议的拥护，愿“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毛泽东主席于10月26日复电表示欢迎。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命令。人民解放军西南、西北部队，分别自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向西藏开进，正式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大进军。
由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十八军机关一部，于7月1日自甘孜发出，17日抵达昌都，在此作进一步的准备后，于8月28日离开昌都继续前进，10月26日到达拉萨。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也同时进抵拉萨。该师师部率一五五团，10月7月进驻工布江达（旧称太昭）。
由范明率领的西北西藏工委，于8月22日由青海香日德出发，12月1日到达拉萨。西北西藏工委（进藏时命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由西北局、西北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于1951年初在甘肃兰州筹建，任务是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护送班禅进藏。2月1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6月7日，西北局正式通知西北西藏工委组成人选。范明为书记，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为委员。在此前后，陆续调集干部及警卫部队1100余人，筹措了大批物资和上万头骆驼、马匹。7月底，人马由西宁等地向香日德集中，后分为两个梯队于8月22日、28日出发进藏。因中央已决定班禅额尔德尼暂缓进藏，班禅行辕派出约200人的先遣工作队，由计晋美率领与西北西藏工委同行返回西裁。
新疆独立骑兵师于1950年8月派出先遣连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后，又在1951年5月派后续部队280人入藏，于6月29日进驻普兰，8月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云南进藏部队一二六团，于1951年9月12日自门工出发，10月1日进驻察隅。随后，十八军进藏部队11月15日分别进驻江孜、日喀则，1952年1月进驻山南地区隆子，7月15日进驻边防重镇亚东。至此，各路入藏部队已进驻了西藏各边协要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完成了全部统一祖国大陆的历史任务。
各部在进军西藏途中，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爬雷山、穿草原、趟冰河、渡急流，克服了高寒缺氧、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广大指战员恪守政策纪律，宣传执行协议，坚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影响群众的工作。部队所到之处，均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取得了各阶层人士在售粮和运输等方面的协助。
根据西藏地方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以及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等实际情况，中央正确规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在全国刚解放不久，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接着又开始抗美援朝的情况下，中央十分关心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朱德总司令对此作了具体指示。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修建康藏公路，在物资方面，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西南地区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修路，使康藏公路短期内通车甘孜以西，把一批粮食等物资源源前运，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供应。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在筹集粮食、组织运输、修建道路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各地一批医务、畜牧、气象、矿产、社会学等专家教授如李濮、林耀华、李安宅、于式玉等也随军进藏，为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巴塘等地入伍和由中央、西南、西北派去的一批藏族干部，在进军西藏的任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逐步成长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级领导骨干。进藏部队执行毛泽东关于“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指示，除多数在后方修筑公路外，少数进入拉萨、江孜、日喀则、察隅等地，一方面在生活开支上严格实行精打细算，一方面大力进行开荒生产，开展上层统战和影响群众的工作，并逐步打通与印度的贸易关系，使部队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终于在西藏站稳了脚跟。
1951年12月19日，中央同意西藏工委与西北西藏工委会合后的组成名单．张国华、范明、慕生忠、牙含章、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平措旺阶为委员。1952年3月7日中央通知，为加强觉在西藏的统一领导，确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兼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1952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谭冠三任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任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任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任副政治委员，李觉任参谋长，刘振国任政治部主任，陈明义任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于2月10日在拉萨成立。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恢复了斑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达赖喇嘛于1951年9月19日致电班禅，欢迎他回西藏。12月9日班禅及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在牙含章等人的护送下，离开西宁，经过长途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到达拉萨，同达赖喇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
1952年9月，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精神，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由中央统一管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务，取代了西藏地方政府原“外事局”的活动。到1954年，我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同印度签订了有关协定，结束了印度在西藏驻军、设立邮电、驿站等机构的特权。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完成全国解放事业之壮举，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说，解决复杂民族关系问题的成功范例。西藏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全国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揭开了西藏历史新的篇章，它将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执笔：黄可）
第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