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法詹
西藏和平解放40年了，40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是西藏地区却完成了社会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经过西藏全体党政军民共同奋斗所取得的。在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对进藏人民解放军在西藏革命、建设中的作用予以系统回顾，提高认识，对于继承和发扬进藏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有益的。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毗邻五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长达3500多公里的边境线，是祖国的西南前哨，又是祖国深远后方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西藏地域辽阔，多数地区海拔在4000米以上，雪山连绵，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变，高寒缺氧；交通极为不便，是解放前全国唯一没有公路的省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影响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而且也影响了区内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成为过去西藏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客观因素之一。西藏资源丰富但多未开发和利用，解放前仅有农牧业和手工业，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物资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现代文化、科学、教育非常落后。
西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它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地区，区内还有门巴族、珞巴族，回族和镫人、夏尔巴人等。人民勤劳、朴实、勇敢、智慧，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曾经长期友好相处，但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又形成解放前汉藏民族间的较深隔阂。西藏居民大多笃信宗教，藏传佛教在藏胞中的影响很深，是旧西藏封建上层统治的有力支柱，羁绊着西藏社会的发展，但又具有历史性和群众性。
西藏在解放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其上层建筑为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联合专政。它有以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为首的各级政权，并有军队和货币等。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力受到严重压抑。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有剥削压迫群众的一面，又有代表本民族的一面。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觊觎西藏，挑拨离间；清未、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奉行民族歧视政策。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为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一直图谋搞“西藏独立”。
西藏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旧制度使西藏经济萎缩，人口下降，悠久的历史文明和古老灿烂的文化发挥不出光辉。
西藏解放前没有党的工作，群众对中国革命缺乏认识。
上述情况不难看到，西藏有很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性，是我党指导解决西藏问题的客观基础。为了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及为实现这一方针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集中表现为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其基本精神首要的是国家要统一，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由中央管理国防和外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内部问题的处理上，宽大让步，耐心等待，对西藏旧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西藏的改革由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进行，并充分考虑和尊重上层人士的意见；尊重西藏人民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等。和平解放以后，党中央为西藏工作规定了“慎重稳进”方针，并以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主，不直接发动群众，只进行影响群众的工作。后来实行民主改革，方式也特别温和，对于未叛农奴主多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土地改革以后强调稳定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进藏人民解放军在情况非常特殊、环境特别艰苦的地区，遵循党的各项特殊方针政策，进行了特别复杂、曲折的斗争，完成了特别艰巨的任务。
西藏40年来，经过和平解放、贯彻执行协议、平叛改革、稳定发展、“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在各个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进藏人民解放军一贯自觉地把党的重大工作当成自己的重大任务努力完成。毛泽东主席为我军规定的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三大任务，在进藏部队身上得到充分的、完整的体现。而在完成这些特殊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又将进藏人民解放军造就成党和人民在西藏的一支最可信赖的力量。
●保卫国防、稳定局势、维护祖国统一的捍卫者
西藏长期外有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侵略、破坏，内有分裂主义分子的捣乱，严重的政治斗争时紧时松地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作为政治斗争最高形式的军事斗争，往往不可避免。当外来侵略势力进行军事挑衅或国内外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军事较量，发动叛乱骚乱，党和国家反复争取以政治方法解决而无效，最后被迫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时，进藏人民解放军总是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各次军事斗争任务，巩固了内卫，维护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保卫了国防，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1950年，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受到班禅额尔德尼、喜绕嘉措等藏族爱国上层人士和天宝等及广大藏胞的拥护。为了争取和谈，从中央人民政府到西北、西南以及各路进藏部队对藏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并耐心等待他们转变立场。然而，藏政府在帝国主义怂勇下，一面在国外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支持，顽固拒绝派出和谈代表，一面调集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妄图以武力抗拒我军进藏，关死了和谈大门。为了行使国家的权力，进藏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战役中，广大指战员平均负重七八十斤，以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战胜断粮缺氧困难，日夜兼程，奔袭千里，切断了藏军退路，一举歼灭了藏军主力。广大藏胞大力支援，仅运粮牦牛就出动10万头以上，运输中出现了著名支前模范曲梅巴珍等。昌都战役的胜利，为中央同藏政府举行和谈铺平了道路，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不甘于“西藏独立”阴谋破产的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多数上层人士尚动摇于爱国和分裂势力之间，广大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了解，我们的供应又严重困难的情况，在政治上、经济上对我实行“离间、困饿”政策，企图困毙、饿跑我军。1952年三四月间，他们支持反动组织伪“人民会议”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反对协议，叫喊要我军撤出西藏，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住所，鸣枪示威，准备掀起大规模暴乱。当此形势严峻之际，驻拉萨的军区机关部队在紧张进行开荒生产的同时，一面大力开展政治斗争，揭露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宣传协议，一面调集部队作了应急的战斗准备，使反动分子未敢动武，最终以政治方法粉碎了伪“人民会议”事件，挫败了他们的分裂企图。
但是，斗争并未结束。随着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底，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1956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形势步步好转。分裂主义分子却忌恨祖国与西藏联系的紧密和民族团结的加强，敌视我党在西藏工作的发展，更惧怕劳动人民的初步觉醒，在一些地区策划了局部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进行了收缩整编，军事上采取“保点保线”，对局部叛乱交西藏地方政府处理，我军实行后发制人，极大地显示出克制的态度。但是，反动上层却认为我党我军软弱可欺，叫嚷“永远不改”，妄图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变本加厉扩大叛乱。直至1959年3月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他们公开撕毁协议，宣布“西藏独立”，迫害藏族干部，残杀爱国人士，向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发动进攻。在此严峻时刻，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平叛作战，在西藏人民大力支持下，在高原严寒缺氧，气候恶劣、补给困难、体质下降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和特别能吃苦的精神，连续行军作战，迅速摧毁叛乱集团在拉萨、山南地区的两个指挥中心。到1960年，基本上结束了平叛作战。西藏反动上层妄图把平叛引向民族战争，但西藏人民却把平叛当成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大批藏族青年学员踊跃参军参战，广大农牧民积极为我军当向导、送情报、修路、运粮、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在战地直接参加争取瓦解叛乱武装的工作，形成全区军民共同围剿叛乱分子的生动局面，顺利完成了平叛任务。他们的美梦变成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灭亡，伴随平叛而来的是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百万农奴得到了翻身解放。
1959年8月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中印边界争端，1962年，我边防部队奉命进行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军的进攻，而后主动停火，主动撤军，取得了军政双胜。作战中，边防部队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英勇战斗，出现了黄继光、董存瑞式的舍身炸碉堡的英雄人物，以及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英雄集体。一些部队，面对险恶的地形、敌情、不顾疲劳，连续强行军，攀悬崖，过峭壁，涉急流，穿密林，插入敌后，完成作战任务。各地翻身农奴争先恐后地参加支前，冒着枪林弹雨，背送弹药，抬送伤员，出现了女民工以自己的乳汁喂养伤员的红嫂式人物。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充分体现了我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坚持自卫的原则立场，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稳定了西南边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1987年以后，国内外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西藏独立”的迷梦，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在拉萨一再掀起骚乱，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气焰极为嚣张，破坏了西藏的稳定。当事态发展到严重时刻，根据国务院的戒严令，进藏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成都军区的指挥下，于1989年3月进入拉萨市区执行戒严任务，迅速控制了局势，使广大藏胞盼望的宁静生活得以恢复，又一次挫败了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对维护西藏地区的安定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做出了新的贡献。
西藏40年的历史，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是政治斗争的坚强后盾；而每次军事斗争的胜利，都推动了西藏革命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主席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真理。
●团结上层，争取群众，农奴翻身解放的支持者
西藏解放前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党的干部，更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在昌都战役后，特别是全区和平解放以后，进藏部队就完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的思想，围绕西藏革命建设的需要，担负起极其艰巨的工作队任务。
军队是党的驯服工具，进藏部队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首先，“政治重于军事”，是党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原则。进藏部队一开始就恪守这一原则，总是把党在西藏的总任务当成自己的任务，部队中心工作亦随西藏工作的变化而转变。其次，在西藏这个特殊的新区，为了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党的领导基本上沿用了战争年代一元化领导的原则。进藏部队不仅结合西藏情况执行西南军区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并且直接自觉地接受西藏工委的领导，成为西藏工作的重要力量。再次，进藏初期为了开辟各地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和其他工作机构，部队抽调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地方去，如拉萨市委、昌都、丁青、波密、江孜和阿里分工委，基本上都是军队机关集体或选调的干部战士转过去的；日喀则、黑河（后改名为那曲）分工委，也有较多军队转业人员。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开辟工作的核心，转业的干部也成为各地的骨干力量。他们不怕困难，不讲价钱，不提要求，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一心为建设西藏，为西藏人民做奉献。最后，进藏部队虽已抽出大批人员转业地方，仍大力支持和担负开展地方工作的任务，了解熟悉情况，学习政策，开展宣传，做好事等。有时有的工作，往往还包地区、包人员、包任务，包干进行。总之，做到了上下一盘棋，全军总动员，齐动手，为做好西藏的工作而努力。
西藏解放初期至平叛改革前的大部分工作，以及民主改革中部分地区的工作，部队都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局工作时对进藏人民解放军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是形势的需要，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部队在运输补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仅要保卫国防，维护祖国统一，还要与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作斗争。那时，拉萨及其以西以南地区，十八军在前面的部队和其他几支兄弟部队，一共只有几千人，贯彻执行“协议”，调查研究、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影响群众工作、训练干部、交通运输建设及一些急需的基本建设都要去进行。这些，对军队来说都是很不熟悉的课题，加之语言不通，情况了解很少，无现成经验，况且还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对此，是知难而退，消极等待？还是勇挑重担，迎着困难推动形势的发展呢？在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面前，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当然，进藏人民解放军在担负工作队任务的过程中，随着平叛改革的胜利，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的建立，进藏干部的增加和藏族干部的成长，部队所担负的工作队的任务才才逐渐有所减轻。即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工作队任务也并没有解除，只是工作量减少，形式有了改变。因此，既不能否定部队过去工作队任务繁重的历史，也不能要求现在的部队完全照搬过去的做法。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过去那些好的工作作风和全心全意建设新西藏的奋斗精神。
统战工作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西藏民族、宗教问题很突出的西藏，显得尤为重要。要解决西藏问题，贯彻执行“协议”，反对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这是我党必须长期坚持做好一项战略任务。就是在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仍然应把它做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范围不是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也正因为这样，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对这项工作一直很重视。
接受进藏任务后，四川、青海，云南、新疆等方向的各路部队领导，就着手邀请熟悉情况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进行调查研究，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问题。十八军“前指”和先遣部队及军主力先后进入藏区（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后，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吴忠、天宝、苗丕一等军师领导，即与白利寺格达活佛、玉隆大头人夏格刀登、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芒康大商人邦达多吉等积极交往，建立感情，并从形势前途到支援进军等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他们积极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热情提供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在劝和及支援我军进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进藏的连续行军中，部队领导干部不顾疲劳在沿途各地都进行了统战工作。对许多在高山坡上的喇嘛寺，都尽可能一个不漏地登门拜访，做工作。
昌都解放后，部队各级领导干部以主要精力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很快消除了昌都地区的藏政府官员和藏军军官的疑虑，团结当地活佛喇嘛和土司头人，对成立昌都解放委员会及以后的和平谈判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等爱国人士从此成了我党我军的忠诚朋友。
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出发后，范明、慕生忠等领导同志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不顾行军疲劳，坚持向沿途的百户、千户、宗教上层以及藏政府驻当地的官员宣传“协议”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召开座谈会，密切与各界藏族同胞的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信。
部队进驻拉萨及各地区后，和地方党委会负责人一道，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逐级分工包干各个统战对象的工作’除工委和分工委（市委）领导同志外，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王其梅、金绍山、李觉、刘振国等军区领导主要负责对三品官以上的藏政府重要官员，师、团以下首长主要对四品官以下及各地区、宗（县）的官员、上层喇嘛和地方头人等的工作。通过拜访，交往、联欢、学习、宣传，广泛交友，联络感情，进行统战工作。我们在西藏的采购、运输、修路、办医院、学校、发放农贷等各项工作都与上层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赞同和支持。如修筑康藏公路西段工程中，原勘测人员提出墨竹工卡附近有一石崖要炸开，但因石崖上有座神像，当地居民怕炸了就会河水泛滥成灾。修路指挥部的军队干部一方面与藏政府官员商量，并征求居民意见，一方面请工程技术人员想办法，在找到两全其美的合理方案后，就改选线路，绕过石崖。另一次，在施工中遇一玛尼堆，经征求藏政府官员和当地头人、群众的意见，指挥部请喇嘛来念经后，才将玛尼堆移到路旁的山坡上去，官员、头人、群众都很满意。
新疆骑兵师先遣连，在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进抵阿里改则地区后，被风雪围困200余天。在缺粮缺药缺御寒用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还积极开展争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驻阿里官员和当地头人等的工作。
各种统一战线性质的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等群众组织，部队都派干部参加。
这样，部队领导与广大的上层爱国人士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部队有困难，他们热情帮助；他们有困难，部队也极力想办法帮助解决。不少爱国上层人士与部队的关系一直很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
平叛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风浪是检验我军与爱国上层人士关系的试金石。反动上层发动叛乱迫害爱国上层人士时，我军对他们千方百计加以保护，将有些人接到军区大院，对有些人派兵警卫。改革时，坚持对未叛领主实行赎买政策，并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妥善安排。爱国上层人士也毅然站到人民一边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赞成并支持改革。“文化大革命”中，统战工作遭到了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压抑甚至迫害，但一些爱国上层人士仍然坚信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部队也对他们采取了不少的保护措施。
事实证明，我党在西藏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部队执行是坚决的认真的，在工委，军区统一部署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除极少数最反动的分裂主义分子外，广大上层人士，不但反帝爱国坚决，赞成民主改革，还能拥护社会主义。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起了重要作用，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广大的爱国人士，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道路前进。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劳动群众是少数民族的主体，也是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进藏部队在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大力进行了群众工作。但基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在“协议”中规定了西藏的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藏政府应自动进行，西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所以那时进行的群众工作，是通过上层或与上层商量之后进行的，而且不在群众中进行阶级教育的办法，连《白毛女》-类的影片都不公开放映，更不去发动群众与农奴主阶级进行斗争。因此，这时进行的群众工作，是一种特殊的群众工作，称为影响群众工作。在工作中，一是进行反帝爱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团结等问题的宣传和“协议”的教育，介绍祖国伟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以提高群众的认识。二是积极为群众办好事。这些好事，不仅局限于打水，扫地，掏粪，助民劳动等，更重要的是帮助群众解决一些较大较迫切的问题，如生产、免费治病、发放无息或低息农贷、社会救济、救灾、修桥补路、办学校、稳定市场物价、供应部分民需物资等。这些工作，生动地体现了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些重病得救、春播得到种子、逃荒得到救济等实惠的群众，从内心发出对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的称颂，这是很动人的。同时，我军严格、认真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模范地遵守“协议”。部队缺粮挨饿，也绝不拿群众一颗粮食；在风雪交加中受冻，也绝不住喇嘛寺，仍搭帐篷宿营。某部断粮，教导员派几个战士出去采购，在路上捡到一袋糌粑，经过讨论，硬是饿着肚子将糌粑送还原主，感动得藏胞久久地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
部队到达拉萨后，反动上层煽动什么“共产党要消灭宗教”、“先甜后苦”、“吃糌粑的和不吃糌粑的不是一家人”等谣言。少数藏胞听了这些，加之对我党我军还不了解，因而作出对我军扛膀子、摔石头、吐唾沫、污辱女同志等举动。广大指战员胸怀民族团结大局，忍辱负重，做到既不还手，也不还口，获得了社会同情，爱国藏胞更加拥护支持我们。
1953年至1954年，康藏公路西线拉萨至巴河桥段的修路工程，是由部队带领来自48个宗、豁的近万名藏族民工完成的。修路工地成了我军进行影响群众工作的重要场地。我们向民工发放工资。对于无偿为领主支差的农奴来说，领取这种工资是破天荒的事。当民工第一次接到白花花的银元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当时他们还受领主统治，当天所得工资，第二天就被头人收走。为让民工得到实惠，施工部队变换发工资办法，改为发一部分钱，发一部分实物。这样，头人们全部盘剥取走就有了困难。冬季收工返家时，民工们喜气洋洋地满载而归。带民工的战士把民工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体贴备至。一次大雨后，河水暴涨，住河滩上的89个民工被突然渲泻而来的洪水包围，两个带民工的战士在冷水里整整站了6个小时，把民工们和所有物资抢救出来，自己却冻得不能动弹，身上多处还被木、石刮破流血。民工们感动得流着泪将他们抱到帐篷里，把两人的脚抱在怀里暖热。工地上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场面。民工们成了我军的义务宣传员，回到家乡对乡亲们说“解放军是活菩萨”，唱出“哈达不要多，有一条洁白的就好；朋友不要多，有一个解放军就好”的歌曲。广大藏胞通过我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热爱人民的实际行动，认识了共产党，他们把解放军看成是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解放军。
1954年7月，年楚河源头高山冰湖崩塌，造成江孜、白朗地区出现了西藏历史从未有过的特大水灾。1万多受灾群众没有住房，缺衣少粮，处在死亡线上。驻江孜地区的我党我军人员在洪水中舍生忘死营救落水藏胞。水灾发生后，部队立即从军粮中调拨20万斤大米，并捐献大批物资，救济灾民。以后又积极参加有组织有计划的救灾工作，包括以工代赈，修筑公路等，使大批灾民得以渡过荒年，重建家园。这与旧西藏发生这类灾情时农奴们的悲惨情景形成鲜明对比。江孜、白朗地区的群众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
总之，影响群众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暴露了帝国主义、反动上层的造谣破坏和挑拨离间阴谋，逐步消除了民族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使群众对我党我军的认识逐年提高。
黑暗、反动、野蛮、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改革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是历史的必然。“协议”对此作了肯定。但鉴于西藏的改革条件还不成熟，党中央在1956年又确定“六年不改”。进藏部队在此方针下，实行了收缩，多数建制师团和大批干部调出了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专政，永远剥削和统治西藏人民。趁机打着“西藏独立”的旗子，策动了局部叛乱，直至发展为1959年的全面武装叛乱。
我们对藏政府是否赞同改革等了8年，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和行动看了8年，回忆对比，悟出了道理：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共产党是领导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可以信赖的。所以，到了反动上层发动全面叛乱时，百万农奴很快地站到共产党、解放军一边；而那些搞分裂活动的反动上层却被孤立起来，遭到惨败。事实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叛乱加快了西藏社会改革的进程，促进了农奴阶级翻身解放的觉醒。
中央认为：藏政府既已撕毁协议，原定的“六年不改”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应当在彻底平息叛乱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平叛与改革，相辅相成。平叛是改革的必经步骤和必需手段，改革是平叛的政治目的和必然结果。
参加平叛的部队，遵照中央关于“边平边改”的指示，在西藏工委和军区的领导下，在平叛地区实行“四包一保证”（包平叛、包改革、包发动群众、包建设工作和保证长期建藏），先后抽调专职工作队7000余人，遍布在广大的农村和牧场，与大批地方藏汉族干部一道，直接投入改革工作。土改后，除有一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外，部队还配合地方进行了建党建政建立民兵组织和发展生产等工作。广大指战员在参加民主改革过程中，既受到一次阶级斗争的生动教育和锻炼，又与翻身农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而对西藏更加热爱，长期建藏思想更加牢固。
毛泽东主席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进藏部队是产生藏族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还在1950年夏秋之交，部队在四川的巴塘、甘孜、德格等地就吸收藏族干部300多名。1951年，从西北进藏的部队在甘肃、青海也吸收了一批藏族干部。1959年平叛开始，一次就有500名藏族学员参军。40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培养藏族干部并向地方输送藏族干部数千名。他们大多数学过文化，受过军政训练，打过仗，参加过民主改革，政治觉悟高，对党忠诚，能吃苦，肯钻研，在群众中有威信，是党的宝贵财富和西藏地方工作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成长为西藏自治区、军区领导干部或地、师级干部。此外，部队还与地方一道，吸收培养了一批门巴、珞巴等民族的干部。
毛主席关于红军“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指示，在进藏人民解放军中得到了认真贯彻执行，并圆满地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
●新西藏生产、建设的参加者
我军接受解放西藏任务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从一开始就将解决交通运输和补给，作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因此部队自1950年进军开始和到拉萨之后，为争取在西藏站稳脚根，执行“协议”，在担负着繁重的战斗队、工作队任务的同时，还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执行着光荣的生产队任务。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边疆地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做到境内群众生活比境外好”的要求，进藏人民解放军在工委、军区统一部署下，生产建设任务更为繁重。40年来，我军始终积极参加了西藏的各项生产建设工作。
顺畅的交通，是保卫国防、建设西藏的命脉。早在我军受领进藏任务时，毛主席就指出“一面进军，一面筑路”，刘伯承司令员又具体说，在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西藏的公路建设要先纵后横，首先修通联接内地的战略纵深道路，尔后再以拉萨为中心向横的方向、向边境发展。
修筑川藏公路，是我军建设新西藏的第一项重大工程，自1950年，奉命进藏的十八军，陆续投入两个多师的兵力，与工兵部队、地方工程技术人员、职工和藏族民工一道，以“让高山低头，使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风雪，烈日、霪雨、缺氧等困难，征服了雪山，冰川、沼泽、流沙、丛林、草原、地震和泥石流等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障碍。用了4年多时间，在2255公里的川藏线上，抢修二郎山，劈开了雀儿山、达马拉山等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14座；跨过了天险怒江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拉萨河等湍急的江河17条；打通了然乌沟、通麦、帕龙等极其险峻的峡谷密林区，修通了川藏公路，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共开挖上方石2900多万立方，架设桥梁597座。施工中牺牲了著名烈士张福林等2000余人。1954年5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关怀下，开始修建青藏公路。工兵部队与民工打通了昆仑、唐古拉等海拔4800至5200米的高山5座，跨过了黄河、长江源头，穿越了亘古冻土荒原和翻浆地带，劈开了羊八井石峡，使世界最高的公路迅速向南伸展。1954年底，川藏、青藏这两条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彻底粉碎了西藏反动上层的经济扼杀阴谋，成为我党我军在西藏站稳脚跟的决定性因素。
以后，进藏部队又在中央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与地方有关部门和民工一道，战胜重重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吃大苦耐大劳，先后修建了新藏、拉（萨）亚（东）、中尼、拉（萨）错（那）、林（芝）泽（当）等重要公路以及其他支线公路，西藏全区（除墨脱县）的公路网已经形成。还铺设了拉（萨）贡（嘎）公路的黑色路面。
为了支援进军，部队以两个师于1951年修筑了甘孜机场。从1956年起，部队与民工一道，先后修建了当雄、贡嘎、日喀则、邦达等4个机场，结束了旧西藏没有飞机场的历史，为飞机通航西藏创造了条件。
公路通车与飞机通航，极大地方便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对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和国防的巩固，起着经常的、巨大的作用。西藏人民将公路与航线誉为通向幸福的“金桥”和“彩虹”。
为了解决西藏的通讯困难，人民解放军从60年代起，克服重重障碍，飞越千山万水，架设了祖国内地通向西藏以及西藏区内各主要干线的有线电路。80年代，在中央的关怀下，配合地方建成了拉萨卫星地面接收站。这就改变了旧西藏通讯落后的状况，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对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9月，我十八军先遣支队进驻拉萨以后，毛泽东主席分析了西藏形势，指出：“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决定“生产与筑路并重”。遵照上述指示，我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太昭等地的部队，经过几千里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又未获休整，便饿着肚子投入生产。进驻拉萨的军直机关和部队，在谭冠三政委等军区领导同志的带领下，于1951年11月25日奔赴西郊开荒。在天寒地冻、缺少工具的情况下，当年开垦荒地两千多亩。次年就以此建立了“八一”农场。广大指战员在拉萨积肥，铲平了千百年堆在布达拉宫前的垃圾粪山，震动了各界藏胞。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和菜蔬，缓解了部队主副食供应紧张情况。进驻察隅的部队，利用当地较好的自然条件，辛勤耕耘，很快达到菜蔬、肉类自给有余和相当程度的粮食自给，大大改善了生活。随着西藏部队的农牧业生产规模逐年扩大，很快做到了蔬菜自给和粮食部分自给，减轻了国家和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干部战士的体质，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优良品种逐步推广到西藏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农业生产。
为了开发西藏，屯垦戍边，军区在60年代成立了生产部（后为生产建设师），经营澎波、林周、浪卡子、江孜、雪巴、米林、察隅等农场和一批牧场。澎波等农场对西藏农业发展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为西藏财政做出了贡献。
为了解决部分军需，改善干部战士、职工的生活，并兼顾民需，军区生产部和部队还在西藏办起了许多小型工业。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逐步建成了汽车修配厂、军械修配厂、农具修理厂、砖瓦厂、石灰厂、皮革厂、毛纺厂、木材厂、云母矿、煤矿等一大批工矿企业，加上地方兴办的工矿企业，结束了旧西藏现代工业空白的历史。这些企业的产品，大都很受西藏各族人民的欢迎。其中林芝毛纺厂生产的氆氇、呢料、毛线等，还远销国内外各地。
西藏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水电条件很好。但旧西藏只有拉萨北郊一个时转时停、不起多少作用的小电站，全区电力事业基本是空白。为适应西藏生产发展和军民生活的需要，进藏部队投入很大的人力修建了拉萨纳金电站。随着边防建设和部队营房建设的发展，又修建了一大批小型水电站。这些电站，不仅解决了部队用电，还供应当地居民照明，结束了酥油灯、松明子的历史，并部分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1973年总后勤部组织修建了兰州——格尔木——拉萨输油管道。人民解放军在风雪青藏高原，挖开了万年冻土，战胜了昆仑山、唐古拉山等，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建成了这条跨越世界屋脊、具有战略意义的输油管道，大大改善了军民用油的紧张状况，基本上结束了拉萨市民千万年来烧牛粪、草皮的历史。
部队在参加工矿企业、电站建设的同时，培养出藏族第一代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部队进藏后，由于修路和开荒生产任务繁重，未顾及营房建设，一直住帐篷和部分民房。1955年开始，部队集中力量进行了营房建设，并逐步和西藏城镇建设的整体布局结合起来。在营房修建比较集中的八一镇、扎木等地，以及公路沿线兵站驻地，与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结合在一起，使高原上又出现了一批崭新的市镇。在植树季节，部队全力参加植树造林，还抽调人力参加建造公园等美化城市的活动。特别是1965年，为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在修建拉萨一条街的工程中，部队抽调了大批力量参加施工，对改变拉萨市区面貌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藏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了西藏地区的现代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事业的建设。
以上说明，进藏人民解放军40年来在西藏的特殊环境中，多方而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在工作中还有不少失误，在执行政策中有时还有偏差，局部地方和单位出现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出现错误是众所周知的。这些问题虽然已经根据毛主席关于“有了错误就马上纠正”的教导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逐步地进行了纠正和克服，但教训还是深刻的。
进藏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极为繁重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任务中，磨炼了自己，培育出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老西藏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暇务。这种精神，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与雷锋精神相一致，其集中表现就是，热爱祖国，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的“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以及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坚强的组织纪律_观念。在这种“老西藏精神”的支配下，上自军区领导，下至广大干部战士，多少人为西藏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忍受自然、家庭、疾病、婚姻等各种困难，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其革命品德之高尚，思想境界之崇高，值得永远褒扬。这种“老西藏精神”，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在西藏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民解放军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和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培育出的“老西藏精神”，将永远光照高原。
作者简介：
阴法唐，进藏时任十八军五十二师副政委、江孜分工委书记，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第二炮兵副政委、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