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光义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高原，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人民的期望，跨越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胜利进军西藏，使广大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了民族平等、团结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在进军西藏的浩荡大军中，伴随着一支英勇顽强的支援部队，他们在号称“冰天雪地、荒无人烟、飞鸟绝迹”的高原上，日以继夜地筑路架桥、抢修机场、突击运输、组织供应。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破重重天险，战胜冰雪严寒，劈开奇峰峭壁，征服急流险川，保证了进军部队的后勤补给，为解放西藏人民和保卫西南国防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不愧为履行光荣使命的勇士！
（一）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党中央的既定方针。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重庆曾家岩，就进军西藏的战略方针和补给方案等问题，特地召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亲自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重要指示，特别是邓政委严肃地指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以前和亲，以后用兵皆未成”。解决西藏问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但必须解决补给问题。”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进军西藏，一要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指示精神，西南局、西南军区更具体地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并强调进军西藏衣、食、住、行都是新问题，吃饭是头等大事，进藏所需各类物资除就近购买和筹措外，主要由内地运送的补给原则。
邓政委尤其提醒大家要注意政策问题，“到西藏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补给问题本身就是个政策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取决于执行正确的政策。因此，要求部队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惜任何代价，解决好补给问题，以保证完成进军西藏、建设西藏和巩固西南国防的光荣任务。
为了加强进军西藏的后勤保障工作，确保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物资供应，经中央军委批准，确定“统一行动、多路进军”的指导方针，即进藏部队由川藏、滇藏、青藏、新藏等4省（区）6路分进，并密切配合；西北进藏部队由彭老总组织实施，西南进藏部队由刘、邓、贺首长组织实施，并把重点放在川藏方向。这样以分散敌军注意力，也便于我各路部队机动灵活作战和组织后勤补给。西南局、西南军区领导同志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于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就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报告，决定组建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同时，指示西南各主力部队动员一切力量，抽调人员、马匹、武器装备等，组成支援部队，并动员地方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民工和机械设备，以及军需物资支援入藏部队，以保障边进军、边筑路，并修机场等任务的顺利进行。
1月25日傍晚，我接到李达副司令员的电话，叫我立即赶到他的办公驻地李家花园，有急事交代。当时，我在二野三兵团后勤部及川东行署财经部门工作，住在重庆南岸。接到电话后，我便马上驱车、过渡，赶到李家花园受领任务。
1月的重庆，浓雾濛濛，细雨沥沥，江风袭来，带有几分寒意。我疾步走进李副司令员办公室，他迎上来同我亲切握手，风趣地说：“说曹操，曹操就到，你真是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我即问：“首长，有什么急事要我马上赶来？”
李副司令员呷了一口茶水，说道：“今晚叫你来，就是因为有急事。刘、邓首长、际春副政委和我们一起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主要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我们准备给你肩头上压点重担。本来刘、邓首长要亲自找你谈谈。因他们没有时间，就让我转达。”
我问道：“有什么任务？”
李副司令员笑着说：“是光荣的任务，也是艰苦的任务。”
我说：“光荣我不敢要，但艰苦我倒不怕，总比不上三过草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那么艰苦吧。”
李副司令员神情严肃起来，持重地说道：“话可不能那么说，这任务确实不轻。刘、邓首长决定要你担任支援司令部政委，已报党中央、中央军委同意了。有的人总认为西藏是一个‘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的高原，素称‘世上无论何人，到此处未有不胆战股憟者’，而我们则不那样看。但是支援进军西藏的任务确实是十分艰巨的。尤其你们负责支援任务的部队，不仅要为进藏部队和担任支援工作的部队建设兵站、输送物资、保障供应，还要抢修公路、机场，当开路先锋，以及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支援工作。所以说，任务重、条件差，环境苦。我们反复研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决定让你去干这份‘苦差事’。你看怎么样？”
我说：“到哪里去我都不怕，就怕承担不了这重担。”
李副司令员接着说：“邓政委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不怕艰难困苦是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干好工作还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靠人民的支援。只要你没有意见，明天一早就出发，飞机已准备好了，到成都向贺老总报到，我们已同他商量好了，由他亲自指导支援司令部的组建工作。”
李副司令员还风趣地说：“过去当官的是‘走马上任’，你这个政委可是‘坐飞机上任’哟！”
我接受了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尽管困难重重，但想到党和上级首长对我的信任和厚望，心里热乎乎的，临行前，我说：
“我现在回兵团向陈（锡联）司令员和谢（富治）政委汇报一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同时，也将工作交代一下再走似乎好些。”
李副司令员说：“不必了，刘、邓首长已给他们说好了，他们本不想让你走，兵团的后勤工作和川东行署的财经任务都很繁重，但考虑到支援进军解放西藏的任务更重要，为了全局利益，他们忍痛割爱了。今晚你回去可向陈、谢电话报告一下，明天早上6点钟到沙坪坝上飞机，别的就不用再说了”。
我与李副司令员握别之后，走出李家花园。
夜深人静，喧闹的山城进入了梦乡，只有长江上星星点点的船灯闪烁着微光。在这寒夜里，我怀里揣着一把“烈火”，急匆匆驱车赶回南岸……
（二）
第二天，天刚明，我就按规定时间到机场乘军区派的专机安全到达成都，下飞机后径直赶到“励志社”向贺老总报到，接受任务。
贺老总见我风尘仆仆地到达，笑着说：“光义同志，欢迎你到来，刘、邓昨天给我通了电话，并交换了组建支援司令部和支援部队的意见。没想到你今天就赶来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张经武同志、周士弟司令员和李井泉政委。贺老总在谈支援司令部的筹建意见时，首先传达了朱总司令就进军西藏的补给问题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十点意见，接着对组建“支司”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他说：“我同刘、邓、李商议好了，并经中央军委批准，除调你任‘支司’政委外，调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任司令员；军区军政处副处长何雨农任参谋长；副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人选我们也作了考虑，尔后再正式下令；担任支援工作的部队，除十八军本身抽些力量外，还决定抽调二野和十八兵团8个工兵团、一个重型机械营、两个马车团、两个驮骥团、4个汽车团和必要的兵站、仓库、医院、司直通信警卫分队及空运大队等近两万人组成。”
贺老总点燃手里的雪茄烟，笑着说：“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筹建支援司令部的工作要抓紧，你们几位‘支司’领导到齐后，要认真研究机构的设置和任务的区分，提出最佳实施方案，报军区领导审批。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经武同志、周司令员和李政委共同商量。”
在成都期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十八兵团、十八军以及川西、西康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并趁我参加成都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会议的良机，与有关地方工作同志亲切交换了意见。同时，迅速接受被调往“支司”的人员、装备，筹集各类物资，组建地方支援委员会等。基本完成支援司令部的组建工作后，我即先后向贺老总和刘、邓、李首长作了汇报。我们的组织与实施方案当即得到军区首长批准，正式向支援部队下达命令，支援司令部领导机关由成都迁到新津，并先在雅安、康定、甘孜分设以“支司”派遣人员为主，吸收当地党、政、军和开明的土司、头人、寺庙的宗教人士参加，组成支援委员会；指令沿线的兵站和食宿、补给站展开工作。3月，昌炳桂同志被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由二野工兵司令员谭善和同志继任支援司令部司令员。
3月底，支援部队一面设置兵站、仓库、医院等保障机构遂行补给任务，一面组织军工、民工和军队、地方工程技术人员投入抢修雅安至甘孜段的公路。
（三）
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一面组织接收西南军区和军委总部分别从西南各地，以及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征集和调补给入藏部队的大批武器、装备、被服用具与必需的银元、食品，一面组织向进藏和施工部队运输，还组织就地采购供应不足的部分物资。西南军区首长为支援司令部制定了“以前方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的支援方针。考虑到部队在高寒地区生活的特殊需要，支援部队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区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赶制和筹集了大批特需物资支援进军部队，如进藏部队御寒服装，每人都发有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手套、皮腰带、毛皮鞋（当时称之为“七皮”）防饥有代食品（如饼干，蛋黄蜡，以黄豆、小麦、花生米、奶油等原料配制而成的代食粉以及各种肉、油脂、净水片等），行军有防雪盲的闭光眼镜，宿营有帐篷、雨衣和防潮雨布，做饭烧水有固体燃料，还发给部队70万片维生素C等等，使进军部队和筑路军民得到了良好的物资保障。
刘、邓、贺首长十分关心支援司令部的工作，经常关注和询问进藏部队和支援部队的物资供应与补给情况，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特别是军区首长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强调支援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支援部队全体指战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于吃苦耐劳，善于克服困难，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在支援进军西藏的工作中立新功。贺老总还带领人员深入各地，检查援藏物资的生产情况，亲自试穿为进藏部队专做的服装，亲口品尝为进军准备的各种食品，严格检查各种物资的质量。广大支援部队指战员在军区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不畏艰难困苦，战胜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保证进军胜利，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于是，我们开始突击抢修雅（安）甘（孜）段公路。雅甘段公路全长603公里，沿线多系高山、峡谷、激流，地形十分复杂，原路基粗糙简陋，且大部毁坏，不能行驶车辆。这一路段是进军补给线的第一段通道，迅速抢修通车，对于尔后进军行动和支援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军区首长和十八军领导要求支援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先将雅甘段公路抢修通车，为胜利进军和筑路打好基础，然后在不影响通车的情况下，再加宽、加固和改善坡度及设施等。”两万多支援部队的筑路大军，在西南行政委员会的工程局两个大队密切配合下，于4月初全面展开抢修施工，他们艰苦奋战4个多月，战胜了高原自然环境和恶劣气候带来的重重困难，打通了进藏路上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折多山、加宽、改建了原有狭窄的路基，重建了被洪水冲毁的8座钢桥和195座木石桥，于8月26日公路初通甘孜，保证了进藏先头主力部队迸发之前把必要的补给物资运到甘孜。之后，筑路大军们继续奋战，年底前又赶修至雀儿山以北的马尼干戈，全长达728公里。
我们一边修路，一边组织汽车、马车和驮骡运输。为保证进藏的物资供应，公路运输是举足轻重的关键环节，与筑路工程任务同样繁重。军区首长多次听取支援司令部关于运输补给的汇报，军区后勤部采取“统一筹划，分散赶办，加工突击，集中运输力量”的办法，调配汽车共853辆、马车259辆、骡马2381匹，承担接力运输。6月份，雅安至泸定的公路抢修通车后，运输的汽车、马车便陆续上路。但时值雨季，二郎山塌方陷车层出不穷，天全以西的八大桥又被洪水冲毁，道路因初步抢通，坎坷泥泞，艰险难行。在这样的特殊困难面前，广大运输部队指战员发扬了战争年代的突击精神，兵站渡口紧张装卸，汽车日夜奔驰，辎重部队马不停蹄，经历了雨季前抢运、冬季前抢运及冬季追加抢运等一步更比一步艰难而紧张的运输，至1950年底抢运物资3.5万吨，占全年运输物资总量的87.6%，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
为了尽量使用各种运输力量，以扩大和加快物资运输，我们因地制宜组织牦牛及人力运输。牦牛被称为“雪山之舟”，在当时西藏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是一种主要的运输手段。而我军欲采用牦牛运输，则涉及到争取康藏地区上层人物的政策问题，因为大部分牦牛掌握在上层人物的手里，只有很好地团结和争取他们，才能调集大量的牦牛参加运输。军区首长十分关注这一问题，指示我们要认真贯彻“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把运用牦牛运输一事，作为我们向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好时机。我们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始终掌握好党的民族政策，在康定成立的支援总会、甘孜成立的支援委员会和各地设立的支援分会中，大量吸收当地的活佛、土司、头人参加。如甘孜白利寺的活佛，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昌都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上层人士，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支援工作。我们的干部深入寺院和草原牧场，进行宣传动员工作，尤其随藏胞的驮运队行动的同志，迎着风雪冰雹，日行百里，晚宿帐篷，同藏胞开会、座谈，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进军西藏、保卫祖国西南国防的伟大意义，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支援工作；并遵照我军的纪律，付给他们每日每头牦牛驮运100斤物资1块银元的运费，从而打破了旧社会农奴制度时期就施行的无偿支“乌拉”（差役）的惯例。经过广泛深入的动员工作，不仅原西康省党政军都主动支持我们的工作，而且康藏地区的许多上层人士和牧民们纷纷出动牦牛，参加支援运输补给工作。1950年刚开始做这项工作时，虽运输量有限，但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打开了工作局面，使1951年得以顺利地进行。1951年共动员了18.2万头牦牛。在甘孜至拉萨长达1500公里的崎岖道路上，藏胞按土司、头人、寺庙所管辖的地段，赶着牦牛，络绎不绝地接力转运，当年由牦牛运至金沙江的物资共10.2万驮，运至昌都以西的物资4.46万驮，运至拉萨的物资1.536万驮，适时有力地支援了进藏和修路部队必要的军需物资供应。
为了解决陆上运输迟缓和就地采购物资供应的困难，经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同意，将华北和西南可以抽调的C-46、C-47运输机集中到新津机场，组成空运大队，归支援司令部指挥，承担紧急情况下的补给任务。军委和军区首长对空运大队的组建工作倍加关心，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设站试航工作，争取早日实施空投任务。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高耸入云，气象复杂，竖起一道道险峻的障碍，当时被人们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空中禁区”。我年轻的空军为了支援进军西藏，不畏艰难险阻，派出了气象地勤人员，在甘孜等地设立航空台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试航，尤其王洪智机组冒险试飞达10次之多，终于战胜天险，找到了最理想的空中航线，飞越“禁区”，于1950年5月7日试航到达甘孜、邓柯等地区空投成功，创造了我国航空史上的奇迹。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空运大队航达甘孜、巴塘、江达、卡贡、昌都等地空投46架次，投下各种物资982吨。空运数量虽有限，不能满足进藏部队的大量需要，但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西南局和军区领导对进军部队广大指战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进藏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和急于要求解放的广大藏族同胞的胜利信念。
高原试航成功后，为了充分发挥空运的作用，1950年5月7日，西南军区首长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决定调十八军主力部队，并雇请了一些民工抢修甘孜机场。为此，周总理还决定从苏联购买的吉斯一150运输车中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用。将甘孜机场作为长期支援建设西藏的第一个高原空军基地，亦为尔后修建当雄、江达、贡嘎、日喀则等空军基地打下了基础，摸索了经验。由于机场工程量浩大，军事上需用紧迫，因而集中了十八军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包括五十三师主力，五十四师全部，步校八分校，卫生学校，军直机关，以及‘支司’的工兵五团、八团，重型机械营，汽车部队等，共计1.44万人，民工3700多人。为了加强对该项工程的领导，经西南军区批准，成立修筑机场指挥部，由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任指挥，五十四师师长张忠任副指挥。该工程从1951年4月11日开工，经过广大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艰苦奋战，历时7个半月，于11月26日竣工。建成了一条长3300米、宽60米的跑道及停机坪等，随后投入了试航。
1950年底，根据西南军区首长关于“以精干兵力，结合运输补给的可能，齐头并进向拉萨进军”的指示，以便统一运输部队编制，履行长期的后勤保障任务，担负沿途运输、采购、保管和分发各种物资；同时，由于谭善和同志率6个工兵团另有重要任务，即确定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其余部队与十八军后方部队合并，组成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陈明义为司令员兼政委，我即被调回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
（四）
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在保障部队的物资供应同时，由于兼顾筑路、修营房、兵站等艰苦工程，西南行政委员会和军区又决定调穰明德同志任康藏公路筑路工程指挥部政委，司令员由陈明义同志兼任，并从雀儿山接着完成康藏公路西大段修建任务。此外，青藏、新藏、滇藏公路亦分别由西北和云南部队承担。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1950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条主干线同时通车拉萨。
为了庆祝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同时通车，1954年12月，邓政委倡议并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派我和陈斐琴、杨以山、潘阳泰同志为正、副团长，组成西南军区慰问团，赴西藏参加通车庆典和进行慰问活动，以鼓励广大建设西藏、保卫边疆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百万藏族同胞，增强军民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
慰问团下属4个分团、8个电影放映队、8个文艺演出队，到拉萨、昌都、日喀则、藏北地区向进藏部队、工作人员、筑路军民、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军队、僧俗代表人物进行慰问。当慰问团进入拉萨时，驻藏部队、工作人员及地方政府官员、藏族各界僧俗人民群众共5万多人，吹着长号，敲锣打鼓，举着标语，放着鞭炮，热烈欢迎我们到达。1954年12月25日，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召开了3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邓政委、贺老总等领导同志为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先后题了词，我奉命代表西南军区首长在大会上宣读了西南军区的慰问信，并致贺辞，还向驻藏部队赠送了军区颁发的锦旗。
庆祝大会后，慰问团深入边防哨卡、工厂、军营、仓库、医院及主要寺庙，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宣传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向全体进藏部队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发了慰问信和纪念品。为了增强民族团结，还向藏族中、上层僧俗代表人士分别赠送了礼物，同时，我们也代为接受和转达西藏地方上层人物回赠给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以及西南军政首长的贵重礼物。
慰问团在藏通过3个月慰问活动，使广大军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激励了他们坚持长期建设西藏、保卫西南国防、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强信念。我们完成任务后于1955年3月回到重庆，除向军区首长汇报慰问工作外，还遵照军区首长的指示，向驻渝部队、机关干部作了慰问情况报告，使大家更加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积极为支援西藏的建设作出贡献。
30多年过去了，我国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阶段。邓小平同志指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的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当年解放和建设西藏的进军部队、支援部队以及筑路军民英雄的壮举，正是体现和发扬了小平同志倡导的这五种精神，在今天的新长征中，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完成时代赋予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
（1988年5月20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胥光义，十八军进藏时任西南军区后方支援司令部政委，西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