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竞波
●新的考验
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全部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从河南出发，经过安徽、江西、浙江、湖南、贵州到达四川。因为十八军执行的是迂回包抄任务，作战较少，除在安徽马金岭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湖南阳明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在大渡河配合十六军全歼宋希濂残部外，其余的时间都是爬山越岭，迂回包抄，兼程前进，截断敌人退路，不让国民党部队有喘息的机会，从而配合主力部队，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当部队到达天府之国四川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经营川南。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政治部主任郭影秋任川南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政治部多数部长都被任命为川南行署的厅局长，部分团政委到了县则任县委书记或县长。当时整个部队都有一种动极思静的思想。在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泸州地区安家是干部战士求之不得的愿望。行军途中，曾有过在贵州下地方的传闻，虽然绝大多数干部战士没有到过贵州，但是都知道贵州是个贫瘠的地方。据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偏僻山区，甚至有的胡乱传说，“贵州山里人长着尾巴”。从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一下子上升到天府之国，怎么能够不高兴呢！于是每个人都憧憬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美国景，在脑海中勾划出自己想像的蓝图。19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之后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的第一个年头，为了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巩固西南边防，必须向西藏进军。经过中央周密的考虑，决定由十八军担任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军执行进军西藏的任务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十八军是由豫皖苏主力部队组成的，有丰富的开辟新区的斗争经验，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是当之无愧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把十八军的主要军师干部召集在重庆面授机宜，把进军西藏的火炬交给张国华和谭冠三。进军西藏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军，好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全体指战员，思想上来了一个大转弯，能否经得起这一突然的变化，对部队是一次新的考验。当时我正在江安，做起义的国民党七十二军的改造工作，接到立即返回部队的命令，担任了先遣支队的政治委员，作为主力部队的先导，率先进入西藏。这是十分光荣的一个岗位，在全部解放祖国大陆的征途上，又有了一次拼搏机会，可以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但是对于西藏，我的知识太少了。遥远的西藏，陌生的西藏，神秘的西藏，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旋着，如何才能迈好这第一步呢？我不怕自然环境恶劣，也不怕进军生活的艰苦，我担心的是如何与藏族同胞见好面，把党的政策正确地传播给他们。毫无疑问，我们的部队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具有不怕牺牲的坚强革命意志，这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基础；只要指挥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指到哪里部队就可以打到哪里，而且干部战士还可以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与藏族人民见好面的可靠保证。
●先遗任务的变化
先遣支队的任务就是侦察敌情，了解民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它要发挥象雷达一样的作用，为部队提供信息。军党委抽调两个营做为先遣支队的骨干力量。1个侦察营，营长是苏桐卿，政委是雷震邦；1个工兵营，营长是凌云，政委是张克道。两个营的战士都是久经锻炼、个个可以独立作战的勇士，干部是经过考验信得过的优秀指挥员。有了这批猛虎般的干部和战士，我们信心百倍保证完成任务。到了新津，我和司令员陈子植、参谋长薜和汇合，立即带领部队奔赴雅安，准备在这里一方面练兵，一方面待命前进。在雅安住了1个多月，部队天天负重爬山，锻炼体力，司令部、政治部集中精力研究西藏情况和学习藏语文。这时部队指战员的情绪十分高涨，只待一声令下，马上就可火速前进。就在这个时候，先遣任务发生了变化。为了加速主力部队的行动计划，军党委决定组织“前指”司令部，司令员是军参谋长李觉，政委是军副政委王其梅。先遣支队并入“前指”。我和陈子植同志另行分配了新任务。陈子植到五十二师任副师长，我随平措旺阶同志作为先遣的先遣，迅速进入金沙江东岸重镇——巴塘。任务虽然改变了，但先遣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平措旺阶是我认识的第一位藏族党员，也是我头次与之共事的藏族干部。他是巴塘人，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精通藏汉两种文字，读过马列主义的书，有理想有抱负，是很有希望的一个藏族青年。1938年，他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叶剑英同志，也曾去过苏联领事馆，一直在寻求革命的道路。1948年通过他舅父江新西的关系到过拉萨，在拉萨结识了一些藏族上层青年和喇嘛。1949年西藏噶厦驱逐国民党驻拉萨办事处，平措旺阶也被礼送出境。他绕道印度返回云南，在云南省德钦与欧根同志正式建立了党的关系。回到巴塘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并成立了东藏青年民主联盟。四川和西康解放以后，他带领一批巴塘藏族青年到达康定，其中有党员他新、群觉、祥秋等。通过康定军管会，平措旺阶到了重庆，与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志见面，随即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接受了协助八十军先头部队到巴塘开展工作的任务。平措旺阶到了新津与军党委联系，军党委派我带一个加强排和一部电台随同前往巴塘，协助他进行工作。临行前，平措阶、乐于泓和我一起到成都采购礼品，准备送给沿途头人和喇嘛寺。这就是我接受进藏先遣任务的前前后后。还有一件事有必要在这里附带说一下：我的爱人孙立英，进军中因为要生孩子留在湖南长沙，后生了一个女孩取名为湘沙。因为部队在前进，不断地转换地点，使我们失掉了联系。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经过千难万苦到了重庆才同部队取得联系，但是部队已经开始进藏了。于是她日以继夜地赶到雅安，我们匆匆见了一面便分手了。那时孩子才刚刚50天，她很坚强地对我说：“等孩子安置好，我马上跟上来”。两句话道出了蕴藏在心底的无限深情，这无疑对我是个莫大的鼓励。人民解放军个个都是英雄汉。刚毅中寓真情，烈火中现真金。妻子儿女留在后面，我毫无牵挂地与战友们～起奔向火热的前方去了。
●土司制度的启示
康定是我们这支小部队集合的地点和出发地。“前指”对我们非常关心，从战斗部队抽出一个可以独立作战的排，配备一套功率较强的电台，再加上平措旺阶留在康定的十几位藏族同志，他们都是巴塘的知识分子，懂藏汉两种语言。这样一支精干的小战斗单位，既可以应付一般的紧急情况，又可以作为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为了保证行军中的食宿和防止发生病号，从部队抽调了20多匹强壮的骡马作为驮运工具。但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骡马不适应高原一日数变的天气和地理环境；我们也不识醉马草，牲口又无良草供应，到了阿兰多就发生了骡马猝然倒毙现象，我们束手无策，眼巴巴地看着一匹优良的骡马死去，伤心之余，只好把驮子加在其余牲口身上。干部和战士背着沉重的背包，一步步向着漫漫无边的草原走去。有时还必须翻越4000米以上的大山。山顶上常常是风雪弥漫，冰雹交加，尽管山脚下风和日暖，小巅上却好象冬天。战士们风趣地说：“一天时间我们就度过了春夏秋冬四季。”后来我们不得不向牧民雇请牦牛帮助驮运行李。当我们经过泸定的时候，正是5月初夏，那里气候和暖，风景宜人，满山遍野的仙人掌花正在盛开，一阵阵清香气沁入人的肺腑，心里十分爽快，好象我们在旅行一般。现在已经不是“大渡桥横铁索寒”的情景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此地，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十八勇士用宝贵的生命冲出了一条血路，使主力部队平安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给了革命后来者以永远怀念的楷模。我们沿着红军血染过的铁索桥过了大渡河。过了泸定，就进入了崇西土司和毛鸭土司的领地。孤单单的一支小部队，深入到土司统治下的牧民地区。平措旺阶和我去会见崇西土司，土司住在一座藏式碉楼里面，牧民的帐篷散布在周围的草原和山坡上。对牧民来说，土司是十分威严的人物，牧民的生产和生活甚至连生命都掌握在土司手里。崇西土司对我们很客气，互换了哈达并用酥油茶和干果招待我们，显得颇有礼貌。因为平措旺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部队虽小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所以也不会怠慢我们的。但是他并不太热情。我们请他协助人民解放军组织运输力量，他面有难色，经过说服他毕竟还是答应了。土司制度由来已久，它甚至比封建农奴制度还久远。清朝末年赵尔丰“改土归流”，废土司制改设县治，他用的是高压手段和大民族同化的方法，县治虽然设了，但是土司制度并未取消。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鞭长莫及，因而土司制度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通过土司头人才能组织牧民的牦牛参加运输，也只有先做好土司头人的工作才能接近广大的牧民群众。违反这个办法就会碰得头破血流l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道理。一五七团殷股长在义敦因组织运输和采购，与牧民发生误会被杀。干部被杀了，引起部队干部战士的愤怒，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要坚持由部队直接处理凶手就有点过份了。土司和头人误会了我们的意思：产生了很大的顾虑，于是把运输停顿下来。军党委指示，凶手由土司按他们的习惯处理，趁机加强了对土司头人的工作，停顿了的运输又恢复起来。我们深深地吸取了这一教训。从这一事件也引起我们对喇嘛寺庙工作的重视。特别是理塘喇嘛寺在康南的统治力量是很大的，寺庙有很多特权，嘛喇可以为所欲为。不能仅仅看到它是一个封建堡垒，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封建迷信的场所。确确实实传统的宗教文化在藏族人民中间是根深蒂固的，喇嘛寺庙对藏族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初到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首先做好喇嘛上层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做什么工作，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因而必须依靠藏汉两种语言都通的藏族干部才能开展工作。巴塘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就是我们最早依靠的力量，他们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巴塘小天地
6月抵达巴塘。俗语说“外有苏杭，内有巴塘”。又说“上，有天堂，下有巴塘”。这足以说明巴塘是高原上的一颗明珠。从康定经过理塘到达巴塘，沿途都是高山大川，突然在金沙江东岸，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块小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鸟语花香，有温泉可以洗澡，有清溪宜于烹茶，当然是难得的一块好地方了。我们到后住在国民党二十四军傅德全团长的花园里，满园苹果散发着一股香味，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大力花（西番莲）。有一幢藏汉合壁式的两层楼房，作为卧室和会客厅，该团长也算够会享受的了。巴塘不但自然环境优美，而且教育事业也比较发达，有师范学校，公办小学，教会私塾，是个比较开化的地区，从清朝赵尔丰到国民党以及外国牧师，都很垂青这块地方。近代史里这儿也出现了许多上层人物，格桑次仁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格桑益西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刘家驹是九世班禅的秘书，国民党巴塘书记长是江安西，其他什么牧师、医官、县长、教师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总之政治情况是够复杂的。但是进步势力也是很大的，以平措旺阶同志为首的一大批知识青年，就是进步力量的代表。他在巴塘青年中有威信，也有号召力，当我们的小部队和平措旺阶到达巴塘时，受到了包括群众和喇嘛、学生的夹道欢迎。平措旺阶同志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家中存有马列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他有理想和抱负，具有一定理论水平，我们之间团结和合作得很好。
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两个多月的上层统战、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及接收旧政权等项工作，巴塘已初步打开了局面，为迎接后续部队做好了准备。8月2日苗丕一同志率一五七团抵达巴塘，受到了县政府、群众团体和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根据军党委的指示成立巴塘先遣支队党委会，由苗丕一、平措旺阶、刀登、曾却扎和我组成，苗丕一为书记，平措旺阶和我为副书记。我们进行了分工，研究了渡江作战方案实施中的各项准备工作。在配合部队渡江作战准备方面，平措旺阶、刀登，曾却扎以及当地的许多同志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发动群众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平措旺阶和曾却扎同志亲自到义敦做邦达绕干的工作。邦达绕干是地方实力派，他们弟兄三人控制西藏南到印度噶伦堡、东经康定到上海庞大的商业网。大哥邦达养壁是噶厦的四品官，经营羊毛生意，在西藏和印度拥有庞大的商业资本。老三邦达多吉经营内贸，有强大的骡帮商队来往于拉萨、昌都、康定之间，红军长征路经甘孜时曾任博巴政府财政部长，进军西藏伊始他就与我军取得联系并展开了藏族上层的工作。邦达绕于是老二，主要搞政治，与噶厦和国民党都有联系，还当过金沙江西岸江卡县的宗本。所以做好邦达绕干的争取团结工作，对渡江作战和解放西藏都很重要。做金沙江西岸的工作他也确实发挥了作用。10月8日我一五七团各部从竹巴笼、牛古渡渡江成功，急行军前进，奔向芒康。10月11日藏军九代本格桑旺堆起义，停止对抗行动。起义部队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芒康。10月21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昌都地区全部解放。我们在巴塘的任务也就完结了。
●向昌都进发
我们原班人马告别了巴塘，刀登和曾却扎同志留下做地方工作，又有一些藏族同志参加了我们的行列。随行的有他新、群觉、详秋、协绕郎杰、协敖郎吉、品康、甲波却批、曲批当汪钦等，另外还有一批藏族青年和小学生参加了一五七团，从竹巴笼渡金沙江就到了昌都地界。在巴塘几个月，我们这支小部队已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对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已经开始熟悉起来。马上要离开，怎么也舍不得，不由地流下了惜别的热泪。藏族同志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更是眷恋难舍。为了全西藏的解放，我们大家终于分别了。上次过大渡河，走的是铁索桥；这次渡金沙江坐的是牛皮船。我是第一次坐牛皮船过江，用木架搭成一个船形，然后绷上牛皮，顺流划过去，上岸的地点往往要到几里远的地方；上岸后人再把船背上来。船是很轻的，但是大的可以渡骡马，一班人坐在船上没问题。第一次坐牛皮船渡江，真是有点提心吊胆，但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的西藏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有行军靠走路，过江用牛皮船。那么多的一座又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峻岭，那么多的一条又一条横在前进路上的大江大河，没有炼就的铁脚板就无法走路，没有腾空的本领就过不去溜索桥。但是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正象毛主席《长征》诗中所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现在我们就象红军一样走长征之路。红军教育了我们，长征也锻炼了我们。
渡金沙江后第一站就是芒康宗，九代本就住在这里。一个代本相当一个团，号称500人，实际上九代本只有300多人。格桑旺堆是德格土司族系，不是藏政府的嫡系。但是因为格桑旺堆在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又通英语，所以被任为代本。昌都以南芒康是通往云南的大道，又是金沙江西岸重镇，派九代本驻扎在这里，战略位置是很重要的。但是漫长的金沙江防线，又有通盐井、德钦的大路，九代本孤零零的显得实力太单薄了。只要人民解放军渡江，他根本就防守不住。江东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不断地传来，共产党的政策他也接触得早些。大军压境，加以我们的宣传和联络工作，所以促使他迅速地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当我们到达芒康县城的时候，正是格桑旺堆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表示爱国起义的时候。接着党中央、毛主席复电予以表彰和慰勉。九代本欢迎南路部队进驻芒康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互相以友军相待。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藏军正规部队。他们既无训练又无装备，最好的武器就是英军淘汰的卡东抢。部队战士可称胡子兵，携家带眷，扶老携幼，根本就无法作战。尽管这样，对于起义部队大家都是很尊重的，把爱国主义看成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既然已经起义就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芒康是我们渡过金沙江后第一个停脚点，在这里平措旺阶和许多藏族同志向起义藏军和人民群众展开了宣传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人民解放军、起义部队、藏族干部和当地群众举行了大联欢活动。
察雅是昌都南面的屏障，这里农牧业都很发达，物产也比较丰富，南北交通发达，有骡马大道相通。原驻有民兵代本，阿沛到任昌都总督后解散了各地的民兵。民兵代本诺杰拉是个贵族青年，过去与平措旺阶交好。诺杰拉在察雅南设帐篷欢迎我们，他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昌都和拉萨的情况，我们也向他进一步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希望他参加到革命的行列来。以后他到了西藏公学（西藏民院）当教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优秀的藏族共产党员。
我们到察雅受到那里僧俗人民和军队代表的欢迎。第二天到喇嘛寺拜会了活佛罗登协绕和他的强佐，同时也会见了他的母亲。罗登协绕是位11岁的活佛，还未掌握寺庙的大权，强佐是他的代理人，掌管寺庙的一切事务。他的母亲只是作为活佛的家属由寺庙供养起来，无权干预活佛的生活和活动。他的父亲早就死了。罗登协绕虽然年龄很小，但是宗教地位却很高。察雅活佛曾被清朝册封为呼图克图。西藏有10个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达赖摄政的后选人。昌都帕巴拉·格列朗杰和察雅罗登协绕是在西藏仅次子达赖、班禅的大活佛。罗登协绕于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时被裹挟逃亡印度，后去德国学习，现在德国一大学任教授，1982年回国探亲一次。在察雅我们和罗登协绕及其强佐等相处得很好。同时我们也协助军代表做了许多工作，军代表对我们向昌都进发也给了不少的帮助，察雅寺和其它寺庙不一样，它不是建筑在山上，而是建立在一块平坦的谷地上，周围农田平整，自流灌溉方便，一看就知道农业是比较发达的。四面山上绿草如茵，牛肥马壮。我想这块地方是发展农牧业的一个比较好的基地，加以荒地很多，更可以开荒生产，不由地使我想起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应该好好地抓一下农牧生产，这才是长远之计。
●昌都模式
从察雅翻过一座大山，沿着澜沧江上行20多公里，就到了昌都。这时同志们的心情十分激动，顾不上欣赏山川的风景，一步紧一步地奔向新的目的地。沿途看不出什么战争的痕迹，来来往往的人民解放军和藏族同胞，个个面带笑容，行迹匆匆，他们都为着新的生活而忙碌。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却是从南路来的第一支部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来不及做更多的寒喧，我们就汇入了大部队的行列。昌都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停脚点，全西藏的彻底解放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昌都的解放，为贯彻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昌都战役的胜利是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伟大胜利。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地展开了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强大政治攻势，金沙江两岸到处是和平使者的足迹，思想上开明的藏族上层人士迅速地站到爱国主义方面来，形成了一个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的局面。在昌都我认识了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他们一位是原噶厦的噶伦，一位是昌都寺活佛被清朝册封过的呼图克图，可以说他们就是西藏上层进步人士的代表，他们的言行对西藏人民有很大影响，是藏族人民爱戴的人士，也是我们主要的合作对象。在昌都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十分广泛，包括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土司头人、起义军官、活佛及寺庙住持、农奴主及其代理人，还有大商人等等，总之是以上层人士为主的统一战线。当然共产党是领导力量，所以人民解放军就是该统一战线的基础，他们代表了工人和农牧民的利益。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是带统战性质的政权组织。王其梅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他是十八军副政委，又是昌都军管会主任、昌都分工委书记，以他的身份展开上层统战工作是很合适的。他成功地推荐了阿沛·阿旺晋美任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而且团结了帕巴拉·格列朗杰、罗登协绕、格桑旺堆、邦达多吉和德格女土司降央伯姆、类乌齐活佛庞球、波密降巴益西和拉多土司也都安排在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做委员。这里面不但包括了各类官员，而且还包括了各个教派，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昌都解放委员会每做一项工作对西藏地方政府都是一次震动，也是一次促进。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在北京经过与中央派出的以李维汉为首的代表团多次协商，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阿沛·阿旺晋美这时顺利地由北京返回昌都，他在藏汉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了藏汉同胞的知心人。我们一方面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阿沛·阿旺晋美；另一方面积极着手准备向拉萨进军的组织工作。
●又一个先遣支队
为了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必须让人民解放军挺进拉萨以及所有的国防要地，使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势力下解放出来。十八军党委组织以王其梅为首的先遣支队，王其梅是司令员兼政委，我是参谋长，林亮是政治部主任。成立了“先支”党委会，王其梅是书记，林亮、徐淡庐、平措旺阶和我都是委员。我认为这个班子是比较理想的。王其梅同志开辟豫皖苏根据地有丰富的经验，他为人正派，原则性强，模范作用好，对人要求严格；林亮同志是个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前系清华大学的学生，从豫皖苏到十八军一直做组织工作，组织能力很强；徐淡庐是中央军委机关派来随军工作的，他长期在重庆和上海做地下工作，善于研究情况，捕捉战机；平措旺阶是优秀的藏族干部，熟悉西藏和拉萨的情况。有这么一个好班子，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个班子，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团结在一起，一定可以圆满地完成先遣任务。同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好的武器，就是“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成了在全西藏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纲领。这个纲领性的“协议”稳定了西藏上层统治阶级。也正是这个“协议”，中央得以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全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我们理直气壮地、浩浩荡荡地向拉萨进军。进军拉萨灼准备工作在积极地进行。我们选了有红军基础的一五四团八连作为战斗力量。这个连的战士每个人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又配备了一个骑兵排和侦察人员。因为主要的任务是自卫而不是战斗，所以政治部和后勤部都配备得比较强，那是为了发挥人民解放军作为工作队的作用。先遣支队的人员迅速地集中起来，开始了紧张的训练。首先要做吃大苦的思想准备，部队要经过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中间没有补给和休整的地方，要一鼓作气翻过几座高达五六千米以上的大山，还要通过人烟稀少的穷八站。总之任务是艰苦而光荣的。王其梅同志带头每天进行爬山和行军锻炼，带头吃糌粑喝酥油茶习惯藏族人民的生活，甚至做了万一反动势力突然制造事端我们如何应变的措施。一切的一切都从最坏处着眼，争取较好地完成任务。阿沛·阿旺晋美从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回来，要回拉萨向噶厦作汇报，他就成了我们同行的伙伴。我们对他的安全有保护的责任。他向沿途群众和喇嘛、头人宣传“十七条协议”，比我们经过翻译去宣传效果要好得多，我们想方设法使他发挥积极作用，他也是我们向藏族学习的榜样。平措旺阶带领一大批藏族干部，他们精通藏汉两种语言，也是一支宣传“十七条协议”的重要力量，他们年轻、有知识、熟悉情况，可以做许多汉族干部做不了的事情。有了以上两支力量，先遣支队如虎添翼，可以毫无顾忌地奔向征途了。
●在路途上
1951年7月25日，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军党委和有关的同志欢送我们上路，预祝我们胜利地完成任务。先遗支队全体同志都表了决心。“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信条。王其梅同志的爱人王先梅和我的爱人孙立英，远远地从后方赶来，坚决要求同先遣支队一起去拉萨，她们获得了组织上的批准，于是我们的队伍又多了两位女战士。从昌都到拉萨1100多公里，大都属于横断山脉地区，山多南北走向，几乎每天都要爬一座高山或者是翻一个山岭。第一座大山就是依贡拉，爬上山顶需两个半小时，下山1个多小时。这座山靠近澜沧江，风景还是优美的，山阳处长满了青松林，山背阴的一面是松柏林，郁郁葱葱一片苍海。战士们个个喜笑颜开，哼着歌曲，轻松地在山路上盘桓，早早就到了宿营地，依山傍水，搭起帐篷埋锅作饭，开始总结这一天的行军生活。7月29日翻瓦合山，藏名朱依拉。此山是一座三峰相连，绵亘50余公里的大山，部队必须在山巅上住一夜。山顶风大空气稀薄，夜间难以入睡，虫声唧唧，风声呼呼，有一股透骨的寒气沁入肺腑。急切地盼望到了天明，继续爬过最后的山峰，往山下走就舒服得多了。以后又翻了两座山，从嘉裕桥过怒江进入洛隆宗地界。嘉裕桥是西藏北路经常可以见到的木桥，用木笼石块做桥柱，桥架一步步伸向江心，以缩短江面的距离，在两端逐渐接近的地方铺上桥面。这就是西藏当时比较进步的交通设施，不然就只能以牛皮船斜渡，或者用溜索冒着生命危险溜过去。藏南过河多用溜索，一般河流则靠牛皮船引渡。西藏当时的交通状况可想而知。这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今后发展生产建设事业的障碍。8月1日建军节，我们在洛隆宗与一五四团团部会面，团长郗晋武、政委杨军接待了我们。他们在边坝还有一个营，再往前就只有先遣支队孤军深入了。副团长顾草萍是先遣支队副参谋长，在此与我们会合。我们8月7日到达边坝。休息后准备翻丹达山，丹达山海拔6300米，是我们进军途中经过的最高的一座山。天刚刚黎明就开始行动，干部和战士都做了充分准备，士气旺盛，步履矫健。有的战士在唱打油诗：“丹达山，六千三，人在云中行，双肩担青天”。革命战士永远是乐观的，任何困难也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8月10日抵俄朱格，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方面是做好过穷八站的准备，另方面是打算访问俄朱格寺。俄朱格寺因活佛绛错林当了达赖喇嘛的侍读而提高了名声。侍读是达赖周围除正副经师以外最重要的宗教人物，可以影响达赖的政治态度。平措旺阶代表先遣支队去拜访了寺庙的强佐，顺便地了解了拉萨和达赖的近况。8月17日抵阿贡拉宿营，这是穷八站第一站，附近只有几户人家，也看不到牧民的帐篷，可以说进入了荒凉的山区。一直到嘉黎，沿途无树木也无人家。这时部队带的粮食已越来越少，中途无法补充也没有地方可以采购，不得不紧缩口粮。部队经长途跋涉已够疲倦，再减口粮就更难迈开大步了，只好边前进边向军党委报告，军党委指示可以停进待命，待后方粮食运到再继续前进。先遣支队党委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指令，是继续前进呢？还是停止待命？最后一致同意和阿沛协商，告诉他目前部队已无食粮，这几天以马料（豌豆）代口粮，骡马只啃青草为生，因而部队准备停止待命。当时阿沛表示得很干脆。他说，这里离太昭已很近，可以从他的庄园运粮食来接济。说罢，他马上派人调粮食来接济部队。我们有了他的保证就一面继续前进，一面向军党委报告。阿沛这一行动增强了部队指战员的信心。他在干部战士心目中的印象也更深了，他已成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有了阿沛接济的粮食，我们得以顺利地到达太昭。
●太昭见闻
太昭离拉萨只有200多公里，只要翻过工部帕拉就一路平川到达拉萨了，这里又是阿沛庄园所在地，所以决定在这儿休整一下疲劳的部队。当我们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太昭以前就碰到一件稀奇的事：一位藏装老汉在离太昭约2公里的地方手持哈达欢迎我们。王其梅同志和我走在前面，老汉深深躬下腰说：“我是大中华国的国民，特来欢迎你们”。王其梅同志急忙把他搀扶起来，并简单地询问了他的身世。原来他是赵尔丰的1名士兵，流落在西藏，与藏族妇女结了婚，生活习惯、语言衣着都已完全藏化了。他对于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无所知，这足以说明西藏的封闭。由此可见，今后的工作是多么困难。在太昭住了4天，阿沛尽了主人之谊，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热情的接待，同时拉萨也派官员来欢迎我们。在这里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接上了关系，以后的一切事情都要协商办理了。我们得知目前拉萨情况是很稳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已经到达拉萨，达赖喇嘛经过内部的一番斗争也从亚东返回拉萨。张代表与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普遍地进行了接触，并为迎接先遣支队进驻拉萨做好了准备。我们所以选择太昭作为修整的地方，主要因为这里离拉萨较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是农、牧、林结合的地区。这里有灌木丛和松木林，再往南和东南都是原始森林，一直延长到国境线，西藏最有开发前途的地方就在这里。太昭休息的四天，使部队恢复了疲劳，现在个个精神抖擞，衣服整洁，行囊整治的巴巴实实，只待进拉萨与藏族官员和人民见面了。尽管是这样，领导同志还是忙个不迭，反复地交代民族宗教政策，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十七条协议作为教材向战士们讲解。由于语言不通不可能要求每个同志向藏族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政策，但是事事处处必须从每个人的模范行动中体现党韵政策。4天时间，总结了42天行军中与藏族人民接触的经验：用脸部表情和打手式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最易受到藏族人民的喜爱，同时也学会了用交换哈达作为与上层人士和头人的见面礼。这个时候是向藏族人民学习的最好机会，通过学习逐步地懂得了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9月9日进驻拉萨
8月30日由太昭出发，翻过工部帕拉，从山麓沿直工河到拉萨河谷是比较宽阔的骡马大道，又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区，部队行动起来感觉轻松了很多。整整8天的行程，部队都是搭帐篷在旷野里宿营，从不进入民房和寺庙。不管住在那里都有很多藏族男女老幼围着部队看热闹，对于穿军装的汉族女战士更觉得稀奇，所以围观她们的人特别多。在无声的接近中已渐渐地熟悉起来，这时常听到的两句藏话是：“米芒金珠玛”（人民解放军），“嘉沙巴”（新汉人）。藏族同胞在表述这些称赞的语言时往往伸起大拇指。战士们极热情地接待这些藏族同胞，从表情中看到了他们的信任。在抵达德庆时，张经武代表派阿乐（即乐于泓）同志向“先支”的同志慰问，并介绍他们到达拉萨前后的情况使大家对于拉萨的政治情况有了概括的了解。马上就要直接接触藏族官员实权人物了，初次较量将是一种什么局面，不能不认真地考虑，毕竟我们是第一批进入拉萨的人民解放军，为主力部队入城做好准备，不能不谨慎从事，这是我们的先遣任务。9月8日抵达香卡，渡过拉萨河后就在河滩上宿营，这时西藏地方政府欢迎的帐篷已经搭好，派来两位僧俗低级官员为我们当联络员，一位叫益西达吉，一位叫担加。另外还有两位高级僧俗官员负责接待工作，一位是扎萨柳霞·土登塔巴，一位是马基凯墨·索南旺堆。这是首先与我们接触的藏族官员。经过协商，决定9月9日进入市区，住在马嘎萨巴（新兵营），粮食及副食供应暂由他们负责。为了准备入城式，利用一天休息时间，部队进行了“与拉萨人民见好面”的政治动员，准备了大型横幅和彩旗。进入市区那一天，天刚蒙蒙亮，拉萨就络绎不绝地有人到我们住地来探望。好像过节日一样，妇女都穿上盛装，五颜十色，非常漂亮，青少年更是连蹦带跳地涌向我们。虽不是有组织的行动，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了。我们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军歌，部队在中间两边是群众，被欢迎的部队与欢迎的人群汇合在一起了，据说这是拉萨从未有过的现象。进入市区前，西藏地方政府派噶伦绕嘎厦和夏苏设帐篷欢迎。王其梅同志和“先支”其他负责同志进帐篷换过哈达，稍坐，寒喧几句就和部队一起进城了。我们经过了回民聚居区河坝林，商业区八角街和大昭寺，到了宿营地。从此我们就和拉萨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拉萨是一座古城，人们称之为“尼玛（太阳）拉萨”。果然这一天，万里晴空，无怪拉萨有太阳城之称了。藏语拉是神的意思，萨是地方的意思，拉萨就是神仙住的地方，也可以称之为圣城。达赖喇嘛住在这里，有冬宫布达拉富，夏宫罗布林卡，都是圣地。此外附近还有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寺）；有四大林（功德林、乐墨林、丹吉林、策觉林），都是众多喇嘛居住的地方，自然就成了宗教势力汇集的地方。此外还带着一些殖民地的色彩，外货充斥市场，藏币和卢比混合使用，还有外国驻军。我们与之共呼吸的地方，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区。我们开始对陌生的拉萨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别开生面的工作
进城以后，先遣支队与中央代表及其随员会合在一起，从此张代表有了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先遣部队负责同志在张经武代表的领导下，谨慎地、积极地向藏族上层人士展开了统战工作，几乎是挨门挨户地访问了司曹、噶伦、扎萨、台吉、重要的四品官和三大寺、四大林的活佛及堪布。那时有句流行的俏皮话叫做“统战统战，请客吃饭”。把统战工作说成是请客吃饭无疑是一个误解，但是做为形容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却是十分形象的语言，确实在开始与上层人士接触的形式无非是送礼、请客吃饭，通过这种形式去联络感情，宣传“十七条协议”。那是因为大多数上层人士与我们有隔阂，有顾虑，无事难登三宝殿，只有请客送礼时才能与与他们接触。当然也有例外，噶雪巴·曲吉尼玛在我们到达兵营的第二天就主动地来献哈达。这位刚卸职的噶伦，我们早有耳闻，他从一个普通贵族捐到孜本，又由孜本捐到噶伦，驱汉事件发生时他正当权。现在虽已卸任可是还是有名气的人，他竟悄悄地来访问人民解放军了，所以任何统治阶层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的工作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从9月14日开始，王其梅同志偕同平措旺阶和我去访问了两位司曹洛桑扎西和鲁康娃。这两位位居噶厦之上的高层官员在政治上是十分保守的，甚至可以说是顽固派。原来他们的官职品级并不很高，洛桑扎西不过是个堪穷，鲁康娃是4个孜本之一，也不过是个四品官。为什么他们官运亨通，一跃而居于噶伦之上呢？原因是由于达赖出走亚东，噶厦官员随之前往，他们到亚东是观察形势发展的，如认为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就逃到印度去。处在危机的形势下，现任噶伦谁也不愿意留在拉萨，于是推出了两个政治上的保守派组成拉萨看守噶厦，他们俩的地位可以说是从此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了。在张经武同志由印度经过亚东的时候，把毛主席的信和“十七条协议”手抄本亲自交给达赖，并劝说他返回拉萨。达赖及其随行官员迫于形势不得不返回拉萨。这时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的地位已经巩固下来。他们代表噶厦和中央派来的人员及部队打交道，而我们首先去拜访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按照西藏的风俗习惯给他们献了哈达并赠送礼品，他们两个竟以极其傲慢的态度对待我们。他们竟然说出“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的无理语言。意思是说藏军虽然打了败仗，在军事上较量不过人民解放军，但是可以用断粮的办法把你们饿跑。说这种话不仅仅是傲慢无理，他们在历史上确有过这种经验。1912年清朝崩溃，驻藏大臣和一支汉练部队被那时的噶厦下令断粮而饿垮了。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以西藏出产粮食很少不能养活庞大的部队为由，拒绝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十七条协议”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可是他们却提出种种理由反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甚至拿出了威胁的语言，企图改变已成的事实。一开始就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使我们认清了这两位所谓高层官员的真面目。接着是拜会噶伦。旧例噶厦设四大噶伦，现任噶伦是然巴，土登滚钦、索康·旺清格来、绕噶‘彭措绕杰、拉鲁。次旺多吉。又增加阿沛·阿旺晋美为增补噶伦，夏苏·居美多吉和洞波·钦绕汪秋为助理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在昌都就熟悉了，其他几位噶伦和助理噶伦是第一次见面。噶伦在噶厦中是实权派，也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一般地说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善于察颜观色，尽管在政治态度上有左中右，但是在言谈中还是含蓄的，都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他们不象两位司曹那么顽固不化、夜郎自大不知道天高地厚。其中索康噶伦是比较狡滑的，他表面上说起话来“拉索、拉索”（是、是），实际上尽使鬼点子。在接触中我们逐个做了初步分析，我们有政策有策略，不怕他们不按“十七条协议”办事。三大寺、四大林是访问的最后对象，宗教人物很不容易了解，但是访问总算是使“十七条协议”进了庙门，解放军第一次踏入了禁区。接连不断地访问、送礼、请客使我们的接触迅速地展开，“十七条协议”已传播到僧俗各阶层人民之中。短短1个月的工作，已为主力部队进驻拉萨，西南西北两路会师和班禅返回西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团结和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陆续抵达拉萨以后，立即展开了以争取团结上层人士为主的联络工作，逐渐形成了一条强大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这条战线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就慢慢地形成了，部队进驻拉萨就使这条统一战线日趋明朗和完善。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要争取团结以达赖为首的集团大多数，同时巩固地团结以班禅为首的集团大多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上层人士，以达到团结广大藏族劳动人民的目的。“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就成了这个统一战线的纲颔。这是划分西藏上层人士政治态度的唯一标准。可是西藏上层人士的政治态度究竟怎么样呢？协议签订4个月以后，达赖和噶厦迟迟不表示态度，在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再三督促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请求下，噶厦才决定召开“春都舍堆杰巴”（机要扩大会议），由阿沛等5位和谈代表向大会详细地汇报了签订“十七条协议”的曲曲折折的全过程，并严肃地陈明了利害关系。会议连续讨论了3天，最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呈报给达赖。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汉藏十七条和平协议第四条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嘛喇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七条规定：‘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在汉藏双方强弱悬殊，我方在昌都惨败的情况下，取得象现在一个和平协议，使得所有生灵免除战争之苦，此乃达赖喇嘛之功德，以昌都总督、增额噶伦为首的札仲堪仁（指五位和谈代表）等和谈使者怀着对政教太平的巨大关怀所取得的成果。
“协议第九条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这里似乎是在表明要进行西藏自己的语言、文字教育。那么，我们应要求做到，今后当建立新学校时，不给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各寺庙、各扎仓的教育带来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