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西藏事宜获得尽可能多的成功，我们以为对于这样一个协议不加考虑是不行的。至于今天，为避免产生不利和危害，不得不对某些关键问题提出修改时，再根据当时情况进行商讨。中央的部队已经和正在大量开进西藏，如继续象这样增兵，应向中央说明西藏和汉地不同，一年只收一季庄稼，且收成极差，即使秋收季节，食物也很短缺，最后物价猛涨，老百姓很担心。请中央考虑到西藏的根本利益，人口增加将给西藏人民的幸福带来严重危害，最好不再派新部队到西藏来。如果不得不派部队守卫喜马拉雅边防，应以尽量少的部队直接开往边界各防区，不要经由西藏腹地。
“协议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感谢这项好办法。
“同样，大家对以下问题也表示感谢：无损地归还去年被强占的西藏土地类乌齐、昌都以东地区的寺庙、村庄和人民；为恢复以昌都总管为代表的康区方面各宗谿、各寺庙等僧俗公职人员的原有职位，并履行公务所做的努力；为谋取实现操同一语言、文字、具有同一风俗习惯的所有藏族统一于西藏的意见，以及前面所述，同意给中央发电报的主张。……”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终于发电报给毛主席，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但是潜在的反对“协议”的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反对和企图修改“协议”的阴谋活动并未停止。
反对和企图修改协议的代表性人物是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比较露骨的还是鲁康娃，这个具有花岗岩脑袋的政治顽固派，丝毫不掩饰他的政治观点，他第一次与张国华军长见面（我是以陪同的身份去的），就以质问的口吻责备张军长为什么带这么多部队到西藏来？除去继续重弹“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的带威胁的语调外，还特别举出一个例子作比喻说：“清朝有一位张大人（张荫堂）到西藏来没有带兵，只带了一些随从人员，为西藏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你也姓张，希望你这位张大人少带点兵到西藏来，多为西藏人民做点好事”。张军长用委婉的言词驳斥了鲁康娃的谬论，并耐心地向他解释“十七条协议”的内容，希望双方都按协议的规定办事。鲁康娃处处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设置障碍，他几次向张代表提出修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成立军政委员会等条款。他说：“阿沛赴京时，给他的任务是和谈，并没有授权他谈军事。西藏宗教盛行，派军队来，不如派少量的干部来。中国是大国，人口众多，力量强大，但做事应有限度，不然睡着的人也会起来反抗！”张代表肯定了阿沛作为全权代表签订的“十七条协议”，而且阿沛在重要问题上都请示了亚东噶厦，完全代表了噶厦，因而协议是不能随便修改的。鲁康娃的谬论，每次都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但是他并不甘心认输，反而继续提出反对改编藏军；反对在国庆节时，拉萨全市悬挂国旗，特别反对在布达拉宫上悬挂国旗。当部队供应困难，运输接济不上而濒于绝粮的时候，按照“协议”的规定噶厦应协助人民解放军采购部分粮食，以救燃眉之急，况且噶厦仓库有的是存粮，而大量存粮正在霉烂变质。可是鲁康姓反对开仓提粮，甚至阴谋以摊派的办法筹粮增加人民的负担，以嫁祸于人民解放军。所有这些阴谋都一一被戳穿以后，他又暗中支持部分僧俗人民、商人和社会无业者成立所谓的“西藏人民会议”。所谓的“西藏人民会议”的主旨就是要“西藏独立”，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回内地去。鲁康娃支持“西藏人民会议”代表向噶厦送“西藏人民请愿书”。尔后伪“人民会议”，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他们在街头张贴反动传单，组织流氓无产者上街示威，向人民解放军挑衅，甚至包围张代表和阿沛的住处，一时弄得乌烟瘴气，颇有炸平拉萨之势。鲁康娃为什么敢于那样猖狂呢？原来他的背后有一条线。在国外有一个孜本夏格巴，在噶厦内部有一个索康。他们代表了一股死抱着“西藏独立国”幡旗的反动势力，在国际上或西藏境内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兴风作浪。夏格巴是噶厦派往国外求援的，他带有向联合国的请愿书，与美、英、印度等国联系，想让国际上支持他们的“独立国”的黄梁美梦。在遭到各国拒绝以后，他们鼓动亚东噶厦让达赖逃亡印度，但是在形势逼迫下，达赖终究回到了拉萨。夏格巴死不回头，继续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活”动。他写了一本“西藏政治史”，把西藏描写成一个完整的“独立国”。他歪曲历史事实，否认西藏在元朝时代即归入中国版图的事实。他用种族主义的观点，胡说什么元、清的中央政府不是中国。满篇的胡说八道，但是却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欣赏，为他出力为他叫好。好像“西藏独立”在理论上找到了根据似的。至于索康，旺清格来身居噶伦要职，实际上是隐藏在噶厦内部政治面目暂时没有暴露的右派分子。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时，他路上称病跑到印度，以后看到拉萨政治形势趋于稳定，又跑回拉萨，争夺噶厦的领导权，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目的。鲁康娃在拉萨一蹦一跳，他们在国内外就一唱一和。
围绕着贯彻执行协议的斗争，矛盾逐渐集中在两位司曹身上。1952年4月13日，张代表召集全体噶伦请他们转告达赖撤销两司曹的职务。因为他们暗中指使伪“人民会议”分子，破坏团结，违反“协议”，干了大量的坏事，不听劝告，不接受教育，已无法与他们合作，因此建议撤销他们的职务。噶伦和三大寺的代表几次向张代表求情，均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使他们无言可对，最后征得达赖的同意撤销了两个司曹的职务。其实他们在文字通知上写的是“放下你们的工作”，保留了他们的级别和薪俸，甚至在参加典礼时仍坐在司曹的位置上。这场斗争是十分曲折复杂的，但两司曹毕竟再也不能公开出面阻碍“十七条协议”的执行了，我们也可以直接与噶厦和达赖协商问题了。在团结、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过程中，我们紧紧地依靠了上层中的进步力量，阿沛·阿旺晋美是这派力量的代表。早在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中我们就相识了，他是解委会的副主任，我是秘书长。解委会主任王其梅对阿沛十分敬重，经常向他讲述党的政策。在合作共事中，不但在工作上互相配合，而且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王其梅同志和我都学会了吃糌粑喝酥油茶，在生活习惯上就更容易接近了。“协议”签定后，阿沛随先遣支队去拉萨，又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到了拉萨我开始时是以“先支”参谋长的身份同他接触，1952年我是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阿沛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和谈的首席代表，成功地签定了“十七条协议”。不管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方面，还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方面，他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张代表、张国华同志遇事经常向阿沛征求意见，而噶厦在关键时刻也往往以阿沛的意见为转移。和谈代表除阿沛以外还有凯墨、土丹旦达、桑颇和土登列门，他们都参加了“十七条协议”的讨论，而且在协议上签了字，所以他们在对待协议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把他们列为执行协议中可以依靠的力量。此外曾在昌都与阿沛一起工作过，受过阿沛思想的影响，共过患难的还有崔科、金中、桑林、擦地等。以阿沛为首的这一批上层人物，首先是我们在工作中可以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形成一支进步力量。尽管其中个别人在政治态度上以后发生了变化，但是总的说来当时他们与我们合作共事中表现是积极的。中共西藏工委领导同志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都亲自做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在噶厦与堪厅协商恢复九世班禅固有地位时，做了不少说服和推动的工作，使双方满意地达成了协议，从而加强了西藏民族的内部团结。此外，还经常地与他们协商重大的政治问题。有关西藏工作的决定，都是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事后听取他们的反映，彼此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各部委厅局的负责同志也都采取“兵对兵，将对将”的方法，对西藏地方政府所有官员都进行了分工，定期地联系和接触。统战部掌握总的情况，进行统一的部署。这样做的结果终于扩大和巩固了这个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其所以称为法宝就是因为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下，与西藏上层集团结成了联盟，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交了朋友，团结了群众。
●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
1954年到1956年，西藏政治形势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情；一、达赖、班禅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二、达赖和班禅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定下来的。斗争胜利一次，西藏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就向前推进一步，同时与隐藏的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的矛盾也更尖锐化了。1954年秋，张经武代表传达中央通知，确定达赖、班禅和西藏其他代表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阿沛·阿旺晋美把这个通知报告达赖喇嘛以后，消息很快传遍拉萨，立刻在西藏上层社会中引起轰动。达赖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上，表示犹豫，他征求阿沛的意见，阿沛说：“这是一件好事，既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毛主席；又可以在会上反映西藏和个人的意见与要求，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但是反对去京的人很多，而伪“人民会议”分子又趁机蠢动起来。他们发动僧俗人民向达赖敬献，捐钱捐物阻止达赖进京，煽动不明真像的群众组织请愿阻留，一时间闹得形势很紧张。因达赖已表示愿意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反对的人很多，在这种形势下，噶厦遂决定召开一次有三大寺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达赖去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旗帜鲜明的是阿沛·阿旺晋美，他主张达赖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赞成的有柳霞·土登塔巴，功德林扎萨威萨尔坚赞，桑颇和门堆巴等。最后只好靠打挂卜吉凶来解决。挂篚呈现吉祥，于是一场争论结束了，这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而已！但是伪“人民会议”分子仍不肯罢休，一直闹到康定。三大寺代表向张代表提出要求：达赖喇嘛在内地不能超过一年，由达赖出面答应他们在一年内一定回来，才暂时罢休。
达赖到了内地，受到沿途党政负责同志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北京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欢迎。两天以后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这些会见无疑给予达赖极深的印象。他以发自内心的话承认这些国家领导人都是伟大的人物。祖国各地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欣欣向荣，使得他的思想不能不掀起波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达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如果他们不昧着良心说话，这一时期确是西藏民族与祖国各民族大家庭和睦相处的最好时期。毛主席亲自告诉达赖喇嘛说：“你们害怕成立军政委员会，现在全国都撤销了，就不再成立了。是不是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是中央做的一次大的让步。经过4个方面（达赖方面、班禅方面、昌都地区方面、中央代表方面）充分地协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并经国务院第匕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个委员会共有委员51人，按四、三、二、一比例分配，除5名共产党员委员外，其余46名委员都是藏族。这个决定受到了普遍的拥护，这是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昌都地区问题，在自治区统一领导下解决了，对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顾虑也解除了。但是伪“人民会议”分子又制造了不少的谣言。阿乐群则作为伪“人民会议”的代表，鼓动不明真像的群众向达赖请愿，并在康南一带召集头人，阴谋发动叛乱。这些密谋活动都是在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的指示下进行的。经过一番曲折，克服了许多困难，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终于在1956年4月22日胜利地成立了，这是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又一大胜利，也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