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含章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五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中央决定由西北部队护送当时留住在青海塔尔寺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及其全部随从人员，返回后藏札什伦布寺。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根据中央的决定，即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代表，我为助理代表，共同负责护送班禅返藏事宜。这篇回忆录，就是如实地叙述了根据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局的指示，护送班禅返回西藏的经过，为今后编写西藏近现代史提供一些确实可靠的资料。
●历史的回顾
要说明护送班禅返回西藏问题，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作必要的介绍。
班禅原本世居在后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班禅在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代雍正、乾隆朝以来，一向归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和达赖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以后，驻藏大臣撤销，噶厦趁机强迫札什伦布服从达赖的统治，1914年（民国3年）冬，在日喀则增设了基宗（后藏总管）2人，总管后藏16个宗（相当于内地的县）、班禅所辖的4个宗和30多个福当于宗的独立的谿卡（封建庄园）。噶厦不断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札什伦布则沿过去的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于是，达赖和班禅双方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班禅方面一再要求免征各项税收，噶厦不但不予同意，反而在1921年又给札什伦布增加征收全藏军粮四分之一的负担。在噶厦的严重威胁和压迫之下，九世班禅为避免不测，不得已于1923年11月15日晚，率领少数随从，逃出西藏，转入内地。
九世班禅到达内地以后，正逢南北军阀混战，祖国一时无力解决西藏问题。他艰辛地在内蒙、东北和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达赖派代表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29年2月，班禅获得国民党政府批准，也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并发表宣言说：“征诸历史与地理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1年4月九世班禅应邀到南京出席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1931年7月1日，国民党正式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颁给玉印和册文，并定年俸为12万元。1932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再次邀清班禅到南京，商讨西藏问题和班禅返藏事宜，同时正式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
班禅担任西陲宣化使后，即派代表去拉萨向达赖交涉返回西藏的问题。但是，当班禅准备返藏，于1936年12月行抵青海玉树以后，噶厦派来欢迎的代表，又提出“要求轻骑回藏，不带汉方官员”。同时，昌都方面的头人也来信说：“职方乌拉，均已筹备就绪，近奉藏政府谕，在交涉未圆满前，不许供应，请暂勿西上”。这时，抗日战争业已爆发，国民党政府已经顾不上处理西藏问题，因此指示班禅行辕和护送专使行署，要他们考虑停止入藏。经过再次交涉，噶厦仍坚持班禅必须“服从拉萨政府命令”，护送班禅的“汉官汉兵”不得有一人留住西藏。这些条件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班禅集团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九世班禅于1937年10月1日致函护送使，同意暂缓入藏。他在公函的最后部分指出：“查（三大寺和藏政府）来电含义甚广，毫无欢迎诚意，反欲使班禅与中央断绝关系，听彼指挥。……（班禅）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暂缓西行，以待将来”。至此，九世班掸回藏一事，终因噶厦的刁难阻挡，未能成行。
九世班禅自从回藏被阻以后，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圆寂于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享年55岁。九世班禅自1923年逃亡内地以来，在祖国各处流浪了15年，最后死在青海，生前始终没有实现返回故乡的愿望。
1940年，九世班禅的遗体被送回札什伦布寺建塔供养。堪布会议厅及其职员眷属卫队等400余人，移住青海香日德（该地百姓属班禅教下）屯垦耕田，并派人四出寻访班禅转世灵童。
1941年堪布会议厅按照宗教手续，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户五胞家中，找到了灵童，名叫官保慈丹，年龄4岁，于是把他接到青海塔尔寺供养。当时西藏噶厦也从什么地方找到两个班禅灵童，通知札什伦布寺派人去青海要接塔尔寺的班禅灵童到西藏，举行金瓶掣签。堪布会议厅坚决肯定青海灵童为真正九世班禅的“化身”，不同意掣签决定，并表示在西藏问题解决以前，不打算护送班禅回藏，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返回西藏，不可能有好结果。
1949年春，堪布会议厅派计晋美前往广州，请求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班禅灵童，并明令免于掣签。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3日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园，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完成了法律上认定的手续。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盘踞青海的军阀马步芳，青海解放。班禅即派员同解放军取得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班禅致电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致敬，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西藏早日获得解放。他在电文中说：“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歌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表示勉慰，复电中说：“西藏人民是爱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954年4月，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的全体官员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班禅返回西藏问题和西藏地方的解放问题是分不开的。西藏地区的解放是班禅返藏的前提。所以下边我们不能不简略地回忆一下西藏和平解放的经过。
●班禅回藏前的西藏形势
1949年春，我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渡长江天险，解放南京、上海，国民党政府仓皇逃往广州。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以雷霆万钧之势在神州大地迅速实现。西藏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拯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西藏人民，是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一些西藏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者却惶惶不可终日，妄图阻挡历史巨轮滚滚向前。1949年7月8日，他们突然发动“驱汉事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同时占领拉萨无线电台，派兵监视国民党驻藏机关及其人员，催促他们迅速启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借此表示西藏和中国无关，为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设置障碍。
对于这次“驱汉事件”，新华社1949年9月2日发表了社论，《人民日报》也于9月7日发表了社论，一方面批评了西藏地方当局的这种行为是极其错误的；另一方面，也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要帮助西藏人民获得解放，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住的。
但是，西藏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却拒不接受这些义正辞严的忠告，继续进行分裂活动。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传出了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明其“独立”。这是帝国主义者所策动的又一阴谋活动，其目的是要西藏当局要求英、美出面干涉，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新华社于1950年1月20发表了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对这一阴谋作了严正的驳斥和揭露。班禅堪布会议厅看到西藏当局将要派出所谓“亲善使团”的消息以后，于1950年1月31日，代表西藏爱国人民打电报给中央人民政府，反对拉萨当局的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该电文说：“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当时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驳斥和警告，西藏爱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西藏当局派出的代表团未敢再去英、美等国表示“独立”。
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促成同西藏地方当局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10日派遣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藏族爱国人士）前往西藏，进行劝说工作。格达活佛于7月24日到达昌都，即被阻挠，不让他去拉萨。8月22日，格达活佛遇害，他的随行人员也被押送拉萨。
中央人民政府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如此猖獗，为了澄清西藏局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于是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西藏亲帝的分裂主义分子却指挥藏军在昌都以武力阻拦解放军进藏。但这不过是螳臂挡车。1950年10月2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藏军主力部队被彻底打垮。
昌都解放以后，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很大震动和混乱。以大札摄政为首的一小撮亲帝分子和分裂主义者，挟持年轻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亚东，并准备进一步逃亡国外。他们的这一行动，遭到西藏广大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在西藏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寺的强烈不满，在达赖左右的堪布、噶伦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达赖外逃，而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
经过相当剧烈的斗争，1951年春，摄政大札终于下台，按西藏惯例，年满18岁的十四世达赖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
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共5人，由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其余4人是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经昌都、康定、雅安、西安等地，于4月22日抵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4月26日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聚集首都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4月2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曾主动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同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的建设性意见。因此，谈判进展很顺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谈判于5月21日结束，23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北京勤政殿隆重举行，由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陈云副总理主持（周恩来总理因身体不适，由陈云副总理代行）参加签字仪式的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聂荣臻、彭真、马叙伦、章伯钧、谭平山、张奚若、许德珩、蓝公武、张志让、龙云、沈雁冰、乌兰夫、傅作义、李书城、李四光、叶季壮、朱学范、刘格平、贺诚、赛福鼎等军政首长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此外还有班禅额尔德尼的代表拉敏·益西楚臣、计晋美、纳旺金巴等。
仪式开始后，首由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签字，继由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签字。签字毕，李维汉首席代表和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先后致词，然后朱德副主席讲话。
为了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定，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5月24日晚举行盛大欢庆宴会。应邀赴宴的有从青海来京的班禅额尔德尼，班禅副佛师嘉亚佛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拉敏·益西楚臣、计晋美、纳旺金巴、洛桑坚赞、唐觉雅丕，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北京市长彭真，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会、院、署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在京高级指挥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共180人。
在这一盛大宴会上，毛泽东主席首先致词。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也相继讲了话。毛主席致词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民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为了表达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感激和敬意，班禅额尔德尼于24日下午4时，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官员，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等，以及各方面负责人100余人，参加了这一隆重盛典。
班禅向毛主席献赠了哈达和礼品。礼物中有红锻锦旗1面，上边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字样。另有写在黄锻子上的献词1份。有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1座、藏制长寿铜佛1尊、藏制银满扎（为西藏人民敬献最高领袖最敬之礼节，状似银塔）一套。此外，尚有西藏珍贵名产金丝锻、鹿茸、藏香、藏红花、各种兽皮、各种氆氇、各种衣饰以及西藏战士50年前抵抗英国侵略者所用的武器弹药等90余件。
在这以后，班禅暂回青海塔尔寺。
《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为班禅返回西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保证。
●护送班禅返藏的准备工作
为了护送班禅返藏，早在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开始以前，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范明和我就专门前往北京，先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一起商议有关事宜。
李维汉部长在1951年1月30日第一次和我们讨论进藏问题。当时他提出：西北军区的任务是配合西南军区，准备接收后藏。阿里由王震同志从新疆派人进去。考虑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作为成立自治区的过渡。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达赖、班禅和西藏工委负责人担任副主席。班禅及堪布会议厅只想管理后藏地区，并希望当时在亚东的达赖不要出走。达赖亲政就是可能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象征。西北军政委员会也要注意争取达赖。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驻班禅行辕比较适当，如果由中央派代表，可能刺激达赖方面。要给班禅配备一个警卫营。班禅行辕中有过去国民党派进去的特务，要进行清理，为了作好班禅堪布会议厅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经中央批准，从山西调来梁选贤同志任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正秘书长仍为拉敏·益西楚臣。
1951年1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根据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紧张地进行着护班禅回藏的准备工作。调集干部，领取经费，采购各种物资，配备武器弹药，组织医疗队，电台和电影队等等。这些问题都得由中央各有关部门协同解决。为此，李维汉同志几次召集会议，与有关部、会协商，最后向周总理报告，由中央作出决定。
我们这一路进藏部队共约2000人。所有从别处调来的干部也都穿军装。班禅行辕的人员，包括官员、家属和卫队等，共400多人。医疗队的大夫和护士，由中央卫生部派遣。电影摄影队由文化部派来。通讯电台由西北军区调拨。
由于当时公路只通到青海中部的香日德（今都兰），在这以后只能使用驮畜运输，因此需要大量的牛马骆驼。于是向甘肃民勤等县的农、牧民租用了约3万余峰骆驼，组组了庞大的骆驼运输队。向青海都兰县等地的蒙族和藏族牧民租了约8000头牦牛。调军马4000余匹，供所有人员骑乘。由于是长途行军，所以每人配备马两匹。另外备骡子200头，专供抬担架使用。
因为这一路进藏是前往高寒山区，所以御寒装备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曾专门去天津订制了大批皮大衣，皮衣、皮裤，皮靴、帽子、手套和风镜等服装和用品，发给每人使用。
大量的帐篷、行军床和行军桌椅等，向上海和天津订购。炊具在兰州和西宁等处购买。人粮，马料，燃料（木柴）和副食品在甘肃、青海采购。
数量如此庞大的驮畜和各种物资，在较短时间内配备齐全，是很不容易的事，充分体现了祖国人民从四面八方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
上述所有给养，由西宁用汽车运到香日德。骆驼、马匹，牦牛和骡子等也赶到香日德集中，准备接运。
在大队出发之前，由堪布会议厅代表札萨（该厅最高文官）计晋美和范明、慕生忠（原西北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带领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部队，先从西宁前往拉萨。他们在1951年8月28日自香日德骑马启程。途中每天和我们通电报联系。12月1日，他们到达拉萨，同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同志会师。
计晋美等到拉萨后，即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议班禅返藏有关事宜，主要是恢复班禅的职权和地位，归还他原辖的地区等问题。为此，达喇嘛专门致电表示欢迎，并同意班禅和护送部队进抵西藏境内以后，沿途由西藏地方各宗派“乌拉”解决运输问题。班禅复电致谢，同时，以班禅堪布会议厅名义，向班禅原属地区僧俗官员和群众发电报，要他们积极做好欢迎班禅回札什伦布寺的各项准备工作，号召他们在准备工作过程中，和达赖的官员搞好团结。
这时，我们在西宁已作好各项行前准备，等待择日启程。
●从西宁出发
1951年12月18日，习仲勋同志代表毛泽东主席，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西宁，欢送班禅启程回西藏。在西宁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副主席喜绕嘉措、马辅臣，省委书记张仲良，省军区司令员廖汉生等参加欢送。
班禅及其亲属、行辕的全体官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等护送下，分乘许多辆汽车（吉普车、大卡车），从西宁出发前往香日德。班禅行辕所属官员的家属，已先期到达香日德。
驻行辕助理代表等组成办事机构，处理进藏途中一切有关事务。3万余峰骆驼分成若干梯队，分期分批陆续出发。马队、骡队、牦牛队也分成梯队行动。
我们到达香日德时，已接近农历年关。1952年1月初，香日德一带下了好几场大雪。当时有谣传说今年大面积下雪，唐古拉山被大雪封冻，人马不能通过。堪布会议厅向驻行辕代表报告了这一情况，问是否继续前进。我向西北局和西藏工委发电报，请示走不走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关键性问题。周恩来总理和李维汉部长也分别从北京发来电报，向我们进一步了解情况，并指出如果确实大雪封山，则暂在香日德停留，等到山雪融解的夏季再行前进。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一住半年，那么人粮马料等给养将成为很大问题，特别是停留这么长时间，势必贻误时机，关系重大。这里又离唐古拉山很远，往返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派人前去侦察，得出山上的确切情况。
在这样相当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和堪布会议厅反复研究。堪布会议厅提出可以走“三十九族”（地名）一线，绕过唐古拉山，虽然多走一个月的路程，但是同样能进入西藏。最后，我们决定采取这一方案，作好精神准备，如果走到唐古拉山近前，发现大雪封山，就绕“三十九族”前进，如果没有封山，就径行穿山而过。于是，一方面以班禅的名义给周总理和李维汉部长发电报请示，另一方面由我打电报给西藏工委。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上述三方面领导的批准，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1952年1月中旬，我们从香日德启程，分成若干梯队陆续向青海草原迸发。
由于我们的交通工具是马匹，驮载大量给养、装备的运输工具是几万头骆驼、牦牛和骡子。这若干万头牧畜每天要吃草。因此，我们这次进藏，实际上过的是半行军半游牧生活，每天走半天路，放半天牧。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饭吃，卸帐篷，备马鞍，随即列队上路。走到中午，选择有水有草还有干牛粪的向阳坡地或平坦高地，建立宿营地，埋锅造饭。做饭有两件大事，一是当时已届隆冬，河川冰冻，只能收集冰雪融化咸水，供应煮饭和饮用；另一是上草原拣干的野牛粪作燃料。这两件事工作量很大，几乎人人动手，大家都干。野牛粪是天然供应我们的好燃料。可是，遇到野牛群却必须远远避开，不可轻易开枪射击。这种野牛比牦牛个儿大一倍，力大无穷，几百头上千头成群横行在草原上。如果打不中它的要害，即使牛身上连中数枪，它也不会倒下，反而会更加狂怒地用大牛角抵你。除非打中它的脑袭，否则必须三四十枪才能把它打死。所以人们一般不敢惹它。
午饭以后，由专人放牧众多的牲畜。大家再为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出去拣牛粪。
虽然在行军途中，宣传组的同志们仍然每晚坚持收听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经过编选，到第二天午饭后口头传达给全体人员，以便大家了解西藏、全国和国际上的大事，使大家不脱离政治。这是当时主要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一。
护送部队中的党员有临时党委，团员有临时团委。一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制度始终坚持不懈。
我们每天行军，星期天也不休息。途中先后经过我国两条最大河流的源头——黄河源和长江源。到达通天河（长江源）畔时，河水已经结冰，我们径直列队从冰上过河，省了许多事，并且避免了涉过激流的危险。
●过唐古拉山
我们在寒风凛冽的高原上跋山涉水，走了1个多月。1952年2月底左右，来到了唐古拉山前，发现这座崇高险要的大山，并没有被大雪封住。山上虽然覆盖着1尺来厚的积雪，但是人马可以通过。这就避免了绕道，大家直接过山。
唐古拉山横亘在青海和西藏之间，我们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海拔5800多米。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特别是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象压着千斤重担受不了，从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象快要炸裂，胸好象喘不过气来，两腿虚软好象陷在淤泥里提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胸脯象风箱那样大起大落地喘气，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吃不到东西，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之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就俯冲下来先啄掉骆驼的眼睛，然后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牦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
由于山上没有草，又冷又缺氧，不能多停留，越停留越危险。所以过山时，每天从早到晚都走路，实行抢渡。晚上宿营时，帐钉插不进坚厚的冰层，只能凑合着用石头压住帐篷边，架起帐篷。做饭就靠进山时驮来的一点干牛粪。大家硬是豁出命去，只用了6天时间，抢渡了唐古拉山天险。
过山以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工委立即发来电报，习仲勋同志也以个人名义发来电报，热烈祝贺胜利地安全地越过这座大雪山，大家受到很大鼓舞。这是进藏道路上和大自然作战的最大难关，我们闯过去了。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拉骆驼的老乡死了数十人，干部也死了好几个，大都是心脏较弱的人，浮肿而死。骆驼死了上万头，马和牦牛也死了相当一部分。只有骡子因为体格壮，耐力强，又每天喂料，只死了一头。
经过唐古拉山口以后，即入西藏境内。几天以后来到安多麦马游牧部落境内，见到了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派来欢迎的官员。他们以四品僧官勘穷和四品俗官（任木西）为首，一行共10余人。他们向班禅敬献哈达，说明代表达赖和噶厦前来欢迎，再往前行行即由他们下令向沿途牧民派乌拉差役，支应班禅和护送部队前进。从这里起，我们才开始见到路旁断断续续地出现藏族牧民的帐篷和畜群。
●在黑河停留
进藏以后，我们到达的第一个重镇是黑河。这是一处草原市镇，当时约有几百户人家，两座寺庙，一座是喇嘛庙，有500多人；一座是尼姑庙，有200多人。市镇内有一些小商店，出售日用品，大部分是英国货和印度货。
西藏地方政府在黑河设有那曲基巧（黑河总管），相当于内地的专员公署。基宗一僧一俗，两人都是四品官。他们和当地的活佛、喇嘛，以及附近的牧民等，共约上千人，前来欢迎。在黑河市内举行喇嘛教的欢迎仪式。我代表人民解放军拜访了基宗，拜访了活佛，赠给他们藏汉文合壁的《十七条协议》和许多宣传品，以及砖茶等礼品。又给喇嘛庙放了布施，每人1枚银元。喇嘛庙的活佛还把班禅接去念了经。
在黑河我们接到西藏工委来电通知说：当时拉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斗争。在两个司曹（代理首相，一僧一俗）策动下，组织了一个伪“人民会议”，纠集约4000人，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处提出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司曹命令拉萨朗仔辖（市政府）的莫本（市长）和拉萨附近各宗的宗本，严禁向人民解放军出售粮肉等一切食物和干牛粪等一切燃料。扬言如果解放军不走，就把他们饿死在拉萨。我们针对他们的反动气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经武同志亲自去见达赖，指出伪“人民会议”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并提出要将在幕后进行策划的两名司曹立即撤职，限于数日内答复。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任命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军区司令员，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军区副司令员，为了保护阿沛的安全，请他在一个时期里在军区院内居住。命令人民解放军为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当时到达拉萨的解放军先遣支队虽然只有1000多人，但是他们是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充满应付事变的信心。
当时西藏工委将这种情况立即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党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客观实际情况，为了缓和汉藏民族关系，缓和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利于进藏部队站住脚跟，因而决定暂缓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同时决定争取早日修通从四川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命令第十八军指战员投入修路工程。
西藏工委将上述情况一一及时电告我们，要我们也作好作战准备，防止突然袭击。为此，我们和堪布会议厅一起开了紧急会议，传达工委指示。安排了应付可能发生事变的各种具体措施。召开会议，向全体人员传达拉萨的情况和工委的指示，要大家作好精神准备，作好作战准备。禁止进藏人员单独上街，必须五六人以上携带武器集体外出。我们在黑河郊外举行军事演习，请当地的基宗和活佛等参观，以显示武力（有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我们对藏方僧俗官员和活佛们，仍然表示友好，照常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作了这些准备，所以在黑河没有发生请愿、游行、示威等对我们不友好的行动。
在拉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以达赖的名义下令撤了两名司曹的职，解散伪“人民会议”。西藏政治形势开始缓和。于是工委下令我们继续向拉萨前进。
由于经过极其艰苦的长途行军，我们到达黑河时，3万余峰骆驼已经死去大半，牛马也死了许多。因此，我们从黑河出发时，不得不支付一定的报酬，雇用藏族牧民的牛马，补充驮畜。我们除了付报酬以外，还给牧民们免费治病，送给他们许多宣传品，对他们不打不骂，平等相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赢得了牧民对我们的信任。他们称我们为“金珠玛米”（解放军）和“嘉沙巴”（新汉人）。
●抵达拉萨
1902年4月12日，我们护送班禅平安抵达拉萨。
从1951年12月18日离开西宁算起，在路上走了将近4个月，路程近4000里。
班禅到达离拉萨76里的吉日时，西藏工委派副书记范明，军区派参谋长李觉等，前来欢迎，并且一起研究了进入拉萨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班禅到达拉萨的时候，西藏地方政府在郊区搭起欢迎帐篷，举行了传统的欢迎仪式。噶厦的噶伦（大臣）等重要僧俗官员，在帐篷内向班禅献哈达，以示欢迎。然后以藏军军乐队为前导，进入市内，居住在大昭寺中预先布置好的行辕里。班禅方面所需人粮马料即由西藏地方政府供应。
第二天班禅前往布达拉宫拜会达赖。自从九世班禅和十三达赖失和以后，班禅逃入内地29年（1923——1952年），这才重新恢复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在西藏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由于范明和计晋美先行至拉萨协商，所以关于恢复班禅固有的职权和地位，接收被达赖集团侵占的原班禅管辖地区等问题，在这以前已经商议妥贴，没有再多费周折。
班禅在拉萨住了1个多月。5月间，班禅启程前往离别了将近30年的札什伦布寺。
班祥离开拉萨的那一天，西藏地方政府又在市郊搭帐篷欢送。噶厦的噶伦等重要僧俗官员给班禅献哈达送行。
●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
在班禅离开拉萨以前，西藏工委向中央汇报了班禅返札什伦布寺的准备情况。中央指示要我继续护送班禅，直到札什伦布寺，并在那里居住一个时期，协助班禅等人办好各项事宜，然后再回拉萨，同时，西藏工委决定在日喀则成立分工委（相当于地委），协助处理班禅所属地区的一切工作，由梁选贤同志任分工委书记，苗九锐同志为副书记。
我们由拉萨出发后，经曲水宗、白地宗、浪卡子宗、江孜宗和白朗宗，最后抵达日喀则。这一路大概走了半个月。这时，班禅堪布会议厅仍为400多人，班禅的警卫营将近500人。我们护送班禅的人已不多，只有少量分工委的人员担负这一任务。
日喀则分工委当时只有数十人。但是，另有全套人马——医疗队、文工团、新华社、报社、银行、贸易公司和邮局等各种机构，共约数百人，一起前往开展工作。这些人员有从十八军来的，也有从青海来的。他们将在班禅所属地区开展各项工作，打开局面。
班禅久别日喀则二十九载，现在重新归来，各地属民前来欢迎的多达五六万人。他们有些人经过数十里，有些人甚至跋涉几百里，前来札什伦布寺。有的牧民赶着牦牛，带着帐篷，已在日喀则等了一个多月。日喀则市区到处挤满了迎接班禅归来的男女老幼。当我们进城时，群众情绪激昂，有些人由于过于激动甚至嚎啕痛哭。充分显示出浓厚的民族感情，特别是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场面在日喀则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札什伦布寺的喇嘛和日喀则的市民们，自发地用红布或红纸做了许多五星红旗。全市家家户户，寺中每一僧舍，无不红旗招展。这些红旗上的五星虽然做得五花八门，很不合规格，但越是这样，越体现出当地藏族人民自发的高度爱国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
在札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寮中，还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这画像都安放在和释迦牟尼像并列的地方，充分表现出全寺广大僧众对共产党的感激心情。
班禅进入札什伦布寺以后，举行了隆重的喇嘛教庆祝仪式。这一仪式前后长达半个月时间。
在这期间，我们迅速地成立了日喀则工委和各种机构。发行了日喀则报。这是一份周报，出藏、汉文两种文版，油印，主要刊登新华社消息。医疗队立即开始为僧俗群众免费治病。电影队免费放映电影。银行给城市贫民和郊区的贫苦牧民发放无息贷款。医疗、贷款和电影这三件大事，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达赖在日喀则设有基巧，两名基宗都是四品官，一僧一俗。班禅回到日喀则时，他们曾在市郊搭帐篷欢迎，献了哈达。后藏地区共有达赖所属16个宗，班禅所属4个宗和30多个相当于宗的独立谿卡。日喀则市的市民归达赖系统管辖，札什伦布寺则属于班禅。因此，在日喀则搞好达赖和班禅双方的团结，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日喀则分工委负责做达赖和班禅所辖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作。
我在日喀则一方面参加庆祝班禅回寺的活动，一方面筹建分工委，同时也做达赖方面的统战工作。我亲至日喀则基巧，拜会基宗，赠送礼品和许多宣传品。基宗也来回拜送礼。双方关系处得很好。
我在日喀则住了半年多，主要帮助班禅恢复他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把1923年班禅离藏后被达赖方面侵占的那些宗和豁卡，归还给班禅方面，由班禅派官员前去管理。这一和平移交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大的困难。
另一项重要工作为调解班禅集团内部的由内地回来的人员和留在当地人员之间的矛盾。在留下的僧俗官员中。有一部分人给达赖方面做过事，这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得已的。从内地回来的人要收拾他们。我们说服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对这一部分人采取宽大政策，既往不咎。当时，班禅方面将这部分人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四品俗官）私自逮捕。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和我们商量。为了搞好他们之间的团结，我们说服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将此人释放，并要他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时先和我们商量。通过释放这一个人，促进了班禅方面内部两派之间的团结。
1952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要我回拉萨参加西藏工委会议。我到班禅住地向他辞行，班禅为我设宴饯别。当我到达班禅门口时，那里整齐地排列着一行喇嘛，多达数十人，每人手里握着一股点燃的清香，口中念着经。这是喇嘛教表示感激的最隆重的仪式。
临别时，班禅送给我一头非常健壮的骡子，并备有全套鞍具，以便沿途骑乘，留作纪念。堪布会议厅从班禅警卫营中调派一个班，共10人，护送我回拉萨。
出发的那天，堪布会议厅在市郊搭帐篷欢送，用藏族礼节向我们献哈达送行。达赖派在日喀则的两名基宗，也搭帐篷献哈达热烈欢送。他们还派一名藏族“张译”（职称）伴送我至拉萨。他负责与达赖管辖地区各宗联系，给我们供应人粮马料和住处。我们这一行共十几人。
这次从日喀则回拉萨，为了了解藏北的情况，我不再走南路，改走北路，一路经过南木林宗等地。
至南木林宗时，宗本和寺庙的堪布（管事）等数十人至郊外欢迎，献哈达。到住地以后，我去拜会宗本、活佛和堪布等人，送了礼品和宣传品，当地有一座格鲁派（黄教）寺庙，内有喇嘛500多人。我给他们每人放了1枚银元的布施。
到堆龙德庆宗的时候，经过一座噶举派（白教）的寺庙，庙中有楚布噶马巴活佛。他的先辈曾推翻帕主王朝，建立噶马王朝，担任全藏法王。噶马王朝统治西藏凡二十四年（公元1618——1642年），再以后就是达赖五世建立的噶丹颇章王朝了。我进入寺内，向活佛献哈达，送礼品；给300多名喇嘛放布施，每人1枚银元。这是为了表示共产党对西藏各教派一视同仁，贯彻信仰自由政策，不是只支持某一教派，而是对各教派同样尊重。
●一九五三年的西藏国庆观礼团
我回到拉萨时，已进入1953年。
1953年是建国4周年。中央统战部指示西藏工委组织达赖和班禅双方共同参加的统一的西藏观礼团，去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经过和双方协商，他们也都同意统一组织。达赖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噶伦热噶厦，副首席代表为马基（藏军总司令）噶章，其余代表10多人。另有其他官员、随从和家属10多人。班禅方面派大喇嘛纳旺金巴为首席代表，另有代表、随员和家属数十人。这是班禅回藏以后，全藏统一组织的第一个国庆观礼团。由热噶厦担任团长，纳旺金巴为副团长。西藏工委决定由我带队陪同他们前往北京。
那时康藏公路还没有全线修通，由四川只通到昌都，从拉萨到昌都要骑马。观礼团沿途由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各宗宗本负责供应全团人员的交通运输、人粮马料和住宿需要。我们从拉萨出发，骑马走了1个多月才到昌都。中共昌都分工委书记、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同志，热情接待观礼团。昌都喇嘛寺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委派该寺堪布为代表，在昌都郊区搭欢迎帐篷，用藏族的仪式向全体代表献哈达，表示隆重欢迎。
从昌都出发，即由西藏军区驻昌都部队调派卡车数十辆，运送全团到成都。四川省人民政府举行了欢迎宴会。然后由西南军区派出几架飞机，把观礼团由成都空运到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张执一同志等代表中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欢迎。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军区的领导人叶剑英同志设宴招待了观礼团全体人员。代表们在武汉进行参观游览，曾观看著名演员陈伯华演出的汉剧。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派交际处长等专程来武汉迎接西藏观礼团。全体人员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