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以后，为了贯彻“协议”，实现“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条款，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同志取道印度，于1951年7月14日到达西藏边陲重镇亚东，说服了伺机出走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随行人员返回拉萨。
不久，由我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子1951年9月6日到达拉萨；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李觉参谋长率中共西藏工委十八十八军前指五十二师主力也于1951年10月26日抵达拉萨；12月1日，从西北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由范明同志率领也到达了拉萨。为了贯彻“协议”，巩固国防，解放军又分别进驻日喀则、江孜、隆子、察隅、噶大克（即噶尔雅沙）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至此，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神圣任务胜利完成，西藏历史进入了崭新的一页。
但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其侵略西藏、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他们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企图把西藏地方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于是，在西藏就出现了贯彻执行“协议”与反对破坏“协议”、维护祖国统一与分裂民族家庭的激烈斗争。
为了贯彻执行“协议”，进一步开展工作，在十八军进驻拉萨后，经与西藏上层人士充分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立西藏军区。1952年2月10日，在拉萨孜仲林卡举行了西藏军区成立大会。会上，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同志代表中央宣布西藏军区成立，任命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措绕杰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为第三副司令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张国华司令员代表西藏军区作了《关于进军西藏的初步总结和西藏军区今后任务》的报告。
张国华司令员根，据西藏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西藏工作的总方针是：慎重稳进，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国防要地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国防建设还要进一步加强，公路修建还要继续努力。为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各项工作中，要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争取站稳脚跟。西藏军区的具体任务是：
一、根据“协议”十五条之规定，保障“十七条协议”全部实现，建设国防，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二、鉴于西藏地方物产不丰，交通困难，群众生活贫穷的实际，为建设繁荣的新西藏，减轻西藏人民负担，组织驻藏人民解放军进行生产建设；
三、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将西藏地方军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使西藏地方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根据上述方针、任务，西藏军区采取了如下几项主要措施：
1．组织后方部队五十三师、五十四师及工兵、汽车部队继续修筑川藏公路，运输支前。
2．为减轻西藏人民负担，凡人民解放军驻地有生产条件的，都进行了开荒生产。据统计，全区部队在执行筑路、营建、运输等繁重任务的同时，1951年底至1952年初共开荒16万余亩。军直机关、分队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后，在11月下旬，即由谭冠三政委率领，抽调机关、分队70％以上人员到拉萨西郊开荒，经过17天的奋战，共开出荒地2200亩。
3．为了解决部队的运输补给困难，便于分散就食，军区党委决定军直机关及十八军独立支队大部和一五四团三营共约3000人驻防拉萨；
五十二师部分机关、分队及一五四团团直和二营共约1600人驻防江孜；
一五四团一营及十八军独支支队一部约600人驻防日喀则；
五十二师师直机关率军炮兵营共计2600人驻防太昭、则宗地区；
一五五团团直机关率两个营驻防沙丁、桑达、奔滚一线，组织运输，维护交通；
一五五团一个营驻防隆子。
上述各部队均有就地开展统战工作和开荒生产的任务。
4．为解决藏汉语言不通的困难，决定成立西藏军区藏语文谢练班（1952年下半年改为西藏军区藏语文干部学校），聘请西藏爱国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抽调干部、战士近800人学习藏语文。
5．发动干部、战士为西藏人民群众做好事。助民劳动，如担水、扫地，放电影，为群众免费治病，参加发放无息农贷等。影响群众，以消除民族隔阂。
6．鉴于历史、民族、宗教等原因，改编藏军的工作，条件尚未成熟，对藏军的改编，只是按照“协议”的要求，作为一种长远任务，并决定暂缓进行。等等。
上述几项主要措施，都是为了巩固国防，建设边疆，减轻群众负担，增强民族团结的具体措施。至于“协议”中规定的其他改革措施，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所限，只能视客观条件具备后逐步加以实现。即使这样，西藏地方政府中极少数反动上层和分裂主义分子，对解放军进藏、成立西藏军区、提出逐步改编藏军等，都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趁驻藏人民解放军立足未稳，粮食补给困难之机，对我人民解放军进行种种刁难。首先搞粮食封锁，其次是严禁群众向我驻军售卖柴禾、蔬菜等，企图把解放军困死、饿跑。
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当我军区首长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按“十七条协议”向我解放军出售粮食时，司曹鲁康娃竟对解放军指战员饿肚子的情况幸灾乐祸，狂妄地说：“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并无理提出将已获得解放并建立了解放委员会的昌都地区交还西藏地方政府管辖。张代表、张司令员等首长当即对鲁康娃的这种蛮横态度加以严厉的驳斥，并对他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但他们始终以“西藏产粮不多”为借口，拒绝为解放军筹措粮食。
有一次，大家饿着肚子到拉萨西郊开荒，刨出一些麻芋子。这种块根植物，根部圆圆的，形似土豆，但毒性很大。人饿急了什么都想吃，有的同志便拣起麻芋子吃起来。一吃下去，马上满嘴麻木，接着咽喉红肿，立即被送到医院抢救。为此，军区司令部、后勤部还联合下达了禁止乱食麻芋子和有害植物的通知。从这件事也看出当时我们部队缺粮的程度。鉴于这种情况，军区党委决定，一面组织由四川边境至拉萨的牦牛运输，一面组织部队开荒生产自救。另外，动员部队尽最大的努力节约用粮、用柴，渡过难关。在这关键时刻，拉萨等地区的一些爱国上层人士，自愿卖给了我们部分粮食，使部队的粮食困难略有缓和。
西藏的反动上层，见用封锁粮食的办法不能把解放军饿跑，又使出了新的花招。
1952年元月13日，司曹鲁康娃召集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上开会，会上作出了“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的决定。随之组织了所渭“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了武装骚乱。公开提出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
1952年3月31日，伪“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1000余人，突然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的屋顶上架起机枪，荷枪实弹，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张代表请愿。提出“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会议制度不能改变”等反动要求，并要张经武代表立即作出答复。
在这严重的时刻，张代表驻地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只有一个警卫班。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张代表一面布置警卫班和工作人员严密警戒，并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让伪“人民会议”分子选出几名代表进入桑都仓，陈述意见。同时立即派人请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全体噶伦，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严正指出，这次骚乱，是有人在背后唆使的。参加骚乱的群众是不明真象而被人利用的，他们没有责任。张代表责成他们立即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否则，因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由西藏地方政府承担。然后张代表对伪“人民会议”分子进行了说服教育和说理斗争。让他们留下请愿书，听候答复。到当天下午，包围桑都仓的人群大部分渐渐散去，但仍有少数武装人员对桑都仓进行监视。
为进一步制止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1952年4月1日，张经武代表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全体噶伦写了一封信，正式要求他们制止骚乱，解散伪“人民会议”。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全体噶伦转达赖喇嘛先生：
昨日（3月31日），在拉萨市发生了反动组织的非法活动，经我们调查了解和拉萨市长等官员的证实，得知参加该反动组织的分子，其中除有化装的喇嘛和拉萨的流氓外，还有全副武装的藏军官兵参加。反动组织的所谓“拉萨解放大队”，秘密布置在我的驻地（桑都仓）周围，企图搞军事骚动。由于我人民解放军高度的克制和严密的军事防范，以及全体噶伦的协助，幸免了一场流血事件，这是好的。但我必须指出：这些反动分子的非法活动，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怀有重大阴谋的个别人物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幕后支持。这种非法组织及其活动，不仅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拥护“十七条协议”的诚意和搞好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愿望，并且是破坏“协议”、反对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若不立即予以有效制止，势必给西藏人民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为此，请您迅速下达命令，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即刻命所有西藏地方部队（包括您的警卫团），从即日起，一律各回各营，严加约束，不得任意外出参加任何非法组织及非法活动，并立即履行“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不得挑拨离间；不得对人民解放军抱敌视态度。
二、立即命令三大寺（包括其他寺院）在拉萨市的所有喇嘛和化装的喇嘛，即日起各回各寺，并责成各寺堪布严加约束，具结保证，不得任意离寺外出，惹事生非。
三、立即命令解散所谓“人民会议”，所有参加人员各回各家，则不予追究。对所谓“人民代表”，可留住噶厦，听候接见，待与全体噶伦听取其意见，加以讨论后，再予以答复。
四、请即命令噶伦与西藏军区磋商，联合发出布告，严禁一切破坏民族团结与违背“协议”的非法活动，并保证维持拉萨治安，保障商民人等恢复正常营业，以安人心。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 张经武
1954年4月1日
张经武代表的这封信发出后，西藏军区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充分磋商后，联合发出了维持拉萨治安的布告。
1952年4月2日，朗孜辖墨本（维持拉萨市区治安的官员）召集全市房产主讲话，规定：每晚八时起至次日晨五时为戒严时间。军民人等不准随便活动；不准造谣生事；不准秘密集会或有不轨行为等。但是，朗孜辖墨本的上述讲话，不过是说说罢了，并未认真执行。因伪“人民会议”有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在幕后支持，所以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猖獗。
1952年4月2日，伪“人民会议”代表100余人继续在布达拉官前面的印经院开会，声言：“要继续组织请愿，不达目的不罢休！”并唆使伪“人民会议”分子继续包围张经武代表的住宅。张代表虽多次请噶厦的噶伦到桑都仓研究解决办法，但商定的办法始终未能执行。
他们大造攻打解放军的舆论。散布：“藏历3月14日，攻打解放军”；“噶厦已与三大寺订盟立约，定于3月3日（即4月27日）联合攻打解放军”；“司曹鲁康娃打了卦，卦上显示‘决不向解放军认输！一定要打下去！’”等等。
在制造散布“攻打解放军”舆论的同时，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背着达赖喇嘛，将驻扎在江孜的炮兵团（藏军第六团）于1952年4月8日调到拉萨。
有些贵族官员经营的商店蓄意抬高粮价。青稞每克价上涨到藏银70两，还造谣说：“粮食涨价，都是解放军把粮食买光了”。但知道内情的群众却说：“解放军公平交易，不亏商民，这是贵族粮店有意抬高粮价，盘剥解放军的钱财。实在太没有良心！”
在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及伪“人民会议”的煽动下，拉萨地区不断发生割断电话线、夜间枪击解放军驻地和哨兵、袭击解放军外出人员、打骂解放军卫兵；在街上拦阻解放军、扛膀子、吐口水；侮辱女同志；偷盗解放军物资等事件每天都有。据统计，仅三四月份，上述不法行为即发生100余起。由于我军指战员受过严格的纪律教育，遵守军区的各项规定，从未与之计较，所以才使事态未能扩大。
一伙人向在藏干校担任藏语文教师的爱国人士发递恐吓信。信中骂他们是妖魔，要他们“当心脑袋！”一些不法分子在街道上向他们吐口水、打石头，要他们立即停止到藏干校教课。记得有一天，在大树下给我们上课的藏语文老师噙着眼泪说：“同学们，今天我万分难过！我不能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因为往返途中很不安全，只得暂时不来校教课。我希望这不是最后的一课！”老师说到这里，我们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从那天起，藏干校被迫暂时停了课，我也回到了军区司令部。
为防备敌人对我军发动武装袭击，西藏军区决定调炮兵营进驻拉萨，命令一五五团一营自隆子日夜兼程赶到拉萨。与此同时，军区驻拉萨机关、分队，修筑了部分防御工事，司、政、后勤机关之间，还挖了交通壕，还规定严禁人员外出，以免遭受无谓的牺牲。
形势越来越严重。尤其在夜间，不断听到枪声。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伪“人民会议”的不法分子，必将闹出更大的乱子来。为力争和平解决伪“人民会议”的不法行动，张经武代表提出亲自去布达拉富，面见达赖喇嘛，向他陈述事态的严重性和为了防止局势的恶化，要求撤去伪“人民会议”的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二司曹的职务的意见。
当时的布达拉富，布满藏军和武装喇嘛，两个司曹也经常在达赖身边。张代表只身前往布达拉宫向达赖提出撤销两个司曹的要求，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但如果不去，昕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西藏工委和军区的首长们对张代表去布达拉宫一事，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研究，认为此行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鲁康娃、洛桑扎西等有可能下毒手，将张代表杀害。如果这样，西藏地方政府就一手制造了流血事件，鲁、洛即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我人民解放军可以一举歼灭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伪“人民会议”的所有不法分子；
二、鲁康娃、洛桑扎西等将张代表软禁在布达拉宫，同时向驻拉萨的解放军发动进攻。这样，西藏反动上层就自绝于人民，我解放军将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三、达赖喇嘛接受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职务的要求，这样，伪“人民会议”分子在拉萨掀起的骚乱即可和平解决。
根据上述分析，估计出现第一、三两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的是第二种情况。但这只是我们的主观分析，没有绝对的把握。军区党委和西藏工委权衡利弊，从大局考虑，最后作出了同意张代表前往的决定。张经武同志下定了冒生命危险，前往布达拉宫的决心，他坚定地表示：“不论出现何种情况，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是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的。这样，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人士，也有利于广大藏族群众的觉醒。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坚决不打第一枪。万一反动分子武装挑衅，我们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时就更加有理、有利。这次进布达拉宫，我有牺牲的可能。即使牺牲，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为了换得西藏政局的长久稳定，我想也值得，也光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向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七十八任，被杀害的只有一任。那是清乾隆十五年的事。当时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企图割据西藏。驻藏大臣设计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杀了。只因当时清朝在西藏没有驻军，驻藏大臣傅清和副大臣拉布敦也同时遇难。从此以后，清朝在西藏派驻了军队，就再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件。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代表，去向达赖喇嘛表明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再说，量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胆量。我估计软禁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宫顶，与达赖一同观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我预祝同志们反击作战的胜利；而同志们反击作战的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张代表发言时，沉着、果断、刚毅而乐观，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与会首长对张代表的发言和他对西藏历史的熟悉，都表示佩服和同意。但军区首长和同志们对张代表的安全总是不放心，为防止分裂主义分子孤注一掷向我发动武装进攻，军区首长命令军区机关、部队和炮兵营的指战员都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1952年4月19日早上，张经武代表从他的住宅桑都仓准备前往布达拉宫。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拉萨的四月天虽有些寒意，但柳树枝头已开始吐青，小草也冒出嫩芽，预示着拉萨的春天即将来临。在远离张代表住宅的军区作战室里，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等军区首长都以严肃的神情，等候张代毒出发的消息。一阵沉静后，突然电话铃响了，桑都仓打来了电话，说是张经武代表带了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事和一个警卫班，已离开桑都仓去布达拉宫了。
李觉参谋长急忙把我叫出作战室，对我说：“张代表已经出发了。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马上带上一具望远镜和一支信号枪，到西面广场小河边等侯，如果张代表在布达拉宫发生意外或被扣留，跟随他的保卫干事即会从布达拉宫顶上朝南的中间窗口里伸出一面红旗或发射三发信号弹。这时，你也要发射三发信号弹，作为我们部队发起反击的信号。事关重大，希望你认真观察，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我的心情有点紧张。我立即作好了准备，奔到小河边，集中全部注意力，用望远镜一直瞭望着布达拉富的每一处地方。倏地，盯见张代表到达布达拉富山下，留下警卫班，带着翻译和两名保卫千事，从东门走进了布达拉宫。这时，我的心情更加紧张了。
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瞭望久了，举望远镜的手也酸了，眼睛也模糊了，但一点也不敢松懈。总怕错过那不愿意它出现而又极为关键的一刹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布达拉宫的窗口上既未发现红旗，也未发现打出信号弹。我非常焦急。时间越长，我的想法越多，真是碎人肺腑啊！
突然从布达拉宫东门内走出一个身影，接着又走出来三个人，我兴奋地擦了擦眼睛，再次仔细观察。当断定是张代表平安地从布达拉宫出来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急忙奔到作战室，大声报告：“张代表从布达拉宫回来了。”
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李觉参谋长等首长都点头会心地微笑。接着，张司令员说：“代表总算平安的回来了，但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详情还不得而知。通知部队，继续保持警惕。”
约1小时后，张代表从桑都仓打来电话。说是经过说理斗争，达赖喇嘛已同意将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撤职。正义上升，阴霾消散，胜利的喜悦浮现在大家的脸上。
1952年4月26日（藏历水龙年3月2日），达赖喇嘛发布命令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分裂主义分子受到了沉重的一击，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因此由公开转入了隐蔽。
西藏军区成立初期与伪“人民会议”的斗争已过去34年了，但在艰苦岁月中的那些扣人心弦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张代表那种坚定、果断、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自我牺牲精神，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198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