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钢
一
1951年春天，当时的西康省北部重镇甘孜热闹异常。一方面，修建机场和筑路的部队、民工以及装备器材云集到它的近旁；另方面，进藏部队的首脑机关从川西的新津前进到这里，为下步长途进军进行着紧张繁忙、多方面的准备。
甘孜海拔3000多米，较之四川盆地空气稀薄得多，由于坚韧的锻炼，大家很快适应了，为了适应在更高的海拔高度上行进，又开展了群众性的爬山活动。与此同时，大家运用熟记的各个纪律守则规定的条文，来检验和指导自己同藏胞交往中的一言一行。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发表了，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直接的强有力的鼓舞和实实在在的鞭策，催促我们加快做好一切准备，早日吹响和平进军的号声。
就在这个时候，军政治部宣传部夏川部长把我喊去了。他向我介绍了一系列情况：军政治部决定组织以建军报社铅印工厂为主体的一支运输队，命名为政治部牦牛队，把铅印工厂分前后两厂，将一架脚踏铅印圆盘机及铅印工厂的一整套设备，和军政治部、报社、新华书店的图书、布告、其他器材等共约一百几十驮物资运到拉萨。这些，虽然都是较为普通的物资，但却是我军建设西藏的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批文化物资。在这些物资中，除照相制版机等较精密部分由人携带和由自己的骡马驮运外，绝大部分要雇藏胞的牦牛驮运。为便利于运输队牦牛群的放牧，决定走海拔普遍较高、人烟更加稀少，路程更远、情况了解更少，但牧草较为丰盛的北线。这就是说，这支运输队要远离大部队走的中线，长时间在单独线路上单独行动。为保证圆满完成这项任务，领导决定增加运输队的领导力量。夏川部长说到这里，就正面提出要我作为部里的代表同谢显维队长、李恒义指导员，还有军政治部的康管理员共同担起这副担子。困难一定不少，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那就要依靠集体的智慧，独立地加以正确处理，不管有多大困难，而任务必须完成。我当时是建军报社的编辑，对铅印厂工人同志情况熟悉，领导既然已经决定把这样一个不算轻松的差事交给我，二话没说，便欣然领受了。
二
我们这支担负特殊任务的运输队，共有50多人，大部分是建军报社铅印工厂的工人，另有军政治部部分机关干部，还有随军的新华书店的同志。来自巴塘的藏语文干事张弟华同志（藏族），要算是运输队的关键人物了，在随后一次意外发生的严重情况中，如果没有他，整个运输队的命运都是不堪设想的了。
前段的进军动员学习，两个问题解决得深刻：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充分；严格遵守政策纪律的观念明确。运输队没有再走层层发动那样的程序，只是侧重向大家介绍沿途情况，提出严格的具体要求后，就及时转入周密细致的物资准备。一点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严重麻烦：例如不带足火柴或忘带羊皮风箱，可能造成断炊；如果不带备用帐篷杆，一旦有丢失，在无际的雪山草地里，帐篷就搭不起来，而帐篷是我们夜间抵御雨雪风寒的唯一保护物；如果药物带少了，一旦发生严重病情，除了忍受以外，就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药物和医疗方面即使准备较充分，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要运输300多包物资，为防水浸和撞损，每一件都得用牛皮密裹起来。牦牛运输如同马帮运输采取群赶，但稳定性却不及马帮，运件被撞损随时有可能发生。一路上要过无数激流，经无数次风雹雨雪的吹打，运件非常容易被水浸蚀。当我们于1951年6月初从甘孜出发时，康藏高原的雨季已经来到。
从甘孜到昌都，要翻越6座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山。在山上行军，由于缺氧，胸中如塞满东西，气喘短促，心跳加快，头晕脑胀。而天气又变化无常，忽而强烈的阳光，紫外线射得皮肤灼热发疼；忽而乌云翻滚，又是阵阵急雨；忽而寒风呼啸，冰雹夹着雪蛋扑面打来。许多人嘴唇发青，指甲暗紫，无言地但又是坚定地迈着脚步。在这种时候，大家总是互相关照，明知如此，还是要互问感觉怎样。答话也总是平稳、坚定、明确：没问题，能坚持！下得山来，又必定要过河，当时许多河上无桥或有桥但早塌毁，就只得徒涉。一遇艰险，大家更自觉地听从指挥，手牵着手，脚跟着脚，左右前后相互照应着向对岸移动。高原徒涉速度很慢而且相当危险，这里水冷流急，人一旦被冲倒，单靠自己就很少可能再站起来。要多谢淳厚的藏胞，他们主动提出让骑上他们的牦牛过渡。那办法是，一临近河流，每人就要悄悄走近选定的牦牛身后，抓住火候，飞快一跃，就爬到牦牛驮子上。热情的藏胞还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表演示范，逐个地对我们指点出比较温驯的牦牛。但是，这个一跃，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有的同志硬是经过多次失败，摸到要领，方才奏效。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赶到金沙江岸边的岗托渡口。由于江水宽大急深，江两岸牦牛不相互渡江，进军的物资在这里转运。我们人员物资，就靠藏胞的几只象大圆锅样的牛皮船过渡。我们内地人简直不敢相信，如此小而简陋的器具，能够放上重载横渡大江？但勇敢勤劳智慧的藏胞，却能熟练地驾着它飞飘而来又飞飘而去，实在叫人钦佩。人员物资过渡得相当顺利。但就在接近完成之际，船上同岸上同志搬卸物资时稍一不慎，一包物资掉进离岸不远的水中。这是工厂不可少的材料，便决定立即打捞。杜澄涤同志争先下水，第一人在几人牵护下，用腿伸进水里试探，但流速过大，向前稍一移动就被冲倒，被拉上岸来。接着，第二人用绳索拴牢自己的胸腰，走进水里，刚跨出两步，又被汹涌的激流冲翻，身子打了个转，就被推回岸边，二次打捞又失败。几位水性好的同志找来长木杆，想插到水底。老谢和我们几个考虑到：象这等激流，江岸水下斜坡，停不住较大物体，落江皮牛包很可能被冲走；再硬干下去，东西捞不起，还有可能酿成淹亡事故，确定放弃打捞。我们就借着交涉转运、暂停岗托的机会，抓住这个丢失事件，发动大家找爱护物资的具体措施。经过30多天的艰苦行军，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我们到达澜沧江边的昌都。我们的军衣褪了颜色，我们的脸上却更黑红了，我们的手掌布满了皱纹、硬茧，但却更加粗壮有力。从甘孜到昌都，虽然只不过是我们全程的三分之一，而且沿途设有兵站，又是和大部队走的同一线路，困难相对较少；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个“三分之一”的胜利仍觉格外珍贵、激荡心弦！所以，我们就让大家想方设法，利用代食粉、蛋黄腊、牛羊肉，还有园根萝卜等可能条件，多搞点饭菜花样，在昌都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过个建军节，欢庆胜利，激励继续前进的斗志。
三
别了昌都，沿着鄂木曲溯流而上，朝西北方向行，就是传统的东路进藏的北线了。它横穿以前的三十九族（地名）地区、藏北羌塘，经索宗、那曲，折转向南，过当雄，走旁多，出澎波，进入拉萨河谷，到达拉萨。牦牛运输约莫两个月行程。我们运输队本来就是单独行动，从昌都开始，又在单独一线上行动了。进军以来，关于北线情况介绍较少，我们一行一动都得更为谨慎。包运我们物资直达拉萨的牛群属于两家，一家领头的叫多吉，另一家领头的叫朗秋。多吉憨直而暴躁，朗秋温和而狡黠。在分装驮子时，朗秋抢先少分几驮特重件（如脚踏圆盘印刷机的脚架）、难驮件（体积特大、特小而不规则的运件），多吉虽然接受了别的运件，但双方从此种下了不和的种子。每天起运，两家争先赶到前头，午后宿营，这个要住河这岸，那个要住河那岸，别别扭扭。我们和张弟华同志到两家耐心地做工作，说通两家把特重件、难驮件作了合理调整，同两家议定每天的驻地，和轮流担任行进序列的前锋与后卫。我们几十个人每天分批跟进，同他们一起装卸驮子，一起搭帐篷，入夜，一起围火谈天。我们发现两家藏胞锅里的茶叶几天不换，煮得象烂草叶，便立即把应付途中统战急需的砖茶，送给他们每家半条。对藏胞来说，这是非常珍贵切用的礼品！发现他们有病，及时诊断，把药品定时送到他们嘴里。这些平常而朴素的关切，逐步驱走了历史遗留的藏汉之间的隔阂。他们开始喊起我们“老张”、“老李”、“老刘”……来了，连性情暴躁的多吉，也参加到同志间的玩笑话中了。
一天上午，当我们正在距类乌齐宗不远的黑松中行进的时候，紧张局面突然出现了。我和老谢走在中间偏前的一批牛群后边，由于林密路窄，行进比较缓慢。周围呈现出一种情况，愈来愈明显。在我们的两侧，三五成群的藏胞，几乎是同我们齐头并进，同我们的距离愈来愈近。他们有的扛着火药枪，有的手持长矛和弓箭，有的腰插长刀，牵着猎犬，面带怒容，不停地窥视着我们。他们不时地发出厉声的吆喝，并立刻得到远近多处的呼应。我们一声也听不懂。在四周的小山头上，由近到远依次升起了缕缕青烟。这使我联想起古书上描写的烽火台传讯告警的情景，心情霎时加添了几分紧张。老谢和我回想所有关于当地藏族风俗习惯介绍中，在这个时节，都没有任何节日或集会活动的记载。很快，我们就断定了，这个场面出现，一定同我们运输队进入有关，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一点也不清楚。赶最前一批牛群的同志急促地转回来，向我们报告，在正前方的路上站着一些手持兵器的藏胞，向我们发出警号，不准再向前走。这就进一步证明，这一切非常行动，完全是针对我们的。但，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干呢？我们立即前后传话，请张弟华等几位火速集拢来议事。就在这时，通信员小刘和牦牛队的排长老关提着驳壳枪，拿着藏刀，牵着一匹坐马，押着一位藏胞，气喘吁吁地走到我们面前，嚷道：“他拿我们的放大镜头，抓住押来了”。那位藏胞打着手势，急促地说着，象是在争辨。但我们除了小刘单方面提供的情况外，得不到丝毫进展，无法作出任何判断。时间太紧迫了，对我们的包围圈在紧缩，事情真是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张弟华到了。他撇开其他人，径直询问那位激动未平的藏胞，几分钟过后，张弟华转过脸对我们笑着说，搞误会了，这个头人拾到了制版照相镜头，跟上来送还，要索取报酬，语言不通，被误扣起来。事情原来是这样：在进入黑松林之前，要过一道河，一排长和通讯员小刘因事落在队伍后边，当他们徒涉后，怕在森林里迷路赶不上队伍，登上鞋子就急急忙忙向前赶队，把随身携带的制版照相镜头忘弃在河边。这位藏胞头人骑马过河时发现了它，拣起来就尾随运输队赶来。老关和小刘一发觉丢失，火速跑回河边寻找，半路上双方相遇，那头人一面打手势说话，一面晃动皮筒，却并不交出，还张开手要东西。老关、小刘弄不懂对方意思，就直挺挺地向前逼要，那头人坚持不给。在这密林深处，队伍已经走远，关、刘二人顿时感到恐惧，就莽撞地把头人押了起来。张弟华同志判断，一定是押解途中头人用了巧妙的传信方法，使附近藏胞很快聚集而来，从而出现了眼前的惊险一幕。
尽管详细情节还有待进一步弄清，但问题的性质业已大白了。我们几个当即向头人表示歉意，退还马匹和刀，同时决定由老谢、老张同头人一起去类乌齐解委会主任、寺庙活佛那里商议善后。三人去类乌齐前，那头人大声向四周藏胞交待，他三人到宗解委会商谈事情，大家不得对解放军采取不友好举动。我们就近搭起帐篷，支锅做饭。周围藏胞虽然还没有撤离，但那剑拔弩张的杀气已大大减弱了。
约莫过了两个小时，三人并马归来。张弟华同志告诉大家：事情圆满结束，头人还就送还失物索取报酬表示歉意，我们为酬谢头人积极送还失物，赠给银洋若干，茶叶5块，又留这位客人吃了一顿团结饭，虽然无酒少菜，但却笑盈席间，四周藏胞也集拢来笑脸围观。这真是刚要刀兵相见，霎时变成亲人！
这场惊心动魄的喜剧真有意思！如果老关、小刘当时只要表示“通司”（翻译）在前边，找“通司”解决问题，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误会和虚惊。但大家想得比这更深远：我们进军和建设西藏，单有吃大苦准备、明确的政策纪律观念是不行的，还必须学会弄懂藏族人民的语言！这就是结论。于是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要求学习用藏语，而张弟华就成了我们热心的老师。从此，学藏语就成了我们进军生活中的一项内容。
四
进入羌塘，已到9月上旬了。若是在内地，初秋的天气，那盛夏的残暑在白昼往往还施展它的余威，可是在这里完全是另番景象。唐古拉山的雪帽下延了，无际的草原呈现枯黄色。有时一夜飞雪，早上钻出帐篷，一下子就进入冰天雪地里。寒冷，又向我们这支运输队突袭来了。
我们在御寒准备上发生一次失误。还在昌都时，应当等配齐冬装再前进。但那时专运被服的牦牛队迟迟未到，澜沧江边的阳光普照，中午穿单衣都有汗欲冒的感觉，冬装一时似乎不甚迫切；特别是两家牦牛的藏胞，老说下了大雪，盖住牧草，牦牛吃不饱，问题就大了。他们一直主张早走早到，闯在大雪压境之前。还有，从甘孜到昌都的胜利鼓舞着大家快走的决心，就在部分人没带冬装的条件下，说走就走开了。现在，这一草率处理结下的苦果，我们不愿啃也得啃了。有的人不得不靠一身绒衣抵御严寒。停下来，不行；回转去取衣物更不行，可能的选择只有一个：顶着严寒继续前进！
对寒冷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况且寒冷日甚一日，我们总得设法防冻伤、防冻病。还是藏族牧民给了我们启示，他们把绵羊皮连缀起来裹套在身上，就可以挡住奇寒，渡过严冬。我们向牧民买了绵羊，一面改善伙食，一面把羊皮交给衣薄的同志，裁缝成“皮袍”披上。我们饮食起居早已高原化，现在衣着也高原牧区化了。我们还提倡多吃酥油，增加身体热量。多打油札柴（一种接近雪线的矮小木本植物），把睡铺垫得更厚而松软。入夜，尽管同霜雪大地只一层薄篷布相隔，我们还是能够睡得热乎乎的。
然而，羌塘的恶劣气候，毕竟要危及那体质不好的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在我们准备翻一座雪山时，天气变得更坏，满天阴霾，狂风呼啸，张弟华同志发烧到近40℃。他昨夜就觉得奇冷，但没有吭声，坚持着，现在他昏倒了，运输队不得不就地驻扎下来。经过诊断是肺炎。我们带的只有口服退热消炎药片，现在就只有在药量适当加大上打主意，没有其他办法。老谢和我们几个、还有工人同志、藏胞关切地围在张弟华身旁，一边在他头上凉敷，一边闲谈，找话安慰。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这里考虑前送拉萨或后送昌都，都没有丝毫实际意义，如果病情继续恶化，结局是不言自明的。但大家没一个说这样的话，只是围在那里好象可以打气壮胆一样，期待着张弟华身体内部的抵抗力施展奇功战胜病魔！事情果真这样出现了。按常规他要恢复一下才能行动，但情况不允许，张弟华只得把所有御寒衣物都穿上，拖着病弱的躯体，骑在马上同大家一起向西前进。
那曲是我们要徒涉的最后一条大河。渡口河宽约莫160米，水深1米多，牦牛蹚渡时驮子要浸湿半截。这时的那曲，当然没了汹涌澎湃的气势，但水流中却浮动着大大小小的冰块。锋利的冰块有时可以划伤牦牛的皮。如果人或牦牛半途滑倒，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几乎象指挥打仗一样严肃紧张地来组织这次徒涉。藏胞把牛群分批地慢慢赶，两岸互相照应。为了减少惊动的机会，采取将骡马、牦牛牵住，使搭乘人再爬上驮子。喝赶牛群完全听凭几位藏胞。人趴在牦牛驮上，两腿听任流水冲刷和冰块撞划，坚持不惊呼，不颤动，让牦牛缓慢地、稳稳地向对岸移动。真是万幸，最难的这次过渡，却一点小事也没有发生。未过中午，我们就驻扎下来，为的是在寒夜到来之前，抓紧时间把浸湿的一切东西设法弄干。
穿过当雄大草原，翻过一座大山，到了半农半牧的旁多地方。再翻过长满灰色带刺灌木丛的卡拉山，顺着缓缓的斜坡就走进农区的澎波地区。那稠密的人烟，收获后的田野，那傲杨行柳的黄叶，寺庙的褐墙金顶，比之羌塘，真是另一天地。它预示拉萨临近了。我们顺澎波河而下，进入宽阔平坦的拉萨河谷。绕过一道山脚，布达拉富雄伟的建筑群呈现在前方。大家前呼后应着：到了！到了！到了！为了整顿一下衣着行装，同拉萨人民见好面，运输队当即在一片收获过的青稞地里扎下帐篷。这一夜，我们躺在青稞秸上，吸着它散发的禾香，仰望着皎洁的月光，从过去的历程，到未来的展望，大家谈呵谈呵，直到传来邻近村落的阵阵鸡鸣……
30年过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关怀、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藏族人民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都有了很大进步。现在，坐上大型客机，两小时就可以飞越我们当年几个月的艰难途程。今天，西藏的印刷事业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人们在喜看报刊、图书的时候，回忆、重温一下第一台脚踏圆盘印刷机是谁人和怎样搬到拉萨的，对于走好今后的路，是有深刻而贴切的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