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海
我原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学生，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不久被选为青年团兰州大学的总支委员，在学校除了学习化学专业知识外，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1951年3月的一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兰州市委员会专门召开兰州市各大中学校团的干部会议，通知团的总支委员和团支部书记参加。会上由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同志，向兰州市各大中学校团的干部作“动员起来，参加解放西藏工作”的报告。
范书记首先讲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国的西陲国防重地；讲了解放西藏的伟大意义，参加解放西藏工作是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与抗美援朝一样无比光荣；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解放西藏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英雄气概。他还针对当时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号召学习班超投笔从戎，志在边疆的行为。这个故事过去学历史时，虽然也曾学习过，但是此时此地，在动员青年学生参军，解放西藏，走向边疆的时候讲这个故事，心情就完全不同了。他的讲话句句打动着青年人的心，他说，青年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要志在四方。兰州是我国解放较晚的地方，不少青年学生恨自己生长在国民党的统治区，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为祖国效力的机会来了，祖国大陆上，只剩下西藏尚未解放，只有这～个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青年知识分子们，锻炼和考验你们的机会到来了，迅速下决心吧，为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为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面大显身手吧！
范书记这篇富有感染力、激动人心的报告，句句打动着我的心，回到学校，心潮起伏，再不能平静下来。这时，我的思想进行着激烈斗争，我已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再有一年就学完了化学专业。是学完化学专业，毕业后在化学这门学科上为祖国服务呢，还是立刻离校走向祖国的边疆。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后，我毅然下了决心，报名参军解放西藏。
范明书记动员之后，西北西藏工委专门派了田又生等同志来到兰州大学作进一步动员工作。这是因为兰州大学有个边疆语文系藏语班，这年正好有个毕业班，想动员这个藏语毕业班的同学，能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以解决当时奇缺的藏语翻译人员。经过动员，自愿报名，学校批准了牛世钧、东得驷、倪克温、王学正、张师孔（后改名张诗昆）、庞鹤云、陈拓、王克俭、王志远、梁德贵、徐东海、张其瑞、瞿铁军、刘海山、戴新生等15名同学（其中边语系藏语班的毕业生全体）报名参军，学校和各院、系分别举行隆重欢送会，我们兰大15位同学，于1951年4月10日，身穿新军装，戴上大红花，离开学校时，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学校派车把我们送到兰州新村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干训队，参加了革命。
●草地锻炼
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在兰州组建，进军西藏是由青海西宁西南行，进入渺无人迹的青藏高原，路程约4000多华里。因为沿途不能补充给养，需要部队自己带上粮食副食和各种必需物资。部队进军到西藏以后，遵照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也需要自己组织畜力向西藏运输（当时从青海至西藏尚不通公路，主要依靠畜力驮运）。因此在兰州，西北西藏工委除了留少数人搞机关日常事务工作外，将调来的干部的大多数，派往陕、宁、甘、青四省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市，购买大批骡、马、牛、驼，筹备大量粮秣和各类物资。我们这些刚出学校门的大学生，经过在干训队短期学习后，很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锻炼。有的分配当医生，有的分配购买牲畜，有的当会计，有的当记者，有的到了文工队。我和数学系的大学生张其瑞，被分配到牛大队，我当“牛倌”，他当“牛贩”。
牛大队开始在青海省海晏县乌兰脑滩组建。这里是一个牧区，没有农业，看不见庄稼。居住着蒙、藏、土、回等少数民族。开始组建牛大队时，大队长张兆祥未到职之前，由张勋汉和柳志刚负责。但张勋汉主要在海晏，负责从海晏购牛；柳志刚主要在五庄，负责购置鞍具和雇请民工（当时称饲养员）。我和张其瑞到乌兰脑滩时，这里主要有一些藏族干部带领着一批饲养员，负责饲养已经购买的犏牛。
我和张其瑞来到这从来没有见过、一切都感到稀奇的牧区。在学校报名参军解放西藏时，理学院就是我和张其瑞两人。我俩共同下了决心，立下誓言：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边疆——西藏的解放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要时时刻刻以过雪山，走草地的老红军为榜样，要向英雄的志愿军学习，再苦再艰险也不怕。这时，看到牛大队驻地的景象，我们都暗暗告诫自己，要经得起这第一关考验啊！我们到了乌兰脑滩后，张勋汉认为张其瑞是个数学系的学生，会算账，就带他去海晏县购买犏牛去了。他们在海晏县，住在达如千户（解放后担任海晏县的副县长）家。达如千户是个藏族，积极支援解放西藏，帮助在海晏县购买了大批犏牛以及鞍具、绳索、驮袋等装备。张其瑞憨厚老实，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购牛和其他装备的质量好，张勋汉了解我和张其瑞的关系，常在我面前夸奖张其瑞如何好。
我到了乌兰脑滩，开始过着一切十分陌生的草原生活。过去在大学化学系学习的化合物、分子式、原子量以及化合、分解等知识，完全不适用了。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大学，一切从头学起，从衣、食、住、行学起。
这里没有房屋，牛大队驻地搭着布帐篷，晚上就地而眠，白天铺盖卷在一边。帐篷内有个小木箱，内装纸张、文具。中间放三块石头（或者放一个铁撑架）撑着一口锅，炊具有小木板、菜刀、铜勺、帆布水桶、火皮袋等，还特别备有一块火镰，以每个帐篷为单位，大致都有这些炊具，碗筷自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回到原始游牧生活时代，到这里体验着原始游牧生活的滋味。我到来的第一天，一位青海饲养员先和好面放在小木板上，再从帐篷杆上挂的羊肉上割下一块，不洗就切成小块丢进锅里煮。切完肉，用手抓牛粪烧火，压着火皮袋。等水烧开后，就开始揪面片（仍不洗手），揪了一阵后，仍用手抓牛粪，只拍打一下灰，就又揪面片，然后盖上锅煮一会，等面片煮熟，撒点盐面，就一碗一碗向外盛。他们对我说，这还是青海人最喜欢吃的羊肉尕面片。但是我初来乍到，亲眼看见做饭的过程，说什么也咽不下去，勉强吃了一碗不知什么滋味的饭。以后，做这种饭成了经常的事，由于条件限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也学着揪面片了，抓过牛粪又去揪面片，时间长了，也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思想也不感觉脏。有时牛粪掉进锅里，用勺子捞出来，等面片熟片，你一碗，我一碗，味道还是十分可口。
这里的气候就如同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起初天气晴朗，红日当头，晒得头晕，帐篷里闷热得很。突然只见天空出现几朵白云，云朵由小变大，由白变黑，霎时乌云遮日，随着云升风起，由小到大，吹得帐篷摇摇晃晃，接着或雨或冰雹或雨、雪、霰交加，迎头浇来。这时气温迅速下降，刚才只穿单衣，现在要加棉衣。一阵子雨雪过后，风停云散，又露出红日，地面气温又开始回升。我刚到乌兰脑滩不久，就遇上这种迅速变化的天气，帐篷四周被风刮起，帐篷杆子摇得欲倒，四面进风，外面大下，帐篷里小下。我穿上棉衣缩成一团，狼狈不堪。牛大队负责人张勋汉，见我的狼狈样，还风趣地说，你这个大学生，这下真的经风雨见世面了！说着，他叫几个饲养员用石头压住帐篷边，将帐篷撑稳，就不那么冷了。当时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我怎么就不懂呢？我确实得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放下大学的架子，甘当牧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向群众请教，自己也踏实地去干。所以，我参加工作后，情绪一直是饱满的。
青藏高原行军离不开马，我根本不会骑马，不知马的脾性，见马就有点害怕。因为要解放西藏，行程数千里，没有马匹是不行的。这时，要把学会骑马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要学会养马，备鞍和驭马，同志们见我瘦弱，为我挑选一匹脾性老实的马，由一位懂得骑术的饲养员当我的老师教我骑马驭马要领。先给我讲放马技术，备马鞍应注意事项和怎样骑马。开始由他牵马，扶我上马，慢慢在草地上行走。这样行走几圈后，我掌握了骑马技术，饲养员放开马缰，由我骑驭。我也曾被马摔下几次，跌得皮破血流。我咬紧牙关，坚持上马、下马，从骑着慢行到可以放开快跑，终于学会骑马的技术，也学会备鞍、放马、喂料，逐渐掌握了马的脾气，和马建立了感情。在进军西藏的长途跋涉中，马成了我们不可分离的伙伴。
牛大队的任务是驮运人粮马料、酥油副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到数千里外的西藏，这样就得认真挑选驮牛。牛在青藏高原运输被誉为“草原之舟”，当时组建牛队，购买了最优良的犏牛作为运输工具。犏牛是黄牛和牦牛杂交生的第一代。这种牛具有牦牛的优点，耐高寒，适应青藏高原，又有黄牛的优点，力气大耐久。但是犏牛所生的第二代牛，青海人称作“尕里巴”，则退化为劣质牛，完全不能用它长途驮运。这种牛的外形与犏牛相似，那些对牛类很内行的人，只要拉起牛尾一看，就可辨识出来。我到牛队，张勋汉就让我和几位有丰富经验的饲养员，负责验收各地购买交来的犏牛，将混进牛群中的“尕里巴”挑送出来，以保证驮牛的质量。对经过挑选合格的牛，都在牛角上打火印。我们紧张地工作，对数以千计的犏牛进行逐个检查，除看牛的口齿、四蹄有无毛病外，主要任务是要选出“尕里巴”。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学会了认牛的本领。
牛队的饲养员来自青海、甘肃。他们中间有汉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和东乡族，大部分是牧民，有饲养牲畜的技术，有驮运的经验。他们中有的在旧社会曾赶牛驮运，行走在青海和甘肃夏河的牧区之间，也有曾赶牛运输到过西藏。他们对萆地生活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曾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牛队的饲养员的年龄比较大些，一般在30岁左右，也有少数年过40。这些饲养员纯朴、勤劳，虽然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但为了支援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为了保卫祖国西南国防，从四面八方集结成一个集体，同生活，共战斗。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顽强与恶劣的大自然斗争，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把大批粮食和物资运送到西藏，保证了部队的供应。他们是解放西藏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1951年6月，大队长张兆祥和副政委曹明山先后来到牛大队后，牛大队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大队长张兆祥，政委刘旭初，副大队长白铭章，副政委曹明山。牛大队有党支部和团支部。大队部干部分工有管人事的，有管保卫的，有管总务的，有管党团组织的，还给牛大队派来医生、兽医和警卫部队，植树组也设在牛队，所有干部都配备武器，保卫物资，准备战斗，以防敌人的袭击。在大队之下有三个中队，中队部有中队长、指导员、管理员等；中队之下，设三个分队，有分队长；分队之下设三个小队，是牛队的基层。我当时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柳志刚，副中队长董志奇，没有指导员，副指导员李孔贵。中队的工作主要是柳志刚抓。柳志刚是个山西人，虽是军人，也是青年人，有军人的风度，又有青年人的热情，工作大胆，勇于负责。他将一个中队的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
我是第一中队第一分队的分队长，分队下有三个小队，第一小队长次仁顿珠，青海藏族，年龄稍长，通汉藏语言，有一定运输经验，管理饲养员有法；第二小队长楞布，甘南藏族，通汉藏语言，年轻有干劲，与饲养员能打成一片；第三小队长次成，青海藏族，不懂汉语，能吃苦，亲自干，我就住在这个小队的帐篷里。当时与次成交谈，还要由饲养员当翻译，我和次成虽然语言不通，但他很尊重我，我把他当小弟弟一样爱护他，我们之间，建立了感情，形影不离。总之，三个小队长，都很踏实认真，能吃苦，不怕累，和饲养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驮运物资主要依靠他们组织饲养员去完成，他们是有功的。
每一个小队就是一个基层单位，也是一个战斗集体，他们住在一个帐篷里，生活一起。一个小队有10个饲养员（民工），为了管好牛，有秩序地赶牛运输，再把饲养员编成若干组，每个饲养员负责15头犏牛，一个小队有150头牛，一个分队有450头牛。另外，干部每人一匹乘马，饲养员每两人一匹，一个分队约有马20匹。牛队组建后，以分队为单位开始训练，按照既有驮运任务又是行军，按着军事要求从严训练。对一个分队的三个帐篷搭在哪里，牛拴在哪里，驮运物资放在哪里，马拴在哪里都按地形和军事要求有固定位置，具体位置则由设站人员到宿营地实地侦察地形来确定。干部要学军事知识，在宿营地挖工事，站岗放哨。饲养员以两人为一伙，共同上驮卸驮，要求上得快，拴得牢，结活扣，容易卸，不仅白天上驮快，夜晚也能迅速上驮卸驮，排列整齐。所有一切驮运、赶牛、放牧的技术，都从饲养员中挑选有经验者，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一段严格训练，使每个饲养员都练成一套熟练的过硬本领。
在乌兰脑滩，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一切就绪。1951年7月，接到命令，将全部驮牛赶往都兰县的香日德，接受进藏的驮运任务。经过几个月放牧抓膘，这时的犏牛，个个膘肥体壮，毛色光滑，使人分外喜爱。经过几个月，我不仅与饲养员建立了感情，也爱上了这样多不会说话，活蹦乱跳的犏牛，真正成了一个“牛倌”。
●进军西藏
1951年，西北西藏工委将从青海进军西藏的路线，选择由西宁经香日德、黄河源、通天河、唐古拉山，进入西藏境内的中路。当时西宁至香日德约900多华里通汽车，用汽车将进藏的大批粮秣、物资运到香日德。各个大队全部在香日德集结。牛大队于7月份接到从乌兰脑滩前往香日德集结的命令。
从乌兰脑滩到香日德约800华里，驮牛虽然没有驮运的任务，但大队严格按照行军的要求，进行着驮运的行军演习。每天5点钟起床，6点出发，一群一群赶牛走。大约日行40多华里，到了中午就宿营。宿营后，搭起帐篷，埋锅造饭，将驮运物资堆放在固定位置，然后将牛散开放牧。我们前一段在乌兰脑滩是定居牧民，现在开始游牧生活。
从乌兰脑滩出发，翻越日月山，经过倒淌河、大喇嘛河，青海湖畔，翻札巴斯垭壑到达青海产盐之地——茶卡，然后过红柳沟、察汉乌苏（都兰）到达香日德指定地点。一路上边走边放牧，经过一个月，到达香日德已是8月份了。
我们牛大队到达香日德时，整个西北西藏工委进藏的马大队、骡子大队、骆驼大队也都先后抵达这里。进藏的干部战士或乘汽车、或随各种牲畜来到香日德。本来只有一个喇嘛寺庙和百余户各族人民聚居的小镇，这时，一下子集结起人以千计，牲畜以万计的大军，使香日德显得热闹异常。在香日德宣布了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独立支队，并宣布了先遣队、前梯队和总指挥部包括后梯队的行军序列。
在香日德，我的好友张其瑞同学，被调到前梯队的报社搞后勤工作。他离开牛大队之前，专门与我叙别。我们真有点恋恋不舍。他对我说，我是一个青年团员，自愿报名投身到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组织。在牛队工作了这一段，已和同志们建立了感情，现在离开真有些留恋。但是我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组织决定到那里就到那里，绝不讲价钱”。我们两人互相勉励，在进藏途中经受考验。他指着他的那匹青马对我说：“我身强力壮，不论有多么艰苦我都不怕。我耽心你身体瘦弱，要保重身体。我们进藏要走几千里，经过雪山、草地，我这匹马是在海晏购牛时，达如千户专门叫牧民给我挑选的草地马，马很老实，把它放开也不走远。你不要看它笨，没有走，但是适应草地、耐力强。你身体不好，就把这匹马送给你作为纪念。我到指挥所可另外领一匹马”。我对他送给我一匹马表示感谢，我以对他的感情爱护这匹马。
独立支队供给处，在香日德分配给牛大队驮运任务。按每头牛驮运120斤，牛大队共驮运60万斤。我所在的分、队主要驮运面粉、豌豆、糌粑、酥油及副食品等。将这些物资按数落实到每个饲养员。在接受驮运任务时立即宣布纪律：牛大队只有驮运任务，没有处理权利，交运多少，如数上交。因为责任重大，分队、小队的干部和饲养员都得层层负责，特别每个饲养员，对自己驮运的袋子都打上记号，并对自己的牛打上记号和起名字，以便辨认。1951年8月22日，独立支队全体指战员，在香日德隆重举行誓师大会，会后，前梯队立即出发，踏上走向“世界屋脊”的征途。
从香日德出发西南行，牛队按照习惯走法，每天由大队派出设站同志先行到前边设站，日色过午就宿营放牧，边走边放牧。约七八天，来到第一个高山——诺木岗。诺木岗位于布尔汗布达山脉，这是昆仑山脉的一个支脉，黄河和柴达木水系的分水岭，海拔5000多米。香日德海拔3000米，不几天就上升到5000米砖高山，从内地来的同志不适应高原气候，感到头晕脑胀，肚子胀痛，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严重者呕吐不止，甚至有个别同志昏厥跌倒。走过草地有经验的饲养员向我们讲，这座高山有严重的“瘴气”，藏民称这座山为“烟瘴垭壑”。在诺木岗山根出发前，大队部通知各队务必带上预防“瘴气”的“药品”，就是仁丹、十滴水、大蒜，还有香烟。大家喝点十滴水，口含仁丹向上前行。那时，我们初到青海，就听到不少关于“瘴气”的传说，有些说法很离奇和神秘，使人不可思议。经过我们到青藏高原的亲身实践，才认清了所谓“瘴气”，实际就是高山缺氧。
翻过诺木岗进入草地，一直行军在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高原。这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草地生活，几个月未理发，行军时几乎不洗脸（因为洗脸容易干裂），经过高原风吹日晒，皮肤变黑，已经完全变成标准的牧民了。
再向前行直到黄河源，不断在沮洳地和沼泽地行走，这就和万里长征时红军走的草地相似。沮洳地就是潮湿的低地，刚到这里时，只见地是湿的，走在上面觉得软绵绵，好象海绵似的。但经过大群牲畜一踩，就变成了淤泥坑，陷进去拔不起脚。过这种沮洳地不能骑马，只得绕道前行，不小心，被淤泥陷进去，就得靠别的同志拉出来。还有一种沼泽地，是一个连着一个水坑，里面全是死水，初到这里看着水很清，稍一搅动就变成泥浆。坑和坑之间是草疙瘩连着，人只得下马，牵着马踏着草疙瘩慢行。无论是马、牛还是人，如果滑进水坑里，就越陷越深，甚至有灭顶被泥浆吞没之险。赶着一群牛到了这种沼泽地，带头牛就起着特殊的作用。饲养员在放牧牛时，发现在一群之中有个带头牛，饲养员精心对待带头牛，给它耳朵上拴上穗子，脖子上挂个铃，让它驮轻点，有时不驮东西。当行军来到沼泽地时，只见这个带头牛领头踏在草疙瘩上，向四方望望，其他牛就停下。带头牛按照饲养员的口哨，慢慢向前迈步。其他牛就一个跟一个，很有秩序地踏着草疙瘩向前走。当这一片沼泽地走完了，带头牛就停下不走在那里啃草，别的牛也跟着吃草。牛过这种草地时，不能使牛惊动，则可安全渡过。如牛受惊，互相拥挤，就有被挤入泥浆的危险。我所在的分队，就有牛被挤落水，干部和饲养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卸下驮子自己扛，拉牛出水坑。进藏途中，遇到这种草地很多，而以黄河的发源地星宿海最多，面积最大，成了我们进藏途中的一大难关。当时同志们给这种地命名为“水盆地”。
遇上“水盆地”，靠近山坡的地尚干燥，可以选择靠近山坡宿营。而遇上沮洳此时，则找不到合适宿营地，只得就在沮洳上宿营。在这种地方宿营，帐篷钉子插进地里，风一吹，就把钉子拔出，等于露宿。我们走这段路是9月初，青藏高原雨季未过，栉风沐雨，天上下，地面滑，每行走一步都得付出很大代价。
在黄河源，独立支队全体指战员进行了休整，自下而上进行了总结。我们分队干部和饲养员同心协力，积极工作，完成了驮运任务。但是，一天宿营，警惕不高，遇上毒草，致使驮牛死亡，应引以为戒。独立支队在黄河源召开奖惩大会，牛大队二分队被评为先进集体，二分队的小队长尕桑尼玛受到奖励。独立支队决定精减一些不适应青藏高原的装备，对行军序列进行调换。于9月13日，又开始向巴颜喀拉山迈进了。翻越巴颜喀拉山，就抵达通天河河畔。
通天河是我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上游。这一年我们行军到达这里，正碰上罕见的洪水，这条几百米宽的大河，惊涛骇浪，阻拦独立队前进。提前到到达通天河的马大队、骡子大队的指战员，已经开始设法渡河，只见他们日夜不停地拉着皮牛筏子摆渡各类物资。我们牛大队一到通天河畔，就将驮运的粮秣和各类物资卸在通天河北岸。牛大队以中队为单位，迅速布置和组织本中队的人员，除了放牧和分配其他任务的人员外，将干部和饲养员编成几个组，分工在河的两岸，有拉筏子的，有装卸物资的。为了抢渡通天河，将帐篷搭在岸边，吃在河边，睡在河畔（所谓睡，就是在筏子走后休息一个多小对），日夜不停地摆渡牛驮运的物资。
物资可以用自己制作的牛皮筏子摆渡，牲畜如何渡河？曾经组织会游泳的同志牵马带头，引马群泅渡，经过几次试验都失败了，牵马泅渡的同志被恶浪卷走，献出了宝贵生命。最后决定人乘筏子牵马泅渡。牛牵着不走，怎么渡河？在试验牵马泅渡的同时，牛大队也组织会游泳的同志赶牛渡河，挑选了最好的带头牛，只要这头带头牛泅渡到对岸，牛就可以一群一群跟着泅渡。只见牛群下水，带头牛领着向前泅渡，站在岸上的饲养员们，有的打着口哨，有的响着皮鞭，喊着，吆喝着。带头牛向河中心泅渡了一段就要折回。这时，饲养员张进才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下水赶牛。当他下水后，只见流沙下陷，迅速将他埋没，被通天河吞没了。带头牛折回，一群牛都跟着不向对岸泅渡，而向岸边游来。上了岸，冲破人们的阻拦，迅速向山头跑去。赶牛泅渡宣告失败。
同时，后梯队（行军序列的前梯队，这时改为后梯队》指挥所和牛大队、驼大队，组织人员沿通天河逆行，侦察可以涉水渡河的渡口。终于在距独立支队筏渡物资的渡口以西约100多重的阿亚热木，找到可以涉水渡河的新渡口。这里河面宽，将河水分成数个支流，河水较浅，大部分支流牛可涉水而过，只有一道主流，河水较深，仅有十几米宽，把牛赶下后，带头牛就头也不回地冲过对岸，群牛跟着冲过对岸。9月28日，牛大队通知各分队，除留少数人员将未渡完的物资，继续摆渡到对岸外，大部分人员赶牛至阿亚热木渡口，组织涉水渡河。我带着一分队的干部和饲养员赶牛到了这个渡口后，立即召开分队干部、饲养员会，发扬民主，让大家献计献策。有经验的饲养员介绍说，牛的水性比马好，俗话说，马过江、牛过海。无论骑马或骑牛泅渡，到了河中心，思想不要过于紧张，不要怕，相信马或牛是能够把你带过对岸的。下水后，将马嚼口或牛缰绳放松，任凭马、牛自由泅渡到河的对岸，在过河之前，对骑马进行检查，挑选膘肥体壮和耐力强的马，如果感到马的体力弱时，最好以牛带马。我向大家作了动员，不能麻痹大意，充分做好准备，战胜天堑。本来我骑的草地马过通天河是没有问题的。一位关心我的饲养员却为我挑选了一头很好的骑牛，让我骑牛过河。我答应他的好意，就骑牛泅渡。我给这头牛备上马鞍，骑着牛，随牛群下水，走到深水处，牛开始用力向前游，一直游到河的对岸，牛上岸后我从牛背上下来，顺利渡过通天河。
我们过了河的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立即组织干部和饲养员，清点我所在分队的人数和牲畜（包括驮牛、骑马）头数，向中队汇报。清点结果，我分队的人员和牲畜如数渡过河，心总算平静了。不多时，大队发来紧急通知，牛队兽医刘益民同志渡河下落不明，要求各中队全力以赴，寻找刘益民同志。除了留下放牧人员、炊事员和站岗的同志，大家立即乘马寻找刘益民同志。天已经黑了，我们还找不到踪影。就赶回宿营地，向中队汇报情况。这一晚，全大队没有找到刘益民同志。大队通知第二天继续寻找。第二天，我们又在茫茫草原寻找生活在一起的战友，找了半天，仍无下落。后来，骆驼大队在河滩上发现一具尸体，牛大队立刻派人去辨认，才认出是刘益民同志。刘益民同志在组织驮牛泅渡通天河的斗争中，光荣献身。牛大队为他开了追悼会，把他的遗体埋在通天河畔。
十八军独立支队，战胜天堑通天河，历时15天，延误了行军的对日，耽误了进藏大好时节，这时已进入10月。10月的青藏高原已隆冬来临，气温降至冰点以下，已经结冰和降雪了。从通天河向前行，就是世界闻名的大雪山——唐古拉山。唐古拉山如被雪封了，大军就不能通过，全军将要覆灭。因此，渡过通天河之后，决定牛走马站，争取在雪封山季节之前，翻过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最高处海拔6000余米，翻越的唐古拉山垭壑为5500米。进入唐古拉山区，基本行走在5000米以上。这里真是山连山，山连天，天连山，山在天里，天在山间，白雪皑皑，大山巍巍，白云沉沉，寒风凄凄。这里空气稀薄，高山缺氧，水烧到摄氏六七十度即达沸点。这里风大，大风刮时，黄沙遮日，飞沙走石，帐篷撑不起，人打趔趄，驮牛停步不前。这里寒冷，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有时达零下三十几度。这里，我们白天四肢无力，夜间失眠，难以入睡，走几步就大口喘气，晚饭不敢吃饱，多吃一口就肚胀难忍，晚上睡觉必须将枕头垫高，一觉起来，个个皮青脸肿。驮牛到了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膘情迅速下降，感觉驮运吃力，走几步就停蹄。
为了赶在雪封山前过山，实行抢越唐古拉山。我们牛队行走缓慢，每天凌晨3点起床，4点出发，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走到宿营地（有时到宿营地时日已落山）。整天都在不停地行走，往往一天要走十五六个小时，人吃不上饭，驮牛吃不上草，没有休息时间。只见驮牛急剧消瘦，再不象出发时那么欢快，每天行军，都有驮牛走着走着，卧倒不起，有的立刻倒毙。饲养员除了赶牛驮运的任务外，还增加了到宿营地后再返回赶乏牛，已经倒毙的，则将牛皮剥下。
我们行军到达唐古拉山巅，这一天，天气晴朗，只见山上一层薄薄积雪，并没有雪封山。牛队的乏牛不断增加，赶不到宿营地，就已日落西山，只得在唐古拉山的山巅宿营过夜。我们向饲养员们再次按当时的说法宣传，讲这里山高“瘴气”最严重，大家要少吃饭，少活动，多休息，准备拿出预防“瘴气”的“药品”。这天夜间我负责站岗，到了深夜，只听到三中队宿营地的地方，有人痛得哭嚎难忍，惊动了整个山谷。医生闻讯，忍着高山反应的痛苦，立刻赶来抢救，但已经无济于事。第二天传来一位青海籍支援解放西藏的饲养员同志，牺牲在唐古拉山的山巅。同样，我们兰州大学藏语班的同学、新华社记者牛世钧同志，也因翻越唐古拉大雪山，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0月23日，独立支队胜利翻越唐古拉山险境，进入西藏境内。
●当雄牧场
当翻过唐古拉山后，驮牛累乏了，沿途出现了卧倒不起，赶着不走的乏牛，甚至走着走着倒下立刻死亡。乏牛一天比一天增多，到了聂荣宗，独立支队决定，牛大队将乏牛全部挑出来，集中一起，成立乏牛队，放慢速度前进。决定董志奇任乏牛队的队长。同时，抽调魏及、徐东海、次成等几位干部和一些饲养员到乏牛队工作。这时进藏的许多马匹也累乏了，为了支援部队继续前进，决定收缴留在乏牛队同志的马匹。张其瑞同志送给我的那匹草地马，确实如同当初所叙，经受了草地的考验。到达聂荣宗时，基本没有掉膘，马屁股仍是圆的。几个月马已与我建立了感情，但是为了支援部队，我忍痛割爱，服务组织决定，将这匹马上交了。
乏牛队从聂荣宗出发，边走边放牧，一天只能走30多华里了。尽管如此，由于这时藏北草原的牧草早已枯黄，已经掉膘累乏的驮牛不可能恢复体力。出发时要费很大力气，把乏牛拉起来，不驮任何东西，连牛鞍也卸掉，就是这样，每天行走所经的沿途，都有乏牛卧在路上。我们行走一段，只好就近宿营，再转回来抬牛。常常等返回去时候，就有乏牛已经死去，剥开皮一看，皮包骨头，没有肉，心和肺都肿得很大。看到一个个乏牛死去的情景，我们心里很难过。两三个月之前，在青海的乌兰脑滩，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驮牛，个个膘肥体壮，毛色光亮，而现在却完全变了样，体瘦如柴，无精打采。它们是为了解放西藏，在长途驮运物资中累乏而死的啊l约半个月以后，我们将这批乏牛赶到黑河，沿途又倒毙了许多。
牛大队将进藏物资驮运到黑河，便完成了运输的任务。1951年11月8日，独立支队决定，将牛大队部分牛以及累乏了的骡、马、骆驼留到黑河，找个水草皆好的地方，成立牧场。任命张兆祥为场长。调到牧场的干部有任明山、柳志刚、董志奇、林玉清、魏及、徐东海、胡琮、杨秀、汪沦、姚忠虞、次成、白英珊等同志，还有兽医王万胜和30名饲养员。另外，为了自卫，还给牧场派了一个警卫班，干部都配备武器。我们接到调牧场的命令后，集中起来，在黑河准备了几天，就向南出发，找寻适合作牧场的场地。我们每到一个水草较好的地方，就休息一两天，详细观察当地地形和水草情况，以便确定在哪里设牧场合适。12月，我们将牲畜赶到当雄，终于找到了这个天然的好牧场。可惜牛都累乏了，蹄子磨破了，背也打烂了，赶到当雄牧场时，只剩下约1000多头，另外还有少数乏骡、乏马和乏骆驼。
当雄位于拉萨以北约180公里处，西藏最大的咸水湖——纳木湖在其境内的北边，著名的念青唐古拉雪山，横卧在纳术湖的南岸；当雄河流经的两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大草原。这里草场面大，牧草茂盛，是西藏高原一个著名的牧场。据说，这个地方曾经是固始汗入藏所率八旗蒙古军队，驻扎和牧马的地方，被称为“当雄八旗”。清朝时，这里由驻藏大臣直接管辖。辛亥革命后，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下，西藏亲帝分子制造驱逐驻藏大臣事件，西藏地方政府遂将当雄收回，赐给色拉寺，由色拉寺直接委派宗本和管家。不过宗本之下的8个甲本（百户头人），仍是当地人。他们多系蒙古军队的后裔，也有清朝政府册封的，与群众关系密切，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色拉寺有矛盾。
我们到达当雄时，正值当雄附近刚刚发生过强烈地震。敌人乘机破坏，造谣说这是由于解放军进军西藏而带来的不祥之兆。广大藏族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还不了解，当雄宗当时的管家彭德（色拉寺喇嘛）就以种种借口，反对我们在当雄设立牧场。张兆祥场长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情况，统一干部战士的思想。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初到西藏这个与内地隔离的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自觉遵守《入藏守则》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影响工作。我们在这里，人数少，远离领导，独立行动，就得在内部加强团结，同心同德，干部、饲养员拧成一股绳，去战胜预料不到的困难。在党小组的带动下，大家充满信心，决心依靠党的民族政策，依靠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和《入藏守则》，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打开局面，设立牧场。
当时供给接济不上，没有吃的，而当雄的野生动物很多，沼泽池塘里，天鹅、野鸭成群；山上野羊野马驰骋，草丛里野兔、山鸡乱跳；河里的鱼更是密密麻麻一层，骑马过河就能踩死几条。我们身上都带有枪支，在这里打猎，捕鱼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为了取得群众的信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从场长到饲养员，宁肯饿着肚子，或者忍痛吃和自己相伴数月的死牛肉，也不去打猎捕鱼。我们放牧不与群众争草场，不随便进牧民帐篷，更不能随便买牧民的东西，就是以这些实际行动来影响群众。
一天，张兆祥场长带着领袖像，宣传品和礼品，亲自来到宗政府与彭德谈判，向他宣传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希望他按照“协议”第二条“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对我们在当雄建立牧场予以支持。经过几次交涉，他无言答辩，只好推委说：“这样大事，自己不能作主，需要召开甲本头人会议来决定”。张场长认为召开头人会议，正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好机会，就表示同意。在拜访宗政府管家以后，又分别拜访了甲本，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交朋友工作，发现罗马甲本对我们友好。在张场长的催促下，彭德召开甲本头人会议。张兆祥借此机会，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上彭德管家提出让甲本讨论在当雄设牧场问题。罗马甲本态度明朗，认为应该执行“协议”，允许解放军在当雄设立牧场。他说：“解放军从西宁来到西藏，要有大批驮牛驮运物资，驮牛就得吃草，当雄是个天然好牧场，哪有不让吃的道理。”会上有人提出，解放军死那么多牲畜，恐怕会给当雄带来疾病。罗马甲本立即说：“他们死牲畜我看过，都是因不适应高原气候和累死的，不是得了病。可以把牧场设在我的部落。”
罗马甲本为人正直，是当雄很有威望的头人。虽然他和他的儿子才旺多吉，同时分别是两个部落的头人，但家境并不很丰裕，牛羊不多，自己参加劳动，他不相信敌人的反动宣传，也不十分了解共产党，但他有正义感。当他看到我们这批乏牛，陆续卧倒起不来，看到我们几个人合力抬牛救牛的情景时，他不忍心旁观，大胆提出将牧场设在他的部落的建议。此后，牧场的同志与罗马甲本经常来往，发现他确实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
最初，牧场在当雄的乌马塘，这里海拔4700米。正值严冬，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我们的帐篷，经过一路风雨，开始烂了；我们穿的棉衣、皮大衣也破了，寒风吹来，冷得打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拿取群众堆好的牛粪烤火。罗马甲本看到我们住在河边不避风，再三向张兆祥场长建议，把我们的牧场迁到靠山避风的其梅多（罗马甲本家住的地方）。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的牲畜一天天消瘦死亡，主动向我们介绍当地牧民冬季管理牲畜的经验，并把我们已经非常瘦弱的骆驼接收过来，亲自精心喂养。
在罗马甲本的带动下，当雄的其他头人、活佛，如康马甲本等人，都在我们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刻帮助过我们，与我们党建立了关系，交了朋友。就是开始与我们不友好的管家彭德，看到其他头人与我们接近，态度也有所转变。1952年，西藏财政部专门请罗马甲本到拉萨作客，对他靠拢共产党，热爱祖国的行动，给予高度赞扬。
1952年元月，张兆祥场长找我说，独立支队进藏之后，后方立即从青海雇牛，组成运输总队，由张履谦同志负责，驮运了大批面粉到黑河。黑河办事处又将部分面粉转运到当雄牧场，得由牧场再向拉萨转运。他强调说：“这批面粉是为供应进军到拉萨的同志们，欢度进藏后的第一个春节，时间紧急，一定要在元月27日（春节）之前，把面粉运到拉萨。”牧场在当雄，通过罗马甲本，很快雇到了运粮的牦牛，由当雄将面粉转运到旁多运到旁多，由旁多兵站雇驮畜转运到林周，由林周兵站雇毛驴翻山直接运到拉萨。我只负责押运，没有几天，就顺利地将这批面粉运到拉萨，使同志们过春节时，高高兴兴地吃上了内地白面蒸的馒头。我向工委总务处范子英处长，汇报了这次运面粉的情况。范子英把我留住在工委总务处。
1952年，进到拉萨的机关、部队立即投入开荒生产。3月下旬，范子英同志对我说，开荒生产，需要耕牛，要我带西藏军区后勤部的两位同志，去当雄牧场挑选一部分耕牛。我们出发前，只知道拉萨形势紧张，不知道亲帝分子正在拉萨组织伪“人民会议”，酝酿暴乱。我和军区后勤部两位同志带着一个翻译共四个人，于4月1日从拉萨出发了。当天晚上，我们在彭波找一家老百姓的房子住下，我们没有发现什么迹象。4月2日，我们四人来到林周兵站。林周兵站的同志看到我们到来很惊奇，询问我们，拉萨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下子把我们问住了，我们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兵站的同志才把4月1日拉萨发生了伪“人民会议”煽动藏兵、喇嘛和坏人，包围工委驻地的事件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介绍，大吃一惊。就在拉萨附近，正是发生暴乱的那一天，我们一行四人在群众家住了一夜，能够安全抵达林周这一事实说明，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所搞的伪“人民会议”，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几人商量，我们去当雄是为开荒生产赶耕牛，如果耽误，就要误春耕生产。因此，不顾一切，又继续向当雄走了。
到当雄之后，军区后勤部的同志，给军区挑选耕牛；我给工委挑选耕牛。耕牛挑好后，我找了几个饲养员赶着返回拉萨。工委总务处让我把这群牛赶到拉萨以东约50华里的邦堆住下。邦堆没有草场，主要买麦草喂养。这群从牧区买的犏牛，不习惯吃麦草，仍是一天天消瘦下去，不能作耕牛使用。我眼看着这批牛不断掉膘和死亡，群众也不忍心看着这么好的牛一个个倒毙，提出让我们处理给他们，分散喂养，以保活命。我经请示工委总务处，将这批牛全部卖给当地群众。至此，我这个“牛倌”算是告一段落，回到了西藏工委。
（198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