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民
为了培养各种翻译人才，更好地开展西藏地区的工作，1951年11月我军进入拉萨不久，就在仲吉林卡开办了藏语文训练班。谭冠三政委任训练班董事长，我任班主任兼政治办公室主任、党总支书记，李安宅教授任教务长，于式玉副教授任教育办公室主任，董振华任行政科长，张振元任供给科长。训练班主要学习藏语文，同时设有印度乌尔都文和尼泊尔文班，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又开设了英语文和汉语文班。
●藏训班的组建
在开始向西藏进军时，中央和西南军区就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陲文化院以及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散居在成渝两地的人员中，调请专家、教授10余人随我们进藏，这是能迅速办起藏训班的基本力量。此外，还在拉萨就地聘请了一些学者、宗教界人士40余人任教。教员中有：社会学专家李安宅、于式玉，精通英、印、尼、藏、汉语的专家谢国安（蒙族），精通藏语文和佛学经典的专家祝维翰、邓明渊，还有专攻藏语文的刘立千、张西申、傅湘老师，以及语言文字学专家金鹏（满族）、佛学专家韩镜清、社会学专家林耀华教授和研究生王勇，也先后在藏训班讲过学。
在创建藏训班的过程中，藏族上层高级知识分子察珠活佛、姜乐金公以及才旦卓噶等给予了支持。在他们的声望影响下，为我们就地聘请上层学者及其子女出来任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开始在藏训班任教的有雪康吉仲·土登尼玛、霍尔康色、金钟·坚赞平措、汤麦·贡觉伯姆、车仁·仁钦卓玛、桑林·次仁白珍、桑颇·晋美、雀科·德央、赤旦布则、索朗班觉、央金卓嘎、江洛建、扬兼卓嘎、车仁·次仁央宗、错哥·德洋、贡嘎喇嘛、孜仲·强巴旦达以及英语文教员噶雪·登珠、三多仁青等，还有几位通晓汉语的回族教员，如马嗣信、丁毓明、马效麟。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义务教学，我们每月象征性地付给三四十元的酬金。酬金微薄，但他们感到能在藏训班任教负有政治声望，所以在教学上都非常积极认真。
各队都配有从康定、巴塘、理塘、德格、甘孜、昌都随军的藏族青年，也都成了当时协助教学的有力助手。藏训班学员共分5个队：1队系原军大八分校5队，290余人；2队是五十二师在昌都组建的一个藏语文学习队，有250余人；3队是由原军大八分校1、3、4大队部分学员组成的拉萨市委工作队，有260余人；4队由十八军独立支队（即西北西藏工委）各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内有班禅警卫营一部分军队干部，有160余人；5队以西藏军区文工团一部为基础，并从司、政、后机关抽调了一些干部和一五四团进军江孜留下的47人，再加上本部机关工作人员和警通排34人，有214人。全校师生员工（不含当地藏、回族教员、社教班学员）共有1257人。这是当地统计的总数字。因社会部、市委、修路指挥部经常向我们借调学员出差，加之为要军区后勤部供给，调去机关工作的人员仍放在藏训班。因此，实际在校学习和工作人员约1100左右。学员中绝大部分是军队连排干部和地方一般干部，也有部处级干部数人。其文化程度，中学生占多数，也有一部分大专生和极个别小学生。由于专家、学者汇集藏训班，加之大、中学生占绝大多数，曾被姜乐金公在讲话中誉为“西藏当代的高级学府”。
当时住宿条件极差，教具除临时做几块黑板外没有其它东西。原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人员被驱逐后仅留下一张办公桌，流落在一家回族家里，我们买来后放在我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教育办公室买了两张矮方桌和一些卡垫。学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进藏途中用过的、破旧不堪的帐篷里，白天在露天坝上课，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为了开展西藏工作，为西藏人民服务而学本事，忍饥受冻，毫无怨言。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藏训班子1952年元月8日开始上课，到西藏军区成立后的2月中旬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那天，张经武代表、张国华司令员、谭冠三政委都到会讲了话。他们的讲话，对藏训班全体同志鼓舞很大，教员、学员情绪都很高。也有一个大学生情绪消极，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风沙弥漫夕阳斜，面对荒山看老鸦”。当时有的同志批评他散布消极情绪，他马上找我作检查，我说：“困难是暂时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同时鼓励他振作精神，迎着困难上，希望他为西藏人民未来的幸福而努力前进。他听后又羞愧，又有信心地向我点头而去。从此以后这个同志果然变得比较坚强了。
●在自卫中坚持学习
我们进驻仲吉林卡后，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组织的伪“人民会议”就猖狂起来，在街上打人、抓人，调戏进藏女同志，以至发展到包围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在紧急备战的前提下坚持学习。
藏训班全体同志白天学习，站岗放哨，夜间挖工事，修筑岗楼和暗堡，有时上午上课，下午备战。生活条件很差，每天两餐，吃的是西藏政府存放了几十年生了虫的马料——豌豆。这就是鲁康娃“打不走解放军，饿走解放军”政策的写照。但这些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同志们却团结得更好，干劲更足了。
上级要我们以装备较好的1、2、3队为机动部队，主要任务是：当对方一旦发动武装叛乱时，阻击二代本，配合主力，相机歼灭其一部分，打下二代本的嚣张气焰。5队和3队的女生分队坚守仲吉林卡，并继续加强工事构筑。4队坚守原地（老贸总）与军区警卫营取得联系。2队住在帕拉林卡（就是一代本家的林卡），离本部驻地仲吉林卡很近，二代本利用一代本林卡的方便条件派人侦察、监视我们，但他们没有弄清我们的真实情况，认为我们1、2、3队是从刘伯承司令员的警卫团调来的，始终未敢向我们轻举妄动、挑衅闹事。
5队和3队一部分女同志以及警通排，除坚守仲吉林卡外，还要确保仲吉林卡和军区之间沿河道路的畅通，并将雪康林以西各个林卡的围墙打通。从警通排抽出两个班由杨管理员带领进驻朗堆林卡南边围墙内，以保证沿河小道和电话的畅通。
从藏训班开学到四月份，都是边备战边学习，还要进行三反运动，大家在紧张繁忙中生活着。
1952年3月31日是最紧张的一天——伪“人民会议”密谋闹事。上层人士察荣向我有关人员反映今晚要出事，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当即我们一五四团三营、军区警卫营和工委2、3队都作好了战斗部署。一切准备好后，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邀请柳霞、索康、绕阁夏、夏苏几个噶伦到桑都仓来打麻将。约到半夜，四代本、六代本一部，把张代表的住宅桑都仓及其附近街道包围起来。这时张代表就严肃地向柳霞提出：“你们的部队把我的住宅包围起来是什么用意？”他们都假装愕然，说不知道。然后绕阁夏说，赶快要他们撤走，真不像话。直到天明这几位噶伦才没精打采地离开桑都仓。由于张代表处理有方，才避免了一场战斗。
这段时间虽然影响了些教学进度，但是学员们还是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学习，教师们也都紧张的进行备课。李安宅教务长带领谢国安、于式玉、金鹏、韩镜清、祝维翰、傅湘、张西申等老师通宵编译教材。他们中的有的已年过半百，有的年逾花甲，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为办好藏训班日夜操劳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当时我曾写诗一首：“杨柳丛中数盏灯，深夜仍闻读书声；藏训班里几尊翁，编译教材到鸡鸣。”诗虽不工，确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况。
●自建校舍
为了改善教学条件，我们在战备稍为缓和的情况下，就投入了建筑校舍的备料工作。
我们是一面教学，一面建设。规定学员每周抽出三个下午时间参加劳动，机关和警通排则每天下午参加劳动。在建校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支持，使校舍建筑进展很快。积极帮助建校的有：郭家·土登公佩（十三世达赖的侍从）义务为我们定位、设计，并指导备料和施工；噶雪先生看到我们雇用的300头毛驴从北山脚下运石料和土坯，既费时又耗资，就建议我们就地取材。他说，从木如林卡到仲吉林卡以东，都是拉萨河故道南岸的石堤，可以就地挖掘石料。我立即组织人员试挖，果然都是经过修制的石块，而且数量很多，我们建筑的多栋藏式房屋，均是利用这些石头建成，不仅节约了经费，减少了运输，而且加快了建房进度。此外，还有甲扎先生（西藏第一任二代本），有代价地资助我们一个杨树林卡，大小300棵树，解决了木料困难的问题。
藏训班原预定半年毕业，但因战备、建筑校舍影响了教学进度，工委、军区决定：2队在昌都已学了一段时间，一部分通晓汉语的藏族学员，以及个别机关干部可于9月毕业，分赴一五五团带领民工修路，机关来的学员回机关担任一般翻译工作，其余学员留下继续深造。9月，在结合战备、施工、总结和毕业典礼的大会上，张司令员、谭政委都亲临作了指示。会后还会了餐，大家情绪很高，我也曾写小诗一首，以示助兴：“风展红旗映高原，桃李盛会半夏天。师生临别干杯少，促膝盆宴更心甜。”意思是用八路军的传统习惯，宴请藏族师生，以示他们都是自家人。他们感到十分高兴。
●汉语文班的创办
“五四”青年节过后，也就是西藏的林卡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伪“人民会议”的活动暂时有所收敛，藏族青年男女（主要是贵族子女）三三两两来藏训班要求学习汉语文。在此情况下，我们开办了汉语文学习班（简称社教班），由霍康·索朗班巴任主任，唐振华任副主任。开始学员有央宗、白玛、三多仁青、强巴次仁、车仁小姐等10余人，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授课内容由学习汉语文到逐步讲一些民族政策和政治常识。学员对这些很愿意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国外学过英语文，对教学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西藏伪“人民会议”对这些青年进社教班学习非常不满，用造谣、威胁、恐吓、引诱等软硬兼施的办法进行破坏。他们越这样阻挠、破坏，学员来得越多。在当时来说，这些贵族子女和上层人士能冲破各种阻力，来藏训班任教和学习，确实具有一定进步思想和革新要求。雪康仲吉·土登尼玛、汤麦·贡觉白姆、桑林·次仁白珍、崔科·德央、才旦普赤、桑颇·晋美、姜乐金·央金嘎卓、白玛生格等，在宇妥小礼堂登台跳舞，影响很大。因此，社教班在拉萨也颇有一点名气。依此情况，我们在谭政委直接领导下，根据有职有权的原则，充分发挥内地高级知识分子的才华，运用他们的声望和精通英语、藏语的特长，结合他们的研究课题，有计划有领导地对藏、回族老师和社教班学员进行家访，与他们的家庭建立联系，沟通思想，增进民族感情，使他们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从不了解到有所了解，从知道不多到知道较多，潜移默化，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同时也提高了内地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团结合作的主动性。这是藏训班在统战工作中双丰收的一个突出特点。
通过任教和学习，加强了藏汉民族的相互了解，他们中的多数和我们逐步建立了彼此信任的感情基础。通过人民解放军学员的实际行动，使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对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要求进步。西藏青年联谊会成立时，藏训班（藏干校）藏族老师、学员参加的人数不少，雪康仲吉·土登尼玛成为该会的主要领导骨干之一。
通过家访，直接接触上层知识界重要人物，还有藏政府的个别噶伦，多数是扎萨、台吉以下官员。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姐姐、姐夫也不断到藏训班参观，为统战工作开辟了道路。因此，藏训班有“小统战部”之称。
通过社教班，进一步摸清了拉萨各阶层的政治态度，贵族八大家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对我们当时贯彻执行中央的各项民族政策带来了一些有利条件。
1952年10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藏训班改为西藏军区藏文藏语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藏干校），归属西藏工委直接领导。谭冠三政委兼校长和党委书记，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慕生忠兼第二校长，我任校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对外称副政委），于式玉任副教务长，杨孝彬任政治办公室主任。这就是藏训班改为藏干校的主要情况。
（1984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