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
进藏初期，部队对藏语文学习极为重视。1950年到1952年初，18军司令部侦察科组织的藏语文学习，我曾直接参加。同志们学习情绪之热烈，成效之显著，是使人难以忘怀的，现简要介绍当时的学习活动和我们在学习中创作的藏语快板诗。
1950年春，军党委在受领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后，立即向全军同志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在进藏途中积极攻克语言难关，以便在藏区开展各项工作。3月初，我们侦察科进抵川西新津县太平场，在当地停留约两周时间。李奋科长根据军党委的指示精神，抓紧时间开始组织全科同志学习藏语文。李科长说：“学习藏语，对我们侦察干部来说，特别重要。不会藏话，见了藏民，如同哑巴，怎么能了解情况？”当时科里每天早晨学习一个小时，教员由翻译蒋俊德担任。蒋是四川荥经县人，原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职员，抗日战争时期到拉萨工作过几年，有一定的藏语文水平。西南地区解放后，蒋俊德被我军吸收参加工作，分配来我科，成了我们的藏语文启蒙老师。首先，他教我们写读藏文的30个字母；接着，又教拼音。我科从新津出发，经过几天行军，进抵雅安，编入陈子植司令员、陈竞波政委率领的先遣支队。先遣支队直属单位的干部100人，每天早上都集中上藏语文课，教员仍由蒋俊德担任。在雅安待命的10多天中，我们初步学完了拼音，还学了几句问路、买东西之类的语句。
3月底，我科从雅安出发，与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团一道进军康定、甘孜。在行军中，我们仍然坚持学习。到达二郎山下的两路口以东时，碰到一个由藏区来雅安驮运砖茶的骡帮，骡夫均系藏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藏族同胞。李奋科长要我们试试能否问得通路。我上前用刚学会的藏语对骡夫说：“到两路口还有多远？”骡夫们都笑着摇头，显然没听懂。同志们哄笑开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蒋俊德在一旁指出我们念的语句并没有错，但发音不够准确，所以藏民听不懂。这次给了我一个深刻启示：发音准确很重要，否则语句背记虽多，还是说不通话。
解放康定以后，我科随六十二军先头部队奔袭康定的鲁晋参谋，到国民党政府办的康定师范学校里搜集到一批藏语文学习材料，其中有祝维翰编的藏语文课本，发给全科干部人手一册。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的正式藏语文课本，是汉族学藏语文的较好教材。课本虽然纸张粗糙，铅印质量低劣，但我们却如获至宝，大家弄些牛皮纸来包书，以免课本装在挎包里行军中磨损坏，对书中许多印刷得很不清楚的字，大家互相校阅后，用笔把一个个的汉字、藏字描清。我们每天拿出来看几页，学几段，这本书成了大家的主要学习工具。另外，还从康定师范学校弄到一本《汉藏语汇>字典，保存在鲁晋同志手中，大家轮流借用。行军中，我们背上枪支、弹药、粮食、背包、挎包，经常负重50斤以上，并且爬山涉水，每天走七八十里路程，身体很疲劳，但学习藏语文的劲头十足。参谋人员经常边走路边抽问单词、短句。每行军10多里后的一次小休息时，大家都抓紧这10分钟的时间，拿出课本，坐在背包上，阅读背诵，你间我答，互相测验，一时路边书声朗朗，好似课堂。
进到泰宁（乾宁）县东南的八美附近宿营时，我们借住藏族群众家中。藏族老大娘接待我们很热情。那天晚上，李奋科长要我再试试用藏语问路。我鼓起勇气走到老大娘面前，用藏语问道：“到泰宁还有多少里路？”我原来想她回答藏话，我可能听不大懂，不料这个藏族老大娘笑着用四川口音的汉话爽快地回答我说：“20里。”李科长和许多参谋都满意地笑了。我为自己第一次用藏语和藏胞说通了话而高兴得跳了起来。接着，我们又和老大娘攀谈，了解到这一带地方因为离汉族地区不远，有些群众去过汉区，会说一些汉话，老大娘就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从康定到甘孜的20多天行军，我们就大体学完了祝维翰编著的那本课本。
4月28日，五十二师吴忠师长带领由一五四团。师直和我们侦察科等单位组成的先遣支队达到甘孜。在总结这段行军的经验时，吴忠师长强调部队必须实现生活高原化。生活高原化的内容，除了要习惯吃酥油糌粑、喝酥油茶以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会说藏话。
我科驻甘孜一个多月期间，继续大力组织藏语文学习。教员除蒋俊德外，又增加新从康定参军、分配到科里来工作的藏族翻译马维超。这时，大家在基本掌握了拼音和学会了一些语句的基础上，迫切希望能够及早与藏胞多说些话，以沟通思想，逐步开展调查研究和宣传政策等工作。许多同志把上级部门发给学习用的毛边纸裁成小页，用针线订成小本（当时没有现成的学习本，也没有订书机），再在小本上用汉文写出各自工作需要的用语，少则百十句，多则几百句，每句空一行，准备填写藏文；然后，找蒋俊德、马维超译成藏文句子，各自再用藏文抄写在空行里。这样，就形成了一本本手抄的汉藏文对照学习课本。蒋俊德、马维超成天被大家围着，应接不暇，回答每个人提的各种问题，成了科里的大忙人。
6月下旬，我们科带领五十二师侦察连从甘孜出发，经过七八天行军，翻越雀儿山，到达金沙江边的德格县。金沙江以西就是藏军占领地区。军里指示我科掌握金沙江西面藏军的部署、动向等情况，了解通向昌都各条道路的兵要地志，为下一步进军昌都作好准备。科里的工作很紧张，外勤参谋差不多天天要出去调查。随刘文辉起义灼德格县政府人员和县里几个常去昌都做生意的陕西籍汉族商人，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这些工作，说汉语就可以完成。但是，要找那些从金沙江以西过来的骡帮、商人了解最新情况，要突击询问那些从金沙江西岸派过来遭我捕获的藏军特工人员，要向藏族同胞宣传我党的政策，就必须说藏语才能解决问题。科里仅有的蒋、马两个翻译，主要是随同李奋科长、高启祥副科长和几个负责参谋去工作，一般参谋人员外出工作，不可能都配翻译。而军部往往来电催要情况，科里首长们很着急。形势逼着我们几个年轻的参谋人员，用刚学会不久的一些半通不通的藏话去工作。这时，我们能说的藏话不少，但听力还很差。原因之一是我们学的是藏语标准话——拉萨话，而当地的康巴方言与拉萨话差别很大。我们偶尔也能听懂藏胞说的一些话，问清楚一些情况，但是离开翻译就不能单独工作。接着，科里吸收了在甘孜和德格小学参军的文绍华、高世勋、程宽德、刘义钦等藏族小同志，他们既是小翻译，又是藏语文小教员，成了科里很受欢迎的人。科里翻译力量增加，完成任务就顺畅多了。我们向军里报告藏军和藏政府动向等情况越来越多，金沙江以西各条道路的兵要地志材料也陆续整理写出，连同绘制的详图一并上报。
10月7日，我军强渡金沙江，向昌都进军。行军途中，我们通过的一个个居民点，宿营的一个个小平坝，穿过的一条条山谷，翻越的一座座大山，趟过的一条条河流，都是事先经过我们具体调查的。我边走边看地形边校对材料，感到我们在德格了解的情况、整理的兵要地志材料，还没有太大的差错。记得翻过江格拉山后，高启祥副科长对我说：“你们搞的材料基本是准确的。”我感到能使用藏语做一点实际工作了，于是学习兴趣更加浓厚。
昌都解放以后，我们科里又组织对嘉黎、工布江达（太昭）、索县以西地区藏军情况和藏政府动态的了解，同时开展对昌都通往拉萨各条道路的兵要地志调查。当时，昌都城关镇里住有一个清朝末年进藏的汉族老头，群众称他蔡稿爷（“稿爷”可能是清朝的小官吏名），他多次去过拉萨，汉话还说得很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情况。但我们更需要询问阿沛·阿旺晋美手下的一些原藏政府昌都总管署官员和藏军官兵。我们组织个别询问、小型座谈，边问情况边学藏语文，除细心记下各种情况外，对每次新听到的藏语都不放过，一定要询问清楚，记下藏语和汉语意义。记得原藏军十代本夏江苏巴·阿旺坚赞和僧官玉噶对我们特别友好，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中，耐心地教了我许多藏语和藏文书写方法。这时，我已经说通不少藏语，听力也提高不少。阿沛手下的官兵多数是前后藏人，说拉萨话，比康巴方言好懂多了。我们区别拉萨话和康巴话的能力也日益增强。在昌都时，蒋俊德、马维超调到别的单位工作，科里补充了格桑达瓦、谊玛、向秋、娜珍等巴塘藏族同志。科里以这些同志为教员，继续组织每天早饭前一小时的藏语文学习。
1951年_1月，我科从昌都出发，经12天行军，西进至边坝与一五四团三营汇合，成为全军伸至最西面的一个前沿点。军里又经常向我们催要情况。这时，我们生活非常艰苦，一日三餐都吃代食粉或糌粑，常挖野菜吃，还要打柴，背青稞，磨糌粑面，劳动多。工作也很繁重，参谋人员不断搜集整理藏政府和藏军的情况，并继续调查兵要地志材料，上报军部。在这种情况下，科里的藏语文学习仍然坚持不断。边坝话仍属康巴方言，但已比较接近前藏语言，较昌都话更好懂些。大家说、听藏语的能力提高较快。这时，学得快的鲁晋、杜焱、吕超、李其绪等几个参谋人员，已经开始不用翻译，可以单独外出接触藏胞，开展工作。我也是学得较快的一个，在与藏民交淡中，仍有不少说不通、听不懂的地方，但是一般问问道路、地形，了解些情况，已经没有太大问题，并曾单独率战士，穿上藏装，外出六七天，到嘉黎附近对藏军实施前沿侦察，使用藏语文完成了相当复杂的侦察任务。在外出工作中，凡是没有说通、没听懂的藏话，都记下来，回到科里就找藏胞同志请教，迅速把它搞懂。在科里学到的新藏词，外出时又注意随时用来与藏胞交谈。我们真正作到了学以致用，学用紧密结合。
在边坝驻防8个月，是我们藏语文提高甚大的时期。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学习一般的藏语文课本，也不限于背记一些词句、语汇，而开始注意探索藏语的语法，从中提高自己的造句能力。我们通过分析汉语和藏语句子中各种词类的排列顺序，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汉语中，数量词、形容词、名词的排列顺序，到了藏语中，正好相反，成了名词、形容词、数量词。如汉语说“五只大羊”，到藏语里就说成“羊大五只”。汉语中，动词、名词的排列顺序，到藏语里中也正好相反，成了名词、动词；如汉语说“吃饭”、“喝水”，到藏语里就说成“饭吃”、“水喝”。这些是倒装的部分。但也有顺序一致的地方，如主语和谓语的排列顺序，汉语和藏语是一致的，一般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我们总结出这些语法规律以后，便很快教给科里参加藏语文学习的全体同志，让大家也都掌握。
随着背记词汇的增多和对语法规律的钻研，我们的藏语文学习越搞越活。许多同志常把学过的语句或自编的语句，拿去和藏胞对话，说通以后，兴趣更浓，信心倍增，反过来又推动了学习。但也有些同志在这方面不够泼辣，总是不大愿意向藏胞开口说话，因此说、听能力都进展不快。我们几个“小教员”研究后，感到需要大力提倡多讲，便由我编了一首“学藏语，要多讲”的快板，贴在墙报上。快板是这样的：
学藏语，要多讲，这条经验不能忘。
咱们学习藏语文，就是为了用和讲；
用和讲，反过来，又对学习帮了忙。
大家都来想一想，实际情况怎么样？
鲁参谋，杜参谋，为啥藏话说得棒？
学习用功是一面，主要还是靠多讲。
有些同志也用功，藏文写得挺漂亮，
字句记得不算少，就是不大用得上，
见了藏胞就发慌，平时学的都忘光。
这样学习有缺点，下了功夫没用场。
怎样才是好办法？就是多用和多讲。
上课学了几句话，下课就要找老乡，
大胆说给老乡听，实际锻炼最为强。
老乡可能听不懂，不灰心来不脸红，
耐心再讲三五遍，一般他就能听懂。
老乡懂了就回话，你一问来他一答，
经常这样来练习，慢慢就能拉个呱，
经过实际这一说，印象可就深多啦！
平时难以说的话，这回再也忘不下，
原来发音不太准，也能练得不很差，
再要仔细听他说，还能体会些语法。
发音、语法提高了，藏语质量都增加，
有了信心和兴趣，越学劲头就越大。
总而言之一句话，多用多讲好办法。
学习藏语好方法，不当哑巴多练话，
咱们建设新西藏，处处都能用上它。
1951年9月下旬，我科从边坝出发，向拉萨进军。行军中，科里每天指派我们几个学藏语文较好的同志轮流打前站，早饭后提前出发，先予大队人马到达宿营地，向藏胞购买柴草，借宿民房，为全科同志做好宿营准备。沿途，我们还用藏语记录村庄、牧场、驿站、山、河、湖、谷等名称，为尔后系统整理兵要地志积累资料。我们的藏语文程度，已经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些工作问题了。到了工布江达（太昭）以后，进入前后藏方言区域，我们听藏胞说话就更容易了。
1951年10月7日，我们随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的军前方司令部之后，进驻拉萨。这时，部队从拉萨市区的汉族、藏族商店里，购买到一批质量较好的大学习本，发给我们每人一本。这种学习本是印度出产的，纸张是道林纸，封皮是硬壳，比过去进军途中用毛边纸订成的学习本好多了。大家很高兴，但又感到用它来记一般的笔记有点可惜，舍不得随便用。有几个同志说，保存在鲁晋参谋那里的<汉藏语汇》字典，全科只有一本，借用的人很多，十分不便，这回可以用新发的大学习本来抄字典，抄完就是自己的了，随时可用。这个想法一传开，科里马上出现了抄字典的热潮。12月，我科又从拉萨出发，行军至后藏江孜。1951年冬至1952年春，我们在拉萨、江孜驻防半年多的时间里，工作很紧张，劳动很繁重，生活很艰苦。当时，我们还没有桌子、凳子，也没有床，更没有电灯。但是，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一些参谋人员在借住的藏族民房中，盘腿坐在地铺上，利用一点昏暗的蜡烛光，聚精会神地抄录那本《汉藏语汇》字典。许多同志坚持抄了四五个月，硬是把这本340多页的字典一字不少地抄了下来。我也是抄完的人员之一。抄字典的结果，使我们大大丰富了词汇，对许多藏语语言现象的体会也大为加深。
在拉萨、江孜期间，我们几个学得较快的人，继续充当科里藏语文学习的小教员。学好一种语文，必须掌握大量词汇。但是，背记单词必须费大力气，而且比较枯燥。在教藏语文中，如何使大家记住大量单词，是我们几个“小教员”经常碰到的难题。还在康定、甘孜一带，我们就曾听到一些能说藏话的汉民念顺口溜：“天叫‘囊木’地叫‘萨’，驴子‘古鲁’马叫‘达’。”仿照这一顺口溜，我们边积累边改进，到1952年秋天，编出了一套藏语名词快板，帮助大家较快地掌握大量单词，使背记单词的枯燥无味状况变得饶有兴味。这套快板诗是汉文藏文并写的，现将藏文译成汉字注音，加上引号，抄录如下：
天叫“囊木”地叫“萨”，天上星星叫“嘎玛”，
河水叫“曲”火叫“梅”，太阳“尼玛”月“达瓦”，
山峰叫作“日”，山口叫作“拉”，
坝子叫作“汤”，森林叫“薪纳”，
道路“朗嘎”桥“桑巴”，村庄“冲色”田“兴卡”，
房子“康巴”人叫“米”，“额”、“却”“阔”是我、你、他。
盐巴“擦”，酥油“麻”，茶水茶叶都叫“恰”，
奶渣“曲热”，酸奶“学”，一切奶子叫“俄马”，
面叫“出细”米叫“折”，糌粑还是叫“糌粑”，
萝卜、莴笋和白菜，就和汉话不差啥，
各种肉，都叫“夏”，柴禾“每薪”草叫“杂”，
要是豆秸麦秸草，那就改名叫“散巴”。
绵羊“鲁”，山羊“热”，黄牛“朗果”牦牛“亚”，
犏牛叫“昨”骡子“扯”，毛驴“朋古’’马叫“达”，
狗叫“其”，猫“希米”，猪叫“帕巴”鱼叫“涅”，
“恰破”、“恰姆”公母鸡，生下鸡蛋叫“贡阿”。
青稞酒叫“枪”，白酒叫“阿拉”，
麦饼叫“帕勒”，香烟叫“塔玛”，
“帕勒岗波”是饼干，吸的鼻烟叫“纳他”，
“其日”就是水果糖，各种红糖叫“普让”，
“切马嘎热”白砂糖，冰糖叫作“谢嘎拉”，
每天吃的三餐饭，名字都是叫“卡拉”，
总起来，一句话，一切食物叫“萨亚”。
再说家具和东西，总称是它叫“嘉拉”。
桌子叫“觉孜”，凳子叫“故甲”，
笔“牛古”，纸“旭古”，各种墨水叫“那擦”，
簿册、本子都叫“台”，书籍、经典叫“贝恰”。
箱子叫“岗”，球“波罗”，铜锅叫作“桑”或“戮”，
各种脸盆叫“铜潘”，茶壶“阔底”勺子“觉”，
磁碗磁杯叫“嘎月”，煨茶火盆叫“美颇”，
菜刀、案板和扦杖，就照汉话一样说。
木碗叫“颇巴”，灯盏叫“旭马”，
刀子叫作“直”，绳子叫“他巴”，
水桶叫“曲松”，皮袋叫“杰巴”，
肥皂叫“胰孜”，蜡烛叫“洋蜡”，
毛巾叫“阿觉”，牙刷叫“索帕”，
钥匙“第米”锁“贡甲”，钳子“岗巴”锤“拖瓦”。
衣服“吐洛”裤“苦通”，藏袍大衫叫“曲巴”，
帽子“霞莫”靴“朗廓”，皮带、腰带叫“格拉”，
绸子叫“奎饮”，布匹叫“热恰”，
毯子叫“囊布”，哔叽叫“特玛”，
毛叫“布”来羊毛“描”，各种皮类叫“巴巴”，
袜子叫作“俄莫苏”，穿着总称叫“昆亚”。
床叫“涅赤”垫叫“典”，线叫“贵巴”针叫“卡”，
银元还是叫“大洋”，各种铜板叫“拜夏”，
西藏银两叫“欧桑”，-两藏银十“学巴”，
半个“学巴”叫“章嘎”，和咱分钱一样大。
薪金、薪水叫作“破”，价钱“仁巴”工资“辣”，
房租一房费叫“康辣”，运费、脚价叫“达辣”。
百姓“米色”官“奔波”，大小贵族叫“故扎”，
男仆“约波”女“约姆”，佃户、差民叫“差巴”，
普通喇嘛叫“扎巴”，法师才能叫“喇嘛”，
活佛叫作“朱贝古”，主寺喇嘛叫“堪布”，
大活佛叫“仁布齐”，有的也叫“呼图图”，
一切工人叫“索巴”，农民叫作“索南巴”，
“薪索”、“朵索”木、石匠，牛场牧民叫“卓巴”，
小工叫作“阿波娃”，皮匠叫作“欧索娃”，
翻译通司叫“格居”，医生、药师叫“门巴”，
炊事厨师叫“麻钦”，家务总管叫“涅巴”，
军人、士兵叫“玛米”，商人、老板叫“葱巴”，
学生叫作“洛扎娃”，学校、学堂叫“洛扎”，
老师、教员叫“格更”，尊称老师叫“更拉”，
女人、妻子叫“杰曼”，男人、丈夫叫“确卡”，
叔伯“阿库”舅“阿香”，爹是“帕”来娘是“妈”，
姐姐、大姐叫“阿价”，哥哥、老兄叫“觉拉”，
妹妹、弟弟叫“我玛”，亲戚总称是“本家”。
“拉巴”、“岗巴”是手、脚，前腿可是叫“拉巴”，
身体“苏波”，头叫“郭”，尾巴“徐古”角叫“热”，
耳朵“昂觉”鼻“纳古”，眼睛叫“米”嘴叫“卡”，
额叫“白郭”头发“扎”，牙齿叫“索”脸“董巴”。
粪便、肥料叫作“吕”，牛粪特别叫“觉娃”。
春天“吉噶”夏“亚噶”，秋天“蹲噶”冬“滚噶”，
冰叫“恰巴”雪叫“扛”，冰雹“塞热”雨“洽巴”。
窗户“格空”门叫“果”，房屋顶上叫“托卡”，’
厕所“桑揭”院“果热”，围墙“贾日”园“林卡”。
一般车子叫“嘎日”，马车就叫“达嘎日”，
以此类推说下去，脚踏车叫“岗嘎是”，
火车叫“日里”，汽车叫“莫扎”，①
木船叫作“楚”，牛皮船“锅娃”，
飞机“囊珠”炸弹“崩”，大炮“美觉”枪“门达”。
机器叫“廓洛”，工厂叫“索察”，
医院叫“门康”，寺庙叫“滚巴”，
银行叫“欧康”，兵营叫“马噶”，
商店“葱康”市场“冲”，各种机关叫“列空”。
地区“萨亏”县叫“宗”，省叫“醒钦”国“杰卡”。
西藏叫作“博”，汉地叫“甲纳”，
西康叫作“康”，印度叫“甲噶”，
英国叫“英吉”，缅甸叫“巴玛”，
“阿美日嘎”是美国，尼泊尔叫“果尔喀”，
“其林杰卡”是外国。外国人叫“其林娃”。
帝国主义、反动派，“咱杰仁鲁”、“洛掘巴”。
革命叫“萨结”，工作叫“列噶”，
领袖叫“宗增”，同志“洛吞巴”，
人民解放军，“米芒金珠玛”，
东方红，“夏却玛”，太阳升，“尼玛夏”，
“美波杰卡”是祖国，新西藏是“博萨巴”。
除了这套名词快板以外，我们还编写了藏语形容词快板，动词快板。这些快板，以后都发展成为西藏军区步兵学校藏语文队的正式教材。
到1952年底，我们科里好几个参谋都先后充当过西藏军区首长的小翻译。他们在翻话中，遇到难点时，也有过差错，甚至闹过笑话，但一般问题是能解决的，并在完成翻译工作中，继续深钻，不断提高了藏语文水平。
我们在完全没有上学读书的情况下，在艰苦的进行途中，凭着革命热情和毅力，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基本攻克了藏语关。这一经历，是我经常怀念的。为了纪念它，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上面说过的三件手抄本：1．在甘孜时期自裁毛边纸、用针线订成的小学习本；2．在拉萨、江孜期间抄出的340多页的《汉藏语汇》字典；3．在拉萨编写的学藏语快板诗。
（1985年7月15日于北京）
注释：①“莫扎”、“日里”“嘎日”等，均系来自印度语的藏语。当时，我们都这样念。现在，汽车、火车、车辆的藏语标准说法，其汉字读音应分别是“朗阔”、“美阔”、“阔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