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革命史上重大历史事件。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政委、刘伯承、贺龙及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关怀和全力支援下，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建设西藏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领导，鉴于当年中共西藏工委十八军及以后的西藏军区主要领导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同志已相继去世，故约我撰写一篇回忆文章。我亦感到有此历史责任，特根据史料与回忆，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
●中共中央做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第十八军受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11月1日发起了向西南进军的作战。当时，我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进军西南的战斗虽依旧频繁紧张，情况仍复杂多变，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不论从全局还是从西南这个局部来看，胜券已经在握。这时，刘、邓①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3日关于由西南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指示，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
西藏是中国领土，位于祖国西南边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鹅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正当人民解放战争席卷全国之际，西藏地方当局则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于1949年7月制造了“驱汉事件”。9月2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这次“驱汉事件”的目的，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并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西藏。党中央对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行为极为关注。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希望西藏人民团结起来，揭穿帝国主义阴谋，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我们预感到解放西藏将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
1949年12月中旬，党中央转来了毛主席在访苏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邓贺②首长的信，信的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向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元旦过后，党中央又转来毛主席从莫斯科给刘邓贺首长的电报，要求立即研究部署进军西藏问题。提出进军兵力只需1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4万人左右，应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进军的要求。为此，指示进藏部队应迅速进驻打箭炉（今康定），以此为基地筹划人藏事宜。
12月8日，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电报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并决定以十八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刘邓贺首长决定十八军担负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支部队英勇善战，作风顽强，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在坚持冀鲁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经验和能力。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为首的领导力量坚强，在军师领导层中还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的。
元月10日、15日，刘邓首长在西南局驻地重庆曾家岩，接见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主官，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刘司令员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肪，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
①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竿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②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邓政委接着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去争取政治解决。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大集团。最后邓政委鼓励到会同志，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军人无尚的光荣。党的信任，领导的期望，激励着参加会议的每个同志。他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统一祖国大陆，实现解放西藏的责任感，和十八军军师领导的革命激情，使我强烈地希望回到我战斗过的老部队，同战友们一起战斗。当夜，在国华住所，谈到这一愿望时，他欣然表示欢迎。随后，我即向领导提出进藏的要求。
三天后，季达参谋长对我说，刘邓首长已批准你的要求，决定你去十八军任第二参谋长。李参谋长深情地说，进军西藏是十分复杂而艰苦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精神准备。他说，红军长征路经甘孜时，都亲身经历过那个地区的艰苦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进军西藏的关键是我后方保障能力。刘邓首长对此非常关心。他要我与后勤部长姚继鸣同志全面研究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问题。
春节后，我就要离开重庆，节前晋见刘司令员。司令员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上上下下对西藏情况了解的都不多，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完成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他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最重要的是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语言不通会带来诸多不便，这就要更加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热爱西藏人民，以实际行动团结群众。
司令员非常郑重地说，这次进军，要进得去，站得住，保卫好边防，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在进军的同时，要用很大的力量去筑路。西藏的公路建设要先纵后横，首先修通联接内地的战略纵深道路，尔后再以拉萨为中心向横的方向、向边境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住脚根，建设西藏，保卫边疆。
司令员还风趣地对我说，这次进军，领导思想上要有饿肚皮的准备，一个军在高原上前出几千里，要保障不饿肚皮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司令员伸出手指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军部队一要精兵；二是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保障人马健康；三是要搞生产，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产，历代王朝在边疆也搞戍边屯垦，我们叫建设边疆，最后一条是西南人民和部队全力支援你们。司令员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1950年春节过后，国华同志来重庆研究进军方案。他对我说，毛主席1月10日致电党中央和刘邓贺及西北局，指示西南局拟定一个负责经营西藏的领导机构及委员人选。中央已于1月24日批复了西南局的报告，同意组成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以及天宝同志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委。中央批示中还提请西北局考虑是否有其他人可加入此委员会。对此，西南局正与西北局研究安排。国华说，这样不仅加强了领导力量，而且有利于互相学习，增强团结。随后，国华心情不安地说，中央要求我军于4月中旬以前，争取由康定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路，于5月中旬开始入藏。而目前川西、西康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影响进藏的准备工作。军拟以主力投入剿匪，打开前进道路，自己动手，争取时间，做好进军准备，安定进军后方。同时，再组织一支强大的先遣支队，进至甘孜、巴塘及金沙江东岸沿线，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的进军部署。
农历正月初五，我带领30辆满载新式无后座力炮、高平两用自冷式重机枪、各式电台等新武器装备的汽车车队，离开重庆，踏上了新的征途。
国华从重庆返回军部驻地乐山后，召开了军党委会，着重研究进军问题。会上，国华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他说，我军解放西藏是坚定不移的。至于以什么方式解放，无非是军事的或政治的即和平的两种方式。鉴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央希望并争取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中央要求进藏部队切实贯彻这一方针，争取实现和平解放西藏。
国华说，中央和西南局指出，国内外形势对我解放西藏非常有利，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面前，西藏可能出现和平解放时前途。对此，中央已同意西南局派出人员赴藏，劝说达赖集团脱离帝国主义势力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与我进军中的前线司令部谈判。并指示西北局如有适当人选也可派到拉萨，进行劝说达赖集团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军解放西藏的事业，正受到西藏当局和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势力的阻挠。西藏上层集团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地方政府中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组织“亲善使团”，寻求外国出面干涉，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进藏。因而军事较量的前途是严重存在的。但是，当其受到我军军事打击之后，又可能出现和平进军的局面。因此，实现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要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
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师的领导着重讨论了部队进军的实际准备。他们对后勤补给尚有顾虑。国华最后说，我军进军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是向广大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止我军进藏，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大门时，才施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这个打也是为了和。这叫先礼后兵，以打促和，打了再和。总之，我们要两手准备。三个师主要是做好打的准备，能战方能言和，这是军事工作的基点。至于后勤补给问题。国华说，刘邓贺首长非常关心，多次指出，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重于军事；作战与补给比较，补给重于战斗。进军西藏的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其关键在于角否实施顺畅的运输补给。为此，军区决定：成立支援司令部，全面规划后勤支援工作，不惜任何代价赶修公路；抽调四五百辆汽车组成汽车部队，各军各抽1000匹骡马组成兽力队，担任甘孜以西的随军运输。
2月中旬，军拟制了两步进军方案。第一步军前指率五十二师及一五七团入藏，军主力集结予甘孜，修公路，组织支援工作，在补给求得解决的情况下，第二步后续部队再进驻西藏。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3月14日军党委决定组织南北两路先遣支队，由王其梅同志和我组成前进指挥所（以下简称前指），统一指挥先遣行动。北路先遣支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同志率一五四团组成。南路先遣支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王一同志率一五七团组成，分别进至甘孜、巴塘地区。先遣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兵志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军和西南军区提供可靠资料和政策意见；开展对西康藏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和对广大藏族人民的接触，宣传我党我军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取得当地上层人士和群众对我进军西藏的支持；并通过适当的关系和方式对西藏上层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囤积物资，准备翻译，训练藏族青年；积累高原行军、作战经验，策划进军方案。
●先遗支队进驻金沙江东岸地区，建设进军前进基地，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而努力
3月29日，我军吹响了进军西藏的序曲。当日10时，其梅与我率前指（侦察营、工兵营、司政后机关部分人员及政策研究室）同北路先遣支队乘车由乐山出发。出征的第一天，乐山人民倾城出动，夹道欢送，将慰问品一一送到战士手中。军领导频频挥手告别，预祝先遣成功。人民的嘱托，战友的祝愿，激励着每一个同志。
次日，我们顺利到达雅安。当晚，其梅和我拜见六十二军政委，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和刘忠军长。廖政委详细介绍了西康藏族地区的基本情况。他说，进军西藏是党赋予的共同任务，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六十二军要全力做好支援工作。他们在西南局；的统一部署下，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和政权建设。沿途各级政府成立了支援委员会，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进军。省委、省政府和西康人民，为稳定和建设前进基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北路先遣支队4月5日由雅安出发，经过20余天艰苦的徒步行军，于28日进抵当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康北重镇--甘孜。5月5日，吴忠同志来电反映“部队携粮已吃完”。我们所担心的断粮问题终于发生了。一五四团经受了解放西藏大军行动的第一次考验。实际上，他们对粮食一时接济不上是有精神准备的。在雅安了解到雅（安）甘（孜）公路已基本被毁，补给和购粮十分困难的情况之后，吴忠同志满有信心地作出节约粮食，长期打算，争取时伺，确保到达甘孜的决定。他们从天全开始就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路挖野菜代粮。部队初到甘孜时，群众对我尚存疑虑，郑晋武；团长、杨军政委在吴忠师长领导下，带领全团官兵，以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挖野菜，捉地老鼠充饥，战胜了粮荒。而且还处处为群众做好事。他们秋毫无犯的行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密切了军民关系，赢得了群众的初步信任。群众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康定是自古以来进藏的要地。相传诸葛亮南征于此地造炉打箭，因此得名打箭炉。4月24日，前指进驻该地。这座小城安宁而美丽，使我们初次领略了藏区的风土人情。康定解放后，六十二军一八七师驻守，师政委苗逢澎任地委书记。逢澍同志诚恳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我们与康定地委密切配合，全面展开了先遣工作。全面深入调查研究西藏，是先遣支队重要任务之一。在对西藏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形成了大概的轮廓。西藏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富于创造，对祖国统一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西藏社会是封闭的，是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西藏人民笃信宗教。喇嘛教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上层建筑的有力支柱。
西藏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地方政府当权的上层人士对祖国有离心倾向。
西藏没有共产党组织，没有党的工作，人民没有经过中国民主革命洗礼。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深深感觉到，西藏社会矛盾状况特别错综复杂。阶级矛盾与民族的、宗教的、统一与分裂、统治集团上层内部之间的诸多矛盾渗透与交织在一起。西藏上层和政教中枢的噶厦政府，既能统治人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正确认识西藏特点和矛盾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进军与经营西藏的重要依据。王其梅同志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根据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认真细致进行社会调查，为上级制定政策，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建议。
西康藏族地区当时还是土司、头人、寺庙统治着。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上层人士，对创造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对支援我军进藏，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为此，军建立了统战部。这个地区有四大土司，即康定的明政、康南的木理、邓柯的林葱、德格的降央白姆。此外，上层实力人物，还有玉隆的夏格刀登和巴塘的邦达家族。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对于团结西康地区大小土司、头人十分重要。
我们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藏族上层人士及起义之士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所属官员，只要热爱祖国，拥护共同纲领，都真诚团结。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帮助和支援我军进军西藏。要求各级领导在统战工作中要妥善处理好我党我军与西藏民族、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促进藏族内部的团结。强调平等待人，严于律己。规定各级领导，分工负责，由吴忠、天宝、杨东生、陈免波、平旺等同志分别包干做好甘孜、德格、巴塘地区的统战工椒我与王其梅及苗逢澍同志负责康定地区及夏格刀登等人的工作。
当年红军路经甘孜时，夏格刀登曾担任过降巴③苏维埃政府委员、军事部长，支援过红军长征。西康解放后，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我们非常尊重他的地位和光荣历史，遇事共同商量，威得了他的信任。夏格刀登，降央白姆，邦达多吉等康区绝大多数上层人士，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支援我军进军，做出了很大贡献。
⑧博巴，即藏族。
5月底，军转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的指示。6月2日，西南局发出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十项条件的主要精神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顺，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其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其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中央要求我军将这些拟原则向群众宣传。中央的方针和十项条件方我和平解放西藏规定了正确方向，成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强大精神武器。
前指和先遣支队，依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在军的统一部署下，向西藏当局展开了政治争取工作。我们通过康定、甘孜、巴塘等地的上层人士和来往丰金沙江两岸的商旅，将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十项政策，以及党的民族宗教等政策，以各种方式传给西藏当局、昌都总督拉鲁·次旺多吉及驻守金沙江沿岸的藏军各代本④。为表示和谈诚意，6月25日，我将邓柯方面渡过金沙江的小分队撤回东岸。
这里值得回忆的是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格达在西康和西藏宗教界内，是一位有名望的活佛。1936年红军在甘孜时，曾任博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有过友好的交往，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西康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先遣支队进驻甘孜，他满腔热情地支援我军，成为天宝和吴忠同志的朋友。他多次表示西藏只有回到祖国怀抱才有光明前途，而以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最明智的办法。格达活佛为了和平解放西藏，致电朱总司令、刘伯承主任⑥，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规劝达赖喇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朱总司令、刘伯承主任高度赞扬了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同意了他的要求。7月10日，格达活佛带着党和政府对藏族人民的关怀及十项和谈条件，由甘孜起程赴藏。
④代木，藏军的作战最高编成单位，亦是官职名称，相当于团。每个代本领兵500名。代本下辖如本，相当于营，领兵250名。如本下辖甲本，相当于连，领兵100名。甲本下辖定木，相当于排，领兵20名。定本下辖居本，相当于班，领兵10名。
⑤刘伯承，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先遣支队广大指战员，在高原艰苦环境中，以高度革命责任感，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胞风俗习惯，宁可受冻也不住喇嘛寺院，宁可挨饿也不拿群众一粒粮食，还为群众挑水、打柴、春耕播种、送医送药，处处为群众做好事。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行动，向藏胞作了最实际的宣传。同时也促进了统战和政治争取工作的开展。藏胞一旦了解放军是人民军！队，他们所做出的支援我军进军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几百名藏族青年参军，加入了解放西藏的行列。甘孜空投时，群众将散落在空投场外的大米、银元搜集起来送交部队。一五四团班长宋毛志在帮助群众打柴时，不慎将卡宾枪掉入江中，被水冲走，藏胞格洛捡到这支枪后，尽管他是爱枪的猎手，还是走了几十里路，把枪亲手交给吴忠师长。我军与藏族人民的亲密关系，就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了。
历史的经验、先遣支队几个月的亲身体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运输补给没有基本保证是进藏之大忌。军党委遵照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和今年解放昌都的部署，在西南军区直接领导与关怀下，组建了以交通运输为重点的后勤保障系统。
8月26日，支援司令部在胥光义、谭善和等同志亲自组织指挥下，经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雅甘公路打通二郎山，战胜大渡河，拓开折多山，粗通甘孜。同时，开始了紧急抢运。然而，甘孜至金沙江边尚有250公里重型车辆不能通行，如不囤粮，部队则无法开进。为保证进军行动，支司与前指共同组织了两个轻型汽车连，三个胶轮大车连和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加上动员部分民畜，自9月初起经一个月的努力，向邓柯、德格抢运了40万斤粮食。与此同时，前指与康定地委通力合作，经与康定地区上层人士协商，在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前提下，一面采购部分青棵，一面组织玉隆至昌都300万斤粮食的运输。
9月初，我军主力在四川、西康人民和当地驻军支援配合下，川西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歼灭匪特两万余人，净化了我军进军后方。西康藏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广大群众积极支援我军解放西藏，加之雅甘公路抢修工程和运输补给工作进展顺利，我军在西康藏族地区站稳了脚跟，有了一个较为坚实的进军基地。
●西藏地方当局关闭和谈大门，我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在我政治争取面前，西藏地方当局置我党和平解决西藏办法于不顾，自恃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倚仗军事力量，一面施展拖延策略，将其和谈代表滞留印度，迟迟不赴京谈判，借以争取时间，一面接收外国军援，扩充藏军，武装民兵，陈兵昌都妄图以金沙江为界，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形势的发展，迫使我军与西藏当局，不得不在昌都进行一场军事较量。
7月24日，其梅与我率前指进驻甘孜，与吴忠、天宝会合。7月30日，苗王一率领南路先遣支队一五七团进抵巴塘，与先期到达的陈竞波会合。
为了统一指挥解放昌都的行动，张国华军长、刘振国主任率军机关部分人员于9月5日到达甘孜。我们会合后，组成了十八军前方指挥所（简称军前指）。
9月上旬，中共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今年解放昌都，明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昌都解放后的有关政策及工委机关的建立。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了仁至义尽。今年1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遵中央指示给西藏当局写信，阐述中央方针政策，5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绕加措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达赖速派代表团赴京谈判。之后，又由西康、青海派遣和谈使者，并通过我国驻外使馆多次敦促西藏当局，派代表协商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8月22日，和谈使者格达活佛被害于昌都，并将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软禁于黑河（今那曲）。中央最近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希望于9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以军事手段进驻昌都，尔后，再做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国华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青藏高原气候特点，期于我军10月解放昌都。主席指出：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们能于10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国华说：主席对我军解放昌都后，将主力撤回甘孜，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的部署，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会议遵照西南军区解放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的指示，根据藏军依托金沙江，扼守入藏咽喉要道，以昌都为枢纽，以昌都经生达至邓柯线为重点，沿国德至盐井千里金沙江西岸，分南北两线，做分区配置的布势，决定我军采取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我与藏军针锋相对，分南北两个集团，对付藏军南北两线部署，将我军主要兵力用于藏军主要防守之北线生达、邓柯地区，以精兵奔袭类乌齐、丁青，出击恩达，兜击昌都，抢占邦达，切断藏军主要退路，制缘藏军西逃，主力则分路合击，割裂藏军部署，协同一致地向心杉L动，力争在金沙江以西，澜沧江以东的类乌齐、恩达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战役合成。
会议认为，我们的部队不怕藏军紧缩兵力，据守阵地，只怕包不住。要实现这一计划，其关键在于利用昌都以北宽阔草原、地广人稀的条件，充分发挥突然性达成战役迂回。只要我军达成了战役迂回，即形成包抄与囊括整个战役地幅和藏军阵地的有秘态势。藏军在通讯落后、兵力分散、道路艰险的条件下，即使发现我军出现其侧后，也无法摆脱。只要藏军跑不了，战役目的即可胜利实现。因此，在战役指导上，要求部队走得快是决定性的一着，只有走得快，才能抓着藏军。
会议认为，昌都战役的结果，为全国与国际所关注，对解放西藏，尤其是争取西藏当局和平解决问题关系重大。战役越成功，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越大。会议号召参战部队，坚决机智作，战，排除一切困难，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在战区内人人宣传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俘虏政策，自觉遵守纪律，做好统战和群众工作；大力开展政治争取。
会议决定，昌都解放后，立即成立以王其梅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昌都分工委，统一领导昌都地区工作。大力开展统一战线，争取早日成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全体指战员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而努力。
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鼓舞了士气，为昌都战役的胜利，为战后昌都地区的工作，做了思想和政策准备。会后，国华仍只字不谈战役计划，而要我陪他去拜访夏格刀登等上层人士。13日，我与国华，振国赴玉隆，了解玉隆至昌都运输300万斤粮食的畜力落实情况。当国华确认了藏族土司、头人支援我军进军昌都的诚意和能力之后，才定下了昌都战役的最后决心。
这时，西北军区在彭总亲自部署下，第一军独立骑兵师在新疆组成，其先遣连已进至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青海骑兵支队已进驻玉树，完成了作战准备。
9月中旬，五十二师主力与先遣团会师甘孜，云南的一二六团先头营进驻德钦。各参战部队于9月26日向战区开进，在金沙江东岸一线完成了战役展开。当时的态势是：北集团于玉树、邓柯、德格，南集团于巴塘、德钦，对昌都地区已形成了弧形战役包围。1950年10月6日，我军发起了昌都战役。
北集团为战役进攻的主要集团，由五十二师统一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钳击合围昌都及其以西。右路，由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率一五四团、青海骑兵支队、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担任战役迂回任务。当日，骑兵支队由玉树南下，一五四团、骑兵侦察连趁夜偷渡金沙江。该路部队日夜兼程，每日以120至160里的强行军，抢占甲藏卡，直扑类乌齐，实施千里大迂回。中路，由吴忠师长、陈子植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领一五五团、师直、军炮兵营、一五六团组成，担任战役主攻任务。于7、8、9日，隐蔽渡过金沙江，依次作斜梯形展开，向生达、昌都攻进。左路，由侦察营长苏同卿、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率侦察营、工兵营组成，担任正面箝制任务。7日，于岗托强渡金沙江，向当面藏军进攻。
南集团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王一指挥，担任歼灭南线藏军，抢占邦达、八宿要点的任务。5日，云南十四军之一二六团以及一二五团一个营在盐井方向发起战斗；7日，一五七团三路渡江，进击宁静。
我参战部队在进击中，每个战士负重七八十斤，有的班长和党员要背九十多斤。他们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团结奋斗，战胜高原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在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的千里征途中，在海拔4000米冰峰雪线上，在横断山脉的峰峦叠嶂中，风餐露宿，忍受着饥饿、疲劳和高原不适应带来的病痛，爬雪山、过草地，越冰河，晒急流，奋勇直前。战役按预想的方案顺利发展着。
10月12日，南集团进占宁静，解放盐井，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在我政治争取下率部起义。南线形势明朗。北线遭我打击后，节节败退，逐步向昌都收缩。至18日拂晓，右路我骑兵支队以日行16伍里的速度急驰，累垮了战马500余匹，先于藏军4小时抢占了恩达，一五四团经36小时的强行军攻占了类乌齐，切断了藏军主要退路，胜利完成了战役迂回任务。中路之一五六、一五五团及侦察、工兵两营，分三路逼近昌都。至此，除一五四团正向昌都以南之邦达、八宿急进，封闭尚撰的一个缺口外，藏军其他退路均为我堵死。我各路部队进展神速，出藏军意外。18日晨，上任不久的西藏地方驻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见已无法抗拒我军攻势，遂率四个代本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退却。当晚，进至宾多，发觉退路已为我切断，即掉头南下，改向邦达、八宿方向撤退。行至宗驿山，遭我阻击，在我政治争取下，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武器。至此，昌都战役遂告结束。23日，西南军区发来嘉奖令，庆祝解放昌都、类乌齐、江达、宁静、盐井、碧土等地，争取第九代本起义的伟大胜利。
昌都战役使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藏军总兵力近三分之二的武装，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比喻的：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它的胜利，粉碎了西藏当局以武力阻止我解放西藏的企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我军完成进军拉萨的准备
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当局在武力较量失败后，内外政策四处碰壁，内部分化，矛盾加深，战与和的斗争十分激烈。主战者为失败而辩解，主张挟持达赖外逃，投靠外国，继续搞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主和者则追究未与中央谈判的原因和责任，主张即刻派人与昌都解放军谈判。大多数官员全衡利害，认为只有接受中央《十项条件》才有前途。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促使爱国力量抬头，亲帝分子开始孤立，摄政大扎被迫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府遂决定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前往昌都，摸与我军相恢的底，同时组织达赖及其主要官员出走亚东，准备和谈不成，随时外逃。
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为争取实现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和平解放西藏的强烈愿望。在我军取得昌都战役胜利之后，因势利导，一面向外国政府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解放西藏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国干涉的严正立场；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向西藏地方政府阐明我军进入西藏，旨在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维护祖国统一，帮助西藏民族和人民团结、进步、发展的政策。同时指示我军，充分准备，争取早日进军拉萨，解放全西藏。在进军中要坚决执行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实行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的方针。
1950年12月，中共西藏工委为了贯彻中央的上述方针，召开了第二次工委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昌都战役震撼了整个西藏，拉萨当局已失去武力对抗的能力和信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前途日益明朗。为了迎接这一形势的早日到来，会议决定加强昌都地区工作，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和影响群众工作。号召爱国志士去拉萨劝和，联络进军道路上的土司头人，切实做好俘虏工作，以推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军进军与建设西藏的关系，提出长期建设西藏的任务，指出解放西藏只是我军第一步任务，而长期建设西藏则是党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军长期的重要任务。为了统一全军意志，要求部队工作在观念上和行动中，从战争状态转变到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上来。真正成为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号召共产党员、全体指战员树立长期建藏思想。
会议根据西南军区关于解放西藏“用兵越少，胜利越大”的指示，决定将全军分为两大部分，以国华、冠三，振国和我率中共西藏工委机关、军前指、五十二师师部及两个团、警卫营、炮兵营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以陈明义、何雨农组成军后方司令部，率军主力进至甘孜及其以西地区，修筑甘孜机场、康藏公路，支援进军。同时，成立4个办事处，在后司领导下，部署3条兵站线。使各兵站成为既能进行统战与群众工作、组织运输，又能成为联接前后方的据点。
我驻昌都部队，在中共昌都分工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部队在断粮、生活用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给西藏地方政府宫员和藏军官兵生活上以特殊优待，向他们宣传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帮助被俘的藏军官兵找回战斗中丢失的生活用品，释放时发给足够的粮食、现金和骡马。而我部队住帐篷，食野菜稀糊，不进民房、寺庙，爱护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严格执行新区经济政策，不征购粮草，控制银元投放，稳定了物价，这一切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我军赢得了“新汉人”的美称。我党的政策和我军模范执行政策的行动，通过遣返藏军和来往商旅迅速传到拉萨和前后藏。昌都解放后，藏族上层人士和群众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阿沛·阿旺晋美和在昌都的40名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名给达赖写信，以亲身经历颂扬我党民族政策，告其解放军已停止前进，要求达赖喇嘛派人和谈。昌都地区各阶层人士，为敦促拉萨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成立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主任的“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委员会”。和平解放西藏成为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潮流。
达赖喇嘛一行到达亚东后，召回了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夏格巴等人向达赖报告了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政府的态度。这些国家都认为目前再用战争手段已不可取，只有谈判才是上策，至少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并表示目前难以给予西藏当局军事援助。达赖及其官员感到，目前依靠外国势力支持，搞所谓的“西藏独立”已不可能。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凝聚力，在期待他们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接受中央《十项条件》举行和谈。并委任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
3月下旬，阿沛偕部分和谈代表离开昌都前往北京。沿途受到我军修筑公路、机场部队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他们目睹了我军在高山严寒地带住帐篷、食野菜，面对缺氧、冻土、流沙、坚石，不叫苦、不畏难的英勇献身精神，深有感触地说，亘古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藏族人民繁荣昌盛。党的民族政策和我军建设西藏的实际行动，坚定了代表们的和谈信心。
我军后方部队，在明义同志率领下，强化了后勤组织，全力修筑机场、公路。甘孜以东之八大桥相继通车。当年红军战胜“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英雄业绩，又造就出千百名新的英雄。至3月底运至昌都粮食及物资700万斤，为进军拉萨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51年4月底，以阿沛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双方代表本着友好团结的精神，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圆满达成协议，于5月23日正式签字。
当夜，我们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的电报。消息不胫而走，军民奔走相告，机关、部队连夜座谈，欢呼党中央、毛主席解决国内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光辉胜利！祝贺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祝贺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携手走向团结、进步的道路。协议签字的第三天，毛主席发布了“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训令。我军高举着和平解放西藏的旗帜，开始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
●我军高举和平解放西旅十七条协议的旗帜，胜利进军拉萨，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签字，是我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我军根据协议规定，在中央和西南军区统一部署下，担负着解放西藏，保卫国防的使命。6月17日张军长和我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由成都返回甘孜，研究进军部署。
昌都是军前指进军的中间站，是五十二师进军拉萨的起点。由昌都进藏有三条主要道路。中路，为康藏通商大道，全程1100公里，要翻越念青唐古拉山的18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北路，在唐古拉南麓的广漠草原上行进，尔后翻念青唐古拉山脉，全程1500公里，地形较平坦，便于机动。南路，越横断山脉，全程1500公里，道路崎岖难行。为了加快进军速度，根据道路补给情况，决取中、北路西进，十八军独立支队南下，三路相互策应的进军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分兵开进，缩短了队径，战斗部队走中路，行程短、争取早日到达拉萨。军前指干部多，轴重庞大，北路比较安全。决定以王其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成先遣支队，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走中路，先期赴拉萨，配合张经武代表及阿沛等和谈代表开展工作，并为军前指进驻拉萨做准备。五十二师师部率一五四团主力、一五五团尾先遣支队以营为单位分批开进。军前指、中共西藏工委、警卫营、炮兵营走北路。党中央为了安定出走亚东的达赖喇嘛及其主要官员，决定派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经香港，取道印度，直去亚东。7月16日，张代表在亚东向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并向其讲述了中央承认其固有地位和协议精神，达赖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协议。
7月1日，是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我军前指以实际行动庆祝这一光辉节日，从甘孜出发，开始了向拉萨行军。国华、冠三、振国和我率军前指与阿沛等人在向昌都进发中，沿途会见各界上层人士，宣传十七条协议。途经昌都以东之达马拉、加皮拉时，我们与和谈代表团参观了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团筑路工程。代表团的官员们深受感动地说，西藏欢迎这样的军队。我们在和干部战士见面时，从他们言谈表情中，看到他们决心取胜所表现出来的军人特有的活力和勇气，使我们感受到部队在与大自然搏斗中，再现战争中我军战无不胜的精神风貌。是啊，拿起枪能战斗，放下武器就搞建设，人民为什么不欢迎与热爱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