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区党史办公室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是随着解放西藏任务的提出面诞生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地区的第一个工作机构，是组织实施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领导核心。西藏工委于1950年1月组成后，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贯彻和执行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西藏情况，提出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组织筑路运输生产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复杂艰苦的工作，从而领导和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完成了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这个时期的西藏工委不仅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为西藏后来党的工作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是西藏、台湾等地尚未解放，祖国领土还没有完全统一。西藏的外国侵略势力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相勾结，积极策划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妄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西藏。为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毛泽东主席一月初发布电令，以西南局为主，在西北局协助下，担负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毛泽东要求西南局迅速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
在完成了云贵川康解放的西南地区，解放西藏已成为当时西南局的第一任务。西南局当即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报告，拟定以第二野战军的第十八军入藏，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报告说：“关于西藏的党组织，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王其梅（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全国政协代表）等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
中央于1月24日正式批准西藏工委组成人选的报告，在复电中还提清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员会的问题。1950年1月27日至30日，受领了进军西藏任务的十八军党委在四川乐山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西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解放前，中国共产党未能在这里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随着解放西藏任务的提出而诞生的西藏工委，其组织成员基本上就是进军西藏部队的领导成员。2月下旬，原在西南局统战部帮助工作的天宝到任。5月，西南局又批准原西康省巴塘地区党的负责人平措旺阶为委员，至此西藏工委成员已有8人。当时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是作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工委成员分工负责，昌炳桂3月份到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工作，王其梅、天宝4月份率先遣部队进至康藏交界地区，平措旺阶到工委报到后即于6月份去西康南部工作，这一时期工委难以集中开会，重大问题只能通过电报协商，经常工作由张国华、王其梅主持。
西藏工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研究西藏情况，准备各种政策规定。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消息闭塞，社会情况特殊，其他地区的政策不能在这里简单照搬。早在1950年1月中旬，西南局就已通知各地，要调查西藏的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达赖和班禅在群众中的影响、宗教状况、人民生活状况、交通运输、农牧业生产等情况上报。2月中旬又电示张国华、谭冠三并工委，对西藏问题“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面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接着又指示“成立政策研究室”等。十八军在接受进藏任务后就已着手收集康藏方面的书刊地图，物色熟知西藏情况的人员，开始调查研究西藏问题。2月下旬，以王其梅兼主任的政策研究室成立，从十八军里抽调了夏仲远、赵卓如、徐达文等师团政工干部作为基础，又聘请了几位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为骨干。这些专家有在成都解放时受贺龙邀请座谈西藏情况的原华西大学政治系教授李安宅、副教授予式玉、法尊大师谢国安等人。通过他们的引荐，又吸收了华西大学政治系少数师生和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人员以及其他到过西藏的人，共20多人组成研究室的机构。2月底，研究室由乐山迁往成都后，大家一面学习提高认识，一面研究搜集到的资料，加上知情人的回忆，很快撰写出一批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如《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等，并编写了《进军手册》、《藏文》课本，还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译成藏文，制成传单。这些材料分别上报西南局和下发部队，为上级机关掌握康藏情况制定政策和对部队、对外进行宣传教育，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研究室实际上部分地承担了工委办事机关的工作。
对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是西藏工委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此项工作的大政方针由中央制定，西南局适时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和作法，下达给西藏工委执行。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在对西藏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列举藏区人民不堪反动统治、三大寺不赞成打仗、藏军有可能争取等材料后说：“争取西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较前增大”，“我们除继续加强进军的军事准备外，拟特别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报告提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制度不变和保护宗教信仰、尊重风俗习惯等四项条件，作为同西藏当局谈判的基础。报告在上报中央的同时发给了西藏工委。西藏工委首先将此精神电告了率先遣队进入西康康定的十八军“前指”王其梅、李觉（十八军第二参谋长），随后于5月27日向西南局报告并向下传达了贯彻执行的意见：即在中央未批准四条之前，将利用各种关系和条件，以一般的宣传、联络、劝告等办法，疏通可能疏通的关系；待中央批准四条后，再正式派人去拉萨，公开作争取西藏当局回归祖国的工作。
在此同时，中央已于5月17日对西南局报告作了重要批复，明确了在准备军事行动的同时，积极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提出进一步拟好谈判条件的要求。西南局5月27日上报了经邓小平草拟的十项条件，三天后就得到中央的批准。于是西南局电告西藏工委并天宝、平措旺阶等，指出：这十条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淡判基础，由适当的代表向西藏当局正式提出，并以口头或文字（不列条目、不拘形式）向西藏各阶层进行宣传，但不宜在布告、传单中全文公布。
西藏工委对西南局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研究，深刻地认识到十条的基本精神就是在保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清除外国侵略势力的前提下，西藏的一切都暂时维持原状不作变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在充分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存在藏汉民族隔阂的情况后提出的。实现这些条件，达到西藏的和平解放，将有利于西藏社会的安定和促进藏汉民族团结，因此，十条不仅是我们同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也是部队行动的准则，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方针。
根据上述精神，西藏工委一方面要求进藏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恪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给群众免费治病、帮助搞好生产等；另一方面在康区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进行宣传解释，取得他们对我军解放西藏的配合与支持，而不在藏区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甚至不征，粮（只有限度地购粮）、不派“乌拉”（组织运输时均付钱）、不增加当地的负担（一切由中央供给）。从根本上着眼于“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密切藏汉民族关系。这一切不同于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作法，本身就是强有力的宣传行动，使我党我军的影响迅速传播到金沙江两岸群众之中，并逐步扩展到拉萨等地。
遵照西南局的指示，工委委员天宝加强了同格达的联系。向格达转达了朱德总司令的期望和可供谈判的“十条，内容，对格达的意见和要求又及时向上作了反映。在中央和西南局批准格达进藏后，工委为其作了周密的准备，并在甘孜召开隆重的群众大会为格达送行。平措旺阶在得到十条等有关内容后，随即到达康南巴塘等地，对当地上层人士开展宣传联络工作，取得了邦达多吉等人对我进军的支持。王其梅、李觉在康定，则随时与康北头人夏格刀登（此时已担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接触联系，推动他给藏军九代本写出了宣传我党政策的信等。已进驻金沙江东岸邓柯的十八军先遣部队，也向当面之藏军进行政治争取活动。
然而，不管用什么方式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是必须进驻西藏、保卫国防的。西藏工委把组织领导我军进藏作为根本任务，始终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工委成立初期，即全面筹划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贯彻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做好部队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的思想大转弯；整编部队、调整组织机构、“尽可能减少吃饭的人数”；筹措物资，修筑康藏公路，解决运输补给问题等。康藏环境艰苦，就地补给困难。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就曾遇到粮食供立不足、以鼠雀野菜充饥的困境，因此保障物资运输成为进军西藏的关键。当时，除通公路地段汽车运送和有限的飞机空投外，大量的物资靠牦牛骡马驮运，但这些牦牛骡马却为当地土司头人所有。随着先遣进藏部队进入西康地区，西藏工委和十八军的有关人员王其梅、李觉、吴忠、天宝、平旺以及后到的张国华、刘振国等人，都积极主动地作沿途土司头人的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调解其内部纠纷，动员他们为支援进藏运输出力。
上述工作得到了西康省委的大力支持。西藏工委也协助西康省委开辟西康新区工作。康定折多山以西地区，十八军先遣部队首先进驻。1950年下半年酝酿康定藏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张国华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协助西康省委做团结争取藏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促进了西康省各族各届代表会议的召开。9月底，西藏工委派出政策研究室和工作团负责工作人员到康北几个县担任军事代表（即县委书记），徐达文到甘孜、夏仲远到德格、杨东生（藏族）到邓柯、马扎布（蒙古族）到炉霍。工委委员天宝奉命调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该自治区于11月17日在康定成立后，继续把组织动员群众支援十八军进藏作为重要任务。至当年底，全自治区供应部队烧柴1500万斤、马草500万斤，协助购粮200万斤，支援运输的骡马牦牛10万头次。
1950年9月初，随着昌都战役准备工作的加紧，张国华率十八军机关一部及政策研究室抵达甘孜。9月8日，中共西藏工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甘孜召开，到会的工委成员有张国华、王其梅、刘振国、天宝（谭冠三、陈明义在后方负责支援工作，昌炳桂已调到军事学院学习，平措旺阶在巴塘未到会），军参谋长李觉及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实施昌都战役和昌都解放后有关政策和工作问题，建立昌都地区党组织和临时政权问题。会后发出了西藏工委《关于解放昌都战役工作指示》、联关于解放昌都后工作要点的决定》，还提出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报西南军政委员会审批。
昌都地区（从金沙江至鹿马岭），原属西康省辖区，而实际上为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多麦基巧”（相当专署），部署大部兵力，派噶伦担任总管。如何处理好这个地区的问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人民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将对拉萨当局产生很大影响。西南局、西南军区极为重视军队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要求不但在军事上打胜仗，尤其要严格执行各种政策纪律，争取获得军事政治的全胜。西藏工委在几个月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有关指示精神，在《战役工作指示》中，作出了若干具体政策规定：（一）对待藏军及投降官兵的处理办法；（二）对西藏地方组织及人员的处理；（三）对宗教的态度；（四）在藏区的经济政策；（五）关于部队群众纪律；（六）关于宣传问题等。这些规定明确具体，切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如规定只对坚决抵抗之敌予以歼灭外，对被迫和受骗参战的民兵和喇嘛武装，则尽量避免与其作战，因为他们有较强的群众性和地域观念，又与藏军有矛盾，须尽力分化争取；部队经过藏民村庄遇有开枪时，应向其作解释而不要还击，如说不服则绕道前进，对俘虏不杀不辱不没收随身携带的“噶乌”（护身佛）和吃肉用的腰刀，迅速教育释放。又如规定对昌都下属行政组织保持原封不动，未逃人员仍留任原职，县以上单位组织解放委员会或派军事代表，尽量吸收其代表人物参加解放委员会。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切实保护喇嘛寺庙，严禁借住和参观，如伤病员确无房住须进寺庙时，应事先商得同意。在接受上层人士送礼时，只许收“哈达”，如送牛羊、酥油之类，第一次可以收下，以等价物品回礼，并作好解释，等等。
工委提出昌都解放后的工作方针是：在拉萨当局对西藏的和平解决没有明确态度以前，应进一步作好对明年进军的准备工作，并结合昌都战役的胜利，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与安民工作，积极搞好昌都地区各阶层的团结。
为适应昌都解放后全面开展工作的需要，会议决定设立工委办事机构，以原政策研究室和西藏工作团为基础，组成西藏工委办公室，乐于泓为主任。下设秘书科，科长陆一涵；组织科，科长张平凡；宣传科，科长韩戈鲁；保卫科，科长张向明；统战联络科，科长乐于泓兼。办公室于10月2日正式办公。
由于参战各部队坚决执行了中央、西南局的方针指示和西藏工委的具体政策规定，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精神，昌都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了西藏当局以武力阻止我军西进的企图。部队在行军作战中不惊扰藏族群众，风沙雨雪天不入寺庙民房，粮食极度困难也不妄取群众一头牛羊，还给群众治病做好事，因此我军所到之处均受到藏胞衷心欢迎。许多藏族群众主动帮助部队解决粮食和柴草的困难。我军在昌都战役中获得了“军政双胜”，对昌都地区的民心迅速安定和整个西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
昌都战役后，西藏形势迅速发生变化。西藏工委一方面抓紧后方修路运输，搞好部队冬季整训，准备继续向拉萨等地进军；一方面稳步地开展地方工作，妥善处理俘虏，加强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早日实现。
昌都地区一解放，中共昌都工作委员会即宣布成立。关于昌都工委的人选，早在西藏工委首次扩大会议上已确定并上报，由王其梅、吴忠（五十二师师长）、阴法唐（五十二师副政委）、平措旺阶、陈竞波（军政治部敌工部长）五人组成，王其梅暂任书记。西南局于9月11日批准。紧接着以王其梅为主任的昌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昌都工委当时尚未公开，对外以昌都军管会名义进行工作。
10月25日（昌都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西南局、西南军区发来电示，要求“抓紧时机，善于利用俘虏或投降官兵及昌都地方力量，开展政治攻势，以争取和平解放拉萨问题”。指示要求以热情诚恳的态度对待俘虏，对噶伦及代本等官员尤应妥为招待，用座谈的方式进行教育等。西藏工委随即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注意他们的伙食，进行7天左右的训练，然后按等级发给马匹、路费（一般人员每人发银元3元，连以上发5元）后释放。昌都工委把教育争取藏军高级官员作为重要任务，王其梅亲自主持他们座谈，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耐心回答各种问题。对阿沛等官员注意尊重其身份，保证其生活待遇，用行动解除他们的顾虑。阿沛等人深受感动，曾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和体会，说明中央人民政府对待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希望迅速派人来昌都谈判，进驻昌都的部队，也按要求做好工作迅速释放了大批俘虏。这一切作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工委在解放后的昌都地区，大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藏军军官、寺庙活佛住持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此基础上，于12月底召开了昌都地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9名正副主任中，除王其梅、惠毅然为汉族外，其余都是藏族人士，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昌都地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察雅地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地区大土司降央伯姆等，一大批原来的藏军代本、宗本担任委员。表明工委已把整个昌都地区绝大部分q1上层人士团结起来。昌都解委会是带有统战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维持当地社会秩序、扩大对藏区的影响和争取工作，组织运输支援进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12月14日，西藏工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甘孜召开，到会的有张国华、王其梅、陈明义、刘振国：平措旺阶等，军参谋长李觉、支援司令部政委胥光义及有关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谭冠三在后方主持工作未到会）。会议主要是总结昌都战役以来的工委工作，并根据西南局的指示，部署了继续进军的准备和进一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等。会议提出的政治争取工作措施有五条：（一）通过做好参加昌都解委会各代表的工作，以传播党的政策，团结更多藏族同胞；（二）号召爱国志士去拉萨劝和，即使劝和不成，也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三）做好进军途中土司头人的联络团结工作，尤其是三十九族地区的工作；（四）教育释放俘虏，并给以良好影响，利用高级官员去疏通未解放地区的关系；（五）对去拉萨朝佛的喇嘛、过路行商也要给以影响，使他们能替我们作宣传。
会议根据西南局11月22日关于“准备西藏解放过程中及解放后的各种政策措施，以适应明年进军之需要”的精神，着重就西藏解放后的重大方针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以“极机密”的《甘孜会议纪要》形式上报，受到了西南局以及中央的重视。其主要内容是：
一、团结上层是目前的重要政策，这是由西藏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对上层分子除亲帝和坚持敌对者外，均以团结教育为主，不搞亲这派疏那派。团结土司头人与培植进步力量（指培养藏族干部），两者不可偏废。
二、组织形式拟议了军管会、解委会、前线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等。因达赖过去直属皇帝管，现在中央政策又是维持他的地位，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名义最合适。解委会能够广泛地吸收各界人士参加，用此名义亦较妥当。
三、对由于西南、西北部队将分路进藏而出现的前后藏如何治理问题：分治，群众接受不了，亦易被帝国主义挑拔利用；前后藏虽为达赖、班禅之势力划分，但宗教相同，经济关系密切，以及从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的外事关系上看，均不宜分治。前后藏应统一治理。
四、部队包干区域划分。十八军大体为昌都、拉萨、日喀则（含江孜）三地区；黑河归青海（骑兵支队）、阿里归新疆（骑兵支队）经营，工委统一领导。
这些意见是西藏工委在认真分析西藏情况后提出来的，不仅基本上为西南局和中央所采纳，同时在后来的实践中也证明是正确的。
为进军拉萨解放全西藏作准备，工委于1950年底召开办公会议，具体讨论了准备工作的内容，并发出了《关于1951年上半年进军准备工作补充指示》，强调“物资准备，是进军准备的主要一环”。要继续修建甘孜到昌都段公路，抢修甘孜机场，第一季度包运700万斤物资过金沙江。对举足轻重的牦牛运输问题，工委明确指出“这是政策问题”。要求部队重视接受“毛鸭土司事件”（因部队处理纠纷不当而引起停运一月）的教训，处理好与土司头人的关系。并规定：运输站的设立不是按路程远近，而是以土司头人所管辖范围为准，组织有土司头人代表参加的支援运输委员会；发放运费也经过头人，同时又向群众公布数字；实行奖惩办法，以减少途中损失等。这些措施在运输沿线实行后，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鉴于部分人因长途行军作战，自然环境艰苦而产生的“早进早出”西藏的思想，工委指出解放西藏只是第一步，而建设西藏则是长期的，要“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克服目前存在的早进早出”思想，继续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工委还指出，解放西藏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增强指战员的政策观念，使大家了解“西藏社会情况、边疆问题、外交、财经等政策及政权、群众各种组织的任务章程”，“营团以上领导干部不仅要懂得政策，还要能掌握运用各种政策”，进行工作。随后工委办公室编写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和《外交纪律》等，作为教材下发部队。各部队利用冬训时间，在战士中进行思想政策教育，对干部采取轮训办法，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克服思想上的不良倾向，提高了长期建藏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培养训练藏族干部，一直是工委经常关注的大事。早在1950年2月，工委、十八军党委在研究派先遣部队进入康藏交界地区时，就把“吸收藏族青年及‘通司’（翻译）”列为六项任务之一。“前指”率先遣部队进军途中，已个别地吸收藏族青年到部队来，6月初，西康巴塘地方党组织动员来50余名党员和进步青年，接着北京藏文研究班30余人准备进藏（他们是在解放初期由中央民委从北京、南京等地物色的藏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时称“西藏问题研究会”）。这几部分人到达十八军“前指”所在地康定后，按照工委的安排，组成了西藏工作团，由天宝任团长，乐于泓任副团长。主要任务是训练藏族干部，开展思想工作。他们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后，即暂时分配到部队、兵站等单位作翻译工作，在昌都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经过昌都战役前后工作的检验，工委深感藏族干部既少又弱，是我们工作中最差的一环，只有在这一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来，我们工作中的被动（局面）才能完全摆脱（张国华向第二次工委扩大会的总结报告）。为此，工委确定了吸收新生力量与改造旧人员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对藏族人员不能讲资格，只要拥护解放西藏又能联系群众就行；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不要苛求等。这样就扩大了藏族学员的来源，即除工作团大部分成员外，又从巴塘等地吸收了一批藏族青年，夏格刀登也送来数十名，使第一期学员达到152名。藏干训练班由工委办公室具体承办，工委负责人经常关怀指导，给讲课作报告等。学员们通过学习国内外形势、民族政策和部队纪律（部分人还学习文化），逐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增长了知识，其中50余人提前在1951年初结业，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单位作藏文干事和民运、侦察等工作。2月中旬，藏训班由甘孜迁往昌都，并陆续补充学员。与此同时各部队也办起短期藏训班，至1951年底，学员已近千人（其中包括一批学习藏语文的汉族学员）。从藏训班毕业的藏族学员经过实践锻炼，后来大都成为西藏各项工作的骨干。
1951年初，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二人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在昌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当这两位代表抵达边坝时，昌都工委一面指示当地部队热情欢迎，一面就如何接待、谈判的意见报西南局并西藏工委。在此同时，西藏当局从亚东另派人至印度同我驻印大使馆联系（由于对藏和谈事关重大，整个工作由中央直接掌握，随时通报各方面情况，指导工作的开展）。据此，西藏工委经过慎重研究分析西藏派出代表的意图后，当即决定迅速迎接和谈代表到甘孜，并由平措旺阶和乐于泓二人陪同，经重庆前往北京，西南局复电同意这一意见。然而，当他们到达昌都时出示的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五项条件，实质是坚持“西藏独立”，不赞成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昌都工委认为如此难以谈出好的结果，提出由王其梅和阿沛·阿旺晋美去拉萨直接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建议。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为亲帝分裂分子控制的复杂情况下，这个建议带有很大风险。不少人为其梅同志的安全担心．但是王本人一再致电陈述利弊，毅然愿往。西藏工委分析西藏的五条后，认为西藏当局此举带有试探性质，在于延缓我军行动，并对王其梅去拉萨表示忧虑。后来，西藏方面又表示愿增派代表去京，达赖喇嘛还给毛泽东主席写了愿意接受和谈的信。中央在查明其真实意图后，决定阿沛等代表均到北京谈判。拟议中的去拉萨计划遂告终止。3月底，在甘孜的西藏工委讨论了迎接和谈代表问题，并在4月初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张国华还专程前往康定迎送。该代表团在赴京途中有专人护送，联系安排食宿等，于4月22日安全顺利抵达北京。
三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友好地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随后，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等边防要地，西藏工委在各地区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大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为稳定和发展西藏的有利形势而努力。
协议签订前后，西藏工委已着手筹建各地区党的领导机构，考虑调配各级干部，为西藏解放后开展工作作准备。三四月份，工委决定将十八军负责的西藏几个地区，由各师和军直属队分片包干。其中五十四师包干昌都地区，由该师副政委惠毅然任昌都分工委书记；五十三师包干波密地区，由该师副政委苗丕一担任波密分工委书记；五十二师包干江孜（包括山南）地区，由该师副政委阴法唐担任江孜分工委书记；军后勤部包干三十九族地区，由军驻川留守处主任王兴友担任三十九族分工委书记；军直属队包干拉萨市，由军大八分校政委林亮担任拉萨市委书记。工委机关干部在全军统一抽调，分工委及下属县委的干部，由各分工包干的部队抽调。以上主要部队的任职意见，后均得到了西南局批准。
4月17日，在有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刘振国以及李觉等人参加的工委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工委、分工委及县委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的方案，并决定十八军抽调各级干部1267人到地方工作，要求在4月底前完成调干的三分之二。18日，十八军发出调干命令，各部队闻风而动，按规定迅速调集大批干部，把各地区党的机构及时筹建起来。其中除昌都工委在年底前后由五十四师抽调干部充实外（7月，王其梅离开昌都后，惠毅然担任书记，同时改称昌都分工委），三十九族分工委、波密分工委和拉萨市委均于4月底5月初相继筹建，并分别于7至10月份到达所在地区展开工作。
在中央和西南局的关怀下，从国家机关和西南地区抽调了一批干部支援西藏工作。1951年4月，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名义组成的“西进财经大队”50余人，在大队长罗家镐、政委刘国珍率领下随军进藏，后来成为工委财经委员会及下属财贸部门的专业干部；从外交部调来的杨公素等外事干部与从十八军抽调的杜子毅等组成了工委的外事处，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此外，还有少量统战、联络、公安干部，调入工委机关及下属机构工作。
由中央派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经亚东向达赖喇嘛转达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并敦促其尽快返回拉萨后，于8月8日到达拉萨。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后，向西藏进军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八军按照西南军区的部署，在7月下旬派出的由王其梅率领的先遣支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后续进藏部队也整装待发。8月中旬，在昌都的西藏工委成员开会，讨论了下一步行动问题，并于8月25日发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工作要点的指示》。《指示》指出：根据协议和中央、西南局的指示，西藏的工作应紧紧掌握一个“稳”（字）的基本方针，总的任务是有重点地逐步实现协议，而完成迸军西藏任务是实现协议的关键。指示强调今年“是和平进军，但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破坏，防止部队中的和平麻痹、骄傲情绪产生。部队要严格执行协议，执行纪律，影响各阶层人民。要指定懂得政策的干部带领优秀共产党员在沿途宣传。”鉴于部队即将进入拉萨等新区的情况，工委要求切实注意采购政策，规定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各地营以上单位负责统一采购；采购时要商得当地政府、头人同意；要有合适的价格，不得随意提高；采购人员应由懂政策的营级干部负责等。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西藏工委和十八军机关及部队3000多人自昌都向拉萨开进，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军队纪律，沿途秋毫无犯，给藏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各级领导人时刻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增进民族团结，扩大党的影响。张国华、谭冠三、刘振国、李觉等每到一地，都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当地土司、头人、贵族、喇嘛，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解释人民解放军宗旨。9月7日到达丁青时，曾驻此一周，调查三十九族地区历史和和现状，召集千户、百户头人开座谈会，协商了扩大该区办事处（属于昌都解委会领导），调整与拉萨当局关系、加强运输支援工作等事宜，并以西藏工委名义上报西南局。西南局9月16日复电指出，所提办法大体可用，但目前西藏应以稳定和争取达赖集团为主，一切足以影响拉萨的事均宜缓办。
张经武、王其梅到达拉萨后，就以开展统战工作、稳定拉萨局势为首要任务。他们主动地接触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官员和三大寺活佛喇嘛，逐个登门造访，介绍解放军情况，宣传协议精神，并向寺院僧尼普遍发放布施。对某些死守陈旧礼仪和行为傲慢的官员，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经过这些初步工作，争取了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中央拥护协议。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抵达拉萨后，再次拜会达赖喇嘛，宴请和谈代表等官员，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反复宣传协议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凡牵涉西藏地方的事，都同他们协商，如部队开荒用地、采购粮食牛羊肉等，均在得到他们同意后再办理。对地方政府原有的活动均不加干预，各级政府和藏军官员均照常供职，一切均维持原状不作变动。通过广交朋友，主动搞好关系，我党我军逐步得到多数上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基本上保持了拉萨形势的稳定。
西藏工委到达拉萨后，除以主要精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外，还进行了以下重要工作：
在运输困难，后方物资难以前运，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下工委千方百计筹集粮食，领导部队节衣缩食、生产开荒，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指示，解决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站稳脚跟的问题。
为准备成立西藏军区，工委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拟定藏族副司令员人选，经过反复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报中央批准，确定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为第一、第二副司令员。西藏军区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
研究了在江孜地区和日喀则地区组成临时党的分工委，分别以五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周家鼎、军大八分校政治部主任苗九锐为书记，以统一领导部队进驻该地区后的统战和筹粮等工作。
1951年11月底，范明率西北西藏工委抵达拉萨。根据中央指示，并于12月19日批准，组成统一领导的中共西藏工委，张国华为书记。1952年3月7日，中央确定由张经武任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任第一副书记，谭冠三、范明为第二、第三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