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军区政治部
我们军区部队从1952年2月受领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以来，一直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特别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特别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及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下，高度地发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和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及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对西藏进行了一系列的于西藏人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修建了康藏、青藏公路和其它一些基本建设工作。
●第一、建设西藏第一项工程——康藏公路的修筑
西藏是我国的边疆，是我们祖国少数民族之一——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由于长期在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陷于落后状态。特别是交通闭塞，许多地下的宝藏未被开采，森林和水力未被利用，广大的土地未有大量的开垦，畜牧也未能充分发展起来。
为了边疆的繁荣和藏族同胞的幸福，我们军区部队和工程局及其领导下的技工支队与藏族人民一起胜利地执行和完成了康藏公路修筑任务。
由于西藏位处素称“世界屋脊”的高原，且自然条件恶劣，因此，康藏公路的修筑工程也是极其艰巨浩大的。
这条公路从雅安到拉萨全长2255公里，并越过了高山峻岭、冰川急流和森林、草原、泥沼、流沙地带。比较大的山就有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矮拉（以下称拉均为山）、雪奇拉、格拉、甲皮拉、达马拉、年拉、浪拉、业拉、初次拉、色奇拉等，比较大的河流有羌江、大渡河、鲜水河、雅龙江、金沙江、扎曲（河）、昂曲（河）、井河、乌曲（河）、沃曲（河）、怒江、冷曲（河）、松宗河、卡达河、久河、巴河、拉萨河等，比较大的森林有安错湖森林、波密区森林、贡布区森林等；比较大的草原有觉甬草原、邦达草原等。这些工程，每段都具有不同特点，加上气候的变化无常，更为困难。
这条公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经雅安到甘孜虽在地图上标着公路线，也曾经有过修筑工程，但实际并不存在。因国民党官僚机构侵吞了修路款项，公路的许多工程都没按标准做好。致使这一段曾由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公路，仅作了一次试车，据说有很多地方还是把汽车拆卸开，用牦牛运过去的。事后再没有过问。1960年的春天，我们进军开始的时候，从雅安到康定仅70多公里的路程也不能通车。
我们部队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康藏公路的修筑。在进军之前——并为了进军的需要——即着手经雅安至甘孜段的抢修；在进军中，又一面进军，一面进行了抢修。同时，组织了庞大的后方部队，更有计划地进行了康藏公路的修筑；进军部队抵达拉萨后，以部队为主并发动了广大的藏族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进行了康藏公路西段的修筑工程。
我们部队是由长期执行战斗任务而转入工程建设的。在这个崭新的任务面前，不仅不懂科学和工程技术，就是连工程上的一些名称、术语也不知道，我们施工的方法只是依靠着低劣的手工工具，进行笨重的体力劳动。
我们部队在党的教育下，本着毛主席“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指示投入长期、连续、紧张的施工，高度发挥了人民军队的劳动热情，并以战斗的姿态与大自然展开了搏斗。在十日九风雨的二郎山上，部队终日冒着细雨，穿着淋湿了的衣服，在泥泞中施工，特别与山洪，塌方进行了斗争。在大渡河施工，部队在寒冷刺骨的大水中打椿架桥，在风雪交加的折多山上，部队整日爬上悬岩开凿石方，在打通5300多米的雀儿山时，正值严冬十一二月份大雪封山的季节，满山覆盖着白皑皑的大雪，气温白天多在零下七度，夜间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地冻三尺，洋镐铁锹，下不了土，每天每人工效不到0.3方，为了在封山前开好这条公路，同志们曾从很远的山下背柴上山，一边灼解冰冻一边施工，同时，在施工中很多同志的手、脸冻裂口了，他们抹些“凡士林”，仍不停的施工。在大家的努力下，雀儿山终于打通了。在色霁拉山、达马拉和金沙江施工时，由于冬天寒冷，同志们的衣服和头发上结满了冰霜。在年拉山和浪拉山施工时，从早到晚风沙弥天，同志们成了泥人，风镜也失去了效用，同志们曾用沙布蒙在头上，仍然坚持施工。在怒江，高山谷深，水流湍急，且水上既没桥梁也没船只，公路由此通过，困难重重，同志们首先与怒江急流进行了战斗——完成了抢渡怒江的任务。过江之后，两岸沿线约20余公里是人迹罕至，未经勘测，也没标高的所谓“飞线”工程。部队又进行探险，攀上了高山陡壁，探出了路线，使之顺利投入施工，并提前51天完成了任务。公路伸至波密地区，工程更加艰巨、复杂，有大山，有森林，有流沙，有泥沼和沮洳地带。由于接近亚热带地区，且各种毒虫较多，尤其早蚂蝗，一不注意便钻进了腿上吸吮着血，同志们给它起了名字叫“缺德虫”。但是，同志们为了边疆的建设事业，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忍受了这些痛苦，特别又遇到了少有的大雨季节，山洪暴发，在冰川地带施工，曾经把部分修好的路基，架好的桥梁也给几度冲毁了，但同志们并没有畏缩，与山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高寒的色霁拉山上，同志们也是在风雪中完成了任务。在康藏公路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拉萨大桥的修架中，同志们为了完成任务，不顾一切与宽大的拉萨河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我们部队在这些艰巨的施工任务中，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提出了不同的英雄口号。如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开初提出了“吃大苦出大力”的口号，“艰苦就是光荣，顽强就能胜利”，在二郎山施工，提出了“不劈开二郎山不收兵！”在山洪和塌方面前，提出了“与山洪作战！与塌方斗争！”在艰巨的雀儿山施工任务中，提出了“坚决劈开雀儿山！”“雀儿山再高，没有我们的信心高！”“雀儿山的风雪大，有我们的热血抵挡它！”“雀儿山石头再坚，没有我们意志坚！”在波密地区的高山洪水面前，提出了“让高山低头，让洪水让路！”这些英雄的口号，在困难中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在部队艰苦的施工任务中，苏联专家们1952年与1954年冒风雪严寒来高原对工程技术进行具体指导，具体解决了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逐渐丰富和熟悉了施工经验和工程技术。特别是根据筑路任务的需要和部队需要，并为保持持久旺盛的体力劳动，在施工中开展了工程民主运动，提合理化建议。从而大大发挥了人民战士无穷智慧，使人尽其长，物尽其用；同时，也启发了我们部队热爱科学和钻研科学的精神。在这一运动中，部队曾提出：“劳力劳智相结合”，“提高技术，提高工效”，“人人要当工程员”等口号，在施工中不断出现了新的创造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如在石方作业中“三角形”、“梅花形”集团穿孔爆破法，各爆一次用14个工，消耗黑色炸药2.5公斤，炸下坚石48立方，平均工效3.42立方，达标准工效428%，节省黑色炸药四分之三强。“自来水穿孔法”，每天可穿孔5.2米，在土方作业中的“山字形”挖土法，每人每天挖间隔土57立方，超过标准工效24倍，“飞燕式”排土法，每人每天可作18立方；在工具改良上，如撬杠改钢钎，克服了钢钎少的困难，提高了工效280%，十字镐改砍斧，解决了森林作业工具少的困难。另外还有反光镜检查炮孔，因穿好的炮孔，里面黑，不好检查里面的漏气处，他们用镜子把阳光反射到里面进行检查，到后来部队还学会了测量工地以及计算工程等。这些创造，在施工中都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对提高工效完成任务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艰巨的施工体力劳动以及在工程民主技术创造中，在工作上曾给我们解决了许多根本问题，曾涌现了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如在二郎山施工中，出现了18岁的青年英雄杨茂武；在雀儿山施工中，出现了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张福林同志，为开辟雀儿山，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临死时还念念不忘修路；在怒江，部队急于过江开工，江水阻拦，出现了抢渡怒江的李文炎同志，使用从内地带的一只橡皮舟，冒生命危险与每秒8米流速的怒江急流搏斗。一次橡皮舟被急流冲跑，他单身追赶8华里，捞出了橡皮舟，胜利渡过了怒江；在渡江后的探险中，又出现了怒江探险英雄崔锡明同志，他勇敢机智地登上了悬岩陡壁，探出了路线。其他如千锤英雄——永不残废的人杨海银同志、钻研工程、积极创造的高原先进战士、模范青年团员李学文同志、艰苦顽强的特等人民功臣、二级模范王洪才同志和山字形挖土法的创造者、共产党员高福印同志，以及工程上的优秀指挥员一一柴洪泉团长，在施工中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部队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的，尤其开始进入高原，生活不习惯，不会吃酥油。在修路中，由于补给线的不断延长，加上高原自然条件的限制，虽然有祖国人民支援的大批物资，但不能及时运到部队，因此，在供给上部队时常发生困难，特别是缺油、缺盐、甚至吃稀饭，特别在施工中，部队很少甚至没有住进过房子，白天在风雪中劳动，晚上就在潮湿的帐篷中住宿，有时遇到大风雪，常常把帐篷压塌或刮跑。随着公路的前伸，部队没有固定的住址，也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有时住到四五千米的大雪山上，连树影都找不见，没有柴烧，部队就要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砍柴。再如部队有时住到悬崖上，吃水困难，在怒江部队说得好：“眼睛看着水，就是吃不到嘴”，因此部队只得用雨衣等，攀登悬岩到背水吃的地方去挑水。
为了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了把高原变为乐园的目的，他们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他们能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能把个人的利益服从革命的利益。因此，我们部队在愈艰苦的情况下，表现得愈加顽强，他们提出了“愈艰苦愈顽强”和“艰苦就是光荣，顽强就是胜利”的口号。初到高原，他们提出了“生活高原化”并学习藏胞的生活方式。在施工中，部队曾流行这样的快板：“人民战士钢铁汉，开辟国防交通线，风雪冰雹全不怕，战胜困难千千万”。在施工中曾经供应困难，战士们就说：“人民战士意志坚，挨饿也要把工作干”。在波密地区施工，因水毁公路，服装很长时间运不上来，同志们就补旧的穿，特别是没有鞋子穿，同志们曾到山上拆葛藤打草鞋穿解决了困难。而且我们部队愈在困难情况下情绪愈加高涨，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乐观情绪。在艰苦的边疆建设事业中，我们部队曾乐观地歌唱着：“在祖国边疆高原上，不怕再荒凉，双手来劳动，地下建天堂”。特别在施工中大力开展了工地文化娱乐活动，同志们总是说说唱唱进行着愉快的劳动，并建立了文化娱乐晚会或周末晚会制度。同时，愈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部队愈加强了团结，愈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并互相鼓舞完成了任务。在施工中，曾有力的开展了思想、体力、物资、技术等四大互助，对完成任务的推动很大。如在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很多同志自己穿破衣服，自己打草鞋穿，把新衣服新鞋子用来帮助同志。
在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中，更加具体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凡是公路通过的地方，都注意照顾了群众利益，也尊重了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如对群众的田苗和神山、神树、经塔、玛尼堆等宗教建筑，能不占用就不占用，为此，也曾经一再的改线移线；如若必须占用，也要经过很多动员说服工作征得同意，并以公平的价钱收买或赔偿后方得占用。仅在1953年一年收买或赔偿银元即达3445元。
西藏人民开始对修筑康藏公路的认识很不够，也不愿意修筑康藏公路。由于我们在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中具体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使西藏人民真正地体会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特别是修筑康藏公路对西藏人民的好处。因此获得了西藏人民对修筑康藏公路的大力支援，并直接参加了康藏公路的修筑，仅拉萨到巴河段260余公里的工程，即有40个宗（豁）计1.6万多藏族民工先后投入了康藏公路的修筑。这对康藏公路的修筑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康藏公路的修筑工程，在我们部队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斗下，特别在工程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工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东线筑路部队，1951年平均工效达到标准工效（2立方）的106.5%，1952年达到标准工效（3立方）的142.5%，1953年达到标准工效（3立方）的157.3%，1954年标准工效由普通3立方改为4立方，平均仍达定额的116.6%，康藏公路共挖186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足可排一条1米宽的长堤绕地球将近半周；仅1953年一年所开挖的土石方，就可以把这样的堤从拉萨排到北京。由于工效的提高，每期都完成了任务，并在1954年11月全线胜利通车。康藏公路每期提前完成任务，特别是贡布地区筑路提前竣工，西藏人民认为必须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拉萨河大桥初期工程，我们仅20天内即完成了，并保证了通车。这种速度，就连西藏的上层人物亦感到震惊。
康藏公路通车了，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领导和援助，也密切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的联系，更加强了藏汉民族和西藏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开辟了西藏建设的无限前程。事实已经证明，公路通过的地方，都出现了人烟，出现了新村镇，为人民所需要的百货公司、合作社、银行、邮局也都陆续开办起来了。甘孜在未通公路前，还是一个狭小的集镇，而今天已成一个初具规模和相当繁荣的新城市了。昌都也焕然一新，市区几乎扩大了一倍。札木原是一片荒山，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城市。公路沿线，实验农场也接连建立起来了。同时康藏公路通车，也增强了西藏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使西藏地区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工业、农业器材可以逐渐运到西藏，西藏地区的土特产，也可以源源外运，西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布和其它工业品，也由内地源源供给，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改善。祖国遥远的西藏边疆，随着公路的通车将更加繁荣和幸福。
康藏公路通车了，我们将要继续发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戒骄戒躁，进一步执行好民族政策，团结好藏族人民，为西藏的建设事业和国防的巩固努力奋斗。
●第二、在运输线上
西藏长期在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下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我们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任务中，特别在康藏公路的修筑中，规定一切物资均由内地供应，因此，我们特别加强了运输支援工作。由于西藏远离内地，运输线漫长，自然条件恶劣，运输支援工作也是极其艰巨和繁重的。运输支援工作，和我们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任务，特别是和康藏公路的修筑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任务中，特别在康藏公路的修筑中，如若没有强大的运输支援工作，想顺利完成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运输支援工作的重要，所以我们曾组织了庞大的运输支援机构和庞大的运输支援部队，并充分利用了一切运输工具，通公路的地方，有汽车；不通公路的地方组织骡、马、牦牛以及适当的人力；另外空中还有飞机，水中还有渡船。这些运输工具，曾日夜不停的把祖国人民支援的大批物资，源源运到了西藏运到了我们部队中，保证了一切任务的顺利完成。
担任运输支援的人民战士，高度地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进行了艰苦奋斗，特别是汽车部队，日夜不停地行驶在高原的公路线上，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任务。
汽车是我们部队的主要运输工具，任务也最繁重，我们部队吃、穿、用、住等等一切，绝大部分都要由汽车运来；而且运输线长，公路的地形高，自然条件恶劣，加上路况不好，这都给汽车部队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康藏公路绝大部分都处在海拔3000至5000米之间的地方，有的还在雷线以上，同时多蜿蜒在悬崖绝壁上，有的地方终年积雪结冰，有的地方泥泞陷车，雨季时还会遇上山洪暴发或冰川缺口，以及地震等现象，并且塌方也多，如二郎山，洪水常使山崩地塌，阻止行车；塔公寺以西公路，刚修起来时，因多年草根积累，晴天地硬，且有弹性，雨天发软，无抗力，同志们称为“橡皮路”，汽车通过极为困难；大渡河在1950年只有原始的铁索桥，不能通行汽车，还要把汽车拆卸开用橡皮舟载过岸再前进；折多山、雀儿山、皮皮拉、达马拉等较大的山每年除夏季以外，积雪不化并结成冰，同志们称为“玻璃路”，汽车通过滑溜难行；渡密地区森林流沙多，同时新修起来时，路基不稳固，塌方多，稀泥陷车尤为严重，并有罕见的山洪、冰川，曾一度路基水毁，桥梁、涵洞亦被冲断。这就是高原公路的基本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运输任务的汽车部队是极为困难的，不光生活艰苦，而且一点不谨慎，随时随地都有阻车翻车的危险，或遇上其他自然灾害的危险。
我们汽车部队，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艰苦奋斗，并创造了许多英雄事迹。他们在执行运输任务中，特别在抢运时期，日以继夜不停地行驶在运输线上得不到充足休息时间，挨冷受冻，吃不好喝不好，在艰难的道路上，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如有时遇到障碍——大雪或塌方堵路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一面清理一面前进；在过冰路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垫在冰上，让汽车一步一步的从衣服上通过。由于道路不好，对汽车的损坏也很大，发生抛锚现象，就得停在大雪山上，四下不靠人烟，忍受着饥饿与寒冷，还要扒在冰雪里或泥水中修理汽车，修理不好还要露宿在雪山上。他们在路上赶不上饭站还常用洗面盆煮饭，用摇手柄赶面吃解决困难。特别在寒冷的气候中，汽车发动困难，同志们还要到很远的地方拾柴烤车发动，休息时马上就要放水，防止水箱结冰。汽车部队在这些艰苦的斗争中，也曾提出了许多英雄口号，如“为西藏的建设事业努力奋斗”，“为施工部队服务”，“把人民支援的物资迅速运到前方”，“修路部队到哪里，我们运输到哪里”；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也曾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英雄口号，如在大渡河时曾提出；“黄河、长江都渡过，大渡河更挡不住我们！”“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爬铁索，我们有船有汽车保证把物资运到前方！”。
在运输支援的任务中，他们一直贯彻了“赶前不赶后”的方针，并提出了“两头紧、中间稳”和“营中无闲人，场中无闲车”的口号。同时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汽车部队又开展了“安全行车”与“正规保养”运动。并提出了“四好”（即管好、用好、保养好、修理好）的口号。在这一运动中，逐渐大大减少了车祸，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技术的学习和钻研精神。在运输支援中，他们又开展了爱护国家财产，厉行节约运动，并提出了“不掉东西，不洒油”的口号。这些运动，对于整个任务的完成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汽车部队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他们大力开展了团结互助的活动并互相鼓励完成了任务，因为他们知道完成任务是大家的力量。在行车和路上的生活中，大家都是互助关心照顾，并互相主动地帮助解决困难，只要遇到抛锚的车子，大家就会立即停下来，帮助修理好再走。同时在艰苦斗争中，我们汽车部队也充分表现了人民战士的乐观主义的情绪，在行车路上还大力开展文化生活。他们根据情况设立了车上书摊，用布袋装上各种图书，车一停下来，用不了两分钟，就可以把书袋摊开，大家围在一起，寻找自己喜爱的读物。车队要继续前进，一两分钟的时间就收起来了。他们在路上又开展了文化娱乐活动，如路上拔河运动，他们在车上带着绳子，不管车队大休息或小休息，10个或20个人分成两组，或班排互相挑战，都可以拔起来；又如流动球架，他们用旧篷布，缝在一个门形的铁棍上当篮球板，再在铁棍上装上篮圈，同时将它插进两辆汽车箱的后门上，把车子对着屁股，拉开和球场一样长的距离，就可以打起来。
我们汽车部队在这些艰苦的斗争中，也涌现了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并创造了高原汽车运输中的突出事迹和新纪录。如驾驶员李堂生同志，从1950年参加支援进军西藏运输工作后，创造了安全行车115800多公里的新纪录。在突击性任务中更出现了驾驶员刘廷标、谭杰夫同志，在高原艰难的道路上连续一天一夜行车500公里；驾驶员刘海清同志，在55天中行车11669公里，每天平均288公里。又如朱健伟同志平时注意汽车保养，爱护器材，从1952年到1955年，他总共节约汽油1563公斤，他常说：“上级交给我们汽车，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车子”。又如陈瑞鉴同志，在1950年腊月，船渡汽车夜过大渡河，行至河心，大风猛起，船桨被浪折断，汽车，藩下河去，陈瑞盤同志为了抢救汽车，不顾一切跳进了冰冷的大渡河中，把汽车捞了上来，曾获得“水上英雄”的光荣称号。
汽车部队的运输成绩很大，从1950年至1954年将近5年的时间，累计行车87230697公里，完成了122526235吨的巨大运输任务。
另外，其他各运输部门也都进行了艰苦奋斗。特别是不通公路的地方用骡、马、牦牛等，也曾完成了很大的运输任务。沿途兵站部队，也终年奔跑在雪山上、草原上组织牦牛运输。我人民空军也曾克服了一切困难，到高原空投物资，并出现了突破空中禁区的王洪智同志。
在支援运输任务中的另一个强大力量，是西藏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主人翁的态度对自己家乡建设的支援，也表现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烈拥护。为此，西藏各地区许多宗（谿）都组织了各级支援运输部门，并派专人负责。特别是西藏人民组织了庞大的牦牛运输队举行了西藏从来没有的越界运输。西康藏族自治区的农、牧民，从康藏公路伸到高原，即进行支援，当康藏公路修过金沙江，他们又动员了8000多头牦牛过江到昌都地区担任运输。康北8县，在1950年至1952年两年中共出动牦牛近20万头；昌都地区人民从1951年下半年至1954年下半年，将近3年的时间，动员了10万多头牦牛，在全区5500华里的漫长线上担任支援运输。共运物资约50多万驮。公路伸到波密，波密地区曾动员了全区70%的牲畜参加了运输。贡布地区，先后组织了90个骡、马运输队，共运物资8万多驮。并_11954年9月下旬至11月下旬不到两月时间，共完成6678驮运输任务，三十九旅、黑河地区的牧民们和拉萨、太昭宗的农民，也组织了运输队，向西段工区（拉萨至巴河）运送大批物资和修路器材。八宿头人还以私人牦牛78头无代价运输一月。在草枯牛瘦时期，西藏人民还以人力背运支援我军，每人每天负重六七十斤，走五六十里，很多人肩膀磨破了仍然坚持背运。1954年8月间，洪水隔断了运输线，太昭宗的藏胞还做了一条溜索，把工地急需的粮食和料具运过去。西藏人民在运输支援我军中，也经过了千辛万苦。他们也是翻山越岭，风里来雨里去，露宿在荒山矿野里，挨冷受冻，吃不好喝不好，完成运输支援我军的任务。西藏人民在运输支援我军中，成绩也是很大的，从1951年至1954年不到四年时间里，初步统计先后参加运输的牦牛即达60多万头，共运输物资的200多万驮（每驮平均120斤）基本上解决了高原运输的困难。
他们在运输中，也充分表现了对国家财产的爱护与珍惜精神，他们不少人都带着针线包，米包随破随缝，见路上撒有米粒还拣起来；住到潮湿的地方时，还用石头把米包垫起来，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上面，以防受潮。
西藏人民在运输任务中也出现了许多模范人物。如闻名的曲梅巴珍（女）积极组织运输支援我军，并爱护物资，完成任务良好，曾荣获模范红旗。又如昌都喇嘛寺活佛亲自到兵站督导运输，并表示不完成任务不回家，拉多土司经常下乡催牦牛。还有些藏族同胞在运输支援我军的任务中，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察雅宗的达瓦江村，他父子两人赶了一群牦牛走在公路上，不幸塌下了一块大岩石，击落了牦牛身上的物资，达瓦江村为了抢救物资，被继续塌下的岩石打倒牺牲了，当时他父亲很悲恸，但是为了运输任务，他知道前面部队需要粮食的迫切，就擦干了眼泪，一直把物资交到兵站，才回来埋葬儿子。
●第三、军民关系
5年来，由于领导机关特别注意进行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教育，并始终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尊重了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使西藏人民深刻体会到中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正确与伟大。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里，军民关系日趋亲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逐渐消除。部队在执行进军、生产、修建等重大任务中，获得广大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与衷心爱戴。
从部队进驻康藏以来，在部队思想建设上的主要方面，除树立长期建设西藏思想外，就是结合康藏社会情况和民族特点，对部队进行了较系统的关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民族政策的教育。
1950年开始迸军时，遵照共同纲领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民族政策的指示，根据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地区民族政策的各个具体规定，军党委和领导机关发出若干决定、指示和守则。其中主要有进军守则、入城守则、外事守则、运输奖惩条例、关于部队实行统一采购指示、关于昌都战役执行政策具体规定、关于解放昌都后工作要点决定、关于在全军深入政策学习指示等。按照以上文件，全军上下进行了深入的政策学习。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部队立即进行普遍传达和学习。通过以上教育，为消除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正确执行政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为更有效地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掌握执行政策的准确性，各级领导机关在进军和驻军期间，都注意对当地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及西藏民族特点的调查研究。根据所得资料，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和不同任务中，向部队提出有关执行政策各个不同方面的注意事项。如军区各领导机关先后在甘孜、昌都、拉萨等地，都了解过西藏人民在节日活动和宗教仪式中的风俗习惯、禁忌事项等情况，并向部队及时作过传达教育。
1953年8月到12月，全军区文化基础较好的排以上干部，曾经进行过一次系统的政策学习，其主要内容是：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毛主席对柳霞的谈话及其他有关西藏地区的政策。
由于领导机关特别注意了上述教育，所以几年来执行政策的基本情况是：在部队政策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始终正确地执行着少数民族政策。它的结果是：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西藏民族内部和汉藏民族之间的友爱团结，使广大僧俗人民认识和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中央、毛主席对西藏民族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给我党我军留下极其良好的政治影响。
在修路中严格执行了民族政策，遵守了当地风俗习惯。在修路中凡必须占用的民地，经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由西藏地方政府补给群众同等面积的荒地耕种。如因施工占用民地损坏了庄稼就由各指挥所与土地的主人协商每克青稞具体价格，进行赔偿。由于施工部队关心群众利益，避免了群众很多损失。如1953年在酉西段，筑路部队派出先遣小组，先了解选线情况，而后配合工程人员把公路原设计线移动到山脚下，便少拆毁民房两座。在修路中凡必须移动宗教建筑物，先商得藏族官员及当地头人同意，而后再按一定宗教仪式迁移。同时，筑路部队和公路沿线藏胞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战士们利用筑路空隙时间，在公路沿线开荒生产，把生产技术教给藏族农民，送蔬菜、秧苗给藏胞栽种。当战士们随着筑路工程的进展继续前进时，就把开垦的田地无代价交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1953年在冷曲河筑路的部队，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河对岸安乐村藏胞罗若的小孩子，才10多岁，不慎掉到河里。李天申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下河英勇抢救。由于河水过急，石头又多，他第一次扑向河心没有抓住孩子。于是他冲上河岸，跑到前面，又跳到水里，这次就要从下水截住孩子，不幸一个巨浪，将他冲到一块大石头上，他昏昏沉沉，忍着疼痛，眼看孩子又冲下去，他又爬上岸来，不管乱石荆棘把手脚刺破，沿河岸向下游跑去，直到跑到一个河湾里，水流比较平缓，他又跑下水去，把孩子救上来。不久，随着公路的向前伸展，这里筑起一座大木桥，当地藏胞为纪念这件事情，为感谢李天申同志，要求将这座桥命名为“救生桥”。藏胞们也热爱筑路战士，他们主动替战士们割草、打柴，还烧好热水送给战士洗脚，某部有两匹驮马跑到牧民何足家里，何足拉着马，翻过100多里的大山送还给部队。
几年来，在采购运输中为了正确执行政策，一切采购运输工作都先与土司、头人做充分协商，定出合同，并以各种方式团结教育头人，反复宣传支援采购运输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工作基础上，组织以他们为主的支援机构。由于反动统治时代挑拨民族内部隔阂，西藏各地土司头人之间矛盾很多（如夏格刀登与德格土司），我们即说服和教育他们为了民族内部的团结，为了康藏建设互相让步，互相谅解。如发现纠纷，及时加以调解，并订立团结公约，求得在信用上保证团结。过去金沙江以东的驮畜，是不能过江的。类似以上历史纠纷，经我们调解后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加强了运输力量，而且也加强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
关于运输代价方面。根据各段运输里程远近，道路好坏，经与土司、头人协商，规定运费，并在执行中依据当地物价和生活情况，及时适当调整。在采购方面，是按着“保证军需，兼顾民食”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采购；并规定物价，严格禁止摊派强一买。
由于我们在采购运输和其他方面，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在完成进军、修路等巨大任务中，获得康藏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援。在各路部队向康藏进军时，沿途都受到热情支援。如某部队到达金沙江东岸邓柯县的3个多月中，该县5000多藏民从远地运来柴草共40万斤。这支部队有一时期曾发生粮荒，但因该县藏民卖给粮食870石和牛羊334头，使之安然渡过粮荒。当部队向金沙江西岸挺进时，邓柯藏胞仍积极支援，仅该县所属的岭丛供应站在20天中即以柴草、马料51万斤供给我军；德格县城区附近及其东北部玉隆附近，也以牦牛8000头支援进军。竹青藏胞在20天中就集中7万斤马草和10万多斤烧柴，并组织了拥有800头牦牛运输队帮助运输。其他各宗也给部队很多支援。
在和藏族民工共同劳动的日子里，部队非常重视民工的施工安全问题。各工段以藏族官员为主组织了安全委员会及安全小组，并制订了“安全规定”。在危险地区施工时，在军工的组织和说服下，普遍能做到拴吊绳、架梯子、栽木桩、架保险栏杆、修梯形小路和便道，清除工区危险物，禁用大塌方方法，放炮时断绝行人，住宿和休息地方离开施工及危险区域。各级头人在我们干部的影响下，也经常亲自到工地检查。通过这一系列工作，确保了施工安全。如某部有一党小组，仅在去年两季中，先后专题研究过民工施工安全6次，并经常检查在带领民工中的太平麻痹思想。该小组所在的班，在3个月危险的两季施工中所带领的240个民工，只轻伤一人。
根据民工工效及西藏物价情况及时调整工资单价。如1954年工资单价是每立方土1.53元。民工除主食费外，一般每人每天可得2.5元角以上，个别工效高的可得5.9元以上。民工因翻段或雨雪停工时，均发给补贴费。如逢到重大节日放假时，还照发工资，有时还发节日补助金。在发放工资以前，认真审查核算，加以公布，并组织发放小组将民工应得的工资发给本人。因此，很多民工反映：劳动挣的钱，能到手，实在公平。由于我们工资政策的正确，使民工生活得到不少改善。如浪当宗民工索朗登珠一家四日人过去靠乞讨为生，他和妻子修路三个多月，所得工资除全家吃以外，还给小孩做了两套冬衣，夫妇各买了一套新衣服，还剩银元100多元。又如聂荣宗民工品错，过去靠借债生活，修路四个月，共得工资银元242元。他临回家时，从供应社给母亲买了一件黑褂，给妻子买了一件水红衬衣、一条花毛巾，给两个小孩各买一顶毛线帽，还买了些茶叶、盐巴和酥油，此外剩下的线还可以还清5年来借下的105元的债务。
本着为民工服务不准赚钱的原则，各工段组织了供应站，并结合“分摊零售”“肩挑形式”深入工区，原价出售，很受民工欢迎，民工称供应站为“喇嘛滚觉”（即大公无私之神）。现举几种主要物品的销售情况，列述如下：据两年的初步合计是，糌粑、代饭粉33.7万斤；酥油1.18万斤；盐巴2.78万斤；砖茶1.54万块；烟6.85万合；鞋1.19万双。仅在1954年供应民工的物品即达银元176万多元。
为保证民工体力健康，工段门诊所及指挥部休养所展开免费治疗工作，反复进行身体检查与卫生常识的教育，并从平日生活中使民工体会到讲究卫生的好处。上述工作的结果，使民工普遍挖厕所、铺铺草、饭前洗手、假日洗衣服。二工段民工有80%搭起高铺，因而减少了很多疾病。各工段医务人员，常常在往返二三十华里的路上，携带药品，深入工地。由于医务人员的积极工作，挽救了很多民工的生命。两年来，治愈病伤民工计有12906人次。1954年工区门诊所和休养所接生和护理产妇42人，没有发生意外，藏胞们反映：不用说一般老百姓，就是贵族的产妇也从来未享受过这样的照顾。此外还给伤病民工及孕妇、产妇以优待和工资补贴。在医疗工作中，出现不少生动故事。如民工卓卡病危时，休养所干部连夜不睡，认真为卓卡治疗，护士黄成盈还给他输血200毫升。这样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因此民工们深受感动。有的出院时表示积极修路。有的写信致谢。还有许多人编山歌歌唱我们医务人员，在工地普遍流行的有：“你的药是仙丹，你的心地象菩萨，毛主席的门巴呀，我子子孙孙记着你。”
“你象一座不动的神山，我是一支美丽的百灵鸟，背红十字皮包的人啊，愿为你永远飞翔歌唱。”
军工不但关心民工的生活福利，并且在帮助民工提高工程技术、改进操作方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战士一面劳动，一面当指挥，教给民工一些施工常识和操作方法，耐心的教给民工如何组织人力和调配工具。因此，民工把带领他们的战士亲切地称做“给我们想办法出主意的人”。如战士贺洪庆在缺乏工具和炸药的困难情况下为民工想出了“火烧水激爆石法”，不用打眼和炸药爆炸，一下就击破了9立方坚石。战士金即炳组织民工劳动竞赛，使民工工效提高到2.8立方。又如康则宗民工原来工效不高，后来带领民工的战士韩良俊就和甲本研究，按民工体力与工具情况分为小组，没有工具的人就拾柴化冻土，该宗工效大大提高。由于民工修路技术逐步提高和劳动热情逐步增长，普遍工效提高到25%以上。两年来，有29个宗，204个班被评为修路模范单位，67个宗的2039个民工立了功。
在共同劳动中，军工和民工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军工不但帮助民工解决施工中的困难，而且在生活上也体贴入微。雨季以前，战士们为了不使民工因潮湿而影响健康，上山去砍树枝、茅草给民工铺垫。1953年在岷拉山上施工时，山上找不到饮水，吃水需要到山下4公里去背。战士们为减少民工背水疲劳，便在山腰处到处挖掘泉水，最后终于挖到一处泉水，战士们把这藏永让给民工，又费了两天时间另找一股泉水，留自己使用。又如1954年7月间，由于连日大雨，当地河水暴涨，住在河滩上的89个民工被突然来的洪水包围住。这时带领民工的战士殷相尧和阴正远，整整在冷水里站了6个小时，把民工们和所有物件全部救出来。抢救完毕后，他们已冻得不能动了，腰部有19处被木、石冲破流血。民工们把他们扶上岸来，抱到帐篷里，有的民工脱下衣服来替他们盖上，有的把他们的脚抱在怀里温暖着。这故事传遍了整个工区和附近农村。
民工们把战士们看做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工区里流行着这样一首民歌：“哈达不要太多，只要一条最洁白的就够了；朋友不要交太多，只要结识一个解放军就行了。那时呀，我的心就会象花儿一样欢笑”。每次迁移工地时，民工们总是赶来牦牛，替战士驮运帐篷、工具，帮助背运行李。一看战士的衣服或鞋子破了，女民工就硬争着帮助缝补。还有的女民工看见战士帐篷破了，找不到毛线就把自己头上的头线拉下来替战士们缝帐篷，在公路西段完工后，民工陆续返乡，带民工部队组织了许多欢送晚会，欢送民工，民工临走时依依难舍，洒泪告别。根据二、三段统计，告别民工有70%都流了眼泪。如聋子宗民工告别时，把400多条哈达挂到五六个战士脖子上；达马宗民工告别时，除九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外，其他人都拉着战士哭起来。有许多民工朝战士脸上和心上碰（是西藏最亲密的礼节），还有许多老太太象母亲对儿子一样，一面哭着，一面嘱咐：“天气冷了要保重身体”。有一次战士谢荣病了，他所带领的那一班民工，马上开会推选了两个代表去看望他，并带了20个鸡蛋做礼品，但被婉言谢绝了。当谢荣重返工地时，民工们一拥向前围住他，，民工向他口袋里乱塞糖果、桃干和纸烟，觉本（民工班长）又把几天前送给他的鸡蛋端出来说：“以前病着不能吃，如今好了，可该收下了吧？”民工们未等他推辞，便说：“收下吧！这不是20个鸡蛋，这是20颗赤诚的心啊。”战士们的许多执行政策的模范行动，已被民工们传到遥远的农牧区中去了，战士常常收到从民工家中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有以往修过路的民工，也有是民工的家属寄来的。如某部战士蒋能兴接到章东宗一个老妈妈的来信。信内这样说：“我是罗布加桑的妈妈，他就在你那个班里修路，我没有见过你，可是你所做的事情我是常听到的。我常常想你们为什么千辛万苦远离家乡到西藏来给我们修路，待我们的孩子象亲哥哥一样关心，也许你们都是菩萨化身吧，。信中最后说：“路修完了，你千万同我儿子到我家来，让我看看你们这个有善良心肠的人吧！
几年来，部队在生产修建等繁重任务中，常常抽出时间帮助群众盖房子、修水渠、秋收、背水、打柴等。如住在地拉村的部队在20多米高的石崖，修凿了一条长达15米的水槽，解决了群众多年来未解决的吃水问题。在热楼村筑路的某部，曾以1000多个工为藏胞修了一条水渠，使该村大部土地不再缺水。1953年日喀则驻军协助当地政府修建日喀则市区水渠长达1.84万米，使藏胞的收成面积大大增加，得到广大僧俗人民的拥护，普遍反映是：“今年老百姓可不争水了，也不会今天盼雨，明天盼雨了。”“只有毛主席才这样关心我们，只有解放军才这样帮助我们……。”这年日喀则市郊丰收，各界人民向毛主席、张代表和张司令员打电报致谢。又如一五五团炮兵连在三个月内，就为群众盖房子27间，做门板38付、桌子12张。1952年一五四团给群众担水4.9万多担，修房子31次，打柴4.5万多斤。每年麦收时，各机关部队都积极帮助群众劳动，如1952年一五五团就帮助群众秋收共计340亩；部队在每天八九小时劳动后，回来脸也没洗；就去帮助房东背水、背柴；秋收时战士放下吃饭碗下地帮助群众收割，并做到割净、收净，不吃群众烟茶，严格遵守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