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守藏民风俗习惯上，部队一般执行得是好的，遇过年过节，给房东拜年、送礼或请客，军民关系非常密切。每年拉萨藏历年传召时（二十几天）我们把机关门前的街道打扫得很干净，拉萨僧俗人民深受感动。驻墨竹工卡部队，该地正副宗本在向藏政府报告中说：“解放军在此遵守纪律很好，龙须（即拉萨河两岸或中间沙坪上的树木）一根没动”。该团今年开赴工区时，曾分别召开军民座谈会告别与征求意见，离开前三天就搬出房子，进行彻底检查与赔偿工作。当部队离开驻地时，群众以牛马争驮战士行李相送。
进藏以来，军区及各部队的卫生机关为藏胞治病。据不完全统计，仅军区门诊所1951年为藏胞初诊1.45万人次，复诊50750人次。1953年到1954年太昭以西驻军普遍为藏胞治病，据初步统计，初诊17509人次，复诊7629人次。1953年上半年军区门诊所给群众种痘6000多人。某工区附近瓦窑村藏胞央共的妻子难产，婴儿死于腹内，很危险，某部卫生班长祝荣福听说后，忙赶去助产，救活了产妇。五十二师卫生员王玉君一个月内就挽救了两个患急性肺炎的藏胞，免于死亡；一孕妇胎儿死于腹中7小时，经我医生动手术取出死胎，挽救了大人的生命。由于部队重视这一工作，医务人员的辛勤努力博得广大藏胞的拥护和爱戴，故称解放军医务人员是“毛主席的门巴”、“毛主席的代表”、“我们最亲切的人”。通过这一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并给藏胞灌输了卫生科学常识。群众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远道来我军驻地求医。
1954年7月中旬，江孜、日喀则地区因山湖冰崖崩溃，突然发生水灾，灾区波及300华里，受灾群众约3万人，饥寒交迫。在发灾时，我军战士在寒流中英勇抢救受灾藏胞及其财产，后西藏工委、军区党委及时号召全区部队自愿捐献救灾，各机关部队除捐献大批被盖、衣服、鞋袜等外，尚有巨额现款。全区部队捐献共折合银洋127804元，物资约计32包（每包约60斤）。受灾人民接到捐物捐款后，都感动得流着眼泪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亲爹娘，解放军是我们的亲兄弟，他们与我们永远血肉相连，患难相共。”
●第四、开荒生产
我区部队的农业生产几乎是同进军修建任务同时开始的，到1951年冬天就较具规模了。当时，前方部队刚刚进入拉萨，除部分部队继续执行进军任务外，其他部队亦未得到适当时间休息消除几千里连续行军的疲劳，即组织了70%以上的人员投入了生产开荒运动。
我们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减轻藏族人民的负担，并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逐步地推广给藏族人民，并在此基础上改善部队的生活。
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很多的，而几年来的农业生产过程，就是部队用毅力、决心和智慧战胜各种困难取得胜利的过程。生产开荒开始时，就已经是冬天，因补给运输的行列远远落后于迸军的行列，冬衣尚未发下，粮食菜蔬都较缺乏，部队曾一度煮豌豆吃，或喝糌粑稀糊，加上部队长途行军体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对进行繁重劳动更有不少困难。工具缺乏而且质量不好，除在进军中携带来的和从印度购买来的一部分洋镐铁锹外，在技术条件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自造了一部分镐、锹和犁、耙。这样，开始时平均三人一把工具，有些同志因没有工具，便用牛肋骨和石片掘地，且当时生产的场地，是历来的荒滩、灌木丛生的草坝，或当地人民弃之年久的荒地（就是这也很少），这些地方的特点是，树根和草根的密密交织，使土壤坚实而有弹性，加上正值冬天，有的地方冻土深达20多米。当年的任务是每人平均开荒2亩，并为了保证丰收，还要努力修渠、积肥。当时部队由于高原生产经验的缺乏和开垦的尽是新荒，一部分同志的信心不足，这也是一个较重要的困难，这个思想困难是在长期实践中用请教当地群众和用事实来解决的。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部队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迎接了这一任务。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一些口号：“以战斗的姿态进行生产，建设边疆！”“把千年的荒滩变成良田！”“用自己的双手帮助藏族人民建设美好的家园！”“学习志愿军和天德山英雄连的战斗精神，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组织了各级的生产委员会专门领导这一工作，军区生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为了推动生产工作，军区直属队并专门出版了小型报纸，名叫“生产报”。生产中人们战胜困难，积极劳动的事例是很多的。开初规定劳动肘间为8小时，很多人在太阳还未升起，就冒着凛冽的寒风上工，而有的人当月亮出来后，才收工回家，许多人手上起了重重血泡，许多人累得腰痛和胸痛。但是，很少有人要求请假休息。当然，领导上劝阻了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并对较重的病号加以主动照顾。军区警卫二连，因为没有及时领到工具，用帐篷钉子绑上绳子开荒，每人每天可以开到5分地。在犁地时，因牲口死亡很多，无法满足各生产单位的需要，有的单位，如驻江孜的单位，马上就有人来拉犁耕地；为了争取按时播种，有的单位轮班通宵犁地。为了保证丰收，需要在高原雨季来前，供给土地充足的水分，就要修许多水渠。下水、打桩、填石子、架水槽的工作往往是在早上气温摄氏零下十五度和在暴风飞沙的情况下进行的。浇水时，人们要昼夜不停地护渠，在冰冷的水里铲平地面，培筑地垠。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如在拉萨西郊2.47万米长的水渠上，特别是在主渠上或险要地带有一个地方垮了，就要影响整个工区的生产，不能保证按时播种，某部刘洪才就是把身体躺在冰冷的水里，堵住漏洞，保证了水渠安全供水。施肥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有数的几辆木轮车和不多的马匹，离运肥的需要相差极远。于是便使用了一切可用的工具，用牛皮船运，用铁筒装运，用自制的牛皮包担运，用尖底筐背运，这时，从拉萨到西郊的大道上，从拉萨河岸到工地上，运肥的队伍来往穿梭不停，每天战士们要负重行走七八十华里，甚至有走100华里的。1952年春天，军区直属队把250多万斤肥料从拉萨城里运到15到20华里外的工地上去，就是完全使用上述方法。当然，这种生产条件是在逐步的改善的，1953年，我们就有了部分的胶轮马车。不少战士写信要亲人寄来庄稼和菜蔬的种子，并把亲人寄来的种子试验性地种在地里或自己特定的一小块土地上。七八月里，当麦苗正在旺盛的季节，草和虫子一齐向庄稼进攻，没有科学设备，拔草和捉虫的工作也全部是手工式的。当收获的季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正逢高原的雨季，有的地方又要把原来用来挡水浇地的地垠大大地加高加宽，防止庄稼被大水吞没。1952年夏天，一个夜里，拉萨河水暴涨，汹涌的洪水眼看就要淹没了拉萨西郊的几大块青稞地。告急的警号响后，谭冠三将军便带着人们趟过了一道深及腰部、宽五六十米的急流，在火光中，在冰冷的水里，紧张的工作了三四个小时，终于把洪水阻止住。
在几年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涌现了不少的劳动模范，1953年年终评功仅军区直属队就评了206名功臣模范。其中有在生产中和节约上创出显著成绩的，如六十多岁的老功臣李凤岭；有用洋镐一天开5分生荒的突击手×××；有在生产中团结群众、动脑筋想办法、工效显著、立二等功的梅树东；有在背运肥料任务中号称单位的火车头的叶树寒；有在生产中吃苦耐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的藏族战土旦不切等。
在几年的农业生产中，认真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纪律。首先，开垦之荒地均是弃之年久的土地，并与当地政府协商取得同二意的。军区曾严令不准擅自侵占贵族、寺庙之土地，一般不借用群众的生产工具；积肥、放水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对群众之牲畜吃掉或践踏我们青稞者，只进行教育，放还其牲口，不准擅自扣押人、畜；对收获之菜蔬，自食有余者，只准在部队内部互通有无，不准出售给群众，以免与民争利影响菜贩的生活。参加生产之机关部队，一般均能按此规定执行，违犯事件不多，群众反映良好。也有个别单位没有严格按上述规定执行。如某部队在德庆开荒时，领导上未很好调查，误开下密院熟荒34亩。经了解后，当即将开出来的地归还，并进行了道歉，对方愿将开地劳动力作价偿还，我们没有接受这一酬谢。又如个别单位将多余菜蔬拿去街上出售，和个别人员扣押群众的吃我青苗的牲畜。但这些现象，均经领导及时发现，进行了处理和纠正，并对当事之我部队人员进行了严格批评。因而获得了藏族人民的称赞：“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
4年来的农业生产取得了不少成绩。全区共开荒38209亩；共修渠长20017米；共收粮1712359斤J共收洋芋1521539斤；共收菜蔬11090967斤。太昭以西大部分部队菜蔬达到自给，有的还有结余。驻曲水的单位，小麦产量较高，每亩收到288斤，豆每亩收到800斤。驻德庆的单位，洋芋每亩收到2200斤。最大的蕃茄重14两，最大的南瓜一个30多斤重，最大的园根9斤重；最大的罗卜一个重40多斤，最大的莲花白菜一棵37斤多重，其中部分品种的单个重量，不仅大大地超过藏族人民生产的，而且也超过了内地生产的。
这些成绩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建设热情，逐步地巩固了部队建设西藏的信心，这些成绩也彻底地粉碎了有些人所说高原是不毛之地的谬论。这些成绩更有力地鼓舞了藏族人民的建设热情和信心。拉萨地区自1952年春季播种后，曾接待了五批有组织的各阶层人士（包括噶厦政府高级官员在内）到农场参观，参观者大为称赞。如哲蚌寺管家喇嘛及西藏地方部队第一代本参观人员均均说：“你们开荒时，我们认为根本白费力气，哪知真能长出这样的好庄稼！”有的向我们建议说：“把藏军都带来参观，使他们学习你们一样生产”。实际上，西藏地方部队，受了我军的影响较前更多的参加了劳动，如打墙、背柴，还种小菜园。有的贵族（如尧西朗堆）、头人、喇嘛，也在后园种块菜地，哲蚌寺一老喇嘛80多岁了，几十年没有下过山，1953年听说我们种的罗卜有40多斤重，他也下山参观了。军区干校的藏族教员（贵族子弟）参观农场后，有的回来就亲自开地种菜。拉萨的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则非常称赞我军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作风，对我军生产粮食可以平稳粮价，生活威胁减少，表示十分感激。农业生产的成绩有力地击破了破坏分子的“解放军在西藏呆不长，没有粮食吃会饿跑的”，“解放军会把西藏的粮食买光吃光，人民生活会更苦”的谣言，使广大藏族人民进一步增加了对我军的信任。特别是拉萨，每年国庆节，均组织了农业生产展览会，陈列了各种品种优良的农作物及内地运来的新式农具，拉萨各阶层人民及市郊农民纷纷前来参观，目睹生产成果，均惊叹赞赏不止，许多人参观后在意见簿上大书：“毛主席万岁”。一个叫索朗顿珠的76岁的老人，参观了第四届国庆节拉萨农业展览会后，在意见簿上写道：“我整整在土地上爬了60年，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地方会生长出这样好的庆稼”。一个老人曾拉着解放军同志的手，眼里闪着泪花说：“是你们把荒土变成了肥地，是你们不怕辛苦和劳累使苦命人见到了晴天”。农民受到很大影响，积极积肥和开荒地，并有远处来的农民到农场求取优良品种、学习生产技术的。拉萨河对岸哲布谿卡，往年青稞一般只能收三四成，由于农民到农场实地参观和学习了我们的生产技术和经验，锄草、施肥，并精耕细作，1954年的青稞便收到了七八成。越来越明显的是，军区所创办的“八一”农场、甘孜农场，特别是地方组织的、作为农业试验场的“七一”农场，成了藏族人民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中的指路灯塔。
（1955年9月11日）
编后记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将愈发深刻地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解放西藏，不仅仅是西藏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近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统一祖国大陆疆土斗争的最后胜利。在这伟大的斗争中，我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社会情况特殊复杂，自然环境极端险恶的条件下，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勇顽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完成了中国将要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前的统一壮举。
编撰记载这一伟大壮举的回忆录的工作由来已久。80年代初，西藏军区党史办的同志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访和编写活动，形成了大量有分量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梓。
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前夕，西藏军区党委为发扬在特殊环境下所形成的“老西藏精神”，戍边卫国再立新功，决定出版此书，对全区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在京的老同志为和平解放西藏回忆录的出版而兴奋不已，他们主动请缨，出谋献策。原西藏军区顾问、曾任西藏军区党史办公室主任的张均同志献出了他当年组织编写的大量回忆录稿件。在稿件、封面、照片的最后审定中，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阴法唐同志几次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西藏军区司令员姜洪泉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
为了圆满完成这项工作，西藏军区党委邀请原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吴晨少将统一负责，原解放军艺术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徐永亮、原四川省军区宜宾军分区政委王川、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吉友权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审定工作。
编辑组的同志们在军事科学院第一千休所简陋的客房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紧张艰苦工作。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来稿精心筛选，认真核对，力求史实准确无误。为使本书更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还组织撰写了几篇带头文章。
编者完全理解老同志们当年斗争的激情和现在的希望，真想把他们当年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但出于篇幅的限制，出于形势发展变化，不得不对来稿进行大量的修改，有个别的文章删节较多；又由于此书欲在1991年5月23日前出版，作为向和平解放西藏40周年庆典的献礼，这不仅仅加重了编辑组的工作量，而且也来不及一一向原文作者征求意见，只能在这里请原文作者谅解。
虽然编辑组同志们对工作认真负责，但可能还会有不少的失误，希望当年进藏的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们批评指正，以待此书再版时纠正。
编者
1991年3月16日
第三部
代序 再谈“老西藏精神”
阴法唐
1990年夏天，江泽民总书记任职不久便踏上西藏雪域高原这一片古老而又神奇、艰苦而又可爱的祖国领土。在先后听取了西藏自治区领导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姜洪泉、政委耿全礼关于进（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及本地参加工作的人员，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各个阶段的情况汇报之后，江泽民同志深为40多年来西藏惊天动地的业绩所感染，挥毫题写了“发扬老西藏精神，戍边卫国建新功”的题词，并要求部队“继承18军的光荣传统，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艰苦创业，努力奋斗，把部队建设好。”这是对边疆指战员、工作人员以至所有高原儿女的巨大鼓舞和鞭策，同时也是对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老同志的慰藉和继续关心支持西藏的勉励。从此，老西藏精神作为40多年来激励和感召进（驻）藏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的高原之魂，超越了历史时空，融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长河之中。高扬老西藏精神的旗帜，继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成为一种追求崇高理想和壮美人生的美德。因此，西藏军区把老西藏精神做为搞好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保卫国防，建设西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西藏自治区党委不仅将老西藏精神当成西藏革命和建设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还当成推动西藏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一个学习老西藏精神、弘扬老西藏精神的热潮正在雪域高原兴起，并将坚持下去，代代相传，永放光芒！1994年，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阿里，托出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西藏人民和伟大祖国，成为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国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他作为一个时代精神呼唤出来的英雄，引起了全党、全社会的强烈反响与共鸣，其光辉业绩与老西藏的历史功绩同辉，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则是老西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什么是老西藏精神？其实质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这成为人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西藏军区1991年曾将老西藏精神归纳为四个方面，姜洪泉、耿全礼也曾论述过，现在我们这些实践者，根据我们的理解，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是表现为热爱祖国，热爱西藏，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思想。进藏初期，毛泽东主席曾提出过“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后来根据情况，中央和西南局、西南军区又提出长期建藏，18军和西藏军区广大指战员也上书要求长期建藏。把西藏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封建农奴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把她建设好，让百万农奴作新西藏的主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责任，是党的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长期艰苦而光荣的重大任务。牢固树立这种思想，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也是为西藏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进藏人员本着四海为家的思想，把神奇壮丽的雪域高原看成是自己生命之中的第二故乡，个人的进退去留，事业的荣辱浮沉，一切都由党和人民来决定。无论在西藏工作多久，将来是否能回归故里，都从建设西藏的百年大计这个着眼点出发，许多同志一干就是好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有的如孔繁森同志是第二次进藏，有的却是第三次，有的干脆就在西藏安了家。即使工作需要调离西藏，仍然心系西藏。而且，有的已有了第二代，甚至还有第三代继续在那一片雪域高原上工作，默默地实践着这一崇高的生命承诺，与本地工作人员一样，把西藏作为自己生命和事业的归宿与寄托。
二是表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这个口号是从“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吃大苦，耐大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口号发展概括起来的。西藏高原平均海拔约4000米，号称“世界屋脊”，环境十分艰苦，被人类学家称为生命禁区的地域环境，在雪域高原可谓多处皆是。至于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宗教、政治环境，又使其成为与内地差别很大的一个地方，社情异常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贯穿于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始终。因此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工作，首当其冲的要面临着两个对手、两种考验：一个是从生理极限上与特殊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一个是从政治形态上与国内外包括分裂主义在内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在战胜“第二对手”的同时，必须战胜自然带来的艰难困苦。先期进藏的解放军指战员，在向拉萨及其以南地区进军中，在罕见的恶劣自然环境和极其匾乏的物资供应条件下，爬过10多座5000米左右的高山，涉过10多条较大的冰河，连续在高海拔的崎岖山路上行进6000华里。长期远距离风雪高原行军，架帐篷宿营于冰天雪地，拾牛粪，砍刺柴做燃料，经常断粮断炊忍饥挨饿，人人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缺医少药等，严重削弱和损害健康。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踏进藏北高原开展工作半年多，56名同志因冻饿病等原因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横渡长江上游通天河的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张国华、谭冠三和军直的干部战士，从海拔5000多米的冷拉大雪山两公里高的斜坡上滑雪下滚，几位同志倒在雪山上。在修筑穿越横断山脉的川藏十万筑路大军（包括地方人员和民工）以“让高山低”的大无畏精神，高唱着《歌唱二郎山》歌曲，削山劈路，凫水架桥，许多地方需用绳索吊着在陡峭的绝壁上进行作业，有的像打秋千一样在上百米的悬空打炮眼，放炸药，以每一公里路上留下一个多英魂的巨大牺牲，架起了内地通往雪域高原的川藏公路。与晚期施工的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和黄河、长江源头，横跨雪山（包括高寒冻土地带）、草地和激流的青藏公路，同被西藏人民称为幸福的“金桥”，使北京与拉萨、内地与高原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昌都战役和平息叛乱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几路参战部队面对新的特殊的作战对象和特殊复杂的作战环境，战胜重重艰难险阻，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大振了国威军威。1963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凯旋之后，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到参战部队的战斗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当即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和肯定，他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并号召全国军民弘扬这种精神，使其成为影响深远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三是表现为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在社会、历史情况十分特殊，民族、宗教问题极其复杂的西藏，显得尤为突出。早在18军受领进藏任务伊始，当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同志就郑重地交待张国华、谭冠三同志，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但是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政治重于军事。以后又提出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进藏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完全是单纯的军事任务，更重要的是政治任务。既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又要与友邻国家和平相处；既要遵守民族、宗教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既要开展上层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又要加强影响群众工作；既要遵守和维护《十七条协议》，又要在群众要求，上层同意时，适时进行民主改革，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确理解党中央的有关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和政策，特别前16年间，在慎重稳进方针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和维护、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开展上层爱国统一战线和影响群从工作（不进行阶级教育）；解放后第七年仍实行六年不搞民主改革（内定11年），以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在民主改革中实行比较温和和对未叛领主的赎买政策；在民主改革后，五年不办合作社，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个体经济；再后就是成立西藏自治区等，联系实际坚决贯彻执行。进藏部队指战员和工作人员，有非常强的政策和组织纪律观念，绝大多数同志都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的利益之上。只要一声令下，就打起背包出发，党组织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需要干啥就干啥，从不讲任何价钱。“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那时有志青年的最高理想和人生选择。分配到西藏的同志不去的，不仅会被人耻笑，纪律也不容。在进军途中宁肯挨饿受冻，也决不骚扰当地的藏族群众；在被群众误解受委屈时，也决无任何怨言和反感。有的战士仅仅是因为踢了路上的一只老鹰，也要挨处分。下乡工作，即使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也坚持实行“三同”或“四同”，做到与西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团结了上层爱国人士在内的广大西藏人民，消除了汉藏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建立起了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赢得了“新汉人”、“菩萨兵”的美称。西藏和平解放得以实现，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那么快就取得了胜利等等，都是由于我们党有一个符合西藏民族、宗教等实际的正确方针政策，及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的坚强的政策观念、组织纪律观念。可以说我们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上的成功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成功，是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成功。还要看到，当时在制定和执行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时，强调从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非混淆敌我是非，停滞不前，该做的不做；强调西藏的特殊性也并非忽视了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悖逆于党的总政策；照顾特殊也不是要否定更不是要违反全局的利益。四是表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西藏特殊的历史情况和地域风情，注定了它与祖国大陆有着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必须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关怀、支持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进行。西藏的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窘迫，进藏人员的物资供应补给不能取之于民。毛泽东同志为了不增加西藏人民的负担，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原则，并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筑路，一面建设。所以，进藏部队接受任务不久就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这个方针以后又用于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为了解决供应补给的困难，大部队在川西还没有动，就开始了筑路、修机场等工作。在进军途中，携带食品、冬装、帐篷加上其它装备，一个人的负重一般要达到70斤左右。在西藏走路都要一喘三吁的情况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一到拉萨和其它国防要地放下背包就开荒生产，种菜种粮。为了保证自给或部分自给，从张国华和已经年逾五旬的谭冠三，到全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都参加劳动。就这样，几年时间建起了一批基础建设设施，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第一个农场，第一个公司，第一所完全小学，第一家医院，第一个科研所，第一条公路，第一个修配厂，第一个电站，第一个机场，第一条输油管道等等。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既有效地克服和减少了当时的困难，传播了科学、文化，站稳了脚跟，又为后来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如前所述，“自力更生”不是不要中央和国家的扶持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问题是不等、靠、要，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办到的，就积极地去拼、去闯、去干、去开拓进取。实践又证明，“自力更生”也不是不对外开放，我国50年代与印度、尼泊尔等国都订有在西藏地方的通商协定，那时西藏的进出口贸易很红火，从而解决了军需民用的部分物资，并使一些上层人士特别是大商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这种长期建藏，不怕苦不怕死，遵守政策纪律，艰苦创业的老西藏精神的实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西藏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宗旨在西藏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光荣传统包括长征、延安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苦乐观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中的集中表现。有机地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决心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情操与热爱西藏、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思想结合起来，把既不怕苦也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慎重稳进的方针结合起来，把艰苦创业和模范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结合起来，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援结合起来。
江总书记到西藏视察工作时，正是西藏发展的重要时刻，他提出“发扬老西藏精神”，将老西藏精神在原来的基础上概括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这不仅是对老西藏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认同，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一种新的激励和召唤。参加解放西藏，特别是坚持长期建藏的进（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以及本地参加工作的同志，在西藏这一伟大的跨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挺进西藏或勇敢地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藏汉军民团结战斗，毫不畏缩地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艰苦地进行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地推进了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也正是他们引以为自豪和自慰的，也是受到后人所敬仰的。许多人碧血洒雪域，忠骨埋高原，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其中如自治区党委书记夏辅仁、洛桑慈诚，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等为代表的一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战斗英雄张映鑫、阳廷安，肖明生，模范共产党员张福林，爱民模范普布扎西、格桑丹增，为边防建设悉心勘研被复杂地形、恶劣气候夺走生命的团长高明成，在西藏工作近30年为西藏卫生事业献身的蒋英（女）、从台湾回大陆一直与土壤打交道的科技工作者卢耀曾、带领群众治穷致富奔小康殉职于救灾第一线的安多县岗尼乡原支书觉拉等近万名长眠于雪域高原的英烈，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直至生命都献给了西藏这片热土。先期进藏，特别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日夜为西藏革命、建设和巩固国防操劳，而在内地陆续去世的就更多了。仅自治区党委和大军区领导就有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周仁山、王其梅、杨东生、郭锡兰、麻贵书、宋子元、牙含章、穆生忠、冯军、金绍山、邓少东、詹化雨、曾雍雅、王亢、吕义山、余致泉、刘振国、江潮等20余位同志。谭冠三同志病逝成都，组织上根据他进军时“此去边疆，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的誓言，将他的骨灰埋进了他当年带领官兵们拓荒的“八一农场”。“葬我于雪山之上，望我第二故乡”。
那么，老西藏精神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老西藏的“老”字是相对的，不是只指初期进藏的。老西藏精神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停滞不前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1950年接受进藏任务时，多数同志对西藏几乎是一无所知，知道一些的也往往带有一定片面性，更不要说使人望而生畏、闻之却步的记载和传说了。曾有人形容那里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给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种恐惧感。‘18军在成都战役后，已奉命驻防川南，并正在向长江畔富庶的宜宾、泸州地区进发，大批干部包括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等已兼任川南行署的领导职务或专做地方工作，许多同志也准备在“天府之国”安家。接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传达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的命令后，都感到突然，思想弯子很大，一些同志不仅表示难以理解，还有不少怨言。经过一段学习，激发起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责任感和解放藏胞的阶级同情心，树立起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荣誉感。从军领导起，辞掉地方职务，放弃安逸生活，消除其他想法，经过多方准备，就义无反顾地向雪域高原挺进。一些军师领导的爱人，搁下嗷嗷待哺、咿呀学语的子女，同部队一起出发，有的怀着丧失娇子的痛苦，有的拖着流产后虚弱的身体，也昂首挤进了进军之路。原确定留川的哭诉着要求进藏，其他单位的同志也踊跃报名参加18军。全军上下积极地调查研究西藏情况，学习民族、宗教政策和藏语藏文，进行适应高原的训练，保障人马健康和物资各方面的进军准备工作，一时间形成了热潮。“老西藏精神”从此开始显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的增加，任务的转化，事业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在诸多原因下逐步形成和不断延续发展。首先，老西藏精神是在特殊条件下孕育起来的。特殊的土壤气候，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特殊的时代锻炼了老西藏人，也铸造了老西藏精神。事实证明，西藏不像传说的那么可怕，西藏既有待开发的宝藏，又有神秘奇诡的地理自然风光、人文宗教景观。山河纵横交错，地热、湖泊星罗棋布，不仅有广裹的草原，还有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地区，并有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西藏江南”。西藏民族勤劳、朴实、智慧、勇敢，能歌善舞，诚恳，重感情。但也不可否认，那里多数地方山高水急，严寒缺氧，有些地方常年风雪交加，气候多变，人烟稀少，道路艰险，交通极为不便，给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带来其他地区少有甚至没有的困难，要克服和战胜它，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观瞻那些惨烈而悲壮的情况，可以说没有不怕艰苦，排除万难的英雄气魄，没有不怕牺牲个人，为西藏人民谋利益的精神境界，没有从全国大局出发，守卫边疆，巩固国防的思想，不要说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就连进军西藏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又由于西藏政治情势极其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必须慎之又慎，强化政策纪律，团结争取拥护《十七条协议》、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热爱伟大祖国的，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政治形态无疑为老西藏精神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丰厚的土壤。离开了这着些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就不可能有今天震撼一个民族灵魂的老西藏精神。
同时，还必须看到，老西藏精神是党组织和毛泽东、邓小平领导集体教育培育的结果，也是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肯定和提倡;．的结果。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发报给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负时，就提出了“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作为一名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共产党员，为解放全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是责无旁贷的。当张国华1951年5月23日向毛主席汇报“个别干部嫌进军西藏太苦，不想随18军到西藏去”时，毛主席严肃地说：“告诉他们，进藏对于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现在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接着，5月25日，朱德总司令对进军部队指示说：“不怕困难，不怕险阻，管你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我们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没有人民解放军通不过的道路”，要“学会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小平同志在西南军区任政委时，更是对进藏部队关怀备至，许多经营西藏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可以说都凝结着他大量的心血。著名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在他主持起草的十条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与刘伯承、贺龙司令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对于进藏部队思想弯子的转轨，长期建藏思想的确立，优良作风的继承，模范执行党的政策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称赞和倡导，使“老西藏精神”放出新的光芒。
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长征精神”的感召和鼓舞，是形成老西藏精神的又一个重要的动因。艰苦奋斗的传统，是战胜困难和改变环境的法宝，“长征精神”是非常形象的典范。刘伯承同志曾经明确指出，进藏是“第二次长征”，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红军长征取得的胜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闻所未闻的传奇神话。诚然，进军西藏战斗环境没有那么险恶了，但是在一个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党的组织活动的地域，外有帝国主义势力，内有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统治历史上形成的汉藏民族隔阂，特别是自然条件的恶劣，其困难程度与红军长征颇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如此，而在18军的队伍里，许多军师级领导同志都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洗礼，绝大多数指战员又是刚从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走出来的，长征精神的旗帜飘扬在伟大的进军行列里。大家纷纷以长征精神自勉，“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绝不是一种戏谑和诙谐，而确确实实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永远流淌在我们这支人民军队血脉之中的长征精神的感召，进藏部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西藏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老西藏精神的形成，还在于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及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要求和期望。责任在身，他们做了勇挑重担的准备。西藏解放前，百万农奴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热切地盼望着砸碎千年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阶级同情心和满足人民要求的责任感、使命感，促进着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增强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决心和信念。西藏解放后特别是平叛、民主改革后，百万翻身农奴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称解放军为“救星”（那时，地方工作人员被称之为“穿蓝衣服的解放军”，解放军就是共产党）。鱼水情深、血肉相连，感染着进（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更加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他们自觉地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甘当西藏人民的“牦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尽管西藏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但以西藏为家长期建设的任务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西藏本地和祖国其他地区的建设大军，仍源源不断地以前赴后继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把西藏的事业从胜利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其中层出不穷的孔繁森式的英模人物，包括已退休的三次进藏在气象战线工作达30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和正在各个岗位第一线工作着的原江孜县委书记平措、原工布江达县武装部长单杰、拉萨市实验小学校长叶静等一大批同志，构成了雪域高原的孔繁森群体。
事实说明，老西藏精神作为一个特殊地域特殊环境产生的精神文明之花，已经盛开，同时又说明，她来源于党的传统作风，又使党的传统作风在雪域高原上有了新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面部署并开始实施跨世纪的宏伟事业，西藏在大踏步地前进。正确理解和弘扬老西藏精神，对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培养跨世纪的新人，戍边卫国，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谨以此文献给战斗在和曾经战斗在雪域高原上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党政工作人员，献给西藏人民，献给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戍边卫国而献出生命的英烈们！
1998年5月4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阴法唐是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