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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西藏叛乱的由来和发展

作者:西藏军区政治部 当前章节:8512 字 更新时间:2026-6-11 14:38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下,公然背叛祖国,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我军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平息了叛乱,实现了西藏广大人民梦寐以求的翻身解放。

西藏的叛乱是怎样发生的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人侵西藏以后,便阴谋策划西藏脱离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并在一些反动上层中,妙买和培植了一批亲帝分裂分子,从事“西藏独立”活动。长期以来,这一活动未曾间断过。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协议精神,中央在西藏上层中,广泛开展爱国反帝统一战线,对西藏地方政府里的一些亲帝分裂分子,采取宽大、等待的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给他们转变立场的机会。然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却继续坚持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竭力破坏祖国和平统一的局面,反对和阻挠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执行。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人拉萨以及西藏其它国防要地,得到了藏族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援。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则乘我军立足未稳、粮食供应困难之际,设置种种障碍,并于1952年春制造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企图阻挠与破坏“协议”的执行,把人民解放军赶走,搞“西藏独立”。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坚决斗争,制止了“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撤销了西藏地方政府两个最高行政官员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

在粉碎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中,中央鉴于西藏上层中有些人不愿全部执行协议,我们在西藏也还没有全部执行协议的基础,于4月6日《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决定在执行协议方面作出重大让步,“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照旧”,进行耐心的等待。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并未停止分裂活动。1955年5月,达赖喇嘛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返回西藏途经四川省藏族地区(康区)时,康区即将进行民主改革,达赖随行官员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活佛和噶伦(主持西藏地方政府日常行政事务的最高官员)索康·旺清格勒借口进行佛事活动,分别走南路理塘,北路甘孜等地,鼓动当地土司、头人“要想尽一切办法拖延和阻止民主改革,必要时组织武装暴动,噶厦可以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已被解散的伪人民会议的重要人物阿乐群则等人,打着迎接达赖返藏的幌子,赶到康定、雅安等地进行活动,与当地反动土司、头人献血盟誓,确定一面在康区先搞武装暴乱,一面在拉萨同共产党搞政治斗争,使西藏“独立”。1956年春,阿乐群则在拉萨通过邮电局电台向康区发出信号。赤江、阿乐群则等住过的理塘寺和索康住过的甘孜大金寺首先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包围地方政府,杀害地方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数百人。该两地成为康区南北地区叛乱的中心。在康区发生武装叛乱期间,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派人参加康区叛首会议,派骡帮向叛乱分子运输武器弹药;康区叛乱武装也经常派人以朝圣、念经和行商之名到拉萨向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汇报。与此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又借“学经”为名,派大批喇嘛到青、甘藏族地区煽动、指挥叛乱。他们策动邻区藏族地区的武装叛乱是他们在西藏发动全区武装叛乱,妄图实现其“大西藏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1956年4月22日,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此时,由于邻省藏族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已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问题。陈毅等人在会上讲话时,都说西藏的改革不是由中央强迫或别的民族包办,而是根据西藏具体情况,由西藏民族领袖和广大人民自己决定的,只有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进行。筹备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还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在委员会全部51名委员中,除5名共产党委员外,藏族委员占绝大多数,达赖喇嘛还担任主任委员。就是这样,也为分裂主义分子所不容,他们竭力予以反对。在大会期间,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对昌都地区江达宗(县)解放委员会主任、江达地区头人齐美公布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康区的武装叛乱)”,“这是达赖的指令”。齐美公布返江达不久,随即在昌都地区开始武装叛乱。他与邻区窜人的叛乱分子纠合一起,在川藏公路岗拖至妥坝段抢劫骚扰,袭击过往车辆、杀害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到8月底该段公路21个道班被抢劫一空。曾于1955年护送过赤江·洛桑益西的宁静宗解放委员会主任、头人普巴本·泽旺多吉率60余人,于11月25日突然袭击守卫澜沧江竹卡溜索的解放军分队,杀害副连长以下25人。在此期间,中央已考虑推迟西藏改革的时间。毛泽东主席1956年8月18日在复达赖喇嘛的信中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大家都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9月4日,中央明确指出,西藏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谈改革,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看情况再决定。

1956年11月间,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迎牟尼涅梁2500周年纪念活动。达赖一到印度,就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分子所包围。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引诱、拉拢,企图留达赖在国外领导分裂祖国的活动,同时在拉萨等地发动武装叛乱。经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多次教育、规劝并通过与印度政府严正交涉后,达赖一行才于1957年4月返回拉萨。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在1957年3月决定,大量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地方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这些人都撤回了内地。留驻西藏的少数人员,只在拉萨、日喀则、噶尔昆沙、林芝、泽当、黑河等城镇及其附近的不到20个地方设点驻守。实行”六年不改“和西藏工作收缩的方针,表明中央严格遵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得到了广大爱国进步的上、中层人士一致拥护,他们更加信任中央,心向祖国。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妄想”永远不改“,并不惜加快策划武装叛乱的步伐。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策划、支持下,从康区等地窜到西藏的以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郎加多吉、甲马·桑培等为首的康区叛乱头子,于1957年5月在拉萨组成了”曲细岗珠“反动组织(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泛指西藏及川、滇、甘、青等省藏族聚居的地区,即分裂分子所称“大西藏国”)。该组织一成立,即以向达赖献”金宝座“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捐献活动。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出席了开展捐献活动的筹备会议。7月4日,”曲细岗珠“在向达赖正式献”金宝座“后,又向达赖呈送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地区。接着,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下,他们成立武装并不断扩大其力量,炮制了”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等反革命纲领和口号。1957年底,西藏噶厦大幅度地调整区划、机构及其领导人员,委任了一批分裂主义分子担任宗本(即县长)、基巧(相当专员)等职务,以强化其反动统治。到1958年4月20日,由邻省窜人拉萨的近5(X刃名叛乱武装的头目及藏军,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结成同盟,将所有武装力量统一于”曲细岗珠“组织之内。

西藏的叛乱从一开始就得到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印度的藏族人中挑选6名青年送到美国关岛进行收发电报、射击、跳伞等训练。当年6月,将其中两人空投到山南桑日宗。这二人携带电台潜人拉萨与恩殊仓取得联系,并通过他同达赖副官长帕拉接上头。此外,美国还在本土科罗拉多州的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170人。并派飞机为叛乱分子空投武器、弹药、空降特务。1958年6月15日,恩珠仓·公布扎西等带两名藏籍美特和部分叛乱武装离开拉萨到山南地区的哲古宗,建立叛乱“根据地”。24日召开有27股叛乱武装的大小首领参加的会议,宣布成立”卫教军“。由恩珠仓·公布扎西任司令,夏格·朗加多吉、甲马·桑培等任副司令。噶厦极力支持武装叛乱活动。早在3月份,他们就给各宗(县)、溪(区)寺庙下令,为叛乱分子筹备粮株。噶厦打开拉康、多宗等地的粮仓、军械库,为叛乱分子提供粮食和武器弹药。叛乱武装则有恃无恐,气焰嚣张。7月21日在拉萨以东仅80余公里的争莫寺伏击了解放军的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在西藏噶厦管辖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接着,又在麻江、贡噶、扎朗等地伏击解放军车辆,杀害副团长殷春和、营长杜效模、分工委副部长沈凤楼等军政人员1的人,毁坏汽车10余台。到1959年初,武装叛乱活动愈演愈烈。叛乱分子不仅洗劫道班、袭击兵站、伏击车辆、炸毁桥梁、截断公路,而且围攻各地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山南分工委被围攻两次共77天,丁青县委被围90余天。叛乱分子所到之处,劫掠财物、奸淫妇女、破坏寺庙、杀戮无辜、残害僧俗人民和爱国进步人士,无恶不作。乃东县群众平措反对叛乱,被“卫教军”挖心致死;那曲地区牧民布德向解放军报告情况,被叛乱分子挖掉了双眼。叛乱分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对于从1958年7月开始的在噶厦管辖区发生的局部叛乱,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应当对噶伦们表示严正的态度,指出他们对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认真担负起平息叛乱的责任;并告诫他们,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实行武装平息叛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提高警惕,加强防御,坚持“保点、保线、自卫”,坚决不打第一枪的原则。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必要的防卫措施,各地的党政机关与企事业等单位成立了民兵战斗组织,配备必要的武器,构筑工事,储备粮弹,囤积柴草、饮水,准备就地进行自卫。只是在威胁到交通和驻地安全时,才采取必要的自卫性的有限的反围攻或出击的军事行动。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等曾先后会见达赖喇嘛,通报了西藏各地发生武装叛乱的情况,转达中央指示精神,着重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对待叛乱的错误态度,要求他们改变立场。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对中央的忠告置若周闻,他们从多次进攻伏击屡屡得逞中,误以为解放军只守不攻,并无还击之力;“汉人胆怯”,“中央无能”。轰走汉人是“可能的”,西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58年底,1959年初,西藏全区已有叛乱武装2.3万人,叛乱活动已扩大到广大农牧区。拉萨市及周围地区的叛乱分子约7000人,市内居民家中几乎都住有叛乱分子。叛乱武装占领了药王山、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小昭寺等制高点和市内坚固建筑物,控制了罗布林卡以北通往市区的一段国防公路,并沿市区主要街口要道构筑工事,布置岗哨。他们认为,此时只须找到一个能够煽动群众的借口,就可以在西藏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活动。

1959年2月,藏传佛教祈祷大法会(传召)期间,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挑衅事件:指使藏军绑架汉族工人,散布“汉人行刺达赖,被当场抓获”的谣言。传召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因故未出席讲经,反动分子称因讲经台对面的贸易公司楼顶架有机枪,对达赖喇嘛有威胁,藏军扬言要进行搜查。这些谎言都在西藏工委派人面见达赖时揭穿了。在整个传召期间,分裂主义分子向僧俗群众散发大量传单,公然反对协议,放肆叫嚣“西藏独立”、加紧全面叛乱的舆论准备。

2月7日(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布达拉宫举行孜古多尔(即除夕驱鬼仪式),应达赖邀请,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前往观看。达赖同他们交谈中提出,希望到军区丢看文工团的演出。邓当即表示欢迎。工委、军区对这件事很重视,责成有关部门同地方政府和达赖近侍机构联系安排,时间定在3月10日,并已作好节目演出和接待达赖的准备工作。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立即利用这件事发难,策动了全面武装叛乱。9日夜间,拉萨朗子辖(市政府)通知市民:达赖喇嘛明天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奉噶厦命令,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请愿,要求达赖喇嘛不去看戏。3月10日晨,藏军警察和“卫教军”一起荷枪实弹,在市内大街小巷吃喝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11时许,商店纷纷关门。“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谣言传遍全市。12时左右,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爱国人士昌都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去晋见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大门口被叛乱分子用石块砸死。接着,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汽车去罗布林卡,临近大门时,遭到叛乱分子的石块袭击,车窗被砸坏,桑颇头部被砸伤,司机迅速回车开离现场,才幸免于难。下午3时左右,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索朗降措遗体系于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两公里,惨不忍睹。同时,叛乱分子纠集千余人在市区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沿途张贴“西藏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等反动标语,捣毁交通指挥亭,抛掷石块打砸机关、百货公司门窗,向执勤的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打石块,恣意寻衅。

下午3时,噶伦索康、柳霞、夏苏三人到西藏军区会见中央驻藏代理代表、军区政委谭冠三,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现在事态发展到使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达赖喇嘛不能来看戏了。谭冠三当即严正指出:今天的事件是有预谋的行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并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是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谭冠三责令噶厦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事件的主谋者,惩办凶手,抚恤、慰问死伤者,妥当处理善后事宜。索康等返回罗布林卡后,立即召开有叛乱骨干分子的政府官员、寺院堪布百余人参加的所谓“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从当天(3月10日)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处,。并决定,由索康·旺清格勒、噶章·洛桑仁增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18时左右,叛乱集团派堪穷喇嘛拉、仁希(即四品官)沙龙等12名所谓”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蔡伯尔接见叛乱分子,并表示要有一个书面文件为凭,以转告其政府。黄昏时分,三大寺的14加多喇嘛和分散潜伏在拉萨周围的武装叛乱分子利用夜暗向市区集结,并以加强达赖警卫为名,一部分进人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控制之下

3月10日以后,叛乱活动继续发展,局势日趋恶化。11日,叛乱集团召开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准备作战;三大寺立即组织“先锋队”;凡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即日前来登记悔过,否则必将严惩。当晚派人分赴工布、彭波、江孜、山南、曲水等地传达噶厦命令,要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12日,叛乱集团在布达拉宫前的“雪”(地名)印经厂院,召开“西藏独立国人民代表会议”,除僧俗官员“代表”外,还有近千名武装叛乱分子以“人民代表”身份参加。孜本凯墨巴五人为“人民会议”领导。调整了“西藏独立国”武装,任命多吉为总司令。13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向各宗溪发布命令:“所有18至印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并威胁“如果对宗教事业不负责任,贪生惜命,定将依法惩处”。16日、17日西藏上层叛乱集团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印度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声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向所有在印度的西藏人宣布,并向邻国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设法谋求他们的支持。上层反动集团在大力策划组织叛乱的同时,也积极作出逃准备。噶伦柳霞等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及金砖金币,征集骡马、鞍具,并向罗布林卡集结。

中央对达赖喇嘛是仁至义尽的。3月10日事件发生后,毛主席仍指示:对达赖本人仍应多方做争取工作。当时在拉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本着中央指示的精神,曾三次给达赖寄信,关心他的安全,指出“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达赖在给谭冠三的三次复信中,谴责了叛乱活动,叙述了他行动受到反动分子限制的困难处境,并表示“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然而,当谭冠三给达赖寄了第四封信尚未到达达赖手里时,他已于3月17日夜在索康、柳霞、夏苏三噶伦及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等头目的安排和护卫下,改装化名从罗布林卡附近南渡拉萨河出逃山南,随后逃往印度。中央在得到达赖出逃的报告后,仍决定“暂不把达赖放在叛乱头子之内”,并且长期给他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给他留有充分的余地。

达赖逃离拉萨后,上层反动集团于3月珍日在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并于20日凌晨3时40分向我拉萨驻军、机关、企业单位发动了猛烈的全面进攻。至此,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长期酝酿、策划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终于爆发了。面对叛乱分子的嚣张气焰和疯狂进攻,3月20日凌晨5时,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上午10时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并上报中央、军委。这次战役仅以10个步兵连和1个炮兵团的兵力,经过两昼夜的激战,于22日拂晓,首战告捷,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打乱了上层反动集团的部署,使西藏全面叛乱失去了指挥中心。3月21日,中央军委电示西藏军区:“西藏噶厦已在拉萨叛乱,所有藏军均应解除武装,勿使一个漏网”。据此,各守点部队,迅速解除了日喀则、江孜、亚东、协噶尔、定日、黑河、噶尔昆沙各地藏军的武装,接管了这些地方的反动政权。达赖一行逃抵山南隆子宗后,3月26日宣布西藏已“独立”,成立“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隆子宗为“临时首都”。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其职权,在达赖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由于达赖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务院于1964年12月17日作出了撤销达赖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和委员职务的决定;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了达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一开始就遭到以阿沛、班禅、帕巴拉为代表的爱国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并积极进行了斗争。阿沛于3月10日事件中,在团结、争取上、中层和其他进步爱国人士,以及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彻底平息西藏叛乱,中央军委于1959年3月13白、22日,决定增调第11师、130师、134师和126团、162团进人西藏,与驻藏部队协同配合、共同担负平叛任务。平叛部队在西藏军区的统一指挥下,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边平叛边改革”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采取了“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先中心地区后一般地区,先边沿地区后腹心地区,先公路沿线后偏远地区,先农区后牧区,组织了若干战役,至1961年底,肃清了全区的叛乱武装。与此同时,根据中央、西藏工委制定的具体政策规定,在全区内实行了民主改薯,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获得了彻底的翻身解放。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是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违背西藏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动上层声称,武装叛乱是为了“宗教”、“民族”,只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叛乱和平息叛乱的斗争,实质上是百万农奴和反动农奴主两个阶级的大决战。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断言:“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平叛斗争的实践证明,西藏人民是反对分裂拥护中央、反对叛乱拥护平叛的。平叛部队所到之处,群众纷纷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被裹胁叛众纷纷脱离叛乱武装,并主动为平叛部队送情报,当向导,协助清剿,踊跃支前。平叛斗争的胜利,是同西藏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分不开的。随着平叛的发展,民主改革的实行,群众一经发动,便迅速地形成了轰轰烈烈翻身求解放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人民解放军作坚强后盾,百万农奴站起来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了!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最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旧西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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