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化群
1959年拉萨叛乱曾引起世界人民广泛的谈论。根据许多目击者所提供的情况和缴获的大批材料，我们决定把拉萨叛乱的真相全部记载下来。
在清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西藏上层叛国集团竟是如此的恶毒而愚蠢：当中央人民政府表现出最大的忍耐力来等待他们的觉悟，决定推迟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人间罕有的残酷的、腐朽的、黑暗的农奴制度死亡日期的时候，这里的上层反动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公开发动了叛乱。这样，就终于不能不提早加速他们自己的死亡。
这是反动分子自己制造的悲剧。世界上所有正义进步的人们都为腐朽势力的死亡而感到高兴，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包括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却为此大为恼怒，恶意地进行歪曲和攻击。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
在辨别事件的真相时，人们关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事件的“主导因素”来自何方？
这里需要首先从达赖喇嘛决定到西藏军区看戏说起。
一、看戏事件的经过
每年藏历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冬居地）都要举行一次“跳神”的宗教仪式，藏语叫作“拉爆”。1959年2月7日，按照往年的惯例，达赖喇嘛要邀请中共西藏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机关的一些负责人，同他一块观看“跳神”。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等，在这天应邀来到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表示祝贺。
在休息的时候，达赖喇嘛同邓少东将军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同平常见面时一样，双方进行了非常随便而无拘束的交谈。达赖喇嘛问起了祖国内地建设的情况，问起了首都北京面貌的改变，他表示了向往的心情，而且提出要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会时，去北京出席会议，同时看看祖国内地的伟大变化。
话题无意中转到了西藏军区，达赖喇嘛询问了军区机关的一些情况。当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刚从内地学习回来时，达赖喇嘛很感兴趣，他问起文工团有多少人，以及有些什么好的节目，他表示了希望看看文工团文艺表演的愿望。
邓少东将军当即表示欢迎说：“达赖喇嘛如果要看戏，我们热情欢迎，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请你决定。”达赖喇嘛说：“最近要传大召（传召是拉萨每年一度的大法会，喇嘛们集中到大昭寺祈祷，领取布施，传大召为期21天），考格西（格西意为善知识，是佛教中很高的一种学位，在僧众大会中辩论经籍考取），等考完格西以后，我要看看文工团的表演，地点就在军区礼堂，因文工团表演时要布景，在那里比较方便。”达赖喇嘛希望到军区看文工团表演，邓少东将军当天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柳霞和夏苏等噶伦（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品，是组成噶厦的主要成员，设立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后，随噶厦被解散而废止）。
根据达赖喇嘛的要求，工委统战部很认真地着手筹办这件事情。3月1日，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和处长李佐民专程到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居地）去向达赖喇嘛请示说：“我们听说在去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向邓副司令员表示要去军区看文工团表演，因为当时一方面要传大召，一方面要考格西，没有预先安排具体时间。现在传召和考格西都已结束，特来请示达赖喇嘛，是否去看戏，什么时候去，并请确定地点，以便安排。”达赖喇嘛说：“这件事我是对邓副司令员讲过的，的确想去看一下文工团的表演，地点最好在军区，听说军区大礼堂很漂亮，我一次也没去过，想顺便参观一下。时间大体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即公历3月10日、11日、12日）任何一天都可以，究竟哪一天，待我确定后再告诉你们。”
达赖喇嘛还说：“这次我去军区，你们要安排得简便一些，免得我过于拘束，这样可以看得舒服一些。至于具休怎样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基巧堪布（基巧堪布，僧官，总管达赖喇嘛私人事务，如同管家，无任何行政职务，但因其为达赖喇嘛侍从，故实权甚大）直接联系。”
3月5日，工委统战部梁洪副部长和李佐民处长又一起到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三品，与噶伦平级，1959年3月随达赖外逃）的家里接洽这件事情。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天，请达赖喇嘛确定。另外，达赖喇嘛要求安排要简便，请确定邀请哪些人合适。
当时，梁洪首先提出了一个邀请的名单，征求噶章的意见。这个名单包括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他的亲属，五位噶伦，三大寺（即黄教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和噶丹寺）的堪布（一般为喇嘛教寺院僧职官，是寺院或其下属机构主持人，此处是指参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公务的僧官），以及包括噶章在内的达赖喇嘛身边的随行人员。
噶章表示很同意这个方案。他说：“这些人都很适当，不过我的意见还应该邀请达赖喇嘛的五位村晓（侍读），他们都是帮助达赖完成大业（指考格西）的，请了他们去，达赖喇嘛会很高兴。”
这时，噶章还提议：“请帖上不要印上其他文字，只是在送请帖时说明是为了祝贺达赖考中格西学位就可以了。”噶章为什么提出这样蹊跷的建议，曾使人们不解，后来叛乱发生后，索康、柳霞（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即柳霞·土登塔巴，均为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乱首要，随达赖外逃）等几个反动的噶伦曾说，他们事前不知道看戏的事情，而噶章本人后来证明也是叛乱头子之一，情况原来如此。
同噶章谈话继续下去，梁洪同志提醒说：“无论哪天来都可以，只是最近叛乱分子经常挑衅，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情进行阴谋活动，达赖喇嘛的安全问题，请妥为安排。”噶章当时表示，达赖喇嘛的饮食，他可以负责安排，至于警卫问题，他要求梁洪同志与古松代本（清制额设藏军3000名，每代500名，代即团之意，代本为代的最高军职，由贵族出身的俗官担任。古松代本即达赖警卫代本）联系。
3月8日下午，噶章在电话上通知工委统战部：“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戏的时间已定在藏历二月一日拉萨时间下午1点钟，即公历3月10日北京时间下午3点钟。”
3月9日，李佐民又单独到噶章处告诉他有关达赖喇嘛看戏的安排情况，并且交给噶章一份接待计划。这个计划详细说明了在军区礼堂里接待达赖喇嘛的礼节、仪式、休息时间、地点、节目内容等，甚至连进人礼堂时乐队演奏的乐曲等细节都在计划中作了说明。对于这个计划，噶章当时表示同意。按照商量好的计划，举行文艺演出的时间是3月10日，在9日发出了请帖。3月10日这天，工委和军区作了隆重而热情的准备，礼堂被打扫一新，一些战士在修整达赖喇嘛将要通过的道路，并且向路面洒水，应邀观看演出的一些藏汉族干部按通知在10日上午11时提前到齐，准备欢迎。谭冠三将军等负责人也都提前到会场等候。会场上，准备了一些献给达赖喇嘛的花束。演员们在后台提前化妆，饰演孙悟空的那个出色的演员，在中午12时便已化妆完毕，军区大院里充满了隆重而愉快的气氛。可是，正在这时，街头上传来了令人惊异的消息。人们谈到，从早晨开始，拉萨市的居民就陆续往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集中。到上午11时，人们成群赶去，店铺纷纷关闭，市民抢贮饮水，人心惶惶。一些面目生疏的“外乡人”在街头活跃起来，市内传出谣言说“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又说：“军区准备好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人北京。”因此，他们跑到罗布林卡去向达赖喇嘛请愿，阻止他到军区看戏。
这时准备接待达赖喇嘛的人们，还继续等候在会场，同时消息也不断传来，就在几个小时以内，情况迅速发展和恶化起来。不久，人们证实，群众已被煽动到罗布林卡门前“请愿”，成千的武装叛乱分子包围了罗布林卡，进步的藏族官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罗布林卡大门外被打死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也在那里被坏人用石头打伤。
军区大院里，人们仍在恭候达赖喇嘛一行的到来。直到下午三点多钟，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即夏苏先喀·居美多吉，三品，代理噶伦，后随达赖逃亡）等三个噶伦（都是叛乱头子）来到军区，向谭冠三将军假惺惺地说他们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看戏，现在事情的发展使他们无能为力，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
谭冠三将军当即严厉地斥责了三个反动分子，他说：“几年来，我们支持达赖，尊重达赖，可是噶厦政府一直违背达赖的指示，甚至他连看戏的自由也没有了。今天的事情，显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活动。”
谭冠三当面驳斥了反动分子的花言巧语，他说：“达赖喇嘛再三表示要来军区看戏，而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煽动群众阻止他来，并且制造了今天的事件。”他责问道：“这是达赖喇嘛领导噶厦，还是噶厦领导达赖喇嘛？”
谭冠三还说：“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要来军区看戏已一个多月了，而且当时邓少东副司令员曾郑重通知噶厦，现在噶厦竟说不知道此事，特别说不知道反动分子今天的阴谋，显然不能令人置信。”他问道：“柳霞，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柳霞哑口无言，竟不能置一词。
谭冠三将军最后坚决地表示：噶厦必须负责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噶厦要彻底追查今天这一事件的主谋人，追查和法办杀人的凶手，对于被叛乱分子打死的人员要负责抚恤和安置，妥善处理。：
当时，索康等兰个反动分子无言答对，只好以表面答应回去负责追查处理来搪塞。他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同工委和军区负责人见面。
事实上，看戏事件只是反动分子利用和早已安排好了的阴谋。这里首先指出一点，在9日晚上，朗子辖（即拉萨市旧政府）的墨本（即市长）受西藏地方政府指示，即首先下达了命令，煽动说：“达赖喇嘛10日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在席上毒死达赖，每家都应派一代表去罗布林卡请愿，要求达赖不要去军区。”10日早晨，命令传达到市区居民和各寺庙中。在当天，人们还看到，俊巴·才仁多吉代本（当时俊巴·才仁多吉任六代本）亲自在街上驱使群众去“请愿”。有一些西康人（即潜人拉萨的康巴叛乱分子）则骑马在街上大喊大叫，胁迫群众快去罗布林卡；另一些原西康人则骑马带枪窜于市内，有的扬言说：“今天达赖如果要到军区去，就要打仗。”有的又煽动说：“达赖已被劫往军区，你们要赶快去抢救！”
反动分子有计划地制造骚乱，市内秩序立刻混乱起来。当时到罗布林卡的各色人等约有2000人，其中并有二三百人携带着长短枪，俨然如临大敌。
从这段事实经过中，人们可以看出，从印度提斯浦尔发出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怎样捏造和混淆了事实的真相。原来看戏的事情并不像“声明”中所说的达赖喇嘛“同意”，而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要求的，看戏的日期曾经数度商讨，怎么说是“突然规定”的呢？至于“声明”中所说的“拉萨人民担心达赖喇嘛可能受到某种伤害”，可是这种“担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问题原来是这样的明显，大量的谣言、恶意的煽动，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看戏事件前后的详细经过。
二、拉萨三月叛乱的背后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3月10日公然在拉萨发动叛乱，叛变祖国，绝不是因为看戏问题而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策划的阴谋。
不必从和平解放西藏说起（事实上近八九年以来，反动分子就没有放弃过分裂祖国的迷梦），事情的明朗化是从1958年4月开始的。当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暗中勾结康区的恩珠仓·公布扎西（四川理塘县人，巨商富豪，1956年在理塘地区发动叛乱，后逃到西藏继续组织、扩大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等叛乱首要，组织了所谓“四水六岗”等反革命组织，在拉萨地区极力买枪、买马，扩大叛乱武装。
1958年8月，恩珠仓在山南地区网罗了七八百叛乱分子，他们暗中得到西藏反动集团的支持。那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日喀则附近南木林宗的噶丹青柯寺有一个武器库，它处在叛乱分子袭击的危险中。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曾数次向索康等噶伦提出，要噶厦采取措施，将武器转移或派人看守，噶厦置之不理，最后竟将这里所有的武器弹药，包括420支步枪，10万发子弹，12支美式冲锋枪，8挺轻机枪，6门炮及数百发炮弹，全部送给了恩珠仓。从1957年以来，拉萨的反动分子还不断去直接参加叛乱的组织，一、二、四、六代本的藏军，一批一批地携带着噶厦发给的武器跑到山南去。这样积极支持和策划的结果，到1957年年底，在山南、丁青、藏北、塔工一带，叛乱武装发展到了一万四千多人。
反动分子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早已开始里通外国，向着印度扩张主义者，暗中背叛祖国了。他们在1957年9月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山南地区接受了通过台湾国民党当局之手的三次空投接济，其中有重机枪、无后座力炮、迫击炮以及衣服、医药、鞋子等物资，另外还有八个从台湾派来的医生和一些军官。以后又从印度经过达旺等地秘密进来2印多头牲畜驮运的由某些外国支援的武器弹药。
叛乱分子在这方面的确是有指望的。在拉萨叛乱时，潜人拉萨的一个康区叛乱头子，所谓全体藏康族的总代表马朗阿波（即马朗仓·白马次汪，在山南被俘），在19日的伪“人民代表会议”上，曾向叛乱分子打气说：“如果在拉萨失败，我们可迁到桑当几贤绒，最后到山南的泽当。那时我们可以把泽当变成台湾那样，作为根据地，然后再与汉人谈判，同时，外国也会派飞机来援助我们。”可是叛乱分子却没有想到，他们在山南的巢穴会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迅速荡平。
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发觉西藏叛国集团这些罪恶的阴谋，然而仍然以最大的忍让来等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回头。当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领导机关认为，只要拉萨不公开叛乱，对于拉萨外区的叛乱活动便始终当作局部问题来对待。那时，军区的负责人曾多次忠告索康等反动分子说：“索康噶伦哪，仗是打不得的，国民党的800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地方政府要想反对祖国，岂不是梦想？”，
可是，一切忠告都终归无效，到1959年2月间，叛乱分子增加到约二万人，情况愈加严重。青藏和康藏两公路的运输被断绝，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不断受到袭击，人民群众遭到严重摧残，为了有计划地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山南的康巴叛乱头子恩珠仓，在1958年12月间还在沙丁（怒江中游）专门召开了会议，拟订了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叛乱分子决定首先攻下扎木、丁青、泽当、林芝等重要据点，然后破坏青藏公路，最后攻占拉萨。
这个计划从1959年1月份开始执行了。1月4日，1500多名叛乱分子向扎木攻击；1月24日有2000多叛乱分子攻打丁青；1月25日，继1958年10月进攻泽当失败后，2000多叛乱分子又再一次包围了泽当……。在这种情况下，山南等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严重的涂炭，当地的政府机关受到极大的危害。形势虽然如此严重，可是人民解放军拉萨部队仍然没有准备全面平叛。由于他们尽量顾大局，采取守势，这就给了叛乱分子以错觉，反动分子们似乎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地发起了更加严重的挑衅。
拉萨叛乱分子的头脑开始昏昏然了，他们利用1959年传大召的机会，到处散布“拉萨要打仗”的谣言，公开张贴反动标语，并且肆意制造事件进行挑衅。例如，反动分子曾公开逮捕两个汉族工人，并造谣说：“这是中央派来刺杀达赖的刺客”，一会又说：“这是日喀则派来刺杀达赖的刺客”。有一次，反动分子还借口保卫达赖，企图强占我一个机关的住房。在保卫达赖的借口下，反动分子甚至极端狂妄地把机关枪架到中共西藏工委的门口，企图极力挑起战火。
当这一切挑衅活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戏的事件便被利用了。他们在制造了群众的骚乱之后，为了不失时机，不等攻下拉萨外围的据点，便终于迫不及待地最后撕下了假面具。3月10日的事件，标志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地全面叛乱的开始。
三、武装包围罗布林卡
叛乱分子有计划地制造了混乱的形势。他们在“保卫达赖喇嘛安全”的借口下，10日下午，便武装包围了罗布林卡。在混乱中，曾有二三百个康巴叛乱分子持枪呼哨着赶到罗布林卡，一些流氓游民、反动喇嘛都成了“卫教志愿军”（叛乱武装组织，按藏军编制设立司令部，下设四个机关，36个连队）分子。有些反动喇嘛还组织了“敢死队”。由噶厦控制的藏军，此时也公开变成了反革命武装，他们同叛乱分子一起，包围了罗布林卡，控制了罗布林卡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
整个3月10日这天，除了被煽动和胁迫去“请愿”的群众以外，集中在罗布林卡的叛乱分子大约有1000多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发给了武器，以后这些叛乱分子就驻扎在罗布林卡。根据从功德林和罗布林卡缴获的两份叛乱分子文件证实，当时，罗布林卡的东西南北四面，都分别指派了叛乱分子驻守。驻守罗布林卡的叛乱分子有理塘人、巴安人、昌都人、甘孜人，其中最多的是康区叛乱分子。这一情况证明，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早已成为网罗四方叛乱分子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罗布林卡变成了拉萨叛乱武装最大的巢穴，叛乱武装总司令部就设在罗布林卡，下设五个办公室，即：枪支和人员管理机构，枪支弹药分发机构，粮秣供应、审询机构，情况和历史记载机构等。除上述五个办公室外，还设有专人负责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外国华语广播的消息。另外由一代本负责在药王山上探看解放军机关的汽车来往情况，获得消息和情报后，及时报告叛乱总司令部。
经查明，叛乱武装总司令部的首要分子是：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堪穷多阿他钦、孜本雪苦巴·嘉样凯珠（孜本为四品俗官，主管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和人事，地位仅次于噶伦）、功德林扎萨·威色坚赞、堪穷格桑阿旺、仁希夏格巴·洛桑顿珠（仁希是四品官），他们组成常务会（又名总管处），负责控制叛乱武装的军政大事。
大批武器从布达拉宫的武器库里分发出来，这些武器主要是过去英国供给噶厦的枪支。外区逃来的叛乱分子大部分被武装起来，三大寺和小昭寺也纷纷要求增发武器。色拉寺三个札仓提出的报告说：“为了警卫达赖喇嘛和守卫上下两宫殿（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寺庙、山顶等，需要武器枪支（带子弹）2000左右和尽量多的机枪等，并请派熟悉武器和山顶信号的藏兵10人左右前来教练。”3月15日，叛乱分子从布达拉宫武器库运出250支英国枪和25箱子弹（每箱1000余发），交给了色拉寺。为了扩大叛乱武装，叛乱分子曾在3月12日开会，命令所有群众盖章参加叛乱，又以“保卫达赖喇嘛”的名义，煽动各地和各行业的群众参加“民兵”。朗子辖曾经专门在市内召开“房主会议”，下令16岁到60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平叛中解放军在罗布林卡缴获的一份以“西藏全体会议”的名义发给各宗（县）、溪（区）的命令底稿披露，这个反动命令公开威胁康藏广大僧俗人民说：“为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所有16岁到印岁的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等，立即赶来拉萨，不得怠慢。”命令说：“如有对宗教之事不负责任、贪生惜命，抛弃事业者，定将依军纪给予惩处，而不是口头说说罢了。”据较可靠的统计，在拉萨叛乱的过程中，全市集中了大约有7000多名叛乱分子，其中盘踞在罗布林卡周围的约有5000人。严密的封锁和包围，使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完全失去了自由，他在叛乱分子的软禁下，愁眉不展，饮食不进，甚至连罗布林卡的院子周围都不能随意走动。他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都被隔离开来，不能自由见面。达赖的母亲在11日见过达赖喇嘛一面，达赖埋怨她说：“反动分子包围我，不让我到军区看戏，你们为什么不去，而且还搬来罗布林卡？现在我有危险，你也出不去罗布林卡了。”他母亲说：“要死死在一起。”
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达赖喇嘛曾经明显地向那些叛乱分子表示了抗议。他说：“我看不到我的安全有什么危险，你们这种作法，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四、流血开始
3月10日的拉萨叛乱是反动分子制造流血事件的开端。ro日上午11时左右，成千的人拥挤在罗布林卡门前和通往那里的大路上。这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藏族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听到街上传出谣言，他立刻骑着脚踏车赶到了罗布林卡，希望探询一下事情的究竟。帕巴拉·索朗降措是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的哥哥，他们俩都是西藏著名的爱国人士，一直反对叛乱，因而遭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仇视。10日中午12时左右，当索朗降措赶到罗布林卡门口一个石狮子前面的时候，忽然被叛乱分子发现，并包围了他，咒骂他，指责他是“反动分子”，用刀和石头向索朗降措猛烈袭击。当他被打倒在地还在继续挣扎的时候，一个叛乱分子竟赶上前去，残暴地用刀将他戳死。
下午3时左右，有几个西康叛乱分子把帕巴拉·索朗降措的尸体拖来，用绳子一头拴住两脚，一头拴在马尾巴上，沿林卡大道拖进拉萨市内，尸体被拖了两公里，最后丢在“幸福之光”电影院附近。这时，这位爱国分子的尸体，已经被拖得面目全非，令人惨不忍睹。叛乱分子这种残暴的罪行，激起了群众的痛恨和恐怖，一些被欺骗参加“请愿”的人，偷偷地纷纷走散。就在打死帕巴拉·索朗降措之后不久，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门前，也险些丧命。当时桑颇·才旺仁增是乘汽车赶到罗布林卡的，行至门前，受到了叛乱分子的包围，一些石头飞到他的车上，桑颇副司令员正要下车追查这种非法行为，他刚从车门伸出头，就被两颗飞石击中头部，当即昏倒在地。这时有一叛乱分子还持刀赶来，要刺杀桑颇·才旺仁增，幸亏他随行的保卫人员极力保护，才迅速地驱车脱离险境。叛乱分子显然企图通过流血事件来尽量扩大事态，就在这天下午，他们在杀害了帕巴拉堪穷，打伤桑颇副司令员以后，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间，一面由一些叛乱分子裹胁群众“示威游行”，一面又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
流血事件发生后，有些叛乱分子也曾担心这样干下去，公开背叛祖国，最终是要失败的。可是，一些最反动的首要分子却威胁他们说：“不要忘记石狮子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指打死帕巴拉堪穷）。”反动头子功德林扎萨还说：“现在事情已经撕开了，不能畏惧。”
五、预谋的示威
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穿，一系列活动完全是叛乱分子的预谋。
残暴的叛乱分子们在用马尾拖尸“示众”之后，潜伏在市区的一些叛乱分子便胁迫和欺骗了大约千把人在拉萨市区“游行”。他们拿着小白旗，一路上呼喊着内容相同的口号：“西藏独立了！”“汉人撤出去！”“我们胜利了！”“你们有种就出来和我们干！”等等，竭尽挑衅之能事。
人们可以看到，在游行的队伍中，有骑车的，有骑马的，他们前后巡逻，为人们打气壮胆。几个领头的反动分子，沿途作反动讲演，张贴反动标语传单。他们撕毁墙壁上的宣传画，推倒交通岗亭，用石头投掷机关的大门，甚至向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吐口水。真是狂妄不可一世，似乎天下真的变了，似乎末日真的降临人间！
其实，这个“示威游行”并没有得到拉萨居民的同情，“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惶恐地跟着队伍前进，喊口号的人也只是少数，而且一路上人数愈来愈少。当“游行”队伍进人市中心八廓街一带时，就只剩下一二百人了。
六、声名狼藉的伪“人民代表会议”
就在3月10日制造“示威游行”的同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问题。在打死帕巴拉·索朗降措的时候，一些叛乱分子就在人群中叫嚷说：“西藏从今天起独立了，谁不同意就打死谁！”随后，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便下令要聚集在罗布林卡门前的群众推选“人民代表”，参加伪“人民代表会议”，据说当场推出了19名“代表”。
当时参加伪“人民代表会议”的共有100多人，包括全体僧官，一半俗官，三大寺堪布七八人，另外还有携带长短枪的武装叛乱分子四五十人。这些武装叛乱分子都是以所谓“人民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的。出席会议的有很多是在“不到不行”的命令下参加的。当天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就曾突然接到这样的通知，可是他没有去出席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叛乱头子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秋（堪仲意为秘书长），孜本雪苦巴，孜本凯墨等人。叛乱头子、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在会上煽动说：“军区这次请达赖喇嘛看戏，未经过噶厦和代理机巧堪布（指噶章），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达赖喇嘛不能去军区Q“接着他还说：“关于西藏独立的问题，我们准备和中央谈判，谈判情况以后通过‘代表’向全体人民传达。”当时有一反动分子接着说：“军区有监狱，不能让达赖喇嘛去，现在西藏独立了，达赖喇嘛不能随便到中央去。”会上的讲话，同时以扩音器向罗布林卡门前“请愿”的人广播了。在“游行”时，反动分子喊着口号：“达赖喇嘛不能到军区去！我们胜利了！”
在这次反动的会议上决定：公开宣布西藏独立，与中央决裂，而且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官员，从11起一律事不准再去办公。会上，初步提出由孜本雪苦巴、大惹堪穷（达赖苦近侍机构的秘书）、噶章、索康、凯墨和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等反动分子来领导“西藏独立运动”。
反动分子们还决定加强控制达赖喇嘛，提出今后达赖喇嘛除上下两宫殿（布达拉宫及罗布林卡）和大昭寺以外，“不能随意走动”。另外，“增添政府人员和人民志愿军”（指叛乱武装）为替卫军，驻扎罗布林卡。
反动分子们先开大会，然后又分小组进行讨论。在这天的会议上，还提出“代表”去印度领事馆，通知他们说西藏已宣布“独立”。
伪“人民代表会议”在西藏早已是臭名远扬了。在1952年，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即鲁康娃·泽旺绕登、本珠仓·罗桑扎西，均为原西藏地方政府代理司伦，意为帮办人员，位在噶伦之上，设于十三世达赖时）等人就秘密成立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这些反动分子企图组织暴乱，如不成功，便挟持达赖逃往印度。那次阴谋很快遭到失败，反动分子鲁康娃和罗桑扎西被撤职，鲁康娃后来跑到印度。这个反动组织在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却一直在秘密活动。
1954年达赖喇嘛赴内地后，由反动分子阿乐群则和阿南拉等人出头，再次组织伪人民会议，对外他们称为“敬献会”。达赖喇嘛由内地启程返藏时，这个反动组织即派代表到雅安、昌都、太昭等地欢迎。在完成对达赖喇嘛的敬献、祝愿等“任务”后，号称解散，实际上仍在秘密活动。
1956年春，拉萨发现反动传单，查明即是这个反革命组织在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反动分子阿乐群则被逮捕，达赖喇嘛亦出示布告宣布解散伪“人民代表会议”。可是，事实上这个反动组织还是没有解散，而是转人了更加秘密的活动。
这次叛乱，伪“人民会议”分子成了最活跃的骨干人物。1952年开始组织伪“人民会议”的头子罗桑扎西，在这次叛乱中，于3月18日专门听取了伪“人民代表”及叛军司令等的汇报。罗桑扎西对前几日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且作了指示。罗桑扎西是这次叛乱的重要头子之一，他遭到了比1952年更加惨重的失败。
七、战争的前夜
3月10日以后，一直到战争打响以前，拉萨的叛乱分子一方面策划各种政治阴谋，裹胁群众，蛊惑人心，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部署。
据被俘的伪人民代表阿南拉、堪仲（即堪布秘书）土登丹达、衰桑（伪妇女会头子）、洛桑多吉（原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师，此次参加叛乱）等人供称：伪人民代表会议在10日以后连续举行了四、五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们讨论的中心是“西藏独立问题”。他们争论过是“文打”还是“武打”？失败了逃到哪里？怎样取得印度和帝国主义的帮助？联合国能够为他们出些什么力？甚至对出一个布告，拟一个发到外国的电稿，刻一个“西藏独立国人民大会”的印章，也都进行了讨论。召开这些会议时，叛乱分子通知所有到会的人说：“会议重要，不去不行，否则予以逮捕。”到会的人都必须表明政治态度，在各种意见书上签字盖章，他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见书”来表示“人民的意见”。拉萨军管会查获了大批“意见书”，内容极端反动，可是也有些“意见书”显然是在敷衍塞责。
在3月11日的伪人民会议上，曾通过五条杀气腾腾的反动决议，决议内容是：第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按班、排、连组织起来；第二、16岁到60岁的市民进行登记，全部动员起来，参加作战；第三、三大寺组织先锋队；第四、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期在藏历二月二日（即公历3月11日）以前登记“悔过”，过期不收；第五、不来自首的藏族干部，在街上遇到时格杀勿论。
由于达赖喇嘛的反对，3月11日以后，一部分人移到布达拉宫脚下叫做雪的地方开会，一部分人仍在罗布林卡开会。在各种会议上，叛乱分子们力求寻找一些“西藏独立”的“政治资本”，他们召开过几百人的扩大会议，广泛地强迫群众签名参加叛乱。他们还枉费心机地起草了西藏与中央“不和”的“十大理由”和“四大理由”以及宣传要点之类的东西。反动分子们企图通过这些杜撰的材料来欺骗群众，笼络人心。可是他们是不大容易达到目的的。例如，由英国一手培养起来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反动头子、西藏的财阀擦绒所起草的反对中央的“十大理由”，竟把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办学校、修公路、办医院、修电厂等藏族人民同声称赞的好事，也说成是坏事，说成是“危害甚大”、“魔手伸人了天堂”等似乎足以值得反对的“理由”。
在伪“人民代表会议”上，曾经专门讨论了拟发电报给逃到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通知他们“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要求他们呼吁印度政府和联合国等给予叛乱分子以支持。噶厦牛皮船总管、五品官泽登旺秋曾参加过几次会议。他谈到3月12日伪人民代表在“雪”开会时，有人曾提出立即发电报给噶伦堡，叫他们（叛乱分子）向印度呼吁。泽登旺秋说：“13日的会议上，他们拟好了电稿，并当场决定派强钦·土登才白堪穷去罗布林卡将电报送叛乱武装司令功德林扎萨审阅，然后送德吉林卡（即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发出。”
查获的材料证明，他们确实从拉萨向噶伦堡发出了密电。在藏历二月七日和八日（即公历3月16和17日）发出的二封密电，是分别以“西藏独立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名义，发给逃在印度的西藏叛国分子孜本夏格巴·汪秋德敦转给噶伦堡的反革命组织“西藏幸福事业会”的。这就证实在拉萨确有同指挥西藏叛乱的中心噶伦堡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从缴获的叛乱分子的文件中，也使人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拉萨的叛乱分子，当时自己还没有可供使用的电台。因为从一份在功德林缴获的“向噶厦等的报告记录（行动计划）”中证实说：“我政府（指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有无线电，是否可以直接（说的是直接而不是间接）发电至噶伦堡”？随后，在这份报告记录的末尾说：“已办。”“无线电的器材不全。”从这份叛乱分子的内部文件中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拉萨叛乱分子的电台当时器材不全，不能使用；第二、拉萨叛乱分子发往噶伦堡的密电，不是叛乱分子自己的电台发的。对此，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拉萨同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秘密联系的电台，究竟来自何处？
八、谁是被叛乱分子寻求“支持”的人？
据伪“人民代表”分子阿南拉说。3月10日上午，叛国的噶厦政府派了两个官员、六个“人民代表”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寻求对叛乱的支持，印度领事蔡伯尔先生接见了这些叛乱分子。叛乱分子对这位领事说：“我们的人民今天游行了，从今天起我们西藏独立了，我们不再在汉人管辖之下了，汉人如要杀我们，你们要出来作证，我们的独立你承认不承认？”
由于印度同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这位印度领事对于答复叛乱分子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有困难的。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你们所谈的问题，我要请示我们的政府才能答复。”这天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参加伪妇女会的分子衰桑说，3月巧日，噶厦所组织的伪妇女会，凑集了一些妇女，再次去印度领事馆要求答复。是伪妇女会分子噶林厦·却拉（尼姑）带领前去的。却拉向蔡伯尔说：“西藏是独立的，请将意见转告印度政府的领袖。”
蔡伯尔先生答复说：“关于西藏独立问题事关重大，要请示黔我们的政府后才能答复。”
拿对于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作出怎；样的“答复”呢？是否应该“答复”呢？蔡伯尔先生没有作进一于步的说明。
当天，印度领事馆答应要伪妇女会的代表明天（即3月16日）上午10时（即北京时间12时）再去领事馆听候“答复”。果然，3月16日伪妇女会的代表又准时到达印度领事馆。蔡伯尔先生说：“情况已报告政府，尚未答复。”
为了听候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问题的“答复”，伪妇女会的代表在3月18日又去领事馆。据衰桑说，这次她们没有见到蔡伯尔。
由于印度驻拉萨领事答应印政府要对“西藏独立”问题予以“答复”，这样，叛乱分子便连续三、四次到印领事馆“请愿”。叛乱分子要寻求外国人的支持，这就是在此间为许多人所共知的一些公开的情况。
九、反动派是怎样把妇女遥上街头的
伪妇女会是由噶厦出面一手组织起来的，从3月14日起，大肆活动。反动分子把姑娘、主妇和老太太们赶上街头，强迫他们开会游行。
叛乱分子利用妇女会欺骗迷惑群众。他们制定统一的反动口号，交给她们在街上呼喊，强迫家庭主妇都要开会游行，否则罚银子，打屁股，没收财产，从居住的房屋中赶出去。
3月14日，有300多妇女接到噶厦的通知，凑集在布达拉宫下开会，另有几百个妇女在印度领事馆附近开会。下午4点多，两处开会的妇女集中一起，有300多人到街上游行，呼喊反动口号。人们看到，这是一个被驱赶的、不情愿的游行队伍，真正喊口号的也只有四五十人，其余的嘴不动，手也不举。当她们经过我人民法院门口时，有一个机关干部想把这个游行队伍拍下照片，结果，大家纷纷躲到路边。有的用围裙蒙着头，害怕摄人镜头。当时趁着混乱的时刻，多数妇女索性躲人小巷中，趁机走散了。
在以后的几天，因为噶厦用罚款、没收财产等办法逼得紧，到会的人数从几百一直增加到19日的2000多人。这时，人们私下传播：这是噶厦的缓兵之计，等军队准备好以后，这玩意儿就不需要了。
几位被叛乱分子强迫参加开会游行的家庭主妇对记者说，在那些日子里，她们受到种种威胁，每天提心吊胆，哭哭啼啼，在被逼得没有办法时，只得闭着嘴巴跟到街上走一趟。在自治区筹委会机关里有亲友关系的，索性就搬到亲友那里去躲避。那几天拉萨市民偷偷搬家的特别多，以致给许多机关造成人满之患。三个孩子的母亲其美旺姆对记者说：“叛乱分子威胁我们说，凡是给汉人办事的，都要烧掉他们的房子，把老婆孩子都烧死在屋里。”她说：“他们逼着我们妇女到布达拉宫下去开会，男的一个不要，所有妇女包括刚能说话的女孩子，都得去！叛乱分子说，如果不去，在家里搜出来，要没收全部家产。”其美旺姆是个不到30岁的活跃的家庭主妇，她曾参加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的业余歌舞团，因为这一件事，她曾日夜担心，害怕遇到叛乱分子的报复。她被迫去开了一次伪妇女会，叛乱分子逼迫她签了一次名，可是她说，她当时根本不知道签名是什么意思。
其美旺姆说：“后来我生病了，要求不去开会，反动分子逼我拿出25两银子，还说我拿汉人的大洋（指参加业余歌舞团）；所以不来开会，以此来威胁我。”她同院的一个妇女比她还可怜，那个妇女头一天小产，头发昏，下部还流血不止，可是第二天叛乱分子就强迫她去开会。那位妇女苦苦哀求说：“我的身体实在不行，情愿给50两银子行不行！”可是反动分子不理睬她，威胁说：“噶厦通知了，谁如果不去，屋里的东西要没收。”这位妇女只得浑身发着抖去参加叛乱分子召集的妇女会。
朗杰卓噶也是一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在拉萨市第二小学当教员。就为这件事反动分子威胁她说：“凡是拿汉人钱的，都要像帕巴拉·索朗降措一样的对待！”那些日子，她的丈夫一直躲在外面。
朗杰卓噶被迫参加伪妇女会一次，第二次她托病不去，叛乱分子说：“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口号也喊了，再想不去就不行了！”后来，她被迫参加了到印度领事馆门前“请愿”的活动。她说：那天有好几百人，我听到从印度领事馆传出的话说：“给我们政府的电报已经发出，还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游行队伍就上街游行。
朗杰卓噶看到，叛乱分子在会上恐吓人们：“谁不来开会，就通知他拿银子来，以前没来的，现在有钱当场交，没有带钱的回去拿，家里没有要向人借，一次交50两，一个不能少！”朗杰卓噶说：“就在那次会上，一个藏政府的小官员的妻子，因为四次没有到会，当场被罚了2田两银子。”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她只得躲起来了。
回族妇女则利海为躲避叛乱分子的威胁和勒索，曾想搬到人民银行她的亲戚那里，叛乱分子知道后，威胁她说：“谁随便搬家，就没收房子，要像对帕巴拉堪穷一样地处理她！”
后来她还是偷偷地搬走了。
妇女们谈起受害经过都哭了。她们说：那时候真像没了太阳，这些叛乱分子应该坚决消灭！
十、叛乱分子全面进攻，解放军奉命平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