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雨川
根据“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机构进行了缩编，人员和财政下马了，多数上层人士的疑云消散了。可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利用我收缩之机，公然喊出“永远不改”的口号，妄想用武装叛乱的办法，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永远维持其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
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张经武、张国华本着加强民族团结，消除武装叛乱的愿望，多次向噶厦政府通报叛乱分子的活动情况，一再要求他们切实负起平息叛乱的责任。可是，他们却阳奉阴违，继续在暗中策划、支持叛乱。
一次，张国华等领导同志在工委驻地会见西藏地方主要官员，商谈如何对待江（指金沙江）东逃来的叛乱分子问题。人称“小诸葛”的首席噶伦索康竟阴险地提出要解放军出面处理，企图把责任完全加到解放军头上，把矛盾引向解放军。早就摸透索康脾气的张国华，一听便知道他的不良用心，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解放军坚决反对叛乱，但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叛乱分子窜扰西藏是地方治安问题，应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处理。你们有权利，有责任，又有藏军，完全有条件处理好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的如此软弱如此暖昧，至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能说明你们当中有人与这些叛乱分子有着一种很不正常的关系，这是很不好的。”
张国华的话，一针见血，击中了他们的要害。索康紧张了，坐不住了，一反过去那种傲慢的常态，拿着烟，拿着火柴，向在场的所有人员包括工作人员一一敬烟，来掩盖他的失态。1958年7月中旬，张经武、张国华直接会见达赖，严正指出，“噶厦对西藏地区的反动分子和从江东逃人西藏地区的叛乱分子采取纵容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要实行武装平息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对中央的等待和忠告置若罔闻，叛乱分子在他们的支持下，利令智昏，制造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残酷、野蛮地杀害解放军指战员和进藏工作人员，惨绝人寰地屠杀蹂躏西藏人民。即使在这紧急关头，中央仍然坚持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执迷不悟，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从后台走上前台，从暗中策划、支持到公开指挥叛乱。直到1959年3月，他们密谋已久的全面武装叛乱终于发生了。这时拉萨已聚集叛乱分子7000余人，在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在拉萨占领了有利地形，形成对我机关、部队的分割包围态势，妄图一口把我吃掉。
对于西藏叛乱，毛主席明察秋毫，早有预见。1957年6月24日，毛主席就在一个批示中明确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面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随后，中央在内地指定三个师随时准备人藏平叛。西藏工委、军区也作好了坚守防卫的一切措施，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远在内地养病的张国华，对拉萨的局势极为关注。他认为，我们面临的这场斗争，是关系西藏命运、前途的大决战。要么进一步统一，走向社会主义；要么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西藏人民要么继续挣扎在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统治之中，要么彻底获得翻身解放，创建民主、幸福的新生张国华与西藏平叛活。所以他及时向工委、军区转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并根据中央的战略意图，极积地多次向工委、军区提出自己的详细周密的意见。诸如他说“达赖和索康等反动头子逃走后，拉萨叛乱武装有逃跑的可能。我驻拉萨部队主要任务是设法不让敌人逃走，待主力到达后加以聚歼。”“所有据点一律固守，继续示弱，诱敌攻我，以抓住敌人。”“工委、军区机关应加强工事，以利坚守自卫。”“各据点，对敌可能逃跑的道路，应组织火力封锁和夜间巡逻；可能时设置火堆，继续使用信号、照明弹，使敌惶恐不安，增加其夜间逃走的困难；装甲车不分昼夜沿敌可能逃跑的公路线巡逻。”“主要据点尽可能在夜间组织小分队，在据点附近活动，防敌突然偷袭。大小据点，都应有一定的突击力量，但不要随便出击。那怕吃点小亏也不要轻易反击，以尽量多地把敌人吸在拉萨，尔后把叛乱分子包围起来加以聚歼。”而这个包围聚歼的任务，中央已经确定，就是要由张国华率领内地的增援部队予以完成。
3月20日凌晨3时45分，盘踞罗布林卡南侧的叛乱武装，首先向我前往拉萨河南岸牛尾山西侧执行控制然巴渡口任务的分队开枪射击。接着，市内叛乱武装即向我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5时，军区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事态发展，决定以拉萨现有兵力（机动兵力只有10个连）于10时向敌发起反击，并上报军委。当收到军委重申作战方针的复电时，平叛部队对拉萨制高点药王山的炮火袭击已经开始了。拉萨之战，我军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就把叛乱迅速平息下去，从而揭开了西藏彻底平叛的序幕。
张国华再也呆不住了，他决定抱病返藏。这时，电话里传来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国华同志，请稍候，我们派车接你参加一个会议。”
张国华没有询问会议内容，也没有问在什么地方，但他肯定与平叛有关。他的家人也敏感地以为会后国华将飞返西藏，还特地准备了他平常喜欢吃的菜，打算送行。
汽车沿长安大街向西驶去，一直奔向西郊机场。他与张经武会合后，才被告知他们的目的地是武汉。飞机穿云破雾，张国华心潮逐浪，他意想着毛主席将要作出的重大决策。3月初的武汉，春寒料峭，东湖的游人开始多了起来。而东湖边的一个寓所却异常宁静。毛主席在这时亲切地召见了张经武、张国华，他们在这里下榻，进餐。毛主席在办公室里、在饭桌上，不拘形式，不止一次地同张经武、张国华进行了谈话。主席说，“天要卞雨，娘要嫁人。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这样搞（指叛乱）无非是想赶你张国华走路。”
当谈到西藏的平叛、改革时，主席说；
“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人民就会早日获得解放。现在他们既已发动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毛主席还谈到平叛中，“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谈到了“关门平叛”。谈到了改革的方针、步骤，谈到了……等等。
就这样，张国华在毛主席身边幸福地生活了一天两夜，既受教育，又添信心。
张国华带着毛主席的指示于3月下旬飞返拉萨。他成竹在胸，决心打敌要害，迅速发起山南战役。4月4日，军区调集4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以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的手段，向盘踞在山南地区之敌发起进剿。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一举荡平了叛敌的老巢。封锁了亚东以东，米林以西的边境线，割断了叛乱分子与国外陆上联系的重要通道，基本上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山南战役后，张国华、周仁山和总后部长洪学智立即赶赴山南、泽当、乃东、隆子等地调查研究，看望党政干部，慰问群众，帮助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对作战中发生的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和妥善处理。
在政策上，当时有人提出，为了彻底解决寺庙问题，划叛乱寺庙时，要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可划可不划的坚决划。张国华鉴于叛乱分子在山南盘踞较久，很多寺庙都程度不同地与叛乱分子有所牵连，反复强调要慎重，一定要有确凿的足够的证据。事后，分工委书记王运祥同志说：“当时不是国华同志把关，山南寺庙几乎都可以划为叛乱寺庙，那样就扩大了打击面。”张国华每到一地，都和那里的群众亲切交谈，认真听取他们对叛乱分子罪行的控诉，深切同情他们在叛乱分子盘踞期间的遭遇，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鼓励他们努力生产，迎接即将开始的民主改革。往往形成这种场面，当张国华要离去时，群众纷纷追随车后，张国华也依依不舍，只好停下车来，再次和群众交谈、告别。这种亲密的干群关系是何等的珍贵！
1959年，西藏平叛部队在张国华的统一指挥下，先后经过拉萨、山南、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歼灭了敌人，肃清了拉萨、山南、塔工、黑河四个地区的成股叛乱武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深化了张国华的认识。
张国华在主持1959年的平叛总结时，从方针、政策到方法、步骤都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和概括，发表了不少具有相当深度的见解。他首先肯定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的胜利，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
他说，“边平边改”的方针，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鉴于叛乱武装就是农奴主的阶级武装，要实行民主改革，彻底解放西藏劳动人民，就必须首先平定叛乱；反过来又只有发动群众完成民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挖掉叛乱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巩固平叛成果。因此，在部队中树立“平叛就是为了改革”的思想十分重要。贯彻“边平边改”的结果，既可加速平叛的进程，又可促进民主改革的发展。
他说：“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必须全面贯彻。但在具体运用时，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掌握，同时并举或有所侧重。一般在平叛初期和战役（战斗）的进剿阶段，侧重于军事打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促使分化，结合进行政治争取。平叛后期和战役（战斗）的清剿阶段，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力求减少伤亡破坏，并配合以必要的军事打击。不论军事打击为主，还是政治争取为主，都要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靠，要把发动群众贯彻到平叛的全过程。张国华从战略上把平叛、改革联系起来考虑，根据主观力量和客观情况，提出了“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原则。他说：“这是从整个斗争着眼，通盘考虑，分别轻重缓急，以现有力量集中使用，逐个地区、逐次转移进行平叛的”。在具体步骤上，采取了“先边沿、后腹心”，“先公路沿线、后边远地区”，“先农区、后牧区”的原则。如山南地区的平叛部队，进剿后立即转人清剿，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直至成股叛乱武装被消灭，残敌基本肃清，枪支基本收光，树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治优势，部队主力才逐次转移到塔工和其他地区。这样做的结果，使1959年平叛的地区，没有出现叛乱反复的情况。为了有效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他指出，必须对投降来归的叛乱分子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的“四不”政策。因为叛乱武装的叛首、骨干和坚决分子这三种人都有严重或较严重的罪行，尽管处于绝境，仍然顾虑重重。有了“四不”和立功受奖的政策，就能解除他们的顾虑，分化瓦解敌人，把被裹胁参加叛乱的劳动群众从叛首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
张国华主持总结的基本经验，在以后的平叛被充分运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张国华在成都平叛边防现场会议上就此所作的发言，受到了当时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充分肯定。
经过1959年的平叛，1960年初，全区尚有的叛乱武装主要被分割在恩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代称一号）地区；温泉、黑河、巴青之间（代称二号）地区；申扎、萨噶、定日之间（代称三号）地区；昌都东南（代称四号）地区。一二号地区之敌比较集中，约有18000人，战斗力较强。
1月中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参谋长王亢详细介绍了敌情后说，“司令部作（战）情（报）通（讯）等部门一定要根据首长的意图，紧密配合，搞好部队的协同。”副司令员邓少东就如何贯彻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和任务区分讲了意见。副政委詹化雨则着重讲了对政治工作的要求。丁指和各领导也分别发了言。张国华强调说，“1960年底，是平叛改革的关键年，我们要乘胜前进，争取在今年内基本解决问题。为了出敌不意和不过多影响群众春耕春播，有必要把行动的时间适当提前，这就要求部队进一步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作风。”经过讨论，会议提出，“大干1960年，争取秋季肃清股敌，年底肃清残敌，完成民主改革，做到军政双丰收。”同时确定把进剿时间，提前到大雪封山的3月初开始。
平叛部队根据军区的部署，胜利地进行了一、二、三号地区战役和阿里战役。至9月底，全区除昌都和墨脱外，即已基本肃清了20人以上的成股叛乱武装。
昌都地区的斗争形势，曾一度不好。张国华和总参代表丁盛亲自前往检查整顿后，斗争形势才逐步好转。张国华从8月22日至9月8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汇报会，广泛听取军队和地方干部的意见，和干部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昌指在他和丁盛的指导帮助下，找到了问题所在，主要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政策观念差，尊重一元化领导不够。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同时，军区还派副政委詹化雨到昌指加强领导。
经过整顿的昌指部队，从10月1日至12月26日，先后组织了对昌都东南地区之敌的进剿和对昌都北部之敌的清剿，歼敌20余股，生俘重要叛首呷日本、才旺多吉，取得了重大胜利，基本扭转了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
经过一年的平叛斗争，到1960年底，基本上平息了全区的叛乱活动，民主改革得到了全面展开，取得了平叛和改革的决定性胜利，同时也加深了对平叛斗争规律的认识。军区在张国华亲自主持的1960年平叛总结工作中，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对“边平边改”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方针的认识，而且对如何实现歼灭战思想以及实施围歼作战的重要环节等方面也提炼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张国华主持1960年平叛总结时，在方法上作了改进。首先召集有关负责同志和起草组座谈主题思想、基本内容和结构。然后把起草组一分为二，按照共同研究的路子分别写出初稿，交有关同志比较讨论，各取其长，汇为一稿。经他和起草组逐段逐句的推敲后，提交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对讨论稿提出意见，直至推翻重来，力求总结出管用的经验。会后再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最后才由党委审议定稿。把总结过程变成一个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的过程。这既反映了他对总结经验的重视，工作方法的灵活，也反映了他的民主作风。这种集思广益的总结，应该说是领导、群众和起草人员的集体创作。所以，许多同志包括工委的秘书长、宣传部长等都说在他领导下搞材料，尽管要求高，抠的严，但思想明确，路子清晰，好写好改，可以得到提高。
1961年平叛进人尾声，残余叛乱分子处于穷途末路，疲于奔命的境地。各部队在任务区内，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政治争取，分别采取重点合围、搜剿、专案侦捕和边侦边打等手段进行军事打击，收到显著效果。特别是昌东南地区进展较快，受倒总参、总政通报表扬。残存的重要叛首如四川窜来的国民党少将参议八角喇嘛、宁静地区的敌司令扎巴、副司令麦巴，叛首吉错本和5名空降特务，江达叛首四朗巴登，申扎叛首保保阿工等，都陆续就歼或投降。至此，西藏的平叛即告结束。
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基本肃清了公开活动的叛乱武装，防止了新叛、复叛；掌握在叛乱分子手中的枪支、反动文件也基本收光。1961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通报嘉奖所有平叛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平叛方针，取得了平息叛乱的伟大胜利。西藏的平叛是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在雪山耸立，冰河纵横，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补给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对手熟悉情况，适应性强，既可利用民族、宗教作为幌子，又有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所以平叛一开始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有的是好意的担心；有的是恶意的歪曲；也有的是幸灾乐祸。有人断言，没有20万军队，叛乱平息不了；有的断言，叛乱分子不可能被消灭。结果，他们都错了。我们投人的兵力远远少于20万，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彻底平息了叛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张国华认为，奇迹所以出现，首先在于战争的正义性，平叛代表了西藏95％以上人民的利益，广大西藏人民把平叛看成自己的事业，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和支援平叛斗争，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第二是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边平边改”、“三结合”的方针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宽待俘虏和“四不”政策起了重大作用。政治争取来归的占歼敌总数70％以上。第三是平叛部队，凭着对党、对西藏人民的赤胆忠心，忍饥受冻、餐冰卧雪、机智果断、连续作战，高度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和英雄事迹。平叛部队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计牺牲官兵1551人，伤1973人，功绩卓著，不愧为伟大的军队。
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无情的，谁想把历史车轮倒转，谁就要遭到历史的惩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本想通过叛乱挑起一场民族战争，永远不改革，永远保持其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结果是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带来的却是一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阶级战争，民主改革的提前到来和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灭亡。
[作者简介：党雨川，原为18军进藏老干部，曾长期担任张国华同志的秘书。此文是作者生前所著《张国华同志在西藏》的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