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关重镇的守备
宫廷中为易立太子的事闹得鸡飞狗跳，兵部尚书于谦却担心边关重镇的守备。瓦剌也先奉还了太上皇，遣使恢复朝贡，一时边境熄灭了狼烟。可是于谦清醒地认识到：蒙古部落地处严寒肃杀的漠北，除了牛羊马匹，什么都不出产。他们的人口日渐增多，吃的用的穿的什么都极为匮乏。而民性又极其强悍，内部争斗杀戮年复一年，日无止息。其本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安稳一时，过不多久又会伺机内侵，入关烧杀掳掠。
自从明朝建国以来，从太祖命徐达攻取大都，残元北窜；到成祖亲率大军五征漠北，宣宗四度巡边，直到土木堡之役英宗北狩。北方的战事何曾消停过？一厢情愿地想让蒙古部落停止南侵，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边关重镇的守备，切不可懈怠，否则就要吃大苦头。
当年瓦剌南侵，杨洪奉命放弃独石、马营，退至宣府据守。也先所过之处八座城堡全被他摧毁。于谦从上任开始便筹划要恢复这些城堡，派兵屯守。朝廷商议时有人建议收缩防御范围，放弃这些难守的城堡。于谦坚持道：“若放弃这些城堡，不但宣府、怀来难守，京师也将动摇。”
景帝采纳了于谦的意见。于谦推荐富有经验的都指挥佥事孙安镇守独石口，并把守城的方略传授给他。让他率领轻骑出龙门关据守，招募百姓屯田，由国家给予耕牛、种子，免除所有的赋税。农时耕种，闲时操练。慢慢地，独石、马营、龙门、赤城、雕鹗堡等八座城堡全都被修复，驻扎重兵，成为宣府和京师的屏障。
后来，朝廷又调给事中叶盛为右参政，协助孙安参赞军务。守备宦官弓胜屡屡阻挠孙安的军务，向景帝进谗称孙安患病，需另择良将取代他。叶盛听到后，发挥了他在朝中敢于进谏的特长，上书景帝称孙安被宦官弓胜掣肘，边将没有比孙安更胜任的。于是朝廷晋升孙安为宣府副总兵，继而又把弓胜调走。独石遂雄立于长城北口，成为拱卫宣府的重镇。
景泰二年夏天，镇守宣府总兵官、抚宁伯朱谦因病去世。景帝听从于谦的建议，再次任命昌平侯杨洪出任总兵官镇守宣府。同时任命杨洪的侄子杨能、杨信为左右参将。杨洪上书道：“臣既佩印充总兵官，而兄子杨能、杨信都以都督同知、佥事充任参将，臣子杨俊亦以右都督统率三千营。一门父子同时掌握兵权，盛极难以自安。乞求赐臣退休，或调迁杨能等到别处镇守。”
杨洪虽是武臣，却懂得盛极难安的道理，殊为难得。好在他不是一个野心家，否则一门尽掌兵权，极容易成为不安的因素。
杨洪去宣府没有多久就患病回到京师，一个月后不幸病逝。他的儿子杨杰承袭昌平侯，大概是老爹临终嘱咐，他又上书朝廷称：“臣家一门三都督，苍头得官者十六人，大惧不足报称。乞停苍头杨钊等的职务。”景帝同意并予嘉奖，杨钊等停职仍给薪俸。原因是怕他们对主子产生怨恨，使忠臣家受害。
杨杰不久也患病去世，由庶兄杨俊袭侯爵。杨俊是个不安分的角色，他任独石守将时，曾经以私怨杖死都指挥陶忠。后来又冒擒喜宁功事发，被言官交相弹劾，下狱论斩。杨洪请调他随自己操练，躲过一劫。后来令其募兵自效，他在真定、保定、涿州等地训练民兵卓有成效，后又调回北京训练三千营。
景泰三年，杨俊上书道：“也先既弑其主，并其众，包藏祸心，窥伺边境，直须时动耳。闻其妻孥辎重距我才数百里，我缘边宿兵不下数十万。宜分为奇正以待，诱使来攻。正兵列营大同、宣府，坚壁观变。而以奇兵倍道捣其巢。彼必还自救，我军夹攻，可以得志。”
杨俊这种心血来潮的冒险计划没有被于谦等采纳。第二年，他充游击将军送瓦剌使者北归，在永宁因为喝醉了酒，又逞私怨杖都指挥姚贵八十军棍。且喝令推出斩首，被诸将劝阻。姚贵向朝廷申诉其横暴罪，宣府参政叶盛也参劾他。杨俊竟然封还朝廷敕书世券，以示自己是功臣之后。惹得满朝言官争相参劾他跋扈骄横，论斩下狱。
恰逢杨杰病故，杨俊得以从狱中释放，降为都督佥事。谁知家人又告他盗卖军粮，查实再次论死，免死夺去他的爵位。
直到英宗复位，张告发他曾说英宗归来将为祸本。英宗一怒，将他打入诏狱，数罪并发，被诛死。
倒是杨洪的两个侄子杨能、杨信，能守武将本分，屡立战功，后都封为伯爵。
另一处重镇大同总兵官郭登因为年老有病，向景帝上书请求退休，推举石彪代替自己当总兵，并请求让他的儿子郭嵩到宫中值宿，当一名普通侍卫。景帝优诏任命郭嵩为散骑舍人，不同意郭登退休的请求。
这时边塞战事稍为平息，郭登想尽力安排公正廉明能干的人和他一起共事，便上书弹劾巡抚沈固诸多贪佞不法事，请予更换。于谦推荐了河南布政使年富代替沈固。年富以清正廉明、敢于抑制豪强惩治贪腐著称。朝廷便任命年富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提督军务。使大同在郭登之后保持了强大的防御能力，敌人不敢侵犯。
二 于谦创立团营
于谦身为兵部尚书，以国家安危为己任。在北京保卫战期间，虽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最后战胜了入侵的敌人，把瓦剌也先赶出京城。但同时他也了解到军队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而且由于久不征战，这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他有一次下卫所去检查，发现缺员严重：五千多人的编制，竟有一千多人不在战斗岗位上。从都指挥、千户、指挥到百户，层层都有虚报兵员、冒领薪俸的现象。有的士兵明显缺乏操练，战列不整齐，动作不规范，精神萎靡，举动张皇失措。长此以往，倘若再来一次瓦剌入侵，胜负就难以预料了。
京军有三大营。一称五军营，是太祖朱元璋洪武初期创立的军队建制。将部队分为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等五军。各军均有步兵和骑兵，专习阵法。一称三千营，最初是明成祖将兀良哈朵颜三卫的三千名剽悍骑兵编入军队，作为皇帝的警卫部队。一称神机营，是征讨交阯时获得的西洋火器，神铳、大炮等，就此建营以专人研习，作为特种部队使用。
三大营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由公、侯、伯等勋将担任，不到战时他们并不领兵，也不参与部队的操练和管理。
自从明英宗被送回北京，于谦认为与瓦剌的和议始终靠不住，一定要找到用以自强的根本办法。他看到京营的政务久已松弛。三大营虽然各自设有总兵，又派有太监监军，但承平日久，训练非常懈怠，又不互相统一。遇有战事，临时调拨士兵和将领。因为彼此平时不在一起训练，号令不统一，甚至上下级之间彼此连姓名都叫不出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往往因此延误战机，招致失败。
于谦锐意进行改革，他一连数天数夜把自己关在值房中，参照前代兵法而加以变通，琢磨出一套新的军队统属及训练方法，并详细地绘制成图，呈献给景帝。三大营的旧制为之一变。
于谦开始时从三大营中选调精壮军士十万人，分为十营集团操练，故名曰团营法。以五十人为一队，队有队长；一百人为两队，设领队官。每一千人设有把总，五千人设都指挥一人统率之，一万人为一营。
团营法实行一年后，又增选五万人加入操练，仍分十营，每营一万五千人，每营设有都督一人，下辖三个都指挥。十个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总领团营，受兵部尚书（兼总督）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监军。
自从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从他本人起，所有将官都要到安定门外校场操练，统率部队，亲执戈矛，演练阵法。领队军官包括把总、指挥以下必须熟悉手下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及出自哪个卫所。倘有战事，京军出征，团营将领随队而行，不另派将领。
没有参加团营的士兵，仍由三大营统率，称为“老家”。这部分士兵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仅维持军籍，作为预备兵源而已。团营法在景泰朝实行三年，取得很大的成效。明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多次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塞诸镇也日趋安定。
景帝十分信任于谦，命他总督团营事务。石亨虽是总兵官，但实际权柄没有于谦大，一切都指挥以下军官的任免都由于谦拍板，使他没有任用私人、营私舞弊的可能。石亨自恃在北京保卫战中亲自冲锋陷阵，屡获胜绩，因战功彪炳而封侯，于谦不过一介书生而已。利令智昏的石亨全然没有想到，如果当时没有于谦的举荐，他可能至今仍在牢狱中服刑，或仅是一个募兵自效的下级军官。
石亨在一些人的怂恿下上书景帝，请求辞去总兵官一职，以此来进行要挟。景帝没有批准他的辞呈。这时于谦上书说：“太祖、太宗朝本没有总督的设置，近来因为边塞的兵事很是棘手，命臣兼任。这是一时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办法。当前敌情不定，任命将帅应该使其事权专一。臣见石亨将军屡次请求辞职，是与臣计较地位的高低。乞求陛下解除臣总督军务一职，使石亨专任其事。”
景帝这时信任于谦，自然也没有准他辞职，于谦也就只能委曲求全，以国家安全为重，不计较他与石亨之间的种种恩怨。
三 “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翰林院侍讲徐珵，自从英宗被俘时倡议迁都南京，遭到于谦严词驳斥，被赶出朝堂，一直郁郁不得志。但短小精悍的他确实颇有才气，因此不甘于寂寞，于是想方设法攀附权臣，以图仕进。
当时大学士陈循身任内阁首辅，是朝中最有权势的人。徐珵去他府中拜访，送了一条玉带做见面礼。
陈循笑着说：“徐公的礼物固属贵重，可惜送错了人啊！”
徐珵胸有成竹地说：“下官并没有送错，公带马上要换成玉的了。”
不久，陈循果然加官为太子太傅，二品玉带围腰（实为犀带，一品方为玉带），因而对徐珵多加关顾。徐珵自恃有才学，想谋国子监祭酒之位。当时朝廷用人多取决于于谦的意见，徐珵有个门生杨宜是于谦的姻亲，便托他再三在于谦面前游说。于谦也觉得徐珵学识渊博，便把他的要求托内侍转达景帝。
一天退朝后，景帝把于谦单独留在文华殿说：“你推荐的徐珵就是前年提议迁都南京的那个徐珵吧？此人虽有文才，但为人险诈，哪堪做为人师表的国子祭酒？若依卿言用了他，国子监的后生秀才恐怕全要被他教坏了心术。”
于谦知自己所荐非人，向景帝惶恐谢罪。此事就此作罢。徐珵不知道于谦曾经推荐过自己，反而以为一定是他在景帝面前说了坏话，把事情搅黄了，因此对于谦怀恨在心。
徐珵未能如愿，陈循说全是他的名字惹祸，提议迁都南京让徐珵臭名远扬，人家永远会记得。陈循给他出主意：改一个名字。官场上文书往来，只看奏折上的署名。你改了名字谁也不会知道你就是那个徐珵了。
徐珵听从了陈循的建议，于是改名为徐有贞。景泰三年，果然蒙混过关，升迁为右谕德。后被派出治理黄河水患，立了大功。
怨恨于谦的，不止是石亨、徐珵这些人。由于他掌握了实权，一旦秉公办事，难免要得罪许多人。于谦生性疾恶如仇，尤其看不惯那些怯弱无能而又惯于飞扬跋扈的官僚和王公贵族，从内心鄙薄他们，因而得罪的人很多。幸亏景帝对他非常信任，依赖他的忠诚与才能来治理国家，他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于谦一心忧国而忘记自己的身家。瓦剌入侵时，他一直住在兵部值班房，不回私第。身边只留一个养子照顾他的生活。每天做点粗茶淡饭过日子。景帝得知这些情况后，命宫中给他制作饭菜送去，还送了一些日常用品。于谦犯有比较严重的气管炎病，经常咳嗽多痰。一旦发作，景帝便派宫中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视。
有一次于谦旧病复发，景帝派遣太医院院使董宿为他看病。董宿说：“此病须竹沥和药服下，方可治愈。”兴安将此事禀告景帝，并说只有大内万寿山有竹林。于是景帝带了兴安等亲赴万寿山伐竹取沥，赐给于谦疗疾。
因为这件事，有人公开上书说景帝过于宠幸于谦。司礼太监兴安愤愤地说：“只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朝中正要用人，哪里有这样的人，你们寻一个来换于某！”
于谦不树党，不媚君，又不避嫌怨，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兵部右侍郎王伟是于谦一手提拔上来的，深得于谦的信任，但他见于谦得罪人多，怕人家把自己视作于党，故意密奏于谦的一些失误。景帝将王伟的奏折转交给于谦，于谦叩头谢罪。
景帝说：“朕了解卿，怎会信人言？”
于谦从宫中出来，王伟心虚地问：“皇上与公说了些什么？”
于谦道：“我有疏误，望君当面指正，何至于要用密疏论奏呢？”
王伟面红耳赤地深感无地自容。
于谦性情刚烈，又赋有才气，每当受到各种攻击和委屈无可奈何时，他往往抚胸叹息道：“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此时，他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终生敬仰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一股浩然正气骤然充斥胸臆。是啊，为了国家社稷，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险，我都将倾尽全力以赴，赴汤蹈火，死而无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