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于谦、王文被杀
在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的同时，张带领的军马控制了外朝各处要害。英宗虽然宣布百官各守原职，那只是暂时安定人心的套话。实际上这时官员们都被圈禁在朝房内，谁也不能离开一步。而曹吉祥也乘势控制了皇宫内部，景帝的亲信太监兴安、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都被他看管起来了。
这时，在奉天殿的偏殿中，徐有贞正召集陈循等人紧张地草拟太上皇复位的诏书。陈循是景泰朝的内阁首辅，此刻自然心怀忐忑，想依靠他与徐有贞的关系改换门庭，投靠新主。于是他拼命搜索枯肠为太上皇复位歌功颂德，以图摆脱自己的窘境。而一些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又开始在新主子的授意下，草拟奏章举劾那些他们想要报复打击的人。一场惊心动魄的报复与清算的阴谋在悄悄地进行。
到了中午，大殿前的钟声响起，太上皇英宗再次登殿，举行正式的即位典礼。文武百官跪拜三呼“万岁”后，徐有贞宣读登基诏书。大意为：“土木一役，乘舆被遮。皇太后颁懿旨建立皇储，并定郕王监国。不意监国挟私，遽攘神器，易皇储，立己子。皇天不佑，嗣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致沉疴。朕受臣民爱戴，再行践祚。咨尔臣工，各协心力。”云云。
诏书下令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正常的朝代更迭，都是定次年为新朝元年，以示对故皇帝的尊重。英宗等不及了，他也没有必要尊重被推翻的弟弟，他窃据天下七年已经够了。
这还是不足挂齿的小事。随后英宗下了第二道谕旨，令锦衣卫即于班中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和内阁大学士王文。随后内阁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的亲信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都被打入诏狱。可怜陈循刚才还在帮徐有贞草拟即位诏书，心存侥幸冀图取媚新主，竟也难逃被捕的厄运，殊为可悲可叹！
“夺门之变”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政变胜利的一方登上权力的顶峰，必然以失败的一方丧失权力甚至丢掉头颅为代价。太上皇英宗口头上让文武百官各安其职，实际上他要把景帝信任的政治班底连根拔掉。而政变的参与者徐有贞、石亨等人也只有把原来的权臣清除掉，自己才能取而代之掌握朝廷的权柄。
景泰朝最有权力的大臣是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徐有贞、石亨他们首先就要扳倒这棵大树，而且他俩都对于谦存有个人恩怨。
于谦为官清廉，作风正派，战功彪炳，要扳倒他并不容易。石亨和徐有贞加在于谦头上的罪名是与王文合谋迎立外藩，犯有谋逆罪。在徐有贞、石亨等的授意下，六科给事中上书弹劾：“王文、于谦内结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外联陈循、江渊、萧镃、商辂等朋奸恶党，逢迎景泰，易立储君，废黜汪后。卖权鬻爵，弄法舞文。乃者景泰不豫，而文、谦、良等包藏祸心，阴存异图，欲召外藩入继大统。事虽传闻，情实显著。且王文党古镛、丁澄，于谦党项文曜、蒋琳及俞士悦、王伟辈，皆奸邪谄佞，国之大憝。乞将谦、文等明正典刑，循等诛其一二，余悉屏之远方，以为不臣之戒！”
英宗命三法司会审此案。左都御史萧维桢想逢迎徐有贞、石亨，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是“迎立外藩襄王世子为帝，意图谋逆”。
在审讯中王文抗辩道：“按照祖宗成法，召亲王必须有金牌信符，派遣使者必须有兵部发的马牌。这些只要到内府和兵部都可查验，岂能凭空诬陷？”
于谦惨笑道：“石亨等人欲报私仇，想叫我等速死，辩有何益？”
左都御史萧维桢道：“于公可谓明白人。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张在一旁怒目而视，叱道：“此辈自己犯了罪，为何说是事出朝廷？”
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也乘机表演一番，刑科给事中尹昱捋袖奋拳上前要打于谦和王文，称：“此二奸臣正好殴！”可在场的人或冷眼相对，或嗤之以鼻，并没人附和他。尹昱因为这番表演，次日徐有贞即擢升他为通政司参议。
廷审的大臣将王文的辩词向英宗奏闻。英宗随即下令逮捕兵部车驾司主事沈敬，下诏狱审讯。锦衣卫对他严刑逼供，沈敬坚称兵部从未发出过马牌。而查验内府金符，独缺襄王府金符。但管理符信的老宦官称是二十年前宣宗驾崩时太皇太后早已将襄王金符拿走。后来金符果然在太后宫中找到，上面竟覆盖了寸许厚的灰尘。
英宗命三法司与锦衣卫复审此案。因为没有找到迎立外藩的证据，三法司只好以“意欲”迎立外藩定罪，上奏英宗说：“王文、于谦召沈敬拟差人往迎襄王世子，谋未及定而陛下复登大位，沈敬畏势不敢上告。”议处王文、于谦谋逆凌迟处死，籍没其家。沈敬知情故纵，当斩。
徐有贞亲自向英宗解释说：“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故应定罪。”
“诛心”之说，是完全违背任何朝代的法律准则的。英宗颇有些犹豫，他说：“王文罪有应得，而于谦确实有功于朝廷。”
确实，如果不是于谦领导抗击也先，捍卫京师，大明朝已是风雨飘摇，社稷都不保，英宗也将永远无法返回京都。
徐有贞见英宗迟疑不决，立即攘臂直前，大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英宗被徐有贞呵斥醒了。的确“夺门”是一场政变，如果不把王文、于谦打成阴谋集团，“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倒还成了叛乱。于谦不得不死！
当时，大理寺卿薛瑄刚刚奉命来到京都，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他劝英宗此案要从轻发落，方显帝王仁恕之道。于是英宗下令罪减一等：王文、于谦斩首弃市，沈敬发配铁岭充军。
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被绑赴西市斩决，籍没家产，家属戍边。临刑时，于谦面无惧色，慷慨赴死。围观的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尽皆默默地洒下同情的热泪。当日满天阴云密布，愁云惨雾，好似老天亦为忠臣惨遭杀害鸣不平。
孙太后在宫中起初不知于谦被判死刑，等到听说后，一连数天嗟叹不已。
当锦衣卫派人去查抄于谦的家产时，发现这位堂堂一品大臣的家中竟然非常寒酸，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唯有一间正室上了锁。打开一看，里面供奉着皇上颁赐的蟒衣、剑器和玺书，一点都没有动过。前去查抄的官员见于谦如此清贫，尽皆摇头叹息。
于谦被斩首，曝尸于市。都督同知陈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召，冒险收了他的遗骸用一口棺材装了草草埋葬。天顺三年，于谦的女婿朱骥将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埋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称为于少保墓。
恰好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坟茔也在西湖旁边。岳飞被秦桧安以“莫须有”的罪名，死于风波亭上，被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竟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两位受人崇敬的民族英雄都因奸人的诬陷而冤死，令人扼腕叹息！
杭州西湖因为驻有他们的忠魂，而使湖光山色生色不少。清代诗人袁枚有诗为证：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于谦死后，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上哭祭于谦。此事被曹吉祥知道了，用鞭子痛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朵儿仍然去祭奠如故。曹吉祥也拿他无可奈何。
朵儿为什么这样崇敬于谦？因为北京保卫战前后，有人主张将住在北京的蒙古人全部杀掉，以防他们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下令称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从军者立功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者杀无赦！朵儿就是立了军功被提升为指挥的。
宫中太监裴某对曹吉祥等的飞扬跋扈愤愤不平。于谦的家人都被流放充军，裴某却秘密地把于谦的小儿子于广藏匿了起来。后来他竟连太监也不当了，带着于广远走他乡。
后来，襄王瞻墡的两封奏疏在宫中被发现，迎立襄王的诬陷阴谋彻底被揭穿。此时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先后败亡。英宗即使知道于谦被冤死，但他仍然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为于谦平反。直到成化二年，宪宗即位之后，于谦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宪宗派遣马璇至杭州祭奠于谦，祭文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前官，遣人谕祭。
这篇祭文为时人所传诵。于谦之子于冕也从戍所赦归，官任兵部员外郎，后来还当了应天府尹。
于谦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咏石灰》诗：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既是他激励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为人所景仰的轰轰烈烈一生的真实写照。
二 大清洗，睚眦必报
于谦、王文既死，英宗皇帝先整肃后宫。明朝的皇帝既宠幸宦官，一旦有事却又把他们不当人看待。景帝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未经审讯，就被残酷地凌迟处死。只有兴安幸免于难，大概是怀献太子死后他主张复立沂王，以及得到孙太后庇护的缘故。不过他也被撤去了司礼太监的职务。兴安佞佛，临死时遗命舂骨为灰，唯恐死后还要遭受曹吉祥等人的报复。
关在诏狱中的内阁学士们也一个个遭到清算。大学士陈循是景帝时期的决策者之一，自然首当其冲。他逢迎景帝，带头易储，废黜朱见深的东宫太子储位，自然深为英宗憎恨。但陈循心存侥幸，自恃有恩于徐有贞，又灵机应变地参与草拟英宗的复位诏书，冀图徐有贞会为他说几句好话。孰知徐有贞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不想跟他沾上任何关系。英宗虽然没有杀他，仍然罪加一等，贬官充军铁岭之前还特地下令打了他一百廷杖。
与陈循一同谪戍铁岭的还有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吏部左侍郎项文曜等人。俞士悦、项文曜被认为是于谦的死党，而江渊素以投机取巧著称，他还被怀疑是广西土官黄竑所上易储疏的作者，因而遭英宗忌恨。
英宗颇爱才，复位之日即召内阁学士高谷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抚他们，让他们起草复位诏书。复位诏要废除前朝许多不利于民的弊政，其中军队将领许多扰民敛财的特权都在废除之列。石亨特地找到商辂，密嘱他不要将这些特权写进诏书。耿直的商辂不买他的账，说：“祖宗旧制，不敢随便更改。”因而得罪了石亨。石亨怂恿言官弹劾商辂与于谦、陈循朋比为奸。商辂再次被关进诏狱。
商辂于狱中上书自诉，说就在“夺门之变”那天，他与王直、胡濙等曾上书景帝，请求复立沂王为东宫太子，由他起草的复储疏当晚来不及递送进宫，“夺门之变”即起。现在复储疏尚存于礼部主事姚夔处，可以查验。
哪知英宗看过复储疏之后，极为愤怒，说商辂所拟疏中“陛下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没有直接提到沂王见深，是“诈言取巧”。当时宦官兴安在旁边，他不顾自己已经失宠，秉着一贯的直率说：“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当年他倡议南迁，倘若真的南迁了，不知将置陛下于何地？”
英宗听兴安这么一说，默默思量了很久，终于赦免了商辂，只将他削职为民。
在景帝病重时，王直等聚集大臣商议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内阁学士萧镃却持反对意见，说：“沂王既已罢退，不能再册立为皇太子。”就是这句话惹恼了英宗，也将他削职回籍。
另一个公开反对复立沂王的是左都御史萧维桢。“夺门之变”后他见形势不对，极力巴结徐有贞、石亨，成为他们的打手。参与审讯于谦、王文时，极尽栽赃陷害之能事，欲置他们于死地，用以讨好新的当权者。但英宗却讨厌这种两面三刀的人。都察院是朝廷的重要部门，不能留用这种小人，遂把他放逐到南京都察院任职。同时下放南京的还有户部尚书张凤。
还有那位在朝堂中率众群殴王振党羽、打死马顺等人因而名闻天下的王竑，先是由浙江巡抚降为参政。后被石亨、张等参劾，英宗将他削职为民，送江夏管制。半年后英宗偶然翻阅到王竑的一篇奏疏，其中有劝谏景帝“正伦理，笃恩义，善待上皇”之句，深为感悟，旋即命当地解除王竑的管制，送归故里善待之。天顺五年，战事又起，朝中无人可用。英宗急召王竑赴京参赞军务，与都督冯宗击退孛来。宪宗即位后升王竑为兵部尚书，屡立功勋。但他深感朝廷积弊，叹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可以行也！”他五次上书称病辞官，居家二十余年，宪宗多次诏其出仕，都被他婉辞。
与于谦一同被捕的还有都督范广。范广英勇善战，在北京保卫战中屡立奇功，深受于谦信任。范广为人正直，对总兵官石亨的嚣张跋扈和贪婪腐败，敢于揭发和抵制，因此石亨对他恨之入骨。张因与范广争权矛盾很深。于是二人挟嫌报复，诬陷范广是于谦谋立外藩的帮手。英宗下令将范广处以磔刑，其子范升充军广西，妻女赐予降卒，备受凌辱。
张因为与杨洪之子杨俊有过节，便向英宗揭发杨俊镇守永宁、怀来时，下令士兵不许开门接纳英宗。又诬告杨俊曾说英宗返回北京“将是祸本”。以此来激怒英宗，将杨俊斩首弃市。
英宗复辟后不久，就有人将上易储疏的广西土官黄竑之子永清左卫指挥同知黄瀚绑缚送到锦衣卫，英宗下令将其发配万全右卫充军。
对于在南宫中那些加害过他的人，英宗也是睚眦必报。举报“金刀案”的卢忠被景帝发配广西充军；还有那个建议景帝砍伐南宫大树的宦官高平以及建议景帝将沂王见深迁往封地被放逐铁岭的给事中徐正，都被从谪戍地押回京都，英宗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以磔刑！
一朝天子一朝臣。英宗复辟之后，徐有贞、石亨等要专权，便以各种罪名，将内阁和六部大臣放逐殆尽，只剩下几位历经数朝的元老未被扳倒。
礼部尚书胡濙在景帝病重时，曾主持左掖门会议请求复立沂王为皇储。虽因奏章未及上报而“夺门之变”即起。英宗对他维护沂王见深还是心存感激的。且胡濙曾多次上书，要求景帝朔望和节旦率群臣朝贺太上皇，不忘忠爱。所以他虽是景泰朝的重臣，也能得到英宗的优抚宽容。
另一位老臣吏部尚书王直，曾经力立派遣使臣去迤北迎奉太上皇归来，不惜触犯景帝的逆鳞。英宗得以放归，他出了很大的力。并且他也是积极维护沂王见深的大臣之一。景帝改立太子，他得到封赏和金币，却深感羞愧无地。因此复辟以后，尽管石亨、徐有贞想扳倒他，但他却得到了英宗皇帝的原宥。
此时眼看着朝中同僚一个个获罪，徐有贞、石亨等宵小专权跋扈。王直、胡濙两位老臣心灰意冷，同时以老病请求致仕。英宗知道留他们不住，遂准允他们回家养老。并赐给玺书、楮币、袭衣，令驿传送他俩回乡。
王直在宣德年间，因被杨士奇抑制，一直未能进入内阁。晚年回到家乡，与邻里栽树种菜，其乐融融。他慨叹道：“昔日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倘使我在内阁，今太上皇复辟，当不免辽阳之行（指充军铁岭）。哪能与你们共乐呢？”王直活到八十四岁，胡濙更是活到八十九岁。
景泰朝的内阁成员中，王文被杀，陈循杖谪，商辂、萧镃削职为民，只剩下高谷一人。高谷为人正直，不愿与徐有贞等奸佞之徒共事，坚决要求致仕。英宗对高谷甚为留恋，说：“高谷在内阁，商议迎请朕回京和南内之事，曾经左右维护朕。”因他去意已决，便赐给金帛袭衣，令其乘坐驿站舟船归家。
高谷退休之后，闭门谢客。有人询问景泰、天顺之间的事，他都闭口不谈，于三年后去世。
何文渊因为积极参与景帝易立太子，“父有天下传之子”便是他首创的名句，因而得擢升吏部尚书。英宗复辟后，他自知必将遭到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心怀恐惧而上吊自杀。
王直退休后，主持吏部事务的是王翱。因为吏部掌握用人权，王翱老成耿直，铁面无私。石亨想任用私党，王翱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便向英宗进谗说：“王翱老了，可让他退休。”王翱得知，便愤而上疏乞请致仕，得到英宗的批准。石亨想拉拢吏部侍郎李贤为党羽，对他说：“王翱退休，你当代他为尚书。”李贤却说：“朝廷不可没有阅历多而通达世事的人。王翱虽年老，精力仍然充沛异常。让我辅佐他就可以了，我怎敢当此重任？”此话传到英宗那里，王翱得留任吏部尚书，而李贤得到英宗赏识，不久就进入了内阁。
石亨在景泰年间屡次上书，称文臣不应节制武臣。到现在大权在握，英宗听从他的意见，下诏罢除了朝廷派出的巡抚总督军务的职权。趁机打击景帝派往各地的巡抚，其中就包括浙江的王竑、山西大同的年富，宣府的李秉等人，使各边镇大权尽落石亨党羽之手。
三 大封赏，鸡犬升天
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目的就是借迎复太上皇邀功赏。而英宗久困南宫，能从御弟手中夺回皇帝宝座，自然要重重酬谢这些发动政变的阴谋家，赏给他们高官厚禄，让他们与自己同掌政权。
英宗在颁布复位诏书的同一天，敕封总兵官石亨为忠国公，食禄一千五百石。有明一朝只有少数几位开国元勋如徐达、李善长、常遇春等敕封国公爵位。自从英国公张辅战殁土木堡，朝中就没有活着的国公爷了。石亨何德何能，竟敢僭居如此高位？只因为英宗皇帝要酬答他复位之功罢了。
英宗还赐予石亨“奉天翊卫推诚宣力佐理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勋号，给诰券，本身免三死，子免二死，并追封三代。
其他参与“夺门”的有功人员，都督张封太平侯，食禄一千三百石；张封文安伯，食禄一千二百石；都御史杨善封兴济伯，食禄一千二百石，俱子孙世袭。颁封赠敕文说：“朕居南宫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意奸臣谋逆，武清侯石亨等能先机弭变，会合忠义，奉返朕躬，复正天位，功在宗社。”
随后英宗又以“夺门”功封孙太后之弟孙继宗为会昌侯，食禄一千二百石，世袭罔替。
太监曹吉祥是“夺门”功臣之一。因为朝廷没有给宦官封爵的惯例，英宗将曹吉祥嗣子曹钦由锦衣卫指挥佥事超擢为都督同知。他的侄子曹铉也封为锦衣卫世袭指挥佥事。
徐有贞在英宗复辟的当天，即被授命以原官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次日，英宗又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兼理阁事。但徐有贞未得封爵位，很不满足。他对石亨说：“愿得为武弁，以从兄后。”
石亨为他向英宗游说，英宗于是加封徐有贞为武功伯，食禄一千一百石，子孙世袭指挥使。过了三天，英宗又命徐有贞兼华盖殿大学士，并赐给勋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并给诰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追封三代及妻室。
王骥也参与了“夺门之变”，眼见石亨等人获得高官厚禄，分外眼红。连忙上书请功：“正统十三年，臣奉命领兵往征孟养贼子思机发。臣男王祥屡建奇功，被奸臣于谦嫉恨，止升流官指挥佥事。今于正月十七日，臣又同男王祥、孙王添随总兵官石亨夺东上南门，众人将臣并男王祥挤倒在地，得都督刘昱救起。望怜臣孤忠，将男给予世袭，臣父子不胜感激。”
英宗于是将王祥转为世袭指挥佥事。兵部尚书于谦被杀，左侍郎俞纲掌握部事。俞纲是景帝郕王府旧人，被黜调南京兵部。英宗遂任命王骥复任兵部尚书。谁知王骥老迈昏庸，上任才几个月就请求致仕。
另一个伸手邀赏的人是右都御史罗通。他见石亨、张都升了官，唯独没有自己，便上书英宗奏道：“臣与总兵官石亨、都督张等设谋，欲于早朝时领兵混同守御官军进南城迎太上皇出宫，夺门入登宝位。亨等咸喜曰：‘只在三日内行之。’正月十六日黄昏时，亨遣人约明日四更在朝房相会。亨报‘只宜早下手。’臣遂同亨等领军进南城以成大功。今复位六日，不蒙召问。显是亨等不以臣谋达于圣聪，臣若不自陈，皇上无由知臣设谋效忠之心。不预论功行赏之典，心实不甘！”
罗通利欲熏心，溢于言表。好在英宗未追究他这种要挟君主的恶劣行径，后来授予罗通的三个儿子罗师望、罗来兴、罗师汉镇抚之职。
石亨、徐有贞等并不以得到高官厚禄为满足。他们都想控制朝政，互相之间又有矛盾，于是便拼命地营私结党，培植自己的势力。
一天，石亨带了两个人来到文华殿前。英宗问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
石亨奏道：“他们都是臣的心腹，臣每有机密事必与他们相商，别人都不知道。如陛下复位时，即曾与他们谋划，其功实多。”
英宗听他这样说，即于殿前特擢千户卢旺、彦敬为锦衣卫指挥使。
自此以后，石亨求请无虚日，弟侄、家人冒功任锦衣卫官校者五十余人。部下及亲朋故友假借“夺门”功得官者四千余人。他的侄子石彪也被召回北京，晋官都督同知。
曹吉祥以内侍领兵拥戴复辟，深得英宗信任。他也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他的侄子曹铉、曹铎、曹睿也都晋官都督。他见其他人都封了爵位，便向英宗求告，得封嗣子曹钦为昭武伯，子孙世袭。曹吉祥门下厮养冒“夺门”功得官者多达一千九百人。
石亨、曹吉祥二人势力膨胀，他们为了争夺朝政的控制权，都想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于谦、范广被害后，在景泰朝起了很大作用的团营也随之罢撤，仍然恢复三大营的旧制。英宗命石亨与会昌侯孙继宗总管五军营，张与怀宁伯孙镗总管三千营，柳溥与广宁伯刘安总管神机营，仍命太监曹吉祥等监军。
孙继宗是皇亲国戚，按照祖制，皇亲不许参与国政。英宗采纳近侍的建议，破除成法，让他并掌军权，以牵制石亨。
掌握京营典兵权后，石亨等人想进一步控制兵部。曹吉祥抢先一步，推荐他的党羽户部侍郎陈汝言出任兵部尚书，并荐郎中郝璜为兵部右侍郎。自此，石亨与曹吉祥又控制了兵部。
掌握了兵部，仍未让他们的权力欲餍足，户部管理财政收支，是中央三大要害部门（吏、兵、户）之一。石亨等把原户部尚书贬调南京，推荐已经致仕的右都御史沈固出任户部尚书。沈固在大同管理粮饷二十余年。石亨叔侄在大同有大量的田产，他们与沈固狼狈为奸，侵吞了大量国帑。沈固在景泰朝因贪腐被弹劾强令致仕，至此改朝换代，又得借石亨的势力重出江湖。
石亨在兵部和户部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三大要害部门只剩下吏部无人了。吏部尚书王翱德高望重，他们扳不动，便在下面的僚属中安排私人。他推荐郎中张用瀚为吏部右侍郎、万祺为员外郎，都得到英宗批准。
徐有贞则力图掌控内阁。他得升兵部尚书衔，成为华盖殿大学士后，俨然已成内阁首辅。可这时内阁阁臣已经杀逐殆尽，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于是便推荐为他出谋划策的老相识许彬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杨善本想在内阁插一手，但他已封伯爵，四个儿子一并得官，受徐有贞排挤未能入阁。他想在内阁中掺沙子，便推荐大理寺卿薛瑄进入内阁。随后，英宗亲自挑选了吏部侍郎李贤入阁。
李贤当时官声较好，石亨和徐有贞都想拉拢他。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如何左右逢源，而又坚持自己的原则，对李贤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