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请教李世民道：“与东突厥未和之时，将领们纷纷请求出战，陛下不许，可不久敌方自退，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解释道：“我观察，东突厥兵虽多而阵不严整，他们君臣无不寻求贿赂。当双方约和时，只可汗独在渭水西岸，其他官员却过河到东岸拜见我，我若在宴中将他们灌醉后统统擒获，再乘势进攻，必大败东突厥。而且，东突厥攻泾阳时，我就令李靖、长孙无忌率兵埋伏在东突厥北归必经的豳州。那时，东突厥如丧家之犬，前有伏兵，后有追兵，想要打败他们是易如反掌。但我所以不战，因我即位日浅，国家还不安定，百姓不富，应当休养生息。一与东突厥交战，肯定耗费人力物力；东突厥怨恨既深，必然惧而备战，那就影响我远期目标的实现。今我不战讲和，以钱财贿赂他们，彼方已满足欲望，自然会不战而退，而且会志意骄惰，不复设防；我则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可一举根除敌患。老子曰‘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正是此意！”因为与东突厥讲和，所以李靖埋伏在豳州的军队也按兵不动。李世民就这样以智退敌，化险为夷。九月，东突厥赠唐羊万口，马三千匹，太宗不收，只是请求归还从中原掳走的平民百姓以及前兵败被俘的温彦博。
唐反攻东突厥之战要图
（6）东突厥内乱
李世民清楚知道，这样还不足以完全解除边患，为彻底消灭东突厥，他抓紧时机战备。二十二日，李世民引诸卫骑兵统将等，在显德殿庭习射，并教导说：“从古至今，边疆从未有过太平之时，狄戎时常侵扰。边疆稍稍平静一点，将士们就忘记作战，终日享乐，那么敌人来时必将措手不及。今日朕不让你们修建宫苑，而专习骑射；政事之暇，你们都练武，突厥入寇，则让你们做统帅。这样，中原百姓才可以安心务农。”此后，持之以恒，每日训练数百人，并且亲自去查看。士兵中箭法优秀的赏以弓、刀、帛，对其他将帅也加奖励，群臣无不阻拦，都说一群武夫在宫中习武弄拳实在不雅，而陛下亲临其间，多么危险。他一概不听，说：“帝王视四海如一家，率土之内，皆朕的子民，难道还猜忌自己的宿卫之士！”将士听后深受感动，无不竭尽全力，苦练骑射本领，数年之间，成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骑兵劲旅。
贞观初年，东突厥内部分崩离析。颉利可汗任用汉人，秉掌大权，“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颉利可汗还信任西域胡人而疏远族人，这些都招致了大多数突厥人的不满。“胡人生性贪婪，又多变”，一有风吹草动必摆摇不定，当时连年大雪，牲畜冻死很多，颉利可汗由于天灾而用度不足，就对归附的其他诸部横征暴敛，导致各部人心离散，纷纷脱离颉利可汗的控制，推薛延部的夷男为可汗，与唐朝联系，夷男被唐朝册封为真珠毗伽可汗。此时，铁勒的回纥、薛延陀、拔野古等见颉利可汗政乱，接连反叛，他也无力制服。五月，苑君璋投降。当初，突厥兵在苑君璋的带领下攻陷马邑之后，苑君璋面对唐军反击杀高满政，据恒安死守。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由于害怕，苑君璋也主动投诚，请求将功补过，去防守北疆，高祖答应了他。苑君璋请求订契约，雁门人元普被高祖派去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前来招降，苑君璋心中忐忑不安。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现在突厥正值强盛之时，不能和他相敌，应该依靠它以观其变。恒安这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你不应该受他人限制。”苑君璋于是将元普拘捕送至突厥，再次与突厥联合，并多次入侵唐帝国。到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无法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苑君璋被太宗封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颉利可汗势单力薄，百姓争相逃离。恰遇天下大雪，积雪数尺之厚，牛、羊、马大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李唐王朝乘机发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为了防御唐军进攻。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突厥内部的兴盛、衰落，从羊马的状况就可知道。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羊马数量剧减，这是将要灭亡的征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认为很正确。群臣都劝说太宗借机攻打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太不守信；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如此获得胜利，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各部落都离散叛逆，牲畜死伤殆尽，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再出兵讨伐。” 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被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至长安，献上五千匹马，宝钿金带无数，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可汗和亲，派兵多次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可汗说：“如果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可汗为此十分担忧，最后没有成婚。
突利因颉利可汗举兵攻打而向唐朝求援。太宗与大臣们商议说：“我与突利以兄弟相称，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和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突厥这个民族向来不遵守约定，没有信用，以后必定要背约，现在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以智谋乘乱攻打，舍弃将要灭亡的，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二十日，辖领各部的契丹族首领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大唐，请求换回契丹部族，并以梁师都为代价。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如今已是我大唐部族，而不是你突厥臣下，你们为什么来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大肆侵吞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纳他并且予以保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却与大唐为敌，出兵援梁，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我们早晚会将其消灭的。即使一时不能消灭，我们也不至于为了得到他而牺牲契丹百姓的切身利益。”
在此之前，太宗曾寄书给梁师都劝他归顺大唐，他始终不允，现在突厥内部政局混乱，争斗不休，已不能再庇护梁师都。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被唐太宗派去领兵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将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肆意践踏；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梁师都又因为得力部下秘密谋反而对他的部下猜忌万分，此时梁氏内部已经大乱，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络绎不绝。刘等知道时机已到，请太宗让其出兵。太宗派殿中少监薛万均、右卫大将军柴绍率兵进攻，又让刘都进逼。梁师都以挟制之。据字朔方城的梁师都率兵出城，列阵于朔方东城下，刘兰成按兵不动。梁氏夜半逃跑，刘兰成追击，大破梁氏。突厥发兵救梁师都，走到离朔方数十里时与唐兵相遇，双方奋力拼杀，突厥精疲力竭，终于败退。于是唐军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救援，城中粮草尽失。二十六日，梁师都被自己的堂弟梁洛仁杀死，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为夏州。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现在可以平定突厥，原因有六：第一，颉利可汗任用奸臣，为人残暴，诛杀忠良不得人心；第二，突厥很多部族已经叛离；第三，突利、拓设、欲谷等部一向不和；第四，天降灾害，粮食缺乏；第五，任用奸诈善变的胡人，远离其族人，唐军一到，必引起内部变乱；第六，北方的汉人已成气候，大军出塞后必群起响应。太宗认为既然颉利可汗打算与唐朝和亲，却又出兵援助大唐之敌梁师都，实属背信弃义。于是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二人率大军征讨突厥。
（7）平定东突厥
李世民审时度势，认定此时为铲除东突厥的最佳时机。张公谨提及的是外部条件，唐政局完全稳定则是得以出兵的内部条件。而且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经济充裕，关中丰收，特别是几年来李世民精心训练了强大的骑兵劲旅，可以在与东突厥作战的辽阔战场上大展身手了。于是他以颉利可汗先前既请和亲，又援唐反贼梁师都为理由，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十一月十五日，李世被派去打通汉道，李靖出定襄道，李道宗出大同道，柴绍出金河道，卫孝节出恒安道，薛万彻出畅武道，共汇集六路大军共十余万人，都受李世节度，分道合击东突厥。不久，在灵州首战中，李道宗的部队就宣布告捷。这一消息使北方各部族和东突厥大为震动，同罗、拔野古、奚、仆骨、纷纷投降唐。有些东突厥部众虽受颉利统辖，但也降唐。十二月十四日，突利可汗亲自入唐朝拜。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领三千骁骑自马邑出发，在恶阳岭驻扎，于当天夜晚突袭定襄城，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突厥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出兵如此神速，大惊道：“唐朝并没有派全部兵力向北方进军，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到此处。”突厥兵一天屡次受到惊吓，于是将牙帐迁移至碛口。李靖又遣间谍用离间计分离其心腹，颉利可汗的亲信康苏密立刻携隋萧后及炀帝孙子杨政道，归降唐朝。与李靖一样，李世也已马到成功。李世埋伏在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隘，颉利可汗全然不知，被杀了个措手不及。初八，突厥颉利可汗的军队在阴山被李靖大败。
先前，颉利可汗兵败后，带领残余兵力逃窜至铁山，同时派执失思力谒见太宗，当面谢罪，请求献地投降，自己入朝抵罪。鸿胪寺卿唐俭等人被太宗派去抚慰，又命李靖领兵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表面上一心归顺，极为谦卑，其实内心另有一番打算，想要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等草青马壮之时，再逃回漠北重整旗鼓。李靖与李世在白道会合，共同谋划道：“虽然颉利可汗被打败，其兵马还很强大，如果他逃往碛北一带，仍然有旧部下可以依靠。现在使颉利可汗感到不必这样做的原因是朝廷的使者已经到了突厥营地。我们如果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只需要二十天的粮草供给，活捉颉利可汗并不是什么难事。”二人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张公瑾，张公瑾说：“皇上既然已经接受他们投降，他们就是唐朝的部族了。况且我国使者仍在那边，怎么能贸然进攻呢？”李靖说：“当年韩信打败齐国所凭借的就是偷袭。唐俭等人不值得怜惜！”于是在夜里率兵先行，李世随后，行军到阴山，遭遇突厥一千多营帐，唐军全部将其俘获并命其跟随。颉利可汗见到大唐使者唐俭后十分高兴，心情有所平静。那天天降大雾，李靖抓住这大好时机，派苏定方带领两百名精兵作为前锋，等到距离突厥牙帐只有七里时，才被发现。颉利可汗已来不及抵抗，只有先逃。李靖大军赶到，突厥兵溃散而去。唐俭及时脱身回到唐朝。此役过后，突厥兵有一万多人被杀，俘虏男女十余万人，获得牲畜数十万头，隋义成公主被杀，她的儿子叠罗施也被活捉。颉利可汗想要率领一万多人越过沙漠，李世军队守住碛口，颉利可汗兵到，却过不去，手下首领兵士又纷纷投降，唐俘虏颉利可汗五万余人。
不久，李世得胜的消息传到了朝廷。
李靖等平定东突厥的捷报传到唐太宗耳边，太宗对侍臣道：“以前太上皇刚刚创立国家时，为保国家稳固，百姓平安，不得不向突厥称臣。对此我一直深感不安，痛心疾首，觉也睡不稳，吃也吃不好，今天终于消灭了突厥，洗我奇耻大辱，了我毕生夙愿。”李渊太原起兵时向东突厥称臣一事，本是唐朝后来讳莫如深的不光彩的历史。李世民将这一秘密随口说出，既说明他高兴得忘乎所以，更说明对于大唐稳定天下，消灭东突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后，李渊父子非常高兴，庆贺了一番。后来，李世民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实施怀柔政策，将东突厥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广阔区域，划分突利可汗统属之地，设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将原属颉利可汗的地方划分为六州，西边置云中都督府，东面设定襄都督府，以二府管辖当地百姓。唐太宗打败东突厥，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全部纳入大唐的版图之下，统一了北部国境，进一步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同汉族的联系。在各族民众里，唐太宗也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周围各部落、各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加“天可汗”的尊称给太宗，意思是指唐太宗是国内各族首领公认的皇帝。
孔颖达像
8.平定吐谷浑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闰四月，李靖率兵击败吐谷浑。
唐朝初年，吐谷浑虽然一直与唐朝友好往来，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断了唐朝与西域往来的交通要道。
当初，吐谷浑可汗伏允派遣使节进献贡品给唐朝，使节没有返回原地，就到鄯州去抢夺。太宗派使臣责怪他们，召可汗伏允来唐朝问罪，可汗伏允托辞说有病在身，不能前来，但为他的儿子尊王求婚。太宗答应此事，要求他们亲自来唐朝迎娶，尊王又不来，于是断绝婚姻。可汗伏允又再次派兵侵犯兰、廓两地。可汗伏允年纪已老，十分听信大臣天柱王的进谏，多次侵犯边境；又将大唐的使者赵德楷软禁起来，太宗派使节要求其将赵德楷释放，如此十次才让返回。唐太宗带领吐谷浑的使者在殿前平台亲自给可汗伏允讲明大义，可汗伏允始终没有悔改之意。六月，唐朝派遣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两员大将统领边境地区并攻击吐谷浑。十月，段志玄第一次战争获胜后，率尾军追击吐谷军八百多里路，一直到离青海湖仅三十里的地方。吐谷浑则驱赶牧马远遁。唐朝副将李君羡率领精将走捷径追赶，终在悬水镇击败了吐谷浑及其军队，俘获了牛羊牲畜两万多只返回。
但这次战役并没有完全消灭可汗伏允的势力。段志玄率军刚刚回撤，十九日，凉州就遭到了吐谷浑大军侵犯。二十一日，唐太宗召集军队大举进攻吐谷浑。太宗打算任命李靖为统兵将领，可是认为他年纪太大，经不起南征北战。李靖听说后，请求出征，唐太宗十分高兴，满脸红光。十二月初三，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各路兵马都受他管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岷州都督李道彦、凉州都督李大亮、利州刺史高甑生分别为积石道、鄯善道、赤水道、且末道、盐泽道行军总管，并在突厥各部的合力下，共同对付吐谷浑。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闰四月初八，吐谷浑在库山被李道宗击败。可汗伏允被击败后，于是烧光自己所有东西，率锐兵往西逃往沙漠地带以逃避唐军追击。唐朝诸将领认为马没有粮食可食，已经非常疲乏，不能孤军作战。侯君集说：“过去，段志玄军队还朝，才至鄯州，城下已聚集了吐谷浑士兵。因当时吐谷浑还较强大，众人还替他们效力。现在敌军失败一次后，兵逃人散，守卫的哨兵们也已撤退。君臣离散，父子难以相见，攻取他们易如反掌，这时不乘胜追赶吐谷浑，将后悔莫及。”李靖采纳他的意见，将所率军队分作两路：侯君集与任城王李道宗为南路军；李靖与李大亮、薛万均为北路军。
李靖的手下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打败吐谷浑，并斩杀了吐谷浑的名将，大获杂畜，以充军粮。不久以后，李靖等人又在牛心堆大破吐谷浑，又破敌于赤水源。
侯君集和李道宗两位大将率南路军艰难跋涉，走过杳无人烟的草地两千多里，而且气候极端反常，盛夏降霜。过破逻真谷时，其地无水，只好人啃冰，马嚼雪以解渴。直至五月，侯君集等在鸟海最终追上了伏允。双方一场激战，唐军获胜，活捉吐谷浑的名王梁屈葱，但伏允潜逃。
春秋正义序 唐 孔颖达
率领百余名轻骑的北路军将领薛万均、薛万彻深入到赤海，突然被吐谷浑天柱王数千骑兵包围。猛烈的激战中，薛氏两兄弟都中枪从马上落下，步行而战，十分之六七的士兵死亡。在这危急时刻，契何力率领数百骑兵飞驰赶到，纵横奋击，突破重围，所向披靡。敌军大败，万均、万彻也才转危为安。李大亮在蜀浑山打败吐谷浑军，二十名吐谷浑名王首领被捕。吐谷浑军在居茹川被将军执失思力大败。李靖率领各路军马途经积石山河源，过了且达，一直到达西部边塞地区，听说伏允在突伦川正往于阗逃跑，契何力打算乘势追击，薛万均吸取先前经验教训，坚决不同意这一策略。契何力说：“吐谷浑不定居，没有城郭，随水草迁移流动，如不趁他会集一块时攻击，等到他们四处游荡，如何彻底清理他们的据点呢？”于是亲自挑选骁勇骑兵一千多人，向突伦川进发，万均率部随后。沙漠中缺水，将士只得抽饮马血。唐朝军队打败在牙帐地区的伏允，杀死了吐谷浑军队几千名将士，获牲畜二十多万，伏允再次脱逃，唐军俘获其妻子儿女。
经过星宿，侯君集等所率的南路军到达柏海。然后，与北路军的将领李靖回师会合。
慕容顺在唐朝初年回到吐谷浑后，并没有被任为太子，充其量只是一个大宁王。虽然他是嫡子，但留居中原，长期没有归来，伏允可汗已经立其他的儿子为太子了。慕容顺心中一直很不痛快，想寻机夺取太子的地位。李靖率唐军取得节节胜利，使吐谷浑受到沉重的打击，吐谷浑的士兵们愤恨天柱王，不该诱使伏允可汗与唐发起争端。慕容顺感到这是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利用民心所向，斩了天柱王。而率领千余人马的伏允可汗逃到了沙漠之中，流浪十余日，部下将领逐渐分离散去，伏允可汗最后被左右随从害死。吐谷浑遂立慕容顺为可汗。
五月十八日，李靖上奏说吐谷浑已被平定。二十一日，唐太宗下令恢复吐谷浑国的称封，并封亲唐朝的慕容顺做了西平顺王甘豆可汗。太宗还担心他无法将局势控制住，于是令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吐谷浑甘豆可汗在中原长时间做人质，国内的民众都不拥护他，最后死在自己手下人的手里。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被立为可汗。诺曷钵年少无力，大臣们争权夺势，时局一片混乱。十二月，太宗诏令兵部尚书侯君集等率兵援助；开始先由使者向他们宣讲教化，如果他们仍不听从诏令，就寻找时机去讨伐他们。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三月初七，诺曷钵派使者往大唐，请求在吐谷浑颁用唐的历法，沿用唐的年号，并允许吐谷浑子弟侍奉唐朝。太宗欣然同意。十七日，淮阳王李道明被太宗派去出使吐谷浑，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鸟地也拔勤豆可汗，于是吐谷浑归入大唐旗号之下，征战之时也用唐的旗帜。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诺曷钵亲自入唐朝拜，献上马、牛、羊一万，并向大唐请婚。太宗满口答应，许给他宗室女弘化公主，陪嫁财礼也颇为丰厚，并将公主由李道明和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护送到吐谷浑。但不久，吐谷浑内部又发生动乱。丞相宣王专权，妄图篡位夺权。其谋略是诈言祭祀山神，调集军队，之后进击弘化公主，挟诺曷钵可汗向吐蕃投降。原来，太宗时期吐蕃兴起，唐和吐蕃两大势力中间是势力稍弱的吐谷浑，并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因此，吐谷浑内部就出现了亲吐蕃和亲唐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丞相宣王属于亲吐蕃一派，可汗慕容顺、诺曷钵则是亲唐一派。
诺曷钵得知宣王谋叛的机密后，率轻骑慌忙逃奔鄯善城，受到威信王的迎接。不久，唐的果毅都尉席君买和威信王合力大败宣王，斩了宣王三兄弟，随后上奏唐廷。时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四月二十七日。由于吐谷浑国内仍然很不安定，太宗于是又派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前去抚慰，重新将混乱的吐谷浑政权稳定下来。太宗逝世后，又雕刻诺曷钵的石像，列于昭陵之下，象征臣服大唐。在进攻吐谷浑时，李靖曾厚礼党项，他们为唐军充当向导。党项首领拓跋赤辞来到军中，对诸将领说：“原来不守信用的隋朝，总是掳掠我们。现在你们的各路兵马如没有害我之意，你们的粮草请让我来供给；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占据险要地势阻碍你们。”将领们同他约定后将其释放。赤水道行军总管行军到了阔水，李道彦见拓跋赤辞没有防备，于是偷袭他，获几千头牛羊。党项族人被惹怒，他们占据野狐峡，使李道彦的部队不能前进。李道彦被党项击败，伤亡万人，李道彦部撤退到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因逗留而耽误军期，士兵们纷纷逃散。二十二日，樊兴、李道彦因此获罪，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太宗派使节慰劳众位将领。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劳，薛万均肆意诋毁契何力。契何力不胜愤怒，拔出刀子，打算杀掉薛万均，幸亏众将相救，薛万均才免一死。太宗听说后责难契何力，契何力说明详细的情况，太宗大怒，要将薛万均的官职授给契何力。契何力婉言谢绝，他说：“陛下由于我的缘故而解除薛万均官职，那些不知真相的外族官员，还认为陛下重视外族而轻视汉人，争斗之事必然增多。而且会使外族有轻视汉人之意。”太宗赞许他的意见，没有处置薛万均。不久，将玄武门宿卫官一职授予契何力，又把宗室女临洮公主嫁给他。
9.统一经学
唐初继承、发展并完善了隋朝建立的科举取士制度，读书人可以通过参加考试取得功名，这就为社会上的中下层人士走上仕途提供了机会。唐初开始，对读书人的身份贫贱限制减轻，为唐王朝的巩固笼络了大批有识之士。这对于大唐帝国的繁荣强大，对于盛唐文化的百花齐放，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唐初科举考试也不是尽善尽美的，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是“明经”和“进士”，所考的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当然前者考“经”的比例大一些。当时把儒家经典分为三类：《左传》、《礼记》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尚书》、《周易》、《公羊》、《谷梁》为小经。儒家经典经过数百年的曲折后变化，流传至唐的经学典籍互有不同，内容杂乱不堪。同一经书，有不同的注疏和不同的文字。而科考取士，需要标准统一，否则，考生答题，考官判卷，都会出现差错。
因此，由官方来进行统一经学的工作就迫在眉睫了。
由于前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经学受其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内容上带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观点，有一些不符合唐的政治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清理、取舍，这是官方统一经学的又一个主要原因。这些经传中，或有浓重的天人感应色彩，或有倾向虚无的玄学思想，或有谶纬神学的印记，或有古文、今文之争的门户偏见，或有南学与北学相争的讨论和学风差异等等。统一了经学，实质上也是统一了学术思想，统一了教育方针，统一了官方思想、意识形态，有利于唐朝政府的统治。
贞观年间，由孔颖达等所撰的《五经正义》问世，这在经史上有很突出的地位。
（1）儒学权威
唐初不但统一了儒经音注、文字，统一儒经义疏的工作也在进行。简而言之，“义疏”就是对儒经文字及前人注释的较为详细的解说，义，是含义、大义；疏，是疏通证明，串讲。义疏的特点是逐字、逐句串讲经书文字，以前人的注解为凭借，同时也对前人注解再进行通俗的解释。
贞观年间，由于儒经“章句繁杂”，唐太宗召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义疏》，后来又改为《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彻底地清理前人关于儒经的各种繁杂的注疏。不管是今文古文之争，也不管是南学北学矛盾，更不囿于哪种师传家法，均一律将前人之注疏作为资料看待，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撮其机要，剪其繁冗，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之说，以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的文字内容及思想观点。《五经正义》一举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说纷纭局面，儒家思想得到统一。这是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大一统需要，统一思想领域的重大措施。
尚书注疏卷 唐 孔颖达
孔颖达撰述的《五经正义》在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孔颖达（公元574～ 648年），冀州衡水人。八岁时开始读书，每日背诵儒家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为一名知识相当渊博的青年学子，尤其精于《郑氏尚书》、《左氏传》、《王氏易》、《毛诗》、《礼记》， 并且“兼善历算，解属文”，在家乡教学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各郡儒生受隋炀帝征召在东都洛阳聚集，他们与国子秘书学士论难争鸣，孔颖达的水平最高，对儒学的造诣非常精深。由于他年少，前辈儒生不愿意身居其后，竟暗中收买刺客企图杀害他。幸亏礼部尚书杨玄感惜颖达之才，让他住到自己家，才幸免于难。这场辩论过后，颖达被留在朝廷任职，补太学助教。隋朝末年，群雄逐鹿，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世民将孔颖达招至麾下，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孔颖达升任国子博士。太宗继位初年，又封他为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太宗即位后，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孔颖达的儒学造诣深深吸引了唐太宗，曾向他求教。一次，太宗向孔颖达请教：“《论语》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孔颖达答道：“圣人为了引导人们谨慎谦虚而设教。虽然自己有能力，也不能骄傲自大，仍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才艺虽多，仍不满足，还要向才艺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自己虽‘实’，但外貌像是‘虚’，自己虽‘有’，但外表要像‘无’。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将相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以自己的聪明来炫耀，以才凌驾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短处，拒绝臣下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君臣之道也将背离。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孔颖达既将儒经之言解说得十分透彻，又有现实针对性，太宗点头称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孔颖达任国子监的副长官国子司业。太宗崇重儒学，而孔颖达被作为举朝上下都公认的儒学权威。孔颖达“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孔颖达之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五礼》由孔颖达等人修定，“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孔颖达受太子令撰《孝经义疏》，成书后，学者们大为称道。因为有这样的儒学造诣和撰述经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任命孔颖达为国子祭酒，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
（2）《五经正义》成书
《五经正义》的始撰时间，没有详实记载，前人有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但无确切史料证明。据《旧唐书》和《贞观政要》有关记载，始撰于贞观年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提到《五经正义》撰成时间的是 《唐会要·论经义》。据该书载：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孔颖达共撰写《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称为《义赞》，后诏令改为《五经正义》”。
流传下来的本子，正文部分依旧称“注疏”，但孔颖达所撰的五篇序文均称“正义”。
《五经正义》的卷数，历来记述不同。据孔颖达各篇序称：《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孔颖达等疏。
《尚书正义》二十卷，（伪）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
《周易正义》十四卷，魏王弼注，孔颖达等疏。
《礼记正义》七十卷，汉郑玄注，孔颖达等疏。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晋杜预注，孔颖达等疏。
《五经正义》既非孔颖达独自撰述而成，也非孔颖达只任领衔之职所作，而是分下列两种情况（赘述于此，为澄清前人误解）：其一，《礼记正义》、《周易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以自撰为主，然后再会同诸儒讨论孔颖达写成的初稿，最终形成定稿。
其二，《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由孔颖达与诸儒合撰，孔颖达兼任筹划之事。
换言之，第一种情况是分两步撰述完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自述：现在奉诏删节《礼记》，以皇甫侃注本为基础，不足之处，由熊安注本补充，必定详尽地查找文证，精确地审定义理，综合重点，删除多余，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国子助教臣李善信，魏王东祭酒臣范义，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对共量定”。这清楚地讲述了撰述过程和后参加撰述的人。《春秋左传正义》的撰述也大体如此，孔颖达奉诏进行修定，据刘炫注本作为基础，如有疏漏的地方，以沈文阿注本补充，“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关于《周易正义》，孔颖达奉诏修定，以孔子为宗考察其事。以辅嗣为本，留其真实华丽，文字简洁，道理明晰。在做过这些工作后，仍担心才识短浅，未尽其意，与朝散大夫、太常博士马嘉远，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人共同商讨研究。
孔颖达对撰述的第二种情况也予以说明，在用语上与前种有所差别，显示合撰的份量较前大一些。在《尚书正义序》中写道：“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在《毛诗正义序》中又说：“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辩详得失。”
《五经正义》成书后，唐太宗极为高兴，这标志着朝廷对《五经》的历代注解作出了优劣可否、是非曲直的评判，从此对儒经有了权威性的、统一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发展历程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唐太宗亲自嘉奖孔颖达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准确。考查前代儒家学说，符合圣人的旨意，真是不朽之作。”并赐给孔颖达三百段布帛。
但是，统一儒学思想、将各种师传家法的分歧完全消除，毕竟不是可以轻易达到的事情。当时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唐太宗下诏，令详定《五经正义》。
除了原修撰者参予《五经正义》的修订工作外，又分别增加若干学有成就者，最后均由赵弘智重新详细审定。
从原修撰人和后来参加的修订人的身份上看，或为助教，或为博士，集中了国子监和太学中的儒学专家，专业学术水平是全国一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官职不够高。唐初朝廷多由宰辅大臣领衔参与比较重要的修撰工作，而作为统一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只由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员来负责编订，就颇有点不够份量。于是，朝廷要提高刊修班子的规格和级别，要再一次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即位的第二年，高宗三月下诏，称去世三年的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有所遗漏和谬误，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予以“刊正”。这是最高规格的编写班子，长孙无忌为当朝首辅，另有门下省、中书省长官（即宰相），拥有在思想方针上作定夺的足够权威。这次修订工作只用了短短两年。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由太尉长孙无忌，侍中高季辅、左仆射张行成、国子监官，将“刊正”完毕的《五经正义》上进唐高宗。唐高宗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并且每年的明经科依此考试。
《唐律疏议》内页
（3）主导思想
《五经正义》的主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一”之理。
《五经正义》主要对天地人伦的根本法则与儒经理论之间的一致性进行阐说。它认为，天地与人伦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和规范，而这个法则和规范是先于天地和人而存在的，是一成不变的，儒经理论就是要揭示弘扬这个法则和规范，因而不可怀疑儒经理论的指导性、正确性及正宗地位。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是重礼，《礼记正义》开头就对儒家之礼作了这样的阐说：“礼，是经天地，理人伦的。追究它的起源，早在天地未分之前就有了。所以《礼运》中讲到：在天地未分之前已经存在了。礼，也就是理，用它治理天下，则可以与天地共长久。”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关于“道”的说法，实际上老庄有“大一”的说法。《老子》曾讲过，“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于“大一”的概念，《庄子》提出的说法更直接，“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孔颖达等认为“大一”是儒家之礼的源头，先于天地形成而存在，是为了论证礼的永恒；天地之“理”即是“礼”，体现万物自然之“理”。《礼记正义》中记载，《左传》二十六年称晏子说：“礼是可以用来立国、使国家长久的；其与天地俱兴，自从有了物质，自然就有尊卑之分。仿佛羊羔跑而吮乳，鸿雁排成行列飞行，岂由教之者乎？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区分。”这是在强调，礼，并不是后天的、人为所规定的，不是束缚在人身上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由此可以看出，礼别尊卑上下，是天经地义之理；循礼守礼，是人们应有的义务和本能。这样，儒家礼法就被孔颖达自然化、神圣化、永恒化了。
既然儒礼体现了天地人伦之理，那么，只要顺其自然，不使万物失去其天然特性，就把握住了天地变化、政教所生的枢纽。对《周易》价值的认识，孔颖达也是如此：“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一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孔颖达又转郑玄之语，郑康成在《六艺论》中说：“易就是阴阳转化，天地的变化，政教之所以产生。”这个“易”，体现的依旧是“大一”之理。无论是《周易》，还是《礼记》，儒学孔门传授的就是顺天应人之道。孔颖达特别指出，论天地阴阳之理是为了致用于政教，不可流于空泛的学说，要将佛门之义与孔门之义的界限划清楚。“原夫易理难穷，虽复元之又元，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可见，虽然孔颖达从佛、道学说中找到了一些观点和论辩方法，以借鉴之，但又十分注意划清儒与佛、道的界限，无论是论人伦，还是谈天道，都需秉持“孔门”之教，“必以仲尼为宗”。孔颖达等阐发儒家思想也经常运用“道”、“德”，但也指出其区别于老子的“道德”，“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开通，是德从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经道谓才艺，德谓善行。故郑注《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
第二，试着把儒家的礼法规范同“性”、“心”、“情”、“欲”结合在一起。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提出了“性”、“心”、“情”、“欲”的概念，这是对传统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尤其《礼记正义》是代朝廷立言，这个突破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运，性之俗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传统儒学在讲治国治民之道时往往板着面孔，讲起礼乐教化却是直观、简洁、通俗，因此功利性显得很强，教诲的形式也过于死板。和玄学、佛、道的理论相比，在思辨层次和论说逻辑上儒学的薄弱就显露出来子。单单重复原有的“孔门之义”，已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进攻态势，于是孔颖达等人也论辩起“心”、“性”、“情”、“欲”乃至“静”、“运”、“理”、“道”等名词概念，把佛、道的名词概念也拿来使用，并且首先从正面肯定其自然性、合理性。孔颖达将“性”、“心”、“情”、“动”、“欲”、“静”，都说成是合乎礼的自然要求和反应，由此指出最符合人性的就是礼。孔颖达进而又反过来说，人因为有礼，才区别于禽兽，故人要依礼而行道德仁义，以引导人的本性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指出，人们立身行事必须以道德仁义为标准，任凭自然的发展是行不通的，必须以礼为指引，这样才可以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
孔颖达还认为，一方面需要礼法引导人们的性情，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观时政于人的性情之中，从人们无目的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中，可以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说，人们吟诵的诗“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剌形于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诗是人们的真情流露，是有感而发。人们作怨愤讥刺的诗，说明世道黑暗；人们作欢快的诗，说明政治清明。人之性情（六情）蕴于心中本是平静的，变化的只是外部的事物。外因作用于内因，外部事物影响内部情感的变化。如果善于观察人们情感的变化，那么诗也可成为求治之具了。
从汉儒之学的重视训诂考据，到宋儒之学的重视性命义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具这两种特色，应该重视和研究其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第三，“上裨圣道，下益将来”。
在《周易正义序》结尾，孔颖达写上了自己注疏儒经的心愿，“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这是《五经正义》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他阐说儒经思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术，不是为了兴趣，而是致力于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既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又服务于现实的皇权统治。
孔颖达认为，对于教化、政治来说，每部儒家经典都有共同的性质，但也各有独特的作用。比如，《尚书》记载了君王“事总万机”，在各种情况下处理政事、发号施令。由于君王地位极尊，君王的举动都被记载下来，所以出言不可不慎，言辞不轻易地说出。孔子志在“修圣道”，对于上自唐虞下至秦鲁的君王之语，删去其浮华、杂乱的词藻，而总结其纲要，“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
《春秋》同《尚书》相辅，“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既是对君王的督促，也是对君王的尊崇。有失则贬其之，有得则加以褒奖，这就是《春秋》作为皇帝明鉴的主要意旨所在。
虽然《周易》是占卜用的书，亦能辅助治道，“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
要作为求治的工具，即使是《诗》也可胜任，“夫《诗》者，论功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
虽然《礼记》是主要谈论礼仪，但也能“光赞大猷，垂法后进”，礼仪不是可以忽视的小事，它是最基本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顺之，则宗让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颂扬孔子整理儒经之时，孔颖达还强调了一个没权没势的学者也可以用思想学说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他说，“先王宣父在周末出生，有崇高的品德却没有崇高的地位，修养圣道以彰显圣人”。面对春秋时期“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王纲不振”的乱世局面，孔夫子“逢时若此”，一介书生能有什么作为呢？想要“正之以武”，但没有兵卒；想要“垂之以法”，但没有权位；想要“赏之以利”，但没有钱财；想要“说之以道”，但有权人不采纳。夫子认为，虽然对已发生的混乱没办法了，但可对提供鉴戒后人的经验教训。所以为了警诫世人，夫子刊修了《春秋》， “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虽用辞有些夸张，但却反映出孔颖达充分地肯定了儒经所具有的干预社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