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五经》部分同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在《五经正义》成书时就汇编在一起了，成为朝廷钦定的《五经》读本，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用书。若要参加科举考试，人们都要研习《五经正义》。由于《五经正义》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试题库，并且成为广大士子生徒的必读书，因而儒经对社会各界的影响也大大提高。又由于《五经》有了音训、文字、义疏统一的标准定本，身份也变成了朝廷的钦定权威，因而在儒、道、佛三家中处于正宗地位，道、佛可以互相非议，儒可以非议道、佛，但道、佛却无权对儒经进行非议。儒家思想无可争辩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道、佛二家只能依附于儒家，处于从属地位。
在皇权干预下，宗派间的异说被消除，儒学实现了东汉以来未曾有过的统一，而科举制度又将儒学发展推上顶峰。但是，官方对儒学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又束缚了儒经；钦定的“思想”，本能地排斥批评与争鸣，《五经正义》使儒学一方面走上高峰，一方面也出现僵化。所以，日后一些有胆识的学者要开新的风气，要打破《正义》成说，以自己的意思解说经。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五经正义》受佛、道、玄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对心性义理的探讨，尽管是粗略的，但却标志着汉学开始向宋学过渡。
10.严于律法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房玄龄等受诏定律令，成《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后，在与群臣讨论治国之道时，就确立了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仁政”，把隋末严刑酷法、恣意杀戮的暴政全部废除，而体现在立法原则上就是宽法慎刑。唐初为了把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彻底改变，制定了《武德律》，大致上以开皇年间律法为蓝本，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新加以删除制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共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有所减轻，如去掉了死刑九十二条，删去流放之刑，添加的徒刑有七十一条，其他改减轻从简的也很多，体现了唐太宗“用法重要在于宽简”的法律思想，从而把唐朝法律的基本面貌奠定下来。此外，《贞观律》又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七百条格和式。令是国家的政令和制度，格是文武百官职权的范围，式是各政务和事务部门的工作章程。律、令、格、式的各项具体规定，是一条量刑的准则，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此处置。
（1）删其苛细
不久，唐太宗又想将肉刑革除。他对大臣们说：“前代很久不施用肉刑，今天增加断人右趾的律文是十分不妥当的。”谏议大夫王认为：“古代以肉刑为轻罪，今陛下对被判死罪的人施以怜悯，才将本当死刑改为断趾。这些人能死里脱生，虽失一足也感陛下恩德。况且，让别人看见，也能引以为戒。”太宗还是觉得不大合适，又和萧、陈叔达讨论此事。这两个人的观点与王相同。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上奏，把四十余件不便治国的事指出来。太宗令之与房玄龄进一步删改律令。他们上奏认为，古代刖刑是五刑之一。后废肉刑，五刑改为死、流、徒、杖、笞。今再设刖足，便成了六刑。设去绞刑的律文是为了宽弘，而增此刑又加繁峻，不符合立法宽减的精神。太宗又让其与八座共同商定奏闻，终于决定废除断趾，改换成流放三千里，令加劳役两年。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见《明堂孔穴图》中五脏都附于背，叹道：“笞刑是五刑之中最轻的，但有许多人却因为受这种刑罚而死亡。古代帝王不明白其中道理，是非常可悲的！”于是下诏不许鞭犯人后背。此外，为了防止在刑具上作手脚以轻重徇情，还明文规定了扭、枷、钳、锁的长短粗细尺寸。
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是慎刑宽法，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和简明划一性。三月初八，太宗考察囚犯的罪过记录。有个叫刘恭的犯人，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一定能够在天下取胜”，因此入狱。太宗说：“如果上天要助他兴起，朕是除不掉他的，假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字又有什么用！”于是把刘恭释放了。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不能几种律文定出一条罪。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尽记，奸小之人就会钻空子：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想报私仇就判以重罪。因此，一定要谨慎地定出每条律文，不要出现这种弊病。”次年，他又对大臣们说：“若法令不稳定，则人心多惑，无所适从，从中就会产生奸邪。”太宗还肯定了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的法律。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对量刑的准确性，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是十分有利的。唐太宗确立的立法原则不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太宗深知，如果立法者本身知法犯法，破坏法律制度，违法做事，法律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曾说：“君主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而对自己不加约束，就好像恶火燃烧，添柴止火，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法者，并不是朕一人的法，而是天下的法律制度。”因此，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般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唐太宗在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是有很多生动事例的。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有一件棘手的司法案件发生。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进入宫中时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监守阁门的校尉在出阁门后才发觉。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如何给两人定罪。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唐太宗十分器重他，遂提出监门校尉不能及时察觉有人带刀入室，按照法律应当斩首；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是出于疏忽，应判徒刑两年，可用铜二十斤来赎罪。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是疏忽，长孙无忌也是由于疏忽失误而带刀入内。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按刑律规定：‘供御饮食、汤药、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著，想特别开恩宽恕他，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太宗听后说道：“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朕是不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的。”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正想批准封德彝提议的时候，戴胄再次反驳道：“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照法律应该从轻罚处；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同。”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校尉的死罪得以免除。
虞世南像
法制的贯彻，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皇帝能否执法守法。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那么大臣们要奉公守法就很难了。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中书舍人张文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认为不应当判死刑。太宗坚持道：“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触犯此罪。”魏征进谏说：“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今如果任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况且盗官粮处死，如果有更大的犯罪事件，那怎样才能加重处置呢？”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原来的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仗势夺取奴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关于奴婢的所有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拘留审查，但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侍卫皇帝的千牛卫府的卫官，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凭着国戚的权利，搬弄是非。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薛仁方杖罚一百，撤其职务。魏征极力反对道：“仁方既然担任职司，就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他还特别指出：“贵族国戚本来就很难处治，若您这次袒护他的错误，恐怕以后会起更多事端。洪水还未肆意横流，自己怎么可以毁掉堤防呢？”于是太宗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
（2）公正无私
国君要严格执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做到不徇私情，公正严明。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也较出色，他不仅从原则上强调“朕所以公治天下是因为法律是大家的而不是我个人的”，而且身体力行。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发生了一件事：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并追取赃物。他上书太宗，陈述自己原是秦王府的人，希望得到宽恕。唐太宗心有恻隐，想改变原决定，仍让他官复原职。魏征立即谏阻，指出：“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假如每个都能得到您的私恩，会让好人害怕的。”唐太宗点头称是。随后，他把庞相寿召来说道：“我为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今居帝位，却是四海之主，不能袒护故旧，徇私枉法。大臣们提的意见很有道理，朕哪里敢违背呀！”于是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叫他另去谋生。这个贪官只得悄然退下。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因贻误军期，受到主将李靖的责罚。他记下了这个仇恨，并诬告李靖谋反，事败被判处“减死徒边”。这时有人因为高甄生是秦王府旧功臣，请求宽大处理。唐太宗断然道：“高甄生在秦王府时的功劳诚不可忘。但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他不听李靖劝告，又进行诬陷，此若宽免，法将如何执行！国家自太原起兵以来，很多人建立了卓越功勋，若高甄生获免，则有功之人都可犯法了。这就是不能赦免他的原因。”
先前房玄龄受诏修定律令，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分了家，门庭荫庇就互不相干了，而谋反连坐时却都被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时却只处以流刑。根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妥之处。现在重新制定法令，祖孙和兄弟株连犯罪都要发配劳役。”太宗批准了。自此比照古代刑法，已去掉了一大半，全国上下拍手称快。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为劳役七十一条，凡由复杂改为简单的，改重罪为轻罪的，数不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依照高祖旧制，在太学行释奠礼，让周公做为先圣，让孔子作为配补的从祀；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孔子为圣，颜回配享取代祭祀周公。又删减武德以降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还确定了枷、钳锁、 、杖、笞等刑具，都有大小规格。
后来，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党仁弘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太宗本想赦免他，但为群臣阻拦。太宗若有所悟，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钦州。说明了其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教训疏导各位王侯，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上奏，以便及时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反叛篡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想要和他一块儿谋反，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一块对承乾谋反案进行审理。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宰相杨师道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伏在地上磕头不止，哭泣着替儿子认罪。太宗也泪流满面，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赵节与其他主谋，都要被诛杀。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情与法之间，太宗仍然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律是全天下的制度，而非皇帝一人的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这样唐太宗就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对死刑的处理唐太宗特别慎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大臣们郑重地说：“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十分珍贵。自今以后，死罪都经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及尚书、九卿合议断定，这样就可以免除些冤枉案了。”据记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仅有二十九人判处死刑。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张蕴古被任命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却以为这个人疯颠是有证据的，不应治罪。太宗遂准备宽赦，而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命令在东市将张蕴古斩首。过后，太宗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由于我当时怒不可遏，即令处置”， “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是有判死刑当立即处决的，皆须五复奏。”从此，这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从《北魏律》到《隋律》，都有处决死囚需“三复奏”的条文。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二月，唐太宗进一步完善死刑审批手续。他对大臣们说：“死刑事关重大，为了避免杀错人，所以规定了三复奏。以前一天就能上奏三次，使人无暇思考，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于是规定，自今以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要“五复奏”，即在处决前一日复奏两次，处决当天复奏三次；天下诸州三复奏。还规定，在门下省审核囚犯，有据法当死而情可宽恕的，要把奏闻记录下来。此外，为了突出审批案件的严肃性，唐太宗又规定行刑日宫中不奏乐曲，皇帝不食酒肉。
高昌贵妇仕女图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们竟没有任何人有异议。为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以法治国。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在执法方面有所失误，卿能够对其校正，朕又有什么担忧呢？”
（3）精选办案人员
全国最高的审判机关是大理寺，负责审理从刑部转来的各地疑案、死刑及中央百官的犯法案件。由于这一机构的职责关系着人的生死性命，从慎刑原则出发，唐太宗确立了大理寺官员必须精选的严格标准。戴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不但性刚正且才华横溢，又精通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被任命为大理少卿。戴胄任此官后，犯龙颜，执法令，他判的案子没有一件是冤案或滥杀无辜的，而工作效率极高，审讯时引用律文，下笔如有神。大理寺卿唐临也是一个典型。他在任万泉县丞时在执法方面就有很高威信。有一年，有十余名年轻犯人关押在县中监狱，到春末时，虽及时降雨，可家里的土地仍没有耕种。唐临请县令暂放他们出去，县令最初没答应，后因唐临挺身担保，县令才应允。他于是和犯人约定，必须在春耕结束后立即回到监狱，这些人深受感动果然按时返回。唐临被提升大理寺卿后依然秉公执法，量刑准确。唐太宗为了尽量避免冤狱，有时还亲到大理寺查问被判死罪的囚犯有无冤屈。太宗在唐临刚任大理卿的时候，就亲自查访，发现前任官所判的十几名死囚都在大喊冤枉，而唐临判处的一名死囚却默默不语。太宗很是惊讶，因为见了皇帝畏死喊冤是一般现象，默默不语实属反常，所以就问他原因。这一死囚犯答道：“唐大人断我死罪，一定不会冤枉，所以甘愿服法。”太宗赞叹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判刑断案能够达到这样程度就好了。”随后，唐临被太宗提拔为御史大夫，还亲自给他写政绩评语为：“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唐太宗选取大理寺的官员十分慎重，并加以鼓励，无疑对公正执法的作用是很大的。
唐太宗还吸取了前代刑讯拷掠造成冤案的教训，将刑讯制度加以完善。《贞观律·断狱律》中规定，审案时必须首先详察讯查，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要对其进行六十大板的刑事处分。并进一步对拷讯也作了限制：对囚犯进行拷打不得过三次，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过他所犯法的数量；拷讯数满不承认罪状的，取保释放。此外，还规定法官滥用酷刑，拷打致死者，要以过失杀人量刑。体现唐太宗慎刑思想的这些法律条文，有力地减少了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现象，是刑讯制度的进步。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皇帝凭着一时的喜怒而践踏法律是常有的。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也偶有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总能总结教训，公开悔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唐太宗的执法慎刑。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清正忠诚耿直，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当时很多候选官员都假冒门荫和资历，太宗命他们自省，否则就处死。没过几天，发觉了一些假冒资历的官员没有自省，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应当按照法律处以流刑。”太宗大怒：“你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感情用事，法律则是国家用来昭示天下人的最大信用。陛下所以要杀候选官员，是因为气愤他们的假冒，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适宜，再根据法律来裁断，这就是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能够这样执行法律，朕就不必再担忧了！”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口若悬河，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而使得国内没有冤案。
高昌车师墓
车师墓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西南的高昌故城内，墓葬排列紧密，为平民墓地。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交州都督李寿因贪污治罪，太宗因瀛州刺史卢祖尚廉平公直，才兼文武，招入朝，提升他为交州都督。卢祖尚开始满口答应，拜谢而出。随后，卢祖尚考虑到交州路途艰险，又称自己有病而不去任职。太宗派宰相杜如晦宣旨劝谕道：“匹夫犹重然诺，卿不应该答应了朕而又反悔！”祖尚不听。太宗再次面见，晓以道理，可卢祖尚仍然坚持己见。太宗不由大怒道：“我派人不行，如何执政！”在朝堂斩了祖尚。不久，他后悔量刑太重，对魏征说：“前时卢祖尚违背了臣子之道，可是朕杀他也实在是过于暴躁了。这是朕的过失。”于是，太宗追复了卢祖尚的官职，并根据制度将他的后代门荫受官。
（4）司法官员勇于执法
唐太宗能执法慎刑，也带动起一批勇于执法的官员。有的为守法不怕犯龙颜。如贞观初，县令裴仁轨私下里违法奴役门夫，太宗大怒，要斩了他。殿中侍御史李乾佑谏道：“法令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仁轨犯了轻罪却要处之以极刑，这是刑罚不当；若此，则天下人手足无所措。臣身为司法官，就应该依法办事。”太宗醒悟，免裴仁轨死罪，并提升李乾佑的官职。
更值得一提的是崔仁师审理冤狱，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一次，一起“谋逆”案件发生在青州，当地州、县滥肆逮捕，个个带上枷锁。有谁能够在严刑之下不招呢？于是死囚填满了监狱。太宗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去复核。到青州后，他一反原地方官吏的作法，将被捕犯人所带的枷锁除去，给以饮食，还让沐洗干净。他以事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只将十余名魁首定罪，其余全部释放回家。复审结束后，崔仁师回京师奏闻。随后敕使受命前往处决犯人。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担心地对崔仁师道：“您平反了这么多人，但人情谁不贪生，恐那些死囚见同伴获免，不肯甘心，倒打一耙，您恐怕就有口难辩了。”崔仁师安然地答道：“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能为容身保位，明明知道他是冤案而不申理。万一因本人才能不高，判案中出现失误，但能以我一人性命换十名囚犯之死，也心甘情愿。”孙伏伽听到这大义凛然的话，对其十分钦佩。而敕使到州再次审讯死囚时，死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崔公秉公执法，事无冤滥，情愿速死。”由于唐太宗执法慎刑，使他在执法方面威望极高。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唐太宗将罪犯名单亲自过目，其中被判死罪的有三百九十人，一时动了怜悯之心，为了能让这些死囚和家人团聚一段时间，敕令将他们全部放出，定于次年秋季都到京受刑。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九月，这些暂时放出的死囚都如期来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走。太宗对他们的诚信十分感叹，便下令赦免了他们。这件事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它只能是公平执法的结果。
由于唐太宗时期的法制健全，皇帝执法如山，以身作则，一般官吏也能清正廉明，依法办事，所以贞观时期形成了执法严明的好风气。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也不敢违法乱纪，侵欺百姓。
11.书法大家虞世南
虞世南（公元558～638年），越州余姚人，字伯施。哥哥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祖虞检，萧梁时，在始兴王府任咨议之职位。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少年时继承家学，与兄长虞世基一起在吴郡名儒顾野王处求学，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在文学、经济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以名家徐陵为其行文仿效之对象，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把先祖王羲之的书法继承下来，在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名气，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因此其在书法上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们以西晋时代的二陆比喻他俩。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因虞氏兄弟很有才学，便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晋王凭借自己的权势，把他们俩招致自己的门下。
炀帝大业年间，虞世南被任命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赏识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对于逢迎拍马很厌恶，所以不得重用，七品官就做了十年之久。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权势倒是非常的大。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的生活。隋末，宇文化及将炀帝和虞世基杀掉，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后来窦建德把他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窦建德所建政权被攻破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授弘文馆学士，转任记室，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仍兼弘文馆学士，为著作郎。虞世南以年老，数次请还，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推辞不去任职，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次年，爵位晋升至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当处理完政事后，如果还有空暇的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讨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温文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阿，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对古代帝王的得失进行评议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对时政有利的好的意见。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陇右地区山崩，大蛇在各地出没，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便询问虞世南有什么办法。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洪水泛滥、山崩地震、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都只不过是自然灾害而已，只要实行德政，“广播恩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使人民的疾苦得到了减轻。
宫体诗深受太宗喜好，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赐绢五十匹用来作为他的直言进谏之奖励。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的规劝多被接受，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
对于虞世南的直言规谏，唐太宗都非常的重视。“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常常深感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还能有什么值得担忧。’”“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唐人《隋唐嘉话》亦称“虞世南一人集五善于身”，不仅在书法、文学方面见长，更重要的是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为“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作用。
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闻达于当世皆因其文学之成就。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公，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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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的生平著作，文集三十卷除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想要以前代帝王得失为戒。魏征于是派虞世南、萧德言、褚遂良共同查找百家经典的名言，总结五十卷，为《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分散失。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虞世南因年龄已大并且经常生病，再次向朝廷请还，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太宗对虞世南的逝世悲痛万分，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下诏，命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其中就有虞世南在内。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学书于智永禅师，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的书法冠盖当时，人们都说其中有王羲之的影子。”宋人《宣和书谱》谓：“智永的书法源于王羲之，而虞世南又以智永为师。他专心练习，晚年书法与王羲之有相似之处。”虞世南有许多上佳的作品可以与王羲之相媲美。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也给予虞世南的书法艺术以较高的评价：“唐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李邕、柳公权、徐浩，皆第一等书也。”
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可以说虞世南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比虞全面，善长各书体，虞对正行草书尤其专注，较欧严谨；虞书内刚外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由于王氏父子的书法深受唐太宗君臣的喜欢，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自然而然地亦受到较大的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开始，以虞书外柔内刚，欧书筋骨外露为名。
在书法理论方面虞世南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后篇。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数目并不是很多，其中最受推崇也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三千余字，四十行，碑成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为虞氏晚年作品。他的笔迹内含刚劲，字体狭长；笔势舒展，横平竖直，平和中正。其中写法，无不一过三折；一竖一横，都平直有序；一点一划，也精准到位，如同看到血脉的流动。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破邪论序》、《昭仁寺碑》、《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贴的《用笔赋》、《大运帖》、《书指述》、《景纬成象》、《演连珠》、《孔有新制帖》、《朝会帖》、《积时帖》、《临乐毅论帖》、《瘦朽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其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真迹真是少之又少。
12.唐平高昌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灭高昌，太宗置安西都护府。
（1）关系恶化
唐太宗平定吐谷浑之后，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
西汉时的车师前王庭国是高昌国的前身。晋朝时，那里人丁昌盛，地高宽敞，遂以此地为高昌郡，以交河城为郡治所，设太守统辖。后魏文帝末年，这一地区为茹茹占据，立阚伯周为王，这是高昌称王的起初阶段。
伯周去世后，其子义成继承王位，后来其堂兄首归害死他。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后，铁勒阿伏至罗又将其杀死，铁勒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不多时候，孟明被手下杀死，马儒被立为王。马儒派使者到后魏请求内属，但依恋故土的高昌人不愿东迁，遂杀马儒，立金城榆中人麴嘉为王，又成了茹茹的属地。铁勒击败茹茹后麴嘉随而臣服于铁勒。麴嘉死后，子坚嗣位。
高昌的都城交河城，周长达一千八百四十步。主要官员有令尹、田北公、交河公，这都由王子担任，其他官职大致与中原王朝相同。大王决定并主管朝中大事，太子和交河公、田北公决定并评断、处理日常琐事。
高昌气候温暖，地多沙漠，可耕地土质肥沃，谷麦一年可以两熟。还适宜种棉花，俗称“白叠一条”。高昌人以采花织布来做衣料，用之所剩也拿到市场上做买卖。又盛产葡萄，能酿出醇美的葡萄美酒。民俗信奉天神，也兼信佛法。男子身穿胡服，辫发到背，女子身穿汉人的裙襦，发辫长至地面。文字以汉文为主，兼用其他文字。赋税计田收银，无银收麻布。刑法及婚姻丧葬风俗也似于中原汉族。
长安到高昌的距离大约是四千三百里，有两条通道：一条称伊吾路；另一条是捷径，要横穿沙漠千余里，从武威西北出发，茫茫大漠中，需寻人畜遗骨及骆驼粪行进。有时会有哭声在途中飘荡，但是，如果真的去寻找，则是绝对找不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传说有魑魅魍魉作祟。因此商客东西往来多取伊吾路。
唐初，高昌疆域南北五百里，东西八百里，有二十一城，拥兵万人。武德二年（公元619年）， 麴伯雅死后，子麴文泰掌权，仍旧以华容公主作为自己的妻子，并派使者到唐告哀。朱惠表被高祖派去前往吊祭。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麴文泰进奉拂林狗雌雄各一。此种狗长尺余，高六寸，能曳马衔烛。中原自此始有拂林狗。太宗李世民即位，麴文泰派使者献玄狐裘，华容公主被太宗回赏了花钿一对，接着太宗又得到了华容公主进贡的玉盘，其真心和好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麴文泰经常向唐通报西域各国的动态。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麴文泰亲自入唐朝见，太宗以礼相待，归时赏赐丰厚。在华容公主的请求下，唐太宗下令赐她姓为李氏，并改封她为常乐公主。次年正月麴文泰又入唐朝见，太宗也盛宴款待。
但是由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开始，唐、高昌两者关系急剧恶化。原来，这年七月，焉耆国使者入唐进贡，并请求重新开通由焉耆到唐的大碛路，以便于往来，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条大碛路自隋末以来就阻塞不通，高昌国是高昌西面国家入唐必经之地，因此，它垄断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大碛路一旦开通，高昌就不是西域各国使者和客商入唐的必经之路了，自然就影响了它的经济利益。因此，高昌竟然派兵袭击焉耆，大掠而去。此后，麴文泰经常阻遏西域入唐朝贡使者和客商通过。为了抗衡唐的压力，高昌又与和唐对立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结盟，与唐明争暗抗，从而更加有恃无恐。唐太宗下诏令麴文泰归还逃奔到高昌的中原汉人，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逃到东突厥以避隋末战乱的，而颉利可汗被唐战败后，又有一些人逃到高昌；但麴文泰隐匿不还。
高昌王麴文泰多次阻止西域诸国向唐帝国进贡。西突厥先使伊吾臣服，不久唐又使它归属唐朝，西突厥同麴文泰共同讨伐伊吾。太宗寄书责备麴文泰，召回大臣阿史那矩，想与他议事，麴文泰不让他出来，而派其长史麴雍前来谢罪。颉利可汗死后，大多数生活在突厥的人投奔于高昌，太宗下诏令麴文泰放他们回到唐朝，麴文泰不将他们释放。又与西突厥一同进攻焉耆，焉耆将此事向唐朝廷汇报。太宗派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往征询情状，并且对高昌来使说：“高昌也太不把我大唐放在眼中，区区一个小国，这几年以来，不向我大唐进献贡品，不行藩臣的礼节，官职称号，均同大唐的设置相同，为防备大唐的讨伐，掘沟挖城。我大唐使者到那里，麴文泰对他说：‘鹰飞翔在天空，猫戏游于厅堂，鸡伏窝于草蒿，鼠嚼食于洞穴，各得其所，肯定能让他们发展，得到喘息的机会。’再派使者对薛廷陀说：‘你既然身为可汗，就应同唐皇帝平等，为何要拜他的使者呢？’离间周围邻国作恶，又待人无礼，不除去他，怎么能劝善止恶！高昌将被讨伐。”
（2）征讨高昌
贞观十四（公元640年）三月，薛廷可汗闻听唐要东征，派使入唐请求为唐军作向导，于是太宗派民部尚书唐俭和执失思力带缯帛赏赐薛廷陀，谋划合力攻取高昌。但是太宗对麴文泰幡然悔悟、归顺大唐抱着一线希望。随后又下玺书晓谕祸福，还召麴文泰到唐朝，但是他都装作有病不来。太宗震怒，在十二月初四，以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薛万均为副，与东突厥各部等步骑会合，共数万人出师征讨。
军令颁发后，许多大臣上奏，都觉得跨越万里之外的大漠去用兵，胜负实在难料。况且高昌地处遥远，即使攻克，也无法长久控制，但太宗决心已下，一概不听。
听说唐朝已发兵前来讨伐，高昌王麴文泰对其臣僚说：“从唐到此相隔七千里，而且光沙漠就绵延四千里，既无水草，而且热风如同火烧一般，怎么能派大部队呢？以前我去过唐朝的陇北一带，当时只见眼前人烟稀少，一片萧条，不能与隋朝时相比。现在唐朝派军队来攻伐，粮草必定供给不足，兵少了，又奈何不了咱们，我们应当以逸待劳，坐等他们疲敝。如果他们陈兵城下，二十天之内，只管叫他粮尽兵退，然后我们就能趁机把他们俘虏。难道还有什么忧虑的吗？”但等到听说唐朝部队兵临碛口，他又内心恐惧，不知所措，最后发病死去，他的儿子智盛即可汗位。
唐朝的军队到了柳谷，探子说近日要安葬麴文泰，高昌国内人士都聚集在葬地。将领们都觉得这时候正好发动袭击，侯君集说：“不可。大唐天子以为高昌怠慢无礼，因此才派出正义之师。如今要是在安葬墓地袭击他们，我们就不配称作‘正义’了。”于是擂鼓进军，到达田城，下书晓谕他，高昌不应，于是在清晨开始攻击，到了中午便攻下城池，将七千多百姓俘获。然后又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当夜，进逼其都城，把前来迎战的高昌人打败，而后，唐朝大部队也来到高昌城下。
麴智盛给侯君集写信说：“是我的父亲得罪了大唐天子，他遭了天罚，已经死去。麴智盛刚刚即位不久，请尚书宽恕！”侯君集回信写道：“你如果是真心悔过，应当主动到营门投降。”智盛还是不出来。于是侯君集下令攻城。同时，从城外把如雨一般的飞石投射进去，城内人均躲在房屋中。唐军又造高十丈的巢车，将城内状况尽收眼底。城内人走动以及飞石所投目标，唐军都可以通过巢车上的人得知。先前，麴文泰和西突厥可汗达成互助协议，约定一方遇急另一方相救援；西突厥可汗便将专人派去驻守可汗浮图城，做为麴文泰的援助力量。等唐朝大军开到城下时，西突厥可汗仓皇逃走，驻守大臣举城投降。麴智盛处境狼狈，开门出城投降。侯君集分兵占领各地，后来统计，一共拿下二十二座城池，获得八千零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人，所控制的土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太宗想改高昌为州县建置，魏征劝谏道：“陛下刚即位时，受到文泰夫妇的拜竭，文泰以后逐渐骄傲自大，所以加以诛伐。有罪的只有文泰一人。我们应该安抚当地百姓，把它的社稷保存下来，让他的儿子做可汗，则皇上的威德及于荒远之地，四方都会向您归顺。现在要是将其地改置州县，那么还要经常有一千多人镇守，几年一换，这样一折腾，十有三四的人就会死掉，而且还耗费军资，拆散家庭，十年以后，陇右地区将钱财耗尽，大唐还是得不到高昌供给的粮食布匹。正所谓分散有用资财以供奉无用之地，臣觉得此法不要。”太宗不听从其建议，九月，将高昌所在地改置西州，把可汗浮图州改称庭州，并各设所辖县。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留下兵力镇守。
文成公主入藏壁画 吐蕃
侯君集攻高昌时，曾派使者约焉耆出兵与唐合力，焉耆遵命。等到高昌被灭亡后，焉耆王亲自到唐军营拜见侯君集，请求归还被高昌夺去的三城。侯君集奏请后把城连同被高昌掠去的焉耆百姓一起归还了焉耆王。
随后，侯君集携被俘的高昌可汗和君臣及豪强等得胜而归。太宗免麴智盛罪，封他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还把一并擒来的高昌乐工编入太常寺，原九部乐增高昌乐后形成唐国家法定的十部乐。至此，东起大海，西至焉耆，南起林邑，北至大漠，全部成为唐的直属州县。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自麴嘉建立高昌国起到麴智盛亡国止，中间共经历了九代，历时一百三十四年。而唐得高昌后设安西都护府并留兵镇守，使之成为唐朝进一步向西域发展势力的跳板。
13.唐与吐蕃和亲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至吐蕃，实现了和亲。
（1）松赞干布改革
吐蕃人是现今藏族的祖先，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羌族。羌族最初散居在今青海一带，以游牧为业，随着水草的长势而不断迁移。其中发羌、唐旄、牦牛等部先后进入今西藏地区。到南北朝末期的时候，羌人在西藏高原的中部和北部建立了苏毗国，以逻些为中心。另外，牦牛部在苏毗的南面建立了吐蕃国。吐蕃王称赞普，意思是雄强的丈夫。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任第三十二世吐蕃王，吐蕃得到迅速发展。
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在位时，南征北战，非常想把小邦林立、分裂割据的青藏高原统一成一个国家。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论赞弄囊让儿子接受了严格的要求和训练。松赞干布每天坚持骑射等各种训练，达到了训练要求才能休息。因此，在松赞干布十岁时，他的武功便在宫里出类拔萃了。到少年时期，他就敢骑马到山野间驰杀野牛野马以为娱乐。另外，松赞干布还接受了大量的文化教育，因为他父亲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通晓工艺、历算和各种学问的接班人。
松赞干布的父王想统一西藏各部，树立起赞普的威信，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但是王权的集中肯定会影响贵族们对权力的把持。旧贵族们为了保持特权，便策划了一场阴谋。也是在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年富力强的论赞弄囊被旧贵族设计用毒酒毒死了。于是，吐蕃内部的一些大臣和他们控制的部落纷纷起来造反，另外，羊同、苏毗等部的旧贵族们也起来把论赞弄囊任命的官吏赶走，举兵攻打吐蕃，一时吐蕃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这时，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时继位了。在宰相尚囊和他的叔父论科尔的协助下，松赞干布首先把毒死他父亲的一小撮阴谋家干掉，替他父亲报了仇，也稳定住宫廷所在地泽当一带的局势。接着，集中力量对付各地叛乱者。他还下令减少征取民间财物的数量，以达到争取民心的目的，同时他又建立起一支精锐强悍的军队，还充分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把娘氏、韦氏等贵族也争取了过来。在两年内，他平定了叛乱，把原归大贵族所有的武器、土地和民众统统置于自己的手中。
叛乱平定后，松赞干布决定将都城迁往吉曲河谷下游的逻些。这里处于西藏高原的中心地区，向北是雄伟的念青唐古拉山脉，向南是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这里地广人众，进可攻，退可守，为更好地控制整个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松赞干布下令，在逻些的布达拉山修筑王宫，许多房屋、作坊、兵营、市场也纷纷建立了起来。很快，这里就得到了迅速发展，也奠定了以后拉萨作为西藏首府的基础。
